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龟、水獭和城隍：自然人类学视野下的环保与中华宇宙观

自环境危机作为公共议题进入大众视野以来，环境治理的行动逻辑都建立在自然和文化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其成效却往往不尽如人意。自然人类学这一研究取向发轫于对当代环境危机的反思，以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为代表的学者彻底批判了自然和文化的二元对立与人类中心主义。

受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所设的Martine Aublet 基金会博士奖学金资助，讲者先后在金门岛进行长达两年的田野调查。通过观察和分析当地政府和民间组织如何将对乌龟和水獭的保育措施与城隍信仰结合起来，讲者发现在二者有意识的协作里，暗含着对中华传统宇宙观的无意识继承。在本次讲座中，讲者将分享其现阶段的科研成果，并借此探讨非西方社会中另一种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理念和环保实践。

讲座现场

从“社会人类学”中对于人和动物关系的研究到“自然人类学”的提出

法国人类学界对于动物与人的关系的关注由来已久，社会学之父艾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以对澳洲的图腾民族志为基础，从原始宗教的角度入手，探讨了图腾与社会的关系。涂尔干认为，图腾的形象来自于图腾动物或植物，而后通过符号化的转换，成为社会（氏族组织）的象征，从而使图腾具有了神圣特质。因此，图腾动物或植物被当地人理解为自己兄弟或亲属。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将目光投向美洲大陆，通过对动植物的分类研究，以及动植物如何作为符号为人类部落认识自己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提供思维素材。除此之外，涂尔干还对牛痘进行过研究，而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中也有对于疯牛病的关注。

当代理论大师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 （Théorie de l'acteur-réseaux），该理论摒弃“人类”与“非人类”，现代与前现代，政治和科学技术，自然和社会的对立。提出所有的存在物——人和非人类群体及其整体的关系和媒介也作为行动者参与了社会的构成或自然的改造。 所以，我们应当以“网络”的方式去认识和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虽然布鲁诺·拉图尔的研究以STS（Science, techniqiue, société，科学，技术，社会）为主，并未过多涉及自然人类学，却为开拓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理论支撑。

法国学界明确提出并制度化“自然人类学”这一概念的则是菲利普·德斯克拉（Philippe Descola）。他曾师从列维-斯特劳斯，于2000-2019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接替其创建的人类学教席，并将其更名为“自然人类学”。在其代表作《超越自然与文化》（Par-delà nature et culture）和《他者的生态学——人类学及自然的问题》（L'écologie des autres-l'anthropologie et la question de la nature）之中，菲利普·德斯克拉摆脱了从十九世纪末期起建立的体质人类学（建立了超越多元性的统一性）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统一性的基础之上建立多元状态）的二元对立。提出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生态这一概念。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摒弃，人类学能够解决长久以来关于自然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之间的论战。 《超越自然与文化》（Par-delà nature et culture）一书指出，人类学应把目光转向人和非人的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建立于物质性（外形，皮肤，血液...）/心理性（意识，欲望，记忆...），认同/分化的二分法。并重新提出四种世界观，一种区别“自我”和“他者”的方式：

自然主义（naturalisme） ：文化与自然二元对立，自然的存在和发展归功于人类的意愿（西方社会）；

万物有灵主义（animiseme）：非人类具有社会属性，人和非人类之间具有内在性认同和同一性（亚马逊丛林）；

图腾主义（totémisme）：人和非人类不仅具有内在性的认同，也有物质性认同（澳洲）；

类比主义（analogisme）：人和非人类从内在性和物质性两个方面具有非延续性，但是呈现出强烈的二元对立，比如阴阳观（亚洲），陆地和海洋的对立（南太平洋地区）。

自然人类学研究什么

自然人类学被明确提出之后，法国依然有一部分学者坚持传统的研究领域，如图腾，即一个部落或者氏族所信仰的某种动物/植物，用作本部落或氏族的徽章和象征符号，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说过，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就必须保证社会的各个氏族具有持久性和团结性，而这些持久性和团结性必须以个体情感为基础，必须寄托在一个具体的对象上。所以，在现代社会/复杂社会，我们有国徽/国旗或者总统，但是在原始社会/初民社会，就是一些容易指涉的动物或者植物以图腾的形式承担这些功能。

