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七阁”与天一阁：皇家藏书楼为何建成江南民居模样？

1774年，乾隆皇帝的千秋大业——《四库全书》修纂已于一年前全面启动。皇帝此时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这套前所未有的大型丛书，该如何存放？

宁波天一阁引起了他的注意。为纂修四库，乾隆曾下诏钦点江浙藏书家献书，以范懋柱为代表的天一阁范氏后人进呈书籍638种，为藏书家之冠。而范家的藏书楼天一阁，当时已经使用两百多年，“并无损坏，其法甚精”，名声在外。

乾隆于是命杭州织造寅著前往宁波调查，收到了详述天一阁形制的奏折和图纸。宁波月湖畔这栋二层小楼，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是当年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私人藏书楼，坐北朝南，阁前凿池，阁用六间，前后通风，在江南民居的基础上为庋藏海量图书做了专门设计。

宁波天一阁

很快，紫禁城东华门内文华殿后的文渊阁、圆明园北部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清故宫文溯阁相继建成，它们均以天一阁为模板，为藏书而造，史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江浙二省也依样建成“南三阁”，即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文澜阁。《四库全书》修成后共抄缮七份，分别存放于这七座皇家藏书楼中，合称“四库七阁”。

民国年间，建筑学家刘敦桢、梁思成曾对故宫文渊阁进行全面测绘，出版了一套限量版《文渊阁全景》（中国营造学社1935年初版、1936年再版），包含珍贵的上色彩照、测绘图纸和藏书目录。在这套书的英文简介中，两位建筑学家说明了“四库七阁”与天一阁的关系，并写道：“在中国古代的藏书建筑中，这些建筑形成了一种单独的门类。”可以说，天一阁及仿照天一阁所建的这批藏书楼，在中国建筑史中构建了一种独特的类型。

天一阁与“四库七阁”。 天津大学 杨菁教授 供图

2020年11月5日，由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故宫研究院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北斗错落长庚明——四库七阁与天一阁藏书楼研讨会”在天一阁举行。除天一阁博物院及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研究人员外，还有来自故宫博物院、北京圆明园研究院、沈阳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承德市文物局、镇江市图书馆等十余位专家学者作为“四库七阁”的代表参会。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聚会。由于种种原因，“四库七阁”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各有际遇，目前分属不同的主管单位，有些已毁于战火遗迹无存，不论是管理者还是研究者，此前都缺乏系统交流的机会。此次天一阁论坛以“藏书楼”为线索，聚集各地专家，重新审视七阁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学术意义，也为藏书楼的研究者和保护者搭建了难得的平台。

与会学者合影

天一阁博物院院长庄立臻在致辞中说：“文渊、文源、文津、文溯、文汇、文澜、文宗，这七座气度不凡的皇家建筑从诞生之时便与天一阁结下了不解之缘。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作为这些书楼的守护者，我们相聚于此，再续前缘……因为楼相近，所以也要人相亲，因为道相同，所以也要谋相通。今天的会议只是开端，期待更多中华书楼的研究者、守护者、光大者加入我们的行列。”她向澎湃新闻表示，藏书楼的兴建体现了文化自觉，藏书楼的守护体现了文化韧劲，历古至今的公私藏书楼的存在体现了文明高度，值得我们珍视传承弘扬。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其亨在主旨发言中畅谈文化遗产研究中的“大一统”与“多元共生”，强调保留地方文化多样性和政治上的统一在文明传承中的意义。他指出，天一阁和“四库七阁”正如李白诗句“北斗错落长庚明”，像北斗星和长庚星在空中共同闪耀；清代文化的魅力也正在于大一统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与交融。

天一阁博物院院长庄立臻

一、写仿江南：从私家藏书楼到皇家藏书楼

天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杨菁自2012年起开始对“四库七阁”的数字化测绘，已相继完成承德文津阁、沈阳文溯阁、北京文源阁遗址的测绘。事实上，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相关建筑的测绘和研究。近年来杨菁和她的团队又对宁波天一阁进行了测绘工作，并着手“天一阁范式藏书楼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在会议上，杨菁的报告着眼于“四库七阁”和天一阁的内在联系，通过测绘成果等对比研究各藏书楼的建筑空间及园林环境。

