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袭来︱异国降伏祈祷与“神国”

前一篇《战争前后的镰仓幕府》当中提到，在蒙古袭来期间，镰仓幕府获得了向全国所有武装力量发起军事动员的权力，西国的武士们承担“异国警固番役”，轮番到九州前线戍守。蒙元·高丽联军两次攻入对马、壹岐和九州时，日本防御武装力量的抵抗，给蒙元·高丽联军的锋芒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但可能鲜有人知道，在九州前线与蒙古袭来对抗的，不止有镰仓幕府指挥下的武士。

在纪伊（今和歌山县）真言宗的圣地高野山金刚峰寺内，有一座叫做南院的子院。南院又叫做“浪切不动堂”。这是因为南院的本尊佛是一尊被称作“浪切不动尊”的不动明王塑像。根据《金刚峰寺诸院家析负辑》所收《南院累代先师名簿》的记载，弘安四年（1281）第二次蒙古袭来之际，在九州筑前鹿岛（今福冈市志贺岛，位于博多湾的外围）举行了一次五坛法的密教仪式。所谓五坛法，就是以不动明王、降三世明王、大威德明王、军荼利明王、金刚夜叉明王这“五大明王”为本尊的密教修法。当时，担任中坛修法的导师（相当于该密教仪式的首班）的是金刚峰寺座主、兼东寺长者、醍醐寺僧定济。而这次修法本尊之一的不动明王像，正是高野山南院的“浪切不动尊”——换言之，这尊高野山的不动明王像，被抬到了遥远的九州前线，真正的上了战场。《南院累代先师名簿》记录说，正是因为这尊不动明王像的灵验，才有了“神风”骤起，“异贼忽亡”的结局。

高野山南院

面对空前的战争危机，连僧侣和佛像都上了战场。这段生动的小插曲给我们呈现出了这场东亚国际战争的不同样貌。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元日战争不只是蒙元·高丽联军士兵与日本武士们的战争，还是一场“神与神的战争”。无论是朝廷，还是幕府，都动员了大量僧侣，在寺院、神社中与蒙元帝国“斗法”。这是元日战争的“第二战场”。

自蒙古的国书于文永五年（1268）送抵日本之后，日本的朝廷、幕府、寺社就开始了一系列祈求战胜的祈祷仪式，这就是“异国降伏祈祷”。可以说，“异国降伏祈祷”与“异国警固番役”是当时的日本统治者面对蒙古帝国威胁所做出的最大两项决策，几乎成为镰仓时代后期的“国策”并维系到幕府灭亡为止。

1268年二月，这时宋蒙之间的襄阳大战才刚刚开始不久，镰仓幕府向朝廷上奏了蒙古国书到来的消息。当月22日，朝廷就向二十二社（国家神祇秩序当中最重要的22个神社）奉币（奉献币帛），向神明报告了蒙古来袭的消息，拉开了“异国降伏祈祷”的序幕。朝廷相比在军事应对方面的乏力，在宗教措施上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快的。4月13日，朝廷又向伊势神宫——祭祀皇祖神天照大神的神社派遣了公卿敕使。6月22日，又向七座天皇陵墓派遣山陵使祈祷。文永八年（1271），后深草上皇亲自登临京都南郊的男山石清水八幡宫祈愿。元朝使节赵良弼抵达日本后，朝廷当即命令第一大宗教势力的首脑——天台座主澄觉修密法炽盛光法。年末，又再度派遣公卿敕使到伊势神宫祈愿。朝廷此时已经将“异国降伏祈祷”放在了各项国家事务的首位。

文永十一年（1274）第一次蒙古袭来发生，10月下旬京都收到了九州前线的战报。朝廷当即决定向神功皇后（传说中曾“征伐三韩”）以下八座皇陵派遣山陵使，龟山上皇亲作告文一篇，向天皇家的列祖列宗祈愿。得到蒙古、高丽联军退却的消息之后，龟山上皇登上男山石清水八幡宫向神明报谢。建治元年（1275）朝廷向十六社奉币，当年元朝使节杜世忠抵达日本长门（今山口县），朝廷当即再度向伊势神宫派遣了敕使。此后，朝廷又命令各寺院、神社分担祈祷任务，以轮番“戍卫”的形式祈祷退敌——这简直是神明之间的“异国警固番役”。除此之外，朝廷向各寺院、神社屡次下达祈祷命令，在东大寺大佛殿举行了《大般若经》《仁王经》的读诵法会，并在龟山上皇的宅邸举行《般若心经》三十万卷转读。朝中公卿大臣悉数参加读经，每人读经一千二百卷，读经者多达250人。除了诸位天皇、上皇之外，女院、摄关、大臣也纷纷举办了大型祈祷佛事，俨然一场浩浩荡荡的退敌祈祷运动。