在自然人类学这一个框架之下，驯化也一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驯化是指将野生的动物和植物的自然生长和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农耕游牧社会的过渡即是人类对于许多非人类物种驯化的过程；除此之外，对于人畜共患病，尤其是瘟疫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禽流感，非洲猪瘟，新冠病毒等，许多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的大都是由于人类或者不当的处理人和动物的互动方式而导致。

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则是环境和生态保护，不同的宇宙观中对于动物和植物都有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认知则带来不同的实践方式，比如有些部落认为一些特定的物种和人类本身具有亲缘关系，所以才不会去滥杀它们；最后则是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的研究，许多无法单一的归纳到自然遗产或文化遗产的客体，我们将其定义为文化景观（landscape/paysage culturel），比如古梯田，是人类为了自己生产生活而对自然景观进行的改造而形成的景观。

法国当代自然人类学的研究有两个代表性的人物，两位都是Descola理论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一为Charles Stepanoff，目前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教授，他以西伯利亚游牧民族为田野对象，长期进行有关萨满、动物驯化研究，近些年开始转向生态与知识的生产研究。另一位Frédéric Keck，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教授，keck的田野包括以香港特区、台湾地区为主的东亚社会，研究禽流感/观鸟群体/人畜共患病，还有佛教的放生行为等等。他认为现代工业养殖，砍伐森林，气候变化等等引起来动物栖地的变化和迁徙，从而把一些病毒带到来人群之中。

案例分析：金门田野概况

在介绍完法国当代人类学研究现状之后，我们进入到以我自己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案例分析之中，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自然人类学对于“自然遗产”和“环境保护”的研究。我在2018和2019年曾在金门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田野调查。

金门是一座距离厦门仅九公里之遥的海岛，因为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因素，金门岛曾在上世纪作为战场经历了炮击，之后又是将近五十年的军事管制，在此期间，除了禁止开发之后，居民的往来移动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段充满悲情的历史却使得金门得以避免工业开发带来的生态改变，从而保留了非常丰富的物种多样性，许多因为工业发展和建设而在我国大陆地区消失的动物能够重新在金门被发现，而金门的居民也引以为豪并致力于保护工作。同时，生态的破坏和物种的减少也令他们感到十分担忧，许多环境保护群体应运而生。

美国汉学家Robert Weller, 在其著作《发现自然》（Discovering Nature）中曾经指出：环保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后，面对生存环境恶化之后的一种反思和批判，也是对于田园社会的“乡愁”。而金门这座岛屿，却并没有经历完整的工业化洗礼和全球化冲击，对于诸多物种的保护则来自于一种对于“灵性”的信仰，并且金门并没有真正走出“田园社会”时代。金门的自然遗产和生态保护，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本，让我们去发掘传统的中华宇宙观如何指导今天人们对于动植物的认知和保育实践。美国历史学家Michael Szonyi关于金门的著作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围绕政治和历史为主，认为军事化的同时带来了现代性，然而却忽略了民间对于传统的无意识的继承和延续，忽略的个体的选择。

我自己的研究以Descola的理论为前提，以Michael Szonyi和Robert Weller的研究为参考，试图与他们进行理论对话或者民族志方面的补充。田野调查中有两个典型案例：

案例一：当乌龟栖地遇到王爷的戏台

绿蚁龟（ Chelonia mydas），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

鳄龟（ Macrochelys temminckii），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易危物种

首先，我们都知道，乌龟在中华文化里的象征和寓意。《庄子·逍遥游》：“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冥灵” 者即大龟。《礼记》把龟、龙、凤、鳞称为“四龙”神物，是避邪挡煞、消灾避害、镇宅纳财之宝。除此之外，民间认为乌龟是长寿的象征，还有占卜/风水（五行属水）等用途。而金门岛的乌龟分布非常广泛，其中以金龟（Chinemys reevesii）较为普遍，金龟属于台湾地区二级保育类。其次，还有绿蚁龟（Chelonia mydas）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 鳄龟（Macrochelys temminckii），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易危物种。在金门的东半岛的一座王爷庙对面有一个自涌泉形成的水池，水池里原本就有一些乌龟在此繁衍生息。后来人们在路上或者水边捡到乌龟，也会自发的送来这个水池。日积月累，水池的乌龟数量不断扩大。

