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齐泽克评美国大选；哈里斯或改变美国政治

齐泽克：拜登不过是有人性的特朗普

近日，齐泽克在RT发表了对美国大选的看法。

2020年11月7日，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拜登发表全国讲话。

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夕，不同形式的民粹主义抵抗力量正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阵地。《卫报》的报道称：“武装民兵组织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阶段与阴谋论者和反病毒者结成联盟，他们声称冠状病毒大流行是一场骗局，加剧了人们对选举日之前可能酝酿麻烦的担忧。反政府和反科学宣传的主要倡导者在周末聚集在一起，最大的民兵组织之一的创始人也加入其中。”

齐泽克认为，这里有三个层面在起作用：阴谋论者（如匿名者Q）、病毒否认者和暴力民兵组织。这些往往是不一致且相对独立的：有阴谋论者不否认疫情的真实性，但从中看到了毁灭美国的阴谋；也有病毒否认者不认为疫情背后有阴谋，只是否认威胁的严重性（如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等等。

但现在这三个维度在一起发展：暴力民兵将自己合法化为自由的捍卫者，他们认为自由受到深层国家阴谋的威胁，这个阴谋反对特朗普连任，而疫情是阴谋的关键因素；如果特朗普连任失败，将是这个阴谋的结果，这意味着暴力抵抗这个失败是合法的。

2020年10月，联邦调查局透露，一个右翼民兵组织计划绑架密歇根州州长Gretchen Whitmer，并将她带到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安全地点。在那里，她将接受一种人民的“审判”，因为她为遏制新冠病毒感染而实行严厉的限制，从而按照民兵组织的说法，侵犯了美国宪法所保障的自由。

这个计划令人想起欧洲最著名的政治绑架案。1978年，唤起基督教民主党和共产党大联合可能性的意大利政坛关键人物阿尔多·莫罗被红色旅绑架，交由人民审判，并被枪杀。

齐泽克赞同学者兼作家Angela Nagle所说的：新的民粹主义右翼正在采用几十年前就被明确认定为属于极左“恐怖”组织的方法。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这两个“极端”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合的：并不存在一个稳定的中心，而两个极端对称地分列两边。

基本的对立是建制派和左翼之间的对立，右翼的暴力“极端主义”是中心受到威胁时引发的恐慌性反应。这一点在上次总统辩论中变得很明显，特朗普指责拜登支持“全民医保”，说“拜登同意桑德斯的观点”；拜登回答：“我击败了伯尼·桑德斯”。这个回答的信息很明确：拜登是有人性的特朗普（Trump with a human face），尽管他们的对立面是相同的敌人。这就是自由主义机会主义最糟糕的地方：因为害怕吓到中间的人而放弃左翼“极端分子”。

特朗普在这里玩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游戏——当他被问及宣扬暴力或阴谋论的激进右翼团体时，他试图从形式上与这些有问题的方面保持距离，同时赞扬他们普遍的爱国态度。当然，这种保持距离是空洞的，是一种纯粹的修辞手段：人们默默地期待着这个群体对特朗普演讲中充满的隐含的暴力呼吁采取行动。当特朗普抨击所谓的左翼暴力时，他的措辞是分裂的，是对暴力的呼唤。特朗普在被问及“骄傲男孩”所宣传和实行的暴力时的回答是一个典型。

据报道，“2020年9月29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全国电视上告诉‘骄傲男孩’（一个崇尚白人至上主义的极右组织）‘退后并待命’后的几分钟内，这个只属于男性的组织成员在边缘（fringe）社交网站上庆祝在意识形态上推动反对左翼的‘历史性’时刻。”

特朗普确实告诉他们退后，即克制暴力，但他补充“并待命”，即准备好——做什么？意思很清楚明白：如果特朗普输掉大选，要准备好实行暴力。即使美国真正爆发内战的危险可能是空穴来风，但这种可能性被广泛谈论的事实本身就很重要。

而且不仅仅是美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看看欧洲媒体的报道；在波兰，自由派的公众人物抱怨他们正在成为民主解体的旁观者；同样的情况也在匈牙利发生。

在更普遍的层面上，议会民主概念本身所固有的某种紧张关系今天越来越明显。民主意味着两点：一是“人民的力量”（多数人的意志应在国家中表达出来），二是对选举机制的信任：无论有多少操纵和谎言，一旦统计出数字，结果就会被各方接受。

