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建构：疫情时期的政务公开得失复盘

原创 唐鹏 数旗智酷 收录于话题#数字抗疫案例14#数旗智酷出品19

适合阅读本文的人群：政务公开负责人、政府新闻发言人、政府网站工作者、数字政府研究者等。本文首发于2020年3月27日数旗智酷官方微信。

未来的政务公开将走向“与机器共生”的时代，每个政府机构、政务公开主体以及个体都需要理解“机器生产内容”的规则与规律，同时需要警惕来自机器的“驯化”。未来的政务公开不仅需要接受不同平台与用户的“解构”，同时需要学会“建构”。

唐 鹏

电子政务理事会副秘书长、数旗智酷创始人

从疫情暴发、登顶到逐渐消退的公众舆论周期性反应来看，影响本次疫情中政务公开质量与舆论走势的主要集中在三大事件，首先是国务院客户端及小程序的“互联网+督查”平台推出“疫情防控线索征集”入口，迅速将网络舆论拉升到极点，公众将之视为对武汉疫情暴发背后涉及政府不作为问题的有效督查行动；其次是武汉红十字会在疫情期间的物资调配、处置以及款项公开等效率与透明度问题，个别事件案例的爆出，导致对捐助人及机构的信任与热情造成冲击，从而演化为大面积网络舆情；第三是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的“被训诫”、感染病毒直至抢救无效逝世，从训诫书的照片公布、李文亮死讯的传出、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结果公布到武汉市公安局“平安武汉”官方微博发布道歉信，每个节点都在网络社交平台掀起舆论的滔天巨浪。而这些都是由政府网站、权威新闻媒体、政务新媒体以及民间自媒体共同促成的关乎公众知情权的政务公开行动。

相比于2003年的非典，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舆论环境与政务公开的通道已经是一个完全被媒体化、平台化、数据化甚至视觉化的新媒体传播环境，公众参与网络议题的能力、方式与创意在不断提升，从《人物》杂志在微信公众平台发表的《发哨子的人》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由全球化语言、二次元文化、犬儒主义思潮以及民间情绪等构建的网络文艺行为艺术景观即可看出，机械式“删除”可能正在成为一种网络空间生态治理的“过去式”行为，建设性的对话平台搭建与依托数字技术的创新互动方式，应该成为5G、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务公开新常态。正如文化先锋学者朱大可先生所言（大意），从来没人想到，我们将“复制”变成了一种“创造”。在公众情绪反射弧被平台、数据与算法压缩到无限小的直播时代，政务公开的确需要重建自身的语言、行为以及观念。

通过信息公开、政策解读、回应关切等是增强政府透明度、提升决策科学性的重要方式，而数字技术在当前政务公开的进程中的作用与价值越来越凸显。《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疫情中我们将创造怎样的世界？》一文中表示，“我们当然应该利用新技术（防控疫情），但是这些技术应该赋予公民权力。当人们谈论监控时，请记住，同样的技术，公共当局可以用它监控个人，个人也可以用它监控公共当局。”其实微博和微信在过去几年已经部分充当了这种“监督”的价值，推动了政府和公众的相互监督，每一次舆论事件其实本身都是一次“技术赋权”的过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政府侧的监督能力更强势（不同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下“强势”的方式有区别而已），或者说因为数字鸿沟以及技术使用能力不平等的原因，客观上而言，公众还缺乏对等的能力去监督公共机构。未来政府与公众在基于数字技术的监督与被监督的进程中理应走向一个平衡，只有双方的力量势均力敌，技术才会走向“向善”，否则任何一方的能力过于强大，就有失控的风险，这涉及“技术伦理”与“技术道德”。比如掌握互联网传播规律以及数据能力的人，会利用规则去煽动与套利（比如“剑桥分析”与“联合智囊”），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公共机构在重大事件面前既是可以呼风唤雨的“灭霸”，但又是不可忽视的“弱势群体”。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视频直播让政务公开真正进入了“没有彩排的时代”，一切均需依靠硬核的工作基础与随机应变的智慧，否则就可能像某位基层官员接受一家媒体直播采访时感觉回答不满意在镜头前询问“可以重新来吗”，这跟当面某位官员将微博当做私密短信一样发送的情形十分相似：缺乏基本的网络媒介素养与懂网用网能力导致的数字化操作事故。

直播时代的政务公开最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政务公开在不同媒介、平台与技术形式的影响下，开始呈现出从“聚焦”走向“散光”的趋势。从WEB1.0时代的“专业生产内容”到WEB2.0时代的“用户生产内容”，到目前WEB3.0时代的“机器生产内容”，政务公开的核心价值在平台、数据与算法的裹挟下，从一开始就出现“散光”的特性——各方解读越多，信息秩序越紊乱，事实真相越模糊。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政务公开主体需不断重申和强调以“聚焦”到事实的本来面目与初衷。

其次，政务公开的目标受众开始变得“游离不定”，公开对象越来越具备“围观者”特质。并非所有抽象的公众都符合政务公开实现设定的关心政策、关心事实、积极参与、建设性批评等用户画像。面对对机器不断筛选与推送的热点内容，公众越来越缺乏耐心，往往是对舆论事件“一拥而上、一哄而散”，“围观者”的属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政务公开的内容与方式只有越来越符合公众的“围观者”心理，才能一直占据用户心智与关注偏好。

