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范老师九十岁了

9月10日那天是教师节，因有单位委托的公干，我一早来到朱家尖普陀山佛学院参加一个典礼。唱完弘一法师作曲、太虚大师填词的《三宝歌》，活动结束刚十点多，岛上天清气朗，心想正可趁此去哪儿转转，也算不枉此一行。佛学院就在白山景区边上，我初上白山已是三十多年前，此后往来朱家尖南沙东沙大青山不知其数，但白山似乎就再也没有上去过了，今天因缘具足，真不可放过也。

岛上已是入秋的天候，虽然阳光普照，但已不复盛夏时节的威力。话虽如此，我还是在景区门口找了一顶遮阳帽。远远望去，好像山顶上有游客在拍照，但当我置办好装备开始山行时，可见的视线中就只有我一个人；海风吹拂，竟有一种海岛上少见的清爽而又润泽的凉意。我选取了一条险峻些的游山路线，来到一处孤悬陡峭的山石上，背景似是此山最高点，于是趁此精气神尚足之时玩了一张自拍，且用此图发了一条状态，然后继续独自环山而行。

很久没有如此轻松而尽兴的山行了！待下山时看了一眼票圈，发现刚才那张图下有条留言：下山后来车库坐坐吗？留言来自我重回舟山后认识的一位朋友L君，他在定海老城里开过一家很有调调的书店，店里还曾经陈列着我的访书记。一年多前，他的书店不开了，送人后还剩下些书，以及音响冰箱等物件，他就在原店址附近租了一个车库置放，还把那里布置得挺有腔调，他自己有空就会过去看书听音乐，有兴致了也会喝支冰啤，他留言里说的去坐坐大概也就是邀我去喝一杯的意思吧！

这个特殊的2020，网课结束以来，我就一直在看书写东西，还加帮学生改论文，忙得不亦乐乎，七月份又在“澎湃”开始了所谓“读人”系列，虽是闲事闲笔，但其实神经还是一直绷得挺紧的，我都怀疑，如果不是有每天按时下五步岭水库做调剂，我恐怕还很难坚持下来。难得浮生半日闲，于是想到不妨干脆给自己放一天大假。又因为没有准确地估算在山上的时间，我下山时已近下午两点，饥肠辘辘，马上打车到东港公交总站，先在那里解决中餐，然后坐快速公交去L君在定海的车库。

抵达书库已过三点，在这秋日，和L君一边听着应景应时的勃拉姆斯，一边一阵快畅之聊后，我照例会站起来看看他的书架。虽然L君理论上已经不卖书了，但他仍然在“进”书，当然主要供他自己翻看，如有我看中想要的，他会以很低的折扣半送半卖给我，我一开始觉得受之有愧，慢慢也就“安之若素”了。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在架子上看到一本《陈修斋论哲学与哲学史》，我惊讶地问他从哪里弄来这本书。他却笑眯眯地告诉我，是有一次看了我的状态中提到陈修斋先生，才去找来这本书看的。

我自己的印象中，至少曾有两次谈及修斋先生，一次是我写“太老师”汪子嵩先生时曾提及汪先生在回忆录中谈到修斋先生的“哲学无定论”论，不过那时我还没有用上微信；另一次我曾经晒过父亲所藏法人加罗蒂的《论自由》，此书系江天骥和陈修斋两位先生合译。其实我虽然读过修斋先生的“哲学无定论”论，手边却没有眼前这本书。于是就打算从L君那里“买”下这本书。在向他“结账”时，因为我还选了另外一本书，L君很大方地说，这本书就送给你吧！

晚上灯下翻阅修斋先生的论集，从编者段德智教授的介绍中，得知武大哲学系当年还曾编有《陈修斋先生纪念集》，此书后来又扩展成《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文集》，于是就在网上新旧两版各下了一单。

转天《哲学人生》先到了，打开目录，我惊讶地发现里面还有一篇业师范明生先生追念修斋先生的文字，落款是1994年11月20日。回头一想，我那时已经离开上海，而第二天收到孔网上淘来的纪念集初版，发现印数只有一千册，这大概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为什么我对范老师一篇如此重要的文字竟然没有任何印象。

范老师在这篇文字中回忆了他从求学时代开始与修斋先生的交往，我最兴趣的是他在襄阳隆中生活和学习的那一段。以前从范老师著作的前言后记以及平常的上课和交谈中也曾听他讲起这一段，但从未如这篇怀念修斋先生的文字这般详细，在我读来，此文真是字字如珠玑，仿佛也填补了我自己记忆中的某处巨大的空白。

我们从公开的履历中得知，范老师1950年考入清华哲学系，52年院系调整时转入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先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反右”斗争中先是下放劳动，后又调往衡阳矿冶工程学院任教，一直到1973年春始转入武汉大学襄阳分校，办学地点时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古隆中。