四库七阁建成年代和藏书情况。 杨菁 供图

杨菁表示，“四库七阁”都是“天一阁范式”的藏书楼，即便“内廷四阁”选址北方，也在因地制宜地写仿江南。奉命前往宁波调查的杭州织造寅著在给乾隆帝的奏折中详细描绘了天一阁的设计，如设置六个开间，取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又如上下两层俱设门窗，“两面贮书，取其透风”，这些都是有别于一般民居、为藏书楼而设计的细节构思。此外，天一阁的空间序列关系——假山-水池-平台-藏书楼-花台-假山——在七阁里以直接或者间接方式反复出现，尽管根据实地情况不同有微调，但反映了对天一阁总体概念的模仿。

寅著这份带图纸的奏折拉开了北至盛京（沈阳）、南至杭州七座藏书楼写仿建设的序幕；并且以浙东为中心出现了一批以天一阁为原型建筑的私家藏书楼，把这波藏书楼热潮推向高峰。杨菁指出，天一阁在中国建筑史中构建了海量藏书的藏书楼类型。

“天一阁范式”下的“四库七阁”。 杨菁 供图

杨菁还分析了“四库七阁”在实际建造过程中各自呈现的特点。宫殿类中的文渊阁地处紫禁城，与文华殿一起兼具了朝政功能，也是文渊阁区别于其他六阁的特有功能；承德文津阁和其周边的园林环境融为一体，对天一阁建筑序列的写仿最为相似；圆明园文源阁则因为被英法联军毁损，目前呈遗址样貌；沈阳文溯阁没有水景构成、没有假山，而是采用廊院形式的空间序列，增加了长寿主题的内部装饰。“南三阁”中，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均已被毁，文宗阁现存图像最少，杭州文澜阁则是晚清时期重修的主体建筑。

杨菁团队于2014年扫描的文溯阁图片

二、“北四阁”“南三阁”今何在？

故宫文渊阁

2020年的故宫文渊阁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 赵鹏 供图

位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无疑在七阁之中规格最高，歇山顶、琉璃瓦，地位不凡。然而在故宫一众建筑中，绿墙黑瓦、六（双数）开间的文渊阁仍显得特立独行，这一形制便源自天一阁。目前文渊阁并未对公众开放。

文渊阁建成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库全书》总纂官陆锡熊楷书《御制文渊阁记册》明确指出“阁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阁”。

会议上，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赵鹏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介绍了故宫文渊阁建筑的现状以及相应的保护措施。他首先回顾了文渊阁自故宫开放以来的修缮情况，并用细节照片展示了目前文渊阁的外檐彩画、内檐糊饰以及分布于内、外檐的油饰，并探讨其年代归属。他指出，文渊阁的彩画、裱糊等反映出的建筑风格，体现了浓厚的藏书楼韵味。

1932年学界第一次关注到文渊阁的病害问题，主要表现为建筑的上层地板中部向下凹陷。时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俞星枢先生将文渊阁楼面凹陷问题反馈至营造学社，委托学社勘察文渊阁并拟定设计方案。营造学社朱启钤、刘敦桢、梁思成三位先生前往勘察，后又邀请结构师蔡方荫配合对结构进行计算分析，并由蔡、刘、梁执笔作《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一文发表。他们在文中提出了五种可能的修缮手段，最后推荐采用钢筋混凝土梁进行置换。

1935年，刘敦桢、梁思成又对文渊阁进行了细致的测绘，著《清文渊阁实测图说》一文，并附有实测图纸。该文指出文渊阁的结构设计本身存在问题。这可能是文渊阁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一次测绘。

文渊阁测绘图（立面），来自刘敦桢、梁思成《清文渊阁实测图说》

刘敦桢、梁思成著《文渊阁全景》（1936）中，在巴黎印刷的彩图，上色时错误地为文渊阁涂上了鲜红色，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

在五十年代及七十年代两次故宫大规模修缮活动中没有查到文渊阁修缮保护的痕迹，直到1988年春，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对文渊阁再次进行勘察和实测制图工作。1994年10月，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对文渊阁实施了保养工程方案设计，这一次范围较广，包括墙体台基、油饰彩画、室内书架等等，但并未涉及大木结构。

文渊阁的最近一次保养是在2008年3月，只涉及瓦顶部分。赵鹏透露，在时隔十二年之后，文渊阁将开展全面的调研，为以后的研究性保护项目做好前期科研工作。此外，文渊阁的彩画精美、颇具特色；目前故宫古建部已经在积极整理勘查、积攒彩画小样、整理信息，或将整理出版、做数字化复原。