龟山天皇像（南禅寺藏）

可能有的读者会以为，“异国降伏祈祷”是文弱无能的公家朝廷所策动的计划，与镰仓幕府无关。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弘安二年（1279），镰仓幕府命武藏、伊豆、骏河、若狭、摄津等八国寺院、神社实施“异贼降伏御祈”，后扩展至全国六十六个行政区的一宫、二宫（地方大神社）、国分寺以下各寺社，幕府获得了向全国各地一齐发布祈祷命令的权力。弘安四年（1281）4月14日，镰仓幕府命令鹤冈八幡宫的长官，北条家出身的真言僧赖助在将军家小御所主持异国降伏祈祷仪式。这次祈祷佛事的详细经过，被记录在名为《弘安四年异国御祈祷记》这篇记录之中。

这场秘密的宗教仪式历时七天，所修密法是如法尊胜法。与此同时，幕府还在镰仓胜长寿院修不动法，在明王院修五大尊（不动、降三世、军荼利、大威德、金刚夜叉明王，即前述“五大明王”）护摩，在日光山亦修五大尊护摩。胜长寿院、鹤冈八幡宫是当时位列镰仓三大寺院的重镇，明王院与日光山也是备受幕府尊崇的寺院。弘安四年的一系列密教修法，规模极大，互相配合，是镰仓幕府与蒙元帝国“斗法”剧情的高潮部分。日本朝廷和镰仓幕府所发起的“异国降伏祈祷”事实上是蒙古帝国威胁面前，统治者对全国宗教势力发起的一次总动员，在空前的危机面前，全国的寺院和神社第一次被以共同的目的动员到一场祈祷运动之中。同时，日本列岛上下掀起了一波寺社营造的浪潮。在“异国降伏祈祷”的国策面前，列岛社会的宗教热情空前高涨。

鹤冈八幡宫

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蒙元·高丽联军与江南军的船只最终沉没在了那场著名的风暴之中。于是，这次突如其来的“神风”让朝廷公卿和幕府要员们相信，让蒙古帝国军队败退的主要力量并非前线作战的武士，而是那些因“异国降伏祈祷”而威力大增的神明。譬如当时的《后宇多天皇宣旨》中说：“今月朔日暴风上波，是则神鉴之应护也”；公家广桥兼仲听到“大风”到来，“贼船多漂没”以后，感叹“天下之大庆何事过之”，直呼今后更应尊崇“神明佛陀”。禅僧虎关师练则将战胜的原因归结于“神灵勠力”。更有趣的是，花园天皇在正和三年（1314）闰3月19日的日记当中记载了一段筑前青木庄北野社的“神讬”（即神官巫女被“神灵附体”之后讲的话）：

筑前国青木庄有奉劝请北野社，件社中蒙疵之蛇一出来云云，然而诸人不惊动之处，神讬于巫女曰，异国已袭来之间，香椎、筥崎、高良、我等合战，香椎宫已半死生云。我依大自在德，为告知于人，现蛇身云云。又有祈祷者，重发向可征伐异国云。

这段“神讬”的大意是说，九州本地的神明香椎（香椎宫）、筥崎（筥崎宫）、高良（高良大社）与“异国”的神明交战，香椎神已经打得半生半死，身负重伤。北野天神（即平安时代的官员菅原道真，死后被祭祀为神）也是交战的主力神明之一。如今，北野天神以灵蛇现世和“神讬”的方式将自己力战蒙古的经过告知于人，并嘱咐一定要把 “异国降伏祈祷”继续下去，好让北野天神重整旗鼓，再度披挂上阵。这段有趣的史料生动地展现了“神与神的战争”的奇特样貌。在这段“神讬”之前，还记录了住吉社在蒙古袭来之时现祥瑞等事。神社将自己塑造成导致蒙古帝国败退的功臣，或者宣称自己曾以祥瑞预言日本胜利——因此，“神讬”其实是以“异国降伏祈祷之灵验”向朝廷和幕府邀功的材料。