2000年美国大选戈尔向布什认输就是如此，虽然更多的人投了他的票，佛罗里达州的计票也很有问题——公众对正式程序的信任，才是议会民主制的稳定性所在。当这两个维度不同步时，问题就会出现，左翼和右翼都要求人民的意愿应该高于选举的形式。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对的：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所写的那样，民主代表机制并不是真正中立的。

这种非中立性在危机或冷漠的时刻变得显而易见，当人们体验到民主制度无法有效地记录人们的愿望或想法时——这种无能为力的现象体现在2005年英国大选：尽管托尼·布莱尔越来越不受欢迎（他经常被选为英国最不受欢迎的人），但这种对布莱尔的不满却没有办法找到政治上有效的表达方式。这里显然出了很大的问题：并不是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是一种犬儒的听之任之阻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动，所以，结果就是人们的想法和他们的行动（投票）之间出现了奇怪的差距。

大约一年前，随着法国“黄马甲”运动的兴起，类似的差距更加残酷地爆发了：他们清楚地表达了一种愤怒，而这种愤怒是不可能转化或移植到制度代表的政治术语中的。这就是为什么当马克龙邀请他们的代表进行对话，并要求他们用明确的政治方案来表达他们的抱怨时，他们的抗议活动就烟消云散了。西班牙的Podemos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他们同意玩政党政治并进入政府的那一刻，他们几乎变得与社会党人无异——这也是代议制民主没有完全发挥作用的另一个迹象。

简而言之，自由民主的危机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而新冠疫情只会使危机更加严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当然不是在某种更“真”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更能包容所有的少数派）中找到的。齐泽克称，自由民主的框架必须被抛在脑后，这正是自由主义者最害怕的。只有当人们对体制内的变革失去希望时，真正的变革之路才会开启。

哈里斯有潜力改变美国政治面貌

2020年11月7日，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哈里斯登台讲话。

截至11月7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获得了超过胜选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的票数，如无意外，将于2021年1月20日与其副手卡玛拉·哈里斯共同入主白宫。大选结果出炉后，很多人更为哈里斯的成功当选而欢欣鼓舞，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当选女性副总统和非裔和南亚裔副总统，她的成功不仅有着历史性的象征意义，还将带来深远的现实影响。美国《政客杂志》（Politico Magazine）日前邀请了25位政治观察家、分析人士、思想家和文化界人士预测了哈里斯在副总统职位上改变美国政治面貌的可能性。限于篇幅，选摘部分内容译介如下：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非裔美国人研究教授特拉·亨特（Tera W. Hunter）指出，非裔女性有着长达几百年的坚定倡导将民主权利扩展到所有美国人当中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女性选民被主流政治体系接纳之前。1948年，来自加州的报纸发行人、编辑夏洛塔·巴斯（Charlotta Bass）已是党龄超过30年的共和党人，因为无法为一份包含种族和性别视角的议程找到支持者，她退出了共和党，加入了新成立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并在1952年成为了该党派的副总统候选人，也是首位被提名的非裔女性。20年后，纽约国会女议员、民主党人雪莉·奇泽姆（Shirley Chisholm）成为了首位主要党派的非裔女性总统候选人，她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性别歧视，支持堕胎权，亲劳工，反战，非常有主见，尤其坚持原则。但巴斯和奇泽姆都没有得到党派或选民的支持。

在亨特看来，哈里斯将带着前辈的重负就任副总统一职，这个意味着巨大特权和力量的位置将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促使美国公正、平等对待少数族裔的机会，所有美国人都将从中受益。因为哈里斯在国土安全、情报与司法委员会的职责，她将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二号人物，她将参与指挥刑事司法改革、投票权保护、医疗和教师与其他工作者的薪资增长等重大议题。她最关键的角色可能是作为最值得信赖的顾问和当选总统拜登交流，她将作为一项永久性的提示——不要忽视那些被遗忘的有色人种选民，尤其是非裔，是他们帮助他当选了总统，在白人多数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的时候。

“新美国”智库总裁安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认为，哈里斯在美国国内主要扮演调停者、疗愈者和团结者的角色。对于很多有色美国人而言，多数美国白人无法和特朗普毫无歉意的种族主义政治划清界限这一事实造成了一道敞开的道德裂隙，他们要怎样和这些将“真正的美国”定义为白人的美国的同胞和解？哈里斯不仅因为肤色和性别深知这种被边缘化、被贬损的感受，还曾作为检察官以跨越肤色和政治分野的方式代表“法律与秩序”。她必须领导一场同时建立在对历史和当下的虚伪和不公毫不含糊的真诚以及对国家的爱和塑造共同未来的承诺之上的全国性对话。