再次，直播时代的政务公开效果与质量是由公开平台、公开主体与受众群体在现场合作完成的。比如2020年3月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邮政快递业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有关情况。中通快递北京厂洼路网点的快递员李杰作为快递小哥的代表出现在发布会现场并做发言，从现场直播视频的效果来看，李杰的发言非常紧张，但是发布会没有因此中断，网络视频的弹幕涌现出的是“我都紧张了”、“替你捏把汗”、“加油”等网友的善意与谅解。显然，政务公开的受众在直播现场与主体身上已代入自身情感与价值认知，从而实现了基于共同事实与心理期待的共情。

从本次疫情中的多起重大舆论事件可以看出，被公众广泛关注以及引发“谣言”与“阴谋论”的并非事件本身，而是由于当时机构对事件进展得不到及时恰当的信息公开，从而引发民间的议论与猜忌，通过新媒体平台与熟人社交圈的传播，从而导致社会舆论领域“次生灾害”的发生，比如本次疫情中涉及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红十字会等相关机构及人士。

在疫情暴发初期的疫区武汉，围绕政务公开开展的新闻发布会、电视访谈、公开信息发布、权威媒体发布等均存在诸多瑕疵，有的是属于技术操作原因，有的是属于“二次解读”导致，但其核心问题仍在于缺乏对网络空间话语体系与社会心理的把握能力，从而错判公众对政务公开内容的期待与关注焦点，结果将大量时间和机会花在了“自说自话”上，相当程度上透支了社会公信力。

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数字技术驱动下，直播时代的政务公开将走向何处？从本疫情蔓延过程中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权威媒体及社会化平台的政务公开作为可以看出，至少有四个方面需要格外关注——

第一，未来的政务公开将走向与机器共生的时代，每个政府机构、政务公开主体以及个体都需要理解“机器生产内容”的规则与规律，同时需要警惕来自机器的“驯化”。作为政府机构面对突然爆发的大面积社会舆情，需通过大数据准确判断用户的关注焦点与未来走势，针对性地公开社会关切的核心信息。但是，这并非意味着“用户喜欢什么就发布什么”，在一些偏离主题的用户关注高的话题，如果一旦涉入其中则如跌入舆论沼泽，不仅跟政务公开的主体职责无关，同时还将影响政府形象与公信力。

第二，未来的政务公开需要寻找目标受众的“信任代理”，并与之对话互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创新性地将政府机构对事件、政策的传播、解读职责进行“让渡”与“授权”，通过政务公开主体信任的渠道、主体与方式推进和提升政务公开绩效。通过对本次疫情的观察可以明显地发现，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家住武汉的湖北省前作协主席方方等即是在疫情政务公开领域的“信任代理”，钟南山院士的访谈、张文宏主任的演讲和方方女士的日记，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府通过官方渠道推进政务公开的有效补充，成为社会情绪的舒缓剂与镇定剂。

第三，未来的政务公开必须推进从碎片化、颗粒化，走向集约化与产品化，通过构建完整的政务公开用户体验，为公众进行事件、政策的全貌解读。为何要逆潮流地推进政务公开的“反碎片化”？其原因在于，通过剪辑、切换甚至“deepfake”（深度伪造）的短视频形成的非逻辑化叙事方式，与通过朋友圈、微信群等私域流量阵地形成的非线性化传播路径，事实上已经在对政务公开的核心价值进行反噬，那么，通过在政务新媒体、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以及借助权威媒体的数据资源，建设集约化、产品化的政务公开模式，推动打破信息的“孤岛化”与“蒲公英化”的传播现状，对提升公众对政务公开的认知度、认可度与认同感均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未来的政务公开不仅需要接受不同平台与用户的“解构”，而且需要学会“建构”。政务公开的平台、内容与形式正在不断扩展与延伸，除了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政务新媒体、权威媒体等外，正在视频领域迅速崛起的B站、抖音、快手等也在成为政务公开的新阵地，比如国资委、公安、交警、旅游等多个政务机构均入驻了相关直播及短视频平台，并输出了符合平台调性的定制内容，政务机构对内容的娱乐化、游戏化“解构”与“被解构”获得了网友的广泛好评。当然，“建构”也是政务公开在直播时代的职责之一，通过“建构”塑造政府对事件、政策的态度与认知，也是建立公众情感联系的纽带。比如本次疫情期间由人民日报及相关政务新媒体推出的“湖北省感谢某某省”视觉文案系列、“0”确诊患者的数据视觉案例等。

直播时代的政务公开可以用“四面楚歌”与“风雨欲来”来形容，但同时面对新兴数字技术的加持，一片新的疆域正在被打开。每一次危机与灾难都是对数字时代政务公开主体机构的认知洗礼，每一次成功的政务公开实践本质上都具备不可复制与借鉴的逻辑与路径，而回归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回归政务公开的目标与核心价值，有助于有效应对平台赋能、技术赋能、场景赋能、用户赋能时代的政务公开新常态。

原标题：《解构与建构：疫情时期的政务公开得失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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