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与隐匿之间：隐私与19世纪小报的八卦色情文学

【编者按】

随着互联网智能化和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个人隐私、财产信息和行为轨迹的数据大规模泄露。我们将终身暴露在被攻击、骚扰的风险中吗？互联网到底做错了什么？还有多少智能产品在窥视甚至侵犯你的隐私？究竟该如何保护个人数据权益？大卫·文森特在《隐私简史》一书中贯通从中世纪到数字时代的隐私问题，探讨人类是如何在公共空间、社交媒体和邻里之间管理私人信息的，试图解答人们争论已久的问题：信息滥用所体现出的威胁本质是什么？亲密交流应如何重新定义？新媒体出现及演化如此复杂，我们应如何应对被颠覆的生活？本文摘自该书第三章《隐私与繁荣（1800—1900）》，由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隐私的作用源于背叛的可能。对私人信息的保护与侵犯相克相生。隐藏的内容越多，曝光的动力越足；外部威胁越大，房子的围墙就越厚。让隐私在19世纪显得摩登的并不是对独处的渴求——这已经有很长历史——而是公开与隐匿之间的辩证关系。约翰·普尔的戏剧版《保罗·普赖》在乔治王时代晚期的伦敦获得了巨大成功，其中的一句台词捕捉到了这种紧张关系。“但愿我没有冒犯什么”，这其中的否定既表达了对侵犯隐私的高度敏感，同时也带着对别人私事的好奇与兴奋。在戏剧结尾，保罗·普赖对女主角的求爱遭拒，因为他实在太爱打探。“呸，呸!”他愤愤不平地答道，“探究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特征。”好奇是种具有颠覆性的举动。对它的赞颂升温意味着开放战胜了封闭，理性战胜了阶层，美德战胜了虚伪。这是构成发展中的自由政体所必需的，国民应当自由探究自身所处的环境。且不说别的，发掘信息本身就结合了活力与乐趣，不论是发现新知识，还是揭露已经存在的问题。这种精神影响了许多领域，娱乐、文学、新闻、政治，只有探索精神才能带来满足，只有积极宣传才能赚到钱。

以皮尔斯·伊根的著作与戏剧的成功为标志，关于隐秘伦敦的指南类读物在19世纪20年代伊始达到了顶点，而在此时又获得了新的优势。进一步明确调查的合法边界变得很有必要。在这本发行近半个世纪的期刊首册中，《保罗·普赖》承诺“不会凭借中伤个人或私生活来立足，而是要以英勇无畏的气概揭露在过载的都市中泛滥成灾的各类骗局”。记者和警察在19世纪前中期都获得了新的职业定位与影响力。不过，随着日报与周刊内容范围日益拓展，编辑们发现，比起警察，他们认可并贯彻职业道德标准之路要长得多，也没那么完善。如果公共领域的新闻业龙头要求政府重视此事，那么层次较低的同行恐怕就得事事打官司了。一系列企业家都与蓬勃发展的色情文学市场有着紧密联系，他们正在探索如何将隐私变为金钱。

他们的利润来源于人们对八卦的热衷，并将传播方式从口头变为纸媒。19世纪的城市街区高速发展重塑了施行群体规范的古老方式，也滋生了对色情的好奇。它对可耻行为予以曝光，但自身在道德上也有瑕疵。谈论邻居的所作所为得在私下进行，内容本身也是秘密。“谈论八卦是种社交行为，”斐迪南·斯库曼评论道，“由于不能对谁都讲，这也是一种私密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隐私与八卦在披露程度上都受到限制。”尽管编辑声明义正词严，但很多廉价周刊已经发现曝光骗局与刺探隐私之间的隔墙并不严密，并感到其中有利可图。1856年的一期《保罗·普赖》发出了立意高尚的出版倡议：

讽刺作家们，是时候揭露这些谎言、欺诈、放荡与骗局了，很不幸，这些都已成为当今行为的主要动因。那么，就让我们作为先驱，以促进政治、社会与道德进步为己任。

它及时打击着各类丑闻，比如食品掺假、借贷公司的恶行，以及对性骚扰女接线员的指控。但它的封面故事却是路易·拿破仑的一名情妇的《秘密回忆录》，然后注意力又转到本地民众的不端行为上：“亚皆广场布赖顿街的S-t-l-s夫人在丈夫暂时外出时与比尔偷情，应当悬崖勒马。已婚妇女离开美德之卧榻，这是大家所不想见到的。”这本杂志每周都有一个专栏，列出来自全国各地的流言蜚语，都列明了发生地点，对所涉及的个人信息也只是稍加遮掩。这些事情本来只会在某个街区里流传，现在却吸引了全国读者。其他小报群起仿效，同时这家周刊也发现，在普适道德准则灰色地带的行为在读者中很有市场。由于纸媒上的八卦是以批判的口吻写就，这等于一边侵犯着隐私，一边又在支持这一公俗。如果一切都是社会运动，那么这些看客既可以视自己为卫道士，同时又能兴奋地享受种种细节。