斯劳特还指出哈里斯应当在国际上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尽管拜登在外交事务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哈里斯代表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新路径，作为一个考虑并连接各大洲的人们的国家。她认为哈里斯应该像拜登当副总统时那样组建一个自己的外交团队。美国在21世纪需要扮演与20世纪截然不同的全球角色，哈里斯可以成为这一反思的催化剂。

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妮弗·劳丽斯（Jennifer Lawless）指出，拜登哈里斯的成功削弱了女性候选人面临系统性劣势的认知。以往女性候选人在选举中的成功往往被选民、捐赠人和媒体的广泛偏见所掩盖，这导致很多女性认为她们必须付出双倍努力才能获得男性候选人的一半成功，这种观念阻止了她们参选。研究表明，国会女议员能为她们的地区争取到比男议员更多的联邦经费，并发起更多的立法程序；她们会优先考虑和女性相关的议题；她们更可能参与有益于国会社会关系的社交活动和传统。也就是说，女性在政府治理中表现更好。

范德堡大学政治学教授阿曼达·克莱顿（Amanda Clayton）提出，让哈里斯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扮演领导角色可能带给美国人必要的信心。此前美国的抗疫由副总统彭斯负责，哈里斯的能力将进一步衬托出其无能。而女性政治家向来比其男性同僚更关心医疗议题。美国国会女议员在国会辩论中谈到医疗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国会男议员。全球范围内，女性官员较多的政府倾向于在公共健康上投入更多，此次疫情中新西兰、德国、芬兰等国的女性领导的表现都受到了赞扬。罗格斯大学美国女性与政治中心主任黛比·沃尔什（Debbie Walsh）表达了类似观点，她认为这是女性参与美国政治的历史性时刻，对于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的女性来说，哈里斯的成功当选拓展了可能性的边界，证明了有色人种女性是有资格获选的，为后来者打开了大门。

匹兹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凯沙·布莱恩（Keisha N. Blain）指出，民主党党内初选和大选中，拜登关于刑事司法改革和1994年犯罪法案的历史是最为棘手的议题之一。考虑到哈里斯的检察官背景（她在刑事司法议题上同样有批评者），可以想像拜登会依赖她的经验绘制一条全国民主党人都能够支持的新的刑事司法改革路线。尽管拜登政府不太可能支持诸如削减警费之类的激进目标，拜登和哈里斯可以在量刑准则、合意判决、毒品分类及治疗等方面提出新的联邦路径。作为有色人种女性，哈里斯特别适合推动处理怀孕相关死亡案例的种族民族差异的联邦政策。律师、前纽约国会民主党议员伊丽莎白·霍尔茨曼（Elizabeth Holtzman）也表达了希望哈里斯帮助拜登重建司法部门公正性的愿望，包括解决司法体系中的种族不平等、结束残酷的不合法的移民和难民政策以及全面地为女性权益而奋斗。

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律与伦理杰出教授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raven Nussbaum）表示，哈里斯应尽快明确确立作为全体美国人的副总统的形象，而不仅代表身份政治。她应当着眼于四年后的大选，自我定位为强劲的总统候选人，在当代美国，这意味着不再反复述说身份议题。尽管如此，努斯鲍姆认为以哈里斯对印度的了解，她应该着手处理印度国内的印度教右翼侵犯人权的问题，美国国会内的印度裔议员往往回避这一问题，部分是因为他们收到国内印度教右翼支持者的资助（加州国会议员Ro Khanna是光荣的例外）。但这应当成为两党共同的议题。小布什政府曾因印度总理莫迪在杀害古吉拉特邦穆斯林案中的共谋而拒绝他的签证申请，我们应该重新采取可敬的立场，将全体印度人的人权作为美国与印度签订任何协议的条件。

“取消波拉特”

近日，包括Aljazeera在内的多个媒体报道了由一部“侮辱哈萨克斯坦的种族主义”嘲讽喜剧片引发的风波。“虽然这部电影是对美国文化、无知和偏见的讽刺，但在哈萨克斯坦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这个笑话。”

