这些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为什么选择扎根苏州民族管弦乐团

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有83位乐手，只有1位来自苏州本土，余下近99%来自外地，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日本、新加坡、加拿大、西班牙、马来西亚，平均年龄大约28岁。

成立于2017年12月，这支年岁不足3岁的乐团尚处幼年，演出足迹却已经遍布欧洲9国13城市、日本4城市、韩国4城市，海内外一年的演出量高达100多场。

11月25日，在艺术总监彭家鹏带领、小提琴家吕思清加盟下，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将再度移师上海，登台东方艺术中心，带来民族管弦乐版的《天方夜谭》《梁祝》《流浪者之歌》，以及中国管弦乐《丝竹的交响》（第二乐章）。

立足江南水乡苏州，眼光却望向海内外，苏州民族管弦乐团为什么能吸引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来扎根？演出前，我们和几位乐手聊了聊。

左起：崔灿、郭为、保田奏子、孙时雨

五湖四海，他们都来了苏州

崔灿来自西安。在乐团，她担任中阮声部首席，先生则担任打击乐声部首席。来苏州前，夫妇俩已经在香港中乐团打拼12年。

之所以选择苏州，崔灿坦言，原因有两则：一来，她从小就在电视上看到艺术总监彭家鹏的指挥身影，从小听着艺术指导朱昌耀的二胡曲长大，两位扛大旗者都是她敬仰的偶像级人物；二来，3岁开始，父母便频繁带她游江南，苏州更是来了无数次，早已情根深重。

身在香港，心里的根还在内地，2017年看到乐团的全球招聘，崔灿跃跃欲试，决定北上，“当时做那个决定，朋友都很吃惊。我们在香港已经很稳定了，孩子也在那边出生，全家搬回来，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崔灿形容，乐团在管理上采取“末位淘汰制”，乐手们压力大，对自己专业上的要求也更高了；乐团每年还会委约最主流、最一线的作曲家写曲，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总能最大化地发挥民乐器的长处；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内地演出，她也更容易找到音乐上的知音。

崔灿和先生如今定居苏州，孩子也在苏州读小学。回来前，她并不知道乐团会有如今的水平和影响力，心里也打鼓，“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不后悔，今天看来，决定特别正确。”

郭为同样是中阮声部的乐手，南下苏州前，她在沈阳音乐学院当老师。长相清秀，很像江南姑娘的她，实为沈阳人。

郭为同样受到彭家鹏、朱昌耀两块“活招牌”的号召，朱昌耀参与创作、演出的《江南春色》《扬州小调》等二胡曲，更是从小奠定了她对江南的印象。苏州的历史底蕴，以及巨大的发展活力，也是吸引她的地方。

相对于教学，郭为更喜欢舞台。来苏州后，郭为很快便跟着乐团去了欧洲9国13城巡演。音乐会平均上座率约95%，每到一地，都受到了当地观众的尊重和喜欢，有时光谢幕就要谢十几分钟。她至今还记得，瑞士现场来了一位戴红帽、穿红色唐装的老奶奶，拼命鼓掌，这种文化上的认同，给了她自信和鼓舞。

登台的机会多了，郭为面对的挑战也更大，“你会接触很多新作品，是从前听不到的，还会接触很多外来的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专业上会有很大的提高。”

小伙伴们来自五湖四海，80%是“90后”，“学音乐的人比较简单，比较乐观，状态都很积极，很容易玩到一块。”闲时，郭为会和同事约饭、喝咖啡、聊音乐、聊生活，“你可以了解到全国乃至亚洲、欧洲的文化，只在苏州，你的眼界便开阔了。”

朝夕相处的排练和演出下，郭为识音辨人，和大提琴声部首席走到了一起。来苏州快三年，她笑容坚定，“我的选择很明智。”

在乐团，像崔灿、郭为这样的夫妻档有七八对，几乎占了总人数的1/5。孙时雨和保田奏子这对“中日夫妇”，是其中一对。

孙时雨是山西太原人，保田奏子是日本广岛人，在日本洗足学园音乐大学读研时，两人是同班同学，同属打击乐专业。

“2010年上海世博会，我来过苏州一次，白墙黛瓦，一眼望去，好干净，好整齐，跟北方完全不一样。”2017年，正在读研二的孙时雨看到乐团招聘信息，冥冥之中，他很快报了名，“第一次排练，第一声响起，我完全不觉得这是民族乐团，就是交响乐团。”

异地恋一年后，保田奏子追着孙时雨来到苏州，通过重重考验，也考进乐团。在苏州安居乐业，她开始学说中文，学做中餐，和先生在台上并肩作战，别看她个子娇小，却打得一手好鼓，气势逼人。