它证明为隐私保密也能带来收入。编辑们给流言的受害者们提供了另一选项，只要付费就能避免被刊载在专栏里。反过来，邻居们也能以给当地小报寄匿名信为威胁来敲诈一笔。曝光变成了勒索，记者被告上法庭。法律被重新修订，为家务事提供更大保护。1843年《诽谤法》(Libel Act)的第三节就是为了应对被称为“保罗·普赖侵害”的问题。它指出：

任何人若以发表或者威胁要发表有关他人的诽谤内容、直接或者间接威胁发表相关信息、直接或者间接表明可放弃发表能影响他人的任何事件或情形为由，意图索取金钱、金钱抵押物或任何有价物品，都应被定罪，并处3年监禁。

1857年的《淫秽出版物法》(Obscene Publications Act)试图将新闻业与色情文学区分开。在镇恶会(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的敦促下，法院判定一系列刊物应当停止发行，它们的编辑也要入狱服刑。法院主要关注的是那些面向低文化水平读者的廉价期刊。1855年，报递邮票终于停用，人们期望一个自律行业能就此诞生，高度资本化的企业能够尊重中产阶级家庭的隐私诉求。

实际上，以他人生活之缺陷为乐的可并不只是下等人。每次人们要求增加独处时，总会因此类新闻的广受青睐而受到阻碍。黛博拉·科恩让人们更关注封闭的谈话中心，这些谈话关乎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的生存：“秘密是隐私不可或缺的助手，因为家中可能会有各种丑事造访——私生子、有‘非自然’癖好的儿子、自杀、精神病、通奸、破产——不管是在法律上的不利还是被外界得知后的社会压力都可能是灾难性的。”在努力保密之时，法律就是把双刃剑。对隐私的保护条文变动不大，包括1853年那条被广泛引用的裁决——禁止未经授权便出版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在地面上刻下的内容，认为被告窃取了“财产属性中最珍贵的一项，即隐私”。但法庭并不情愿将这一判决拓展为一项一般权利，来区别于实实在在的物权。相反，他们还支持媒体自由刊载涉及公共领域的家庭丑闻中的淫秽细节，特别是作为司法程序的结果。正当具有声望的报纸开始积累大量读者，1857年的《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 Causes Act)也成为用之不竭的家庭丑闻新来源。离婚过程第一次被放在正式法律背景下，而在这两年中解体的婚姻比过去的一个世纪还多。为确保诉讼当事人不会为了避免暴露性事或其他不端行为而相互勾连，一位王室讼监专门受聘来强制公开案件细节，并将其刊载到《泰晤士报》或《每日邮报》的专栏里。

公众对婚姻解体兴趣的核心，在于私生活具有无法简化的复杂性。通奸这种行为就存在无数变体。这种好奇与19世纪国家与民众行为最典型的关联形成鲜明反差。自1801年的人口普查开始，政府就在收集并公布现存及死亡人口的相关信息，19世纪30年代的统计运动兴起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诸如结婚、生子等家庭内部的核心活动都受到了系统性的检视。对于投资设立总登记处及开展其他数据收集活动，官方解释是要为循证立法做好准备。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可以将正处于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转化为适当的举措，而这些举措的影响也能够估量。统计学家和他们报告的研读者痴迷于将复杂的信息——比如国民读写能力——体现在一张数据表里，并转化成前后一致的时间序列。随后，这又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同类数据相对应，最终形成国际会议和比较研究。正如改革后的邮政系统一样(其自身便是统计信息的一大来源)，在低效的人工处理技术下，这一统计过程简直令人心生敬意。几个组织有序的书记员用最少的机械设备编写出大量关于高速增长的人口情况报告，而几乎无人质疑其准确性。

“数字雪崩”背后的驱动因素在于，人们深信数字胜过言辞。从一系列精准的细节记录中可以总结出客观事实，比预测经济与社会走向的长篇大论要更高一筹。但被统计的对象对自己所处的分类毫无争辩的余地，尤其是穷光蛋、罪犯和文盲。表格中总是将数据一分为二，赤贫或仅是穷，守法或违法，文盲或受过教育，而这些与多数群体所认可的习惯分法并没有多大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指望数字及其支撑的司法改革在家庭经济与行为的管理上能起到干预作用，是虚幻而不切实际的。尽管如此，如果要对这一快速发展的基础性方法使用笼统的“监视”一词，还是要小心谨慎。官员们对个人的身份和历史并没什么兴趣。人口普查表要求填写姓名和住址，仅是为了核对临时调查员的工作准确性。总登记处的人手不足，没有能力或意愿通过连续数据来持续跟踪家庭成员，或将他们的情况对应到公共数据的各个分类中去。这项工作的基础在于将社会视为由陌生人构成，除了特定的标准化属性之外，对他们一无所知。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表格编辑，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公共质询与家庭隐私之间的潜在冲突才能得到控制。

《隐私简史》，[美]大卫·文森特著，梁余音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