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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你戒掉短视频的，或许是播客

2020-11-09 16:2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程迟硬核读书会

1933年3月，经济危机席卷美国，赢得大选不久的罗斯福总统做了一件历届美国总统都没有做过的事——他通过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开始了名为“炉边谈话”的录音采访。

从1933年到1944年，罗斯福总统一共进行了30次“炉边谈话”。从经济危机到二战进程，从美国的煤矿危机到德黑兰和开罗会议，“炉边谈话”成为了美国民众了解美国的内外政策的重要信息源。这也成为了罗斯福给美国民众留下的美好回忆——他的声音里，有足够的信息量，也有时人正需要的信心。

准备发表“炉边谈话”的罗斯福总统图/维基百科

在以图像为媒介的电视网络还没有普及的上世纪初，以声音为介质的广播成为了和报纸并驾齐驱的重要媒介。

在电视、网络、智能手机成为日常的21世纪，以声音为介质的音频和广播似乎已经在走下坡路。

但在美国，人们依旧保持了对音频节目的热爱。

2004年，英国《卫报》专栏作家本·汉莫斯勒用podcasting来形容当时正在兴起的，通过网络RSS技术定制、传播音频的新技术。

2005年，苹果公司在它的iTunes音乐商城中加入了podcasts这一栏目，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播客”，同年，“播客”被收入进《牛津美式英语词典》。

由此，伴随着苹果的硬件设备iPod和软件iTunes 支持，“播客”成为了在美国内容行业发生的重要现象。不仅出现了像Wondery这样的播客制作公司，很多传统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等，都开始制作播客。

而这两年，在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也突然成为了“音频”爱好者。搭上“知识付费”这列快车的音频栏目的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很多看起来“小众”的播客，也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受众。

像《反派影评》《日谈公园》《忽左忽右》等节目成为播客界的明星。《忽左忽右》刚诞生就被评为了苹果年度最受欢迎新作，而去年，则被评为苹果最佳播客。

《忽左忽右》在2018年3月上线，它的内容十分广泛，在《忽左忽右》里，你可以了解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也能听到俾斯麦的外交政策，还能听到关于“小镇做题家”的分析，甚至能了解美国媒体行业在近年来的趋势——它在气质上，更像一个高质量的周刊杂志。

近日，在甲骨文译想论坛上，新周刊·硬核读书会采访了《忽左忽右》的主播，同时也是Justpod音频制作公司的CEO程衍樑。

我们聊了聊，他如何从一名记者转变成一位播客主播？

如何把一个看似“小众”的内容播客做成一个有40万订阅的“业内顶流”？

中国和美国的播客有何不同？

以及最重要的，阅读如何塑造了这一档让人“过耳不忘”的播客。

✎采访 | 程迟

✎编辑 | 萧奉

正经地做一档可以有很多人听的播客

硬核读书会：在做播客之前，你所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程衍樑：我之前做文化报道，一直关注一些偏社科历史的选题。主要做的是做一些文化人物采访，一些系列专题的采访，以及一些固定的事件采访，比如跑上海书展之类的，所以这过程中做的比较多的是偏人物向的采访。

2017年，我离开之前工作的媒体。但离开了媒体之后，还是希望去尝试做一些表达。

程衍樑

因为突然远离媒体之后有一种信息上的“空虚感”。但对我来说，做微信公号有点“重”。我当时已经进入一个疲倦期，不太想去用文字来表达。

我过去的很多采访或者专题，是通过录音笔的形式来进行记录的，很多当事人描述一手信息的时候，那种互动的临场感，是特别好的。

所以我当时想，我们作为记者去转述这些信息的时候，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磨损了原本的信息。

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过去录音里面的一些材料重新地翻出来，或者说再通过这种录音的形式做一些声音上的剪辑，再做成一个播客。

如果做文化系列的播客的话，选题上我这边应该还是有挺多的。所以我就找到了我认识好几年的一个朋友，就是杨一。

他一直在电视台里面做编辑，在播客的制作方面是很成熟的。所以我就跟他说要不一起正经的做一档，可以有很多人听的播客。我主要负责内容，他负责制作。

我们做“忽左忽右”这档节目大概10个月以后，发现我们有很多听众了。在豆瓣上也一些朋友开始讨论这个节目——这是比较出乎我预料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还是做一档比较小众的节目。

这个节目很快地出圈就让我意识到播客本身在人群里面是一种潜流，很多人很容易接触到它。

硬核读书会：你自己最早关注播客是什么时候？

程衍樑：是17年底到18年初自己做播客的时候。我还是保持媒体人做research的方式，通过大量的报道、论文等去了解播客。比如说当时搜集了近10年以来的一些关于北美播客行业的很多报道。通过这些，你就能看出这个市场的变化是什么，以及最好的节目是哪些，然后再有选择性地去听。