据范老师文中所云，“修斋师和祖陶师竭诚欢迎我来到他们那里圆希腊哲学梦”。范师在那里登台为工农兵学员讲授欧洲哲学史中的希腊哲学部分，并且参考了作为陈、杨两位的《欧洲哲学史稿》之前身的近百万字的讲义。尤其是目睹了修斋先生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节，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从法文原版翻译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范师还从书库中找出了中型法文版《拉鲁斯百科辞典》供修斋先生使用。

在这篇忆师文字中，范老师还以别处少见的笔墨生动刻画了他在隆中的业余生活：“至今回忆起那里周围群山环抱、松柏参天、溪流萦绕、景色清幽，工作之余漫步近在咫尺的三顾堂、武侯祠、三义殿、草庐亭、抱膝亭、六角井、野云庵等建筑，躬耕田、小红桥、半月溪、老龙洞、梁父岩、抱膝石等名胜古迹，向陈师、杨师和萧萐父兄等请教和相互切磋砥砺，自己不仅读了一些书而且也从诸师友那里获得教益。在那漫长的苦难岁月里，这是仅有的值得怀念的时光”。

从当年师事范师时，我就了解到武大时期是范老师学术成长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姑且不论武大哲学系至今还把范师列为著名和杰出系友，我猜想，《柏拉图哲学述评》一书的部分准备工作应该就是在武大期间完成的。范师当年在江天骥先生领导的美国哲学研究室工作，正是在那里，他节译了罗尔斯《正义论》的序言和概述此书核心思想的第一章的前四节，并写了一篇作者简介，包含这些材料的《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第四辑198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应该是国内最早译介罗尔斯的文字；另外，范师还译介过创办《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季刊的美国现象学家马文·法伯（Marvin Farber）。社科院图书馆的不少现象学外文著作都是作为选书委员的范老师打圈订购来的。就此而言，无论我从事政治哲学还是现象学研究（虽然这并未发生），都可谓“其来有自”也。

在这篇忆师文章中，范老师还追记了他1979年回家乡入上海社科院工作后与修斋先生的三次会面，其中一次在范师海上的柿子湾旧居（原书两版均印作“柿了湾”，应属误植），另两次都是在珞珈山。其中尤以记叙第二次游程颇为详尽：

那是1985年4月，重返珞珈山之前，范师和陈村富、姚介厚两位陪同贺麟和汪子嵩两先生赴成都和重庆等地讲学前后共四十余天，得以与自己的两位老师朝夕相处，上青城峨眉，买舟乐山至重庆，游大足过三峡，范师由此联想起1954年与几位爱好西哲的同学到燕东园拜访自昭师，“其时贺师满怀激情地同我们谈的不是黑格尔而是康德的伦理学，讲到康德的道德律令：‘不论做什么，总应该作到使你的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这话出自一位宣称“可以与老婆离婚，不能与黑格尔离婚”的《小逻辑》译者之口，无疑是值得深长思之的，我猜想，范师四十年后仍然回想起并强调此语，其用意应该也在此。

多半由于时代的原因，包括范师在内的这一代（学）人总的来说很少谈论自己的过去。这方面的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我的父亲——之所以不太恰当是因为父亲并非“学人”——这当然不是现在所谓“饥饿营销”，但是对于晚辈来说，越是知道得少就越想知道，这也是正常的心理规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山西还是山东出过一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自述还是评传丛书，有一次课间范师把一堆资料交给同门易兵兄，大概是为了给这家出版社写一个学者评传。易兵兄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但我并没有见过这份评传，或者念过也忘了，我猜想其中“官样文章”会多一些，更多并非我想要看到的那种。就此而言，范师忆修斋先生的这篇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作者自己一份更为“性情”的“自传”，其可珍视者盖在此也，我想。

作为范师的学生中现在号称仍然在做学问的可能的“硕果仅存”者，可以想象老师会对我抱有一定的期望。比较有趣的是，当年范老师对于我博士毕业后回社科院工作似并不积极，但是当2010年11月范师八十周岁前夕，我随童世骏教授和社科院的工作人员一起到曲阳新村为老人家祝寿那一次，当他听说我有可能回哲学所工作时，却特意写信来表示鼓励，读着老师的来信和其中的殷殷期望，我一边倍感汗颜，一边却也有些“忍俊不禁”——范师原来“与时俱进”若此啊！

真正让我感到愧疚的，一是可能由于我们师生关系的某种特质，也因为个性原因，我于范师似乎并不“热切”，更谈不到“嘘寒问暖”之类了­——用我自己的话说，可谓亲切而不亲密；二是自己这些年在“学问”上并不努力，更无长进，记得那一年我去复旦开会，顺便带去我的某个段文集，范师看了当然是高兴的，但同时也不忘马上叮嘱：要注意大问题，搞大东西！我听了抱愧而退，同时也暗暗立志，可是蹉跎至今，“大问题”倒是“关注”着，可是“大东西”却依然遥遥无期也。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话虽如此，还是让我以范师九十华诞为“契机”，“开始”“专注”“学问”，“努力”在“大问题”上做出点儿“小成绩”吧！更重要的，敬爱而亲爱的范老师，“九零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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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