但同时，当地的乩童（灵媒）指出这里本该修建一座戏台，用来给王爷唱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因为金门开放较晚，岛上保留了强烈的鬼神信仰。整座岛屿上共建有家庙190多座（39个姓氏），神庙180多座（包括儒释道三教及地方信仰），以及50多座规模不一的“爱国将军庙”用以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将领和士兵。华南一带因为古代多生瘟疫，历史上一直盛行王爷崇拜尤其强烈。

水池上空的戏台。

当对于神灵崇拜与动物的栖地发生冲突时，金门人该如何抉择呢？如果不听灵媒的指示为王爷搭建戏台的话，恐怕会得罪神灵。如果在此搭建戏台，为乌龟更换栖地则担心因此影响当地的风水或对乌龟本身的“灵性”有所冒犯。此时一度陷入两难的境地，后来经过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地方文史工作者和老百姓之间的商讨，最终得出的方案是：不改变水池的地理位置，而是将水池继续挖深，水池在原基础下降，之后再在水池的上空搭建戏台。戏台的一侧保留了通向水池的通道，人可以在此进出给乌龟喂食，而通道的上方用铁丝网覆盖，阳光也可以照进水池，乌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爬到这一侧来晒太阳（因为乌龟的皮肤和龟壳都会有寄生虫，需要晒太阳进行杀掉寄生虫）。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于乌龟这个物种的保护，原始动机其实并不是出于一种现代社会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存，而是从这个动物本身的“灵性”和风水的角度。将作为生物的乌龟与神灵的冲突转化为不同“神灵”的矛盾。通过对不同神灵的冲突的调和，人们实际上保护了生物。

案例二：水獭绕境，城隍为水獭命名

欧亚水獭。

该案例涉及的依然是一种动物和一个神灵。动物是水獭，神灵是城隍。水獭是指欧亚水獭（Lutra lutra），是分布区域最广的水獭，分布地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近危”动物。欧亚水獭在台湾本岛已经灭绝，金门现存小群族落，约2000只，因此被金门县政府列为急需保护动物之一。

金门的政府和民间也相应出台了许多保育措施，其中包括栖地的保护，据台北市立动物园的研究人员的报告，在水獭死亡因素中占比最高的原因是“路杀”，即在水獭栖地附近的公路上被疾驰而过的汽车或摩托车撞死。所以，金门县对于修建公路等公共设施前的环境评估非常严格，水獭在当地的出没频率被列为非常重要的考察因素。在一些现有公路附近发现有水獭出没的情况，都会立告示牌，提醒车辆慢行。

水獭文创。

另一个保育措施是文创宣传，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文创产业非常优秀，所以围绕着水獭的保育，金门县政府也请许多设计师设计了许多有趣又有意涵的文创产品，比如水獭公仔，水獭长尾夹，水獭形状的花盆，水獭形象的毛巾等等，涉及到文化教育和生活日用等多个领域，让大家能够在不经意间就能够了解到这种动物的习性等等，从而提高对它的保育的意识。除此之外，还有针对专业人士的研讨会，去年金门县政府建设处的农林科和台北市立动物园就曾联合主办过一场欧亚水獭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请到了来自十四个不同国家的专家学者来金门实地考察，并就不同地区的水獭的保育理念和措施进行报告和交流。以上的保育措施对我们而言可能并不显得特殊，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一种非常有金门特色的保育方式。

金门每年四月份都会举办盛大的迎城隍活动，相关的庆典，仪式和表演会持续一个月之久，所以称为“城隍季”，这是一个宗教活动，但是因为规模之大，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当地居民参与，也吸引了许多的游客专程来观看。城隍是道教信仰中主管一个城池的地方神，通常都是生前具有很高功德的官员和英雄来担任。迎城隍活动有个重要的环节是“绕境”。“绕境”的意思是神明出巡，由当地老百姓抬着载有城隍爷的塑像的轿子，在指定的路线巡查自己的辖区，巡查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驱除鬼魅的过程。2019年的四月，台北市立动物园和金门县政府就曾合作在绕境的队伍中加入了“水獭”的形象。由台北动物园的园长和金门县金城镇的镇长穿上特殊的衣服和帽子，装扮成水獭的形象，走在绕境的队伍的中间。有趣的是，绕境的队伍中有一只“蜈蚣阵”的亲子队伍，也是迎城隍的传统项目——几百名儿童装扮成不同的道教神仙形象，由自己的父亲举起在自己一侧肩头，队伍纵向排开就形成一条“蜈蚣阵”。两只“水獭”则正好走在“蜈蚣阵”的前面。对此，金城镇的镇长李诚智表示：这种宣导方式，是让“环保”的理念走出“同温层”，让不同代际的人都能够了解和认识到我们需要保护什么。