“乐团的环境、制度、氛围和国际是接轨的。我们在日本的排练、演出很严谨，来这边也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落差。”2019年11月，孙时雨夫妇跟着乐团来到广岛巡演，妻子家一口气来了八十多个亲友团，看完演出，他们被乐团圈了粉，还在家庭聚餐时踊跃畅谈现场的感受。

这一年9月，苏州文化新地标——苏州民族管弦乐团音乐厅正式启用。“团厅合一”的运营模式下，乐团拥有了自己的主场与驻地，从五湖四海飞来的乐手们，也有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家”。

苏州民族管弦乐团

顶天立地，坚持两条腿走路

彭家鹏是朱昌耀三顾茅庐，从北京请来苏州的。

那时，他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乐手待遇，得知年薪18万，加上演出费，超过了20万，“至少在民族管弦乐团里，这个待遇是全国最好的。”彭家鹏坦言，乐手待遇决定了乐团的发展，他们将来很可能把一生的事业放在这个陌生城市，所以待遇上要有吸引力。

乐团成立时，几乎百里挑一。除了吸纳海外人才，大部分乐手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专业音乐院校，本科、硕士、博士俱全。

不只“筑巢引凤”，乐团还坚持“活水养鱼”，采取末位淘汰、能上能下的人才选拔机制，每年设置严格考核：乐手们有了危机感，才会有动力，珍惜这份工作。

彭家鹏

立足苏州，年轻的乐手们是不是都熟悉江南音乐呢？也不尽然。

“刚开始我问他们，《春江花月夜》有几个人演过？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举手。他们刚从学校毕业，特别是北方学校，不一定有条件研究，所以我说，你们来了苏州肯定要突破。”

在江南音乐里浸润四十多年，朱昌耀脑子里藏着一座丰富的曲库，总是亲力亲为教他们。乐团也会组织他们游太湖、游苏州园林，听评弹、听昆曲、听江南丝竹，把身和心都沉进去。

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至今才六十多年，先天不足是没作品。也因此，乐团花了大量精力委约创作，与赵季平等十多位作曲家签约，并邀请他们来苏州采风、深入生活、汲取灵感。

至今，乐团已委约创作《风雅颂之交响》《干将•莫邪幻想曲》《丝竹的交响》《烟雨枫桥》《四季留园》《姑苏印象》《来自苏州的声音》等11部作品，其中，5部作品入选文旅部“时代交响——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并两次斩获头名。

目前，乐团另有《江河湖海颂》《苏风三月》《苏州日记》《琴动山河》等4部委约作品正在创作中。每一部委约作品，几乎都会围绕“中国元素”“江南文化”展开。

“音乐材料、土壤是民族的，但和声、复调、赋格、配器等作曲手法，是专业化、国际化的。就像我们现在跟人家交流，你必须用英语嘛，你必须能搭得上话。”

朱昌耀说，“我们还是很宽松的，你想写什么都可以，但要稍微碰一碰，互相之间不要打架，要稍微跟我们有点关系。写成什么样，基本上由作曲家自己去决定。”

他举例，作曲家刘长远写《丝竹的交响》，便巧用了江苏民歌《姑苏好风光》，以及《渔光曲》，勾勒出太湖船歌、寒山晨钟、园林清幽、评弹灵动的音响画卷。

与此同时，乐团还坚持“顶天立地”，两条腿走路：“顶天”走大型音乐会路线，志在探索民族音乐的管弦化、交响化之路；“立地”走中型音乐会路线，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潮州音乐、绛州鼓乐……民乐里的名曲，应有尽有。

2019年，乐团演出108场，包括8套共48场大型音乐会、6套共60场中型音乐会。

朱昌耀总结，大型音乐会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演出较多；中型音乐会主要扎根苏州本土，乐手们组成“文艺轻骑兵”，深入乡镇、校园、企业，举办普及性、公益性音乐会，深受群众欢迎，也为打造“明星”独奏家提供了广阔的“摔打”空间。

今年，大型音乐会被乐团带到了北京国际音乐节，这也是23年来，音乐节邀请的首支民乐团。

牵手大提琴家康乔瑄，乐团献演了《丝竹的交响》等原创作品，《威廉退尔》《卡门序曲》《斯拉夫舞曲》《雷电波尔卡》等西方交响名曲，则被改编成民族管弦乐版，让人耳目一新。

这样的设计，和上海这台音乐会如出一辙：牵手小提琴家吕思清，乐团除了献上《丝竹的交响》，还会将《天方夜谭》《梁祝》《流浪者之歌》等名曲移植，改编成民族管弦乐版，俄罗斯作曲家柯萨科夫的《天方夜谭》更是长达40多分钟，有4个乐章，演出难度巨大。

成团以来，彭家鹏始终坚持这样的信念——借鉴西方交响的编制与编配，探索民族音乐的管弦化、交响化之路，他和乐团也始终践行在这条大道上。

演出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