所以后来我自己做播客，就非常重剪辑后期这块，我希望他的节奏感能够像一个电视节目——我的标准就是让我自己能够听得下去。

我不在乎听众是否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硬核读书会：《忽左忽右》已经有固定的听众群了，这和你最开始做的时候策划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不同？你想法有什么样的转变？

程衍樑：最开始的时候，更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做了几十期以后，就有些“为更新而更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个转变。对节目的整个的一个定位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说现在我把忽左忽右定位成一个类似于声音杂志的媒介，希望对它有一些更产品化的思路。

我最早期做忽左忽右的时候，当时的一个想法是要把选题的离散度做得尽量的高，我希望它是一个万花筒式的节目。它的名字上来就是“忽左忽右”，我希望它的一个立场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立场，不是积极地去进行表态，而是去宣扬一种经验主义的态度。

在播客平台“小宇宙”上，忽左忽右的页面。

我觉得经验主义最好的一个载体就是偏向历史的话题，复盘人类的过去是一种各方面来看性价比非常高的行为。

在聊当代的时候，我们掌握的信息是非常少的。而在谈论过去的时候，我们是建立在前人无数人的研究上，比如我们今天聊冷战时代的某个议题，我们可以通过美国政府的公开网站去找到当年的电报密文。

但当我们在谈一个更宏大的或者说更当代的议题的时候，我们很难有这样的信息的平等性，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会直接造成这个话题我们聊出来之后是否更有价值，所以经验主义是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看重的。

因为当时我觉得中文播客里面关注经验主义这块的东西非常少，而且传统上来说经验主义一直是受到批判的，它是被称为一种保守的力量，或者不是那种进步的思考方式，但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进步主义和经验主义本身就是一体两面。

硬核读书会：刚才你也说到文字和你的工作是联系的比较紧密的，你怎么看阅读和播客的关系？

程衍樑：我自己播客的文化属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的嘉宾是一些新书的作者，以及一些社科历史方向的学者。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去跟进这些阅读，我个人的阅读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当然，也会有自己凭兴趣在浏览的部分——所以这就是不在媒体工作的一个好处，我可以把兴趣和播客的录制合二为一。

我本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顺便做一期节目也不错。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反倒不太在乎听众那边是否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当时想的是反正播客没有太多人听你做大众做小众应该差不多。

我做了之后反而发现有个好处，很多小众的议题，你在文字上面你要鼓励大家做一个信息社区是挺难的，但是作为播客来说，很多人可能真的能够接受这样的信息——因为你是一个被动收听的过程。

而且通常我们聊天本身就是在降低文字作为一个硬邦邦的信息输出的属性。播客它的信息是流畅的。对听众而言，他的投入的时间成本也不一样了。

如果我打开公众号，基本上一分钟以内我一定会翻完它的大概内容，我的习惯是快速翻阅之后再决定是否认真地看。所以说如果是视觉的话，投入成本不是特别高，但是播客的话就是你很难有这样的渠道，让你去迅速地界定播客值不值得听。

中国的播客是由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来推动的

硬核读书会：很多中国的城市也有广播电台，在网络兴起之后，它们会把自己的内容搬到比如像喜马拉雅这样的平台。你觉得你自己的广播和电台的的广播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

程衍樑：说这个问题的话，就要首先谈一谈美国的播客产业。美国的播客很繁荣，它的重要特征就是它的核心力量是传统的广播人。

美国的明星播客公司，比如wondery或者gimlet，他们这些核心的的制作人很多都曾服务于这种公共广播电台。

但是中国明显就没有形成这样的氛围，中国的播客至今都是由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来推动的。

比如说现在流量最大的一批狭义上的中文播客，他们的主理人可能是做人类学的，或者是前媒体人，但里面的传统的广播人很少。

我想这背后的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中美两个国家的广播体系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重制作的一种广播体系，它的传统节目里面就有大量的录播节目——这些都是以精致化制作，直接去做分发的节目，也就是说它们在上线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节目了，那么制作人在里面占据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但是中国的广播体系的话，因为我们全国是用一个统一的时区，它不像美国——美国有5个时区，如果你要保证在几个时区都在早晨的7:00放这个节目的话，它就不可能是一档直播的节目。

美国横跨5个时区。图/维基百科

我们在统一时区下，直播这事变得很自然。

节目制作要录播，反而会会逼着电台重视制作，因此此类节目更需要优秀的制作人。

中国有大量广播电台，它是由直播节目支撑起来的，在直播节目里，制作人的重要性自然而然会下降，所以中国的广播是非常重视主播本人的。

现在我们也会发现，广播行业里面的人出来做播客会有点“水土不服”。当制作录播的节目的时候，考验的第一就是你的制作，第二就是你的内容深度了。这并不是传统广播擅长的地方。