城隍出巡

绕境活动结束后，队伍会回到城隍庙，在此还会进行一个“为水獭命名”的仪式。台北市立动物园，金城镇公所和金门县政府的农林科分别为新出生的水獭宝宝取了名字：浯茜（金门别称浯岛），莎美（水獭出生的地方叫做沙美），青屿（青色岛屿）。三张写了名字的纸片被放在庙里的城隍塑像前，由熟悉道教科仪又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城隍前执筊杯，最终为水獭选择一个名字。在一系列复杂的仪式之后，最终确定了“青屿”为水獭宝宝的名字。提议这个名字的农林科科长钟立伟说：青屿这个名字的寓意是希望我们的岛屿能够一直维持现在优良的生态环境，同时“青屿”也是“轻语”的谐音，也是一种我们提倡的对待大自然和动物该有的方式——轻声细语，温柔以待。

城隍庙“为水獭命名”仪式。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例中，“绕境”时的水獭首先被赋予了神圣性，让水獭跟城隍处于同样的队伍之中，接受人们对它的“崇拜”；给“水獭”命名又将这个动物人格化。这一系列的举措，如果用德斯科拉的术语来说，就是在当地人的观念中，水獭这种动物具有了“内在性”。

案例一中对于自然遗产保育的动机（理念），是来自于传统宇宙观之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对于动物“灵性”的信仰。案例二中，对于水獭的保育措施，体现了对于自然遗产保育的方式（实践），并非单纯运用“科学”的方式，而是与地方信仰崇拜的有机结合。

两个案例中的动物都是同时属于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所以西方自然主义视角下的“自然和文化”的二元分离，在这样的传统社会中是不成立的。正如Philippe Descola所提倡的：“必须放弃用自然和文化这种术语来阐述人类学的问题，因为这两个概念本身就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 后殖民时代的人类学宗旨，不再只是去除西方中心主义，同时还兼具去除人类中心主义的使命。而我们的中华宇宙观原本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通过上述两个非西方社会案例中的对于动物的保育，可以看出在政府和民间有意识的协作之中，蕴含着对于这种宇宙观的无意识的继承和结合。

其次，在现代社会，我们可能会说：如果我们继续破坏环境，会带来生态危机；可是在一个相对传统的社会，我们说你伤害了这个动物会不吉利；不吉利比生态危机对于当地的人来说可能更有威慑力。如果以人类学的角度来解读：“生态危机”和“不吉利”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都是为了起到警示的作用。如果说“不吉利”是封建迷信，那么“生态危机”难道就不是另一种迷信吗？生态危机是什么，为什么会不吉利，其实这是专家的工作，普通百姓是无法解释的，所以，没有哪一种说法是更文明更科学。“不吉利”/“触怒神灵”或者“生态危机”都是一种在相应群体中有效的警示，在特定的社会和区域，需要用特定的方式去传达和实践“环保”理念。我们应当去除迷信/科学，落后/先进，野蛮/文明的二元对立。最后呢，回到到人类学本身，我们的学科一直都致力于理解一些持有与我们不同的宇宙观的族群，是如何在他们现有的条件下创造出了他们的不同现实，如何表现出一种不能用我们的执行方式去衡量的创造性。

本次讲座为中法环境月系列活动之一。中法环境月创立于2014年，旨在提高每个人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并加强中法两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今年，中法环境月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主题再次到来！2020年10月17日至11月15日，受法国驻华使馆之邀，科学家、研究员、艺术家、作家、导演、企业家等将通过一系列活动鼓励人们采取集体或个人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