《波拉特》续集海报

萨沙·拜伦·科恩的《波拉特》续集上映后，再次在哈萨克斯坦社会引起了各种反响。这部由杰森·威奈勒执导、名为《波拉特2：为建设伟大祖国哈萨克斯坦而贿赂美国政权》的电影近日在亚马逊Prime上发布，虚构的主人公是哈萨克斯坦记者波拉特，由科恩饰演，他的特点是夸张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厌女观点，在影片中被描述为哈萨克斯坦的典型。

在电影上映前，有超过10万人在网上签署了一份要求取消这部电影的请愿书。首映当天，小股抗议者还聚集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美国领事馆前。社交媒体的反应尤为激烈。Twitter和Instagram上出现了#cancelborat的标签，数千名哈萨克斯坦人对电影中涉嫌的种族主义感到愤怒，并指责科恩侮辱了国家。

哈裔英国人Lola Askarova在change.org发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亚马逊和Prime Video停止在英国和全球发行种族主义电影《波拉特2》”。请愿书抨击富有的白人科恩选择了哈萨克人生活的哈萨克斯坦，对有色人种进行种族歧视，嘲笑他们的文化、传统来赚种族主义钱。请愿书还质疑亚马逊：“这部种族主义电影公然谴责、欺凌和伤害一个有色人种民族，是否是符合亚马逊价值观的可接受的娱乐？”

Askarova指出，电影中所有的演员都不是哈萨克斯坦人，实际上主要是白人。“如果科恩先生嘲笑中国人、黑人、美洲原住民、犹太人或其他类似的有‘高知名度’国籍的人，将会引起国际上的轩然大波，他将被那些拒绝与他合作的电影制片厂所抛弃。”

更糟糕的是，在首映前，电影的营销团队设立了冒充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假Instagram和Twitter账户。起初，大部分推文都集中在天气和哈萨克斯坦部长的活动上。9月30日的一条推文写道：“鲜为人知的事实：哈萨克人是世界上第一个驯化马匹的人。我们伟大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伟大时刻! #technology #worldculture”。

同一天，这个恶搞账号在推特上祝贺唐纳德·特朗普——“哈萨克斯坦人民的伟大朋友”——在总统辩论之前就赢得了辩论。随后的一条推文说：“抱歉。尽管最近政府购买了宽带账号，但由于Wi-Fi信号不佳，我们目前无法关注辩论。请告知我们进展情况! #debates2020。”几分钟后，这个账号又发推文：“好消息！我们正在使用邻国混蛋乌兹别克斯坦的Wi-Fi! 又在看辩论了！”

虽然哈萨克总理的新闻办公室觉得有义务否认是这个账号的作者，但这次当局克制了对电影的官方评论。2006年上映的第一部《波拉特》电影名为《波拉特：为了建设伟大的祖国哈萨克斯坦而学习美国文化》，最初引起了政府官员的批评。但在2012年，外交部长Yerzhan Kazykhanov表示，他“感谢《波拉特》帮助哈萨克斯坦吸引游客”。他还表示，电影上映后，发放的签证数量增长了10倍。

不过，哈萨克斯坦社会仍然存在分歧。《波拉特》再次让哈萨克斯坦人分成了两个阵营。有些人深感愤怒，说这部电影是骗人的，因为它是在罗马尼亚而不是哈萨克斯坦拍摄的。一个哈萨克斯坦营销专家Tatiana Fominova告诉半岛电视台：“我们的国家只有30年的历史，国家象征仍然是被神圣化的。另一半人明白，这部电影主要是关于美国的，萨沙·拜伦·科恩几乎是随机选择了哈萨克斯坦。”

Fominova说，因为《波拉特》，外国人经常嘲笑哈萨克斯坦，因为他们认为电影反映了现实。她说，自己在美国旅行时也遇到过这种反应，她说这很不愉快，但她补充说，她不会对电影制作者持反对意见。“我们国家的荒诞和腐败程度非常高，《波拉特》是最不需要担心的。哈萨克斯坦抓住世界媒体的注意力，只与连续的政治和社会丑闻有关。波拉特已不能再破坏这一形象更多了。”

在目前宗教问题非常敏感的法国，《波拉特2》海报引发了法国穆斯林的愤慨，他们要求将这些图像从巴黎公交车的侧面移除。在海报上，赤裸的科恩生殖器上戴着一只医用口罩，戒指上则用阿拉伯语写着“安拉”。巴黎主要的公交网络RATP拒绝移除海报，然而据报道，电影广告已经从TICE网络（覆盖了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南部郊区）的公交车上移除。RATP仍然否认是出于穆斯林社群的关注而移除了海报，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其另类幽默被TICE管理层认为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