过去30年我们可以想到有一些报道，有一些深度报道可能会在电视里面，但是大部分的深度报道是发生在文字在杂志里面。

所以我在想的是，其实相对来说按不同媒介属性来说，从内容的梯度上来说，广播可能在这块做的是最弱的，它的存在感本身就不是特别高。所以一旦进入到一个要比拼内容深度的一个模式里面去，传统广播人的优势其实真的不是特别的大。

硬核读书会：是不是这种音频（广播、播客）内容制作比较强的公司大多在北美？英国好像也只是BBC一家有比较多有竞争力的优质内容？

程衍樑：BBC的受众是大于英国人口的，因为它作为对因为全球的英语使用者的话是非常庞大的数量，英语使用者的数量超过中国人总人口。

可以这么说，播客是个北美现象。因为本身播客这个词就是从美国诞生的，它是broadcast。Ipod诞生以后，很多人将网络上制作的节目下载到iPod里——比如说我在大巴上或者其他的一些火车、飞机上去听。

ipod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听音频的方式。图/Unsplash

在中欧或者在中南欧的这些国家，无论在意大利语区还是在德语区，播客本身都不太发达。可以说确实播客是一个美国现象，或者说是一个英语世界的现象。

中文播客应该有更多内生的东西

硬核读书会：你怎么看很多国外媒体突然关注中国播客的现象？

程衍樑：国外对中国播客的关注比较多。近期《经济学人》发了一篇关于中国播客的文章，然后politico，《纽约时报》等媒体也都在关注。我们甚至接受过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采访。

国内的媒体对我们的关注倒没有那么多，有时候我觉得外界对中文播客的一个关注可能会夸大了它的实际影响力。

因为播客在美国是一个主流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个英语世界的现象。

所以这些国外的媒体把它理解为这又是一个中国人接受了他们生活方式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纽约时报》会感兴趣。

但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说的话，肯定是觉得我们做出来的播客一定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或者说其实两者是有差异的。

因为一些外媒会找一批留学生类的播客，他们在讨论很多关于中国的现实政治的话题，然后被当成中国播客的一个样本来展现现在中文播客的一个蓬勃壮大，但其实它只是一个侧面。

我没有精确统计过中文播客的数量，但是好几万个是有的，我相信大部分中文播客其实是扎根在中国内地的。

Justpod旗下的播客。

那些海外的精英群体或者说留学群体的播客，能代表中文播客的一个面相，但是其实中文播客的谱系还有更多，中文播客的其他的面相未必就是外媒关注的。

我们接受采访的目的就是希望在英文世界里面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们在中文播客市场的核心的位置，我们知道这个市场真正在发生着什么。

我希望以后报道的越来越多的播客不只是关注在一些北上广的人，或者说一些在纽约、美国西海岸、巴黎的人。中文播客应该有更多中国内生的东西，但是这样的东西可能是外国的主流媒体没有兴趣关注的。

中国的媒体有滞后性

硬核读书会：对未来的《忽左忽右》有什么样的规划？

程衍樑：它还是会关注更多的一些偏文化向的历史向话题，以及秉持传递多元价值观的态度。

更具体的方式，是邀请更多的主播进入这个节目。比如说，上海书评的执行主编郑诗亮会做一个《忽左忽右》内部的读书的栏目，他会邀请一些他熟悉的写作者以及一些学者，聊一聊他感兴趣的话题。

所以我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逐渐把《忽左忽右》从依赖于某个个人的中文播客，慢慢地做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声音杂志，而且是高水准的声音杂志。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能会采取一些别的形式来转传达这些内容。比如说声音本身是一种基础的形式，但对于内容来说的话，其实你是声音或者文字，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这个节目的未来，我还是希望尝试让它的载体更立体、多元。

硬核读书会：我看到中国传统的媒体，好像都没有开始去关注播客，对它的兴趣并不是很大，这是为什么？

程衍樑：中国的媒体有种强烈的滞后性。首先大部分的媒体背负的盈利压力都很大，中文播客到现在为止，它还不是一个有明显盈利色彩的媒介。

对很多媒体来说它的吸引力天生不足——无论你怎么跟他说他有多么有前景。但往往一个新的媒介就是这样的，在它的发展期就是看上去没有盈利的前景，就像早期的公号一样，当你发现公众号能够盈利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很多公号捷足先登已经开始做起来，所有的媒介其实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在播客里面最终也是一些先尝试去吃螃蟹的这些媒体会最终得到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