类似的还有高野山天野四所明神（丹生都比卖神社），这个神社也“神讬”道：“日本国神神发向蒙古，任先例，天野大明神可令向一阵。”就是说，在各路神明与蒙古作战的时候，高野山的天野大明神当了先锋（一阵）。而后果然，神风到场，甚至海面上出现“红火交烟”“彩龙兴风”等种种祥瑞。最后得出结论“丹生（天野）明神之神变，胜于诸神。”这篇赤裸裸的邀功“神讬”，其实就出现在高野山向朝廷上诉，要求停止征收杂税杂役的文书里面，其目的可谓显而易见。当然，积极向朝廷和幕府邀功的神社远不止这几家，譬如石清水八幡宫、诹防大社等地，都能看到类似的“神讬”或说辞。正如两次蒙古袭来之后，武士们争先恐后地向镰仓幕府讨要封赏一样，神社和寺院们也不会在战后利益分配中缺席。于是，当对外的“神与神的战争”落幕之后，日本内部“神与神的内斗”才刚刚开始。

北野天神缘起绘卷（承久本）

因“异国降伏祈祷”而高涨起来的全社会宗教热情，给日本带来了深刻的影响。1284年幕府开始实施“神领兴行法”，以九州为中心恢复和保护寺院和神社的领地。在京都，朝廷和天皇家内部出现了一轮密教受法的热潮，天皇和贵族们不仅是建寺造塔，更是亲自学习密法，受两部传法灌顶，成为密教阿阇梨。在镰仓，幕府推行全面扶持显密和禅律诸宗的宗教政策，关东祈祷寺（幕府指定祈祷寺院）数量陡增。根据平雅行的研究，镰仓的佛教界此时取得了爆炸性的发展，镰仓的僧正（僧官首位）由之前的9名增加到56名。镰仓佛教界这才拉到了与京都同样的水平。

在两次蒙古袭来期间，朝廷多次向位居神社秩序首位的伊势神宫派出敕使。不仅如此，朝廷还向伊势神宫派遣密教僧侣，在这个原本推行“神佛隔离”的神社设立佛教祈祷设施法乐舍，内住僧侣260人。于是，这成为了佛教僧侣大举进入伊势神宫、参拜伊势神宫的契机。大量学问深厚的佛教僧侣的进入，最终提升了伊势神宫自身的理论水平。这一时期孕育产生了《天照大神口诀》《鼻归书》等一批重要的神道文献。在真言僧智圆的《鼻归书》当中，神明与佛陀的地位发生倒转，日本本土的神祇逐步获得了中心的地位，释迦牟尼成了天照大神的再诞，佛教成了神道的分支——这个有些类似“老子化胡说”的日本版的故事，在蒙古袭来以后兴盛起来。与此同时，伊势神宫内原本处于较低地位的外宫神官度会氏抓住了镰仓幕府在战后推行“神领兴行”政策的机会，积极向幕府靠拢，度会氏的势力大为膨胀，成为了后世伊势神道的主力军。

作为日本中世自我认识而存在的“神国”观念，并非因蒙古袭来之际的“神风”而起。中世早期的“神国”语义，原本只是指诸佛菩萨顾念小国边土日本的众生，纷纷化身为日本的神祇，因而日本成为神国。与这一略微带着那么点儿自卑感的“神国”相反的是，自我肯定、自我中心的“神国”认识早在平安时代就已出现。但这种自我中心的“神国”认识，最终在蒙古袭来之后高涨的宗教热情之下不断发酵，又伴随着全国一体的“异国降伏祈祷”运动、寺社营造热潮渗透到列岛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使得自我中心的“神国”观念压倒了自卑的“神国”观念，成为14世纪以后日本自我认识的主流。这是“异国降伏祈祷”带来的最大遗产，甚至也许是蒙古袭来带给日本的最大遗产。

不过，或许即便是当时“上了前线”祈祷的僧侣，也未必能够想象到海对面对手的样貌。这场“神与神的战争”背后，在对手那边当然也应该有一群将日本的神明视作敌人，以不同的方式祈祷“异国”败退的僧侣存在。在两次蒙古袭来发生之时，日本对蒙古帝国知之甚少。但随着之后日本对蒙元的了解逐渐增加，对手的形象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日本的史料之中。其中著名的大元帝师八思巴、蒙古灭宋之战的领军者伯颜等人，就出现在了14世纪日本的军记物语里。我们下一篇就来探讨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海津一朗：《新神風と悪党の世紀：神国日本の舞台裏》，东京：文学通信，2018年。

平雅行：《鎌倉仏教の成立と展開》，《鎌倉仏教と専修念仏》，京都：法藏馆，2017年。

伊藤聪：《神道諸流の形成》，《神道の形成と中世神道》，东京：吉川弘文馆，2016年。

相田二郎：《蒙古襲来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