文渊阁金莲水草天花彩画 赵鹏 供图

沈阳文溯阁

文溯阁 文溯阁相关图片均来自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李声能

位于沈阳故宫内的文溯阁于1782年建成，在“四库七阁”中地理位置最靠北，富有皇家园林建筑的特色，与“内廷四阁”中的其他三阁也颇有差异。沈阳故宫文溯阁与北京故宫文渊阁的建筑是“四库七阁”中保存最为完整的。

据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李声能在会上介绍，清代盛京皇宫充分体现了满洲早期建筑的色彩，它的特点是分期规划、多元文化融合。文溯阁作为盛京宫殿的拓展区域，与原“大内宫阙”部分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形成沈阳故宫西路建筑群。在功能方面，文溯阁兼顾行宫的用途，以满足皇帝东巡期间的使用需要。在空间布局上，它弱化了园林设计，考虑到地势和空间因素没有设计江南景观中的水景和假山，这也是文溯阁和其他阁的显著差异。此外文溯阁在建筑设计上也充分体现了地域特色。

道光初年沈阳故宫文溯阁院落图

承德文津阁

文津阁 文津阁相关图片均来自承德市文物局古建园林管理中心副主任于洋

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是“内廷四阁”中最早建成的一座。乾隆皇帝自述：“命仿浙江范氏天一阁之制，先于避暑山庄构文津阁，次乃构文源阁于此，月台则又仿文津而为之也。”

据承德市文物局古建园林管理中心副主任于洋介绍，文津阁内藏《四库全书》抄写本开头盖有“文津阁宝”“太上皇帝之宝”，最后一页是“避暑山庄”印鉴。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成书，于次年三月运往文津阁，在此收藏近一百三十年。从清宣统元年（1909）以后，这套书籍经过多次辗转，最终于2008年正式搬入国家图书馆二期新库房。目前文津阁内摆放的是购自国家图书馆的影印版文津阁本《四库全书》。

“文津阁宝”“太上皇帝之宝”“避暑山庄”印鉴

于洋在会上做了题为“避暑山庄文津阁历史原貌复原研究”的报告。在2010年启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之前，文津阁内部曾被改建，一度作为招待所使用。维修工程开始后，拆除改建的部分，先后进行了碑亭复建、门殿修缮及藏书楼屋面、装修、书架复原工程。根据历史资料比对，文津阁外部形制和沈阳文溯阁相似，内部结构则与故宫文渊阁相近，团队曾赴沈阳和北京两地考察，并比照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书架和函套制作新版。修缮完成后的文津阁计划于明年对外开放参观。

一度作为招待所的文津阁

19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关野贞拍摄的文津阁藏书楼南侧照片

修缮后的文津阁内部

圆明园文源阁

文源阁玲峰石。 文源阁图片均来自北京圆明园研究院院长张孟增

文源阁位于圆明园水木明瑟景区之北，始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原雍正“四达亭”基址上仿宁波范氏“天一阁”而建。圆明园号称“万园之园”，有大量仿建建筑，文源阁是其中仿建江南建筑的重要景点。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圆明园文源阁建筑和藏书均毁于英法联军战火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文源阁再次遭到土匪官兵的趁火打劫。民国时期，文源阁物料又遭遇无数次土匪官兵偷盗强抢。目前文源阁仅残存灰土台基和部分叠石。

现藏于日本东洋书库文源阁版四库全书散本

文源阁遗址现状

北京圆明园研究院院长张孟增在会上做了题为《浅议圆明园皇家藏书楼之文源阁》的报告，他提出三点对文源阁未来的思考，包括修复文源阁园林景观、再现圆明园园林盛景和筹建圆明园文献中心。张孟增表示，尽管文源阁的景点修复可能在资料方面相对匮乏，但圆明园研究院自2018年开始与高校合作，进行基础文献的研究，还可借助已修复的文津阁等模板，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圆明园园林盛景。

文源阁复原图《张宝成手绘图》

杭州文澜阁

文澜阁。 文澜阁有关图片均来自浙江省博物馆党史部主任梅丛笑

杭州文澜阁是江南唯一保存下来的皇家藏书楼，“南三阁”中另外两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均在天平天国战争中被付之一炬，而文澜阁在太平天国占领杭州期间作为军营没有被烧毁，但还是破损、楼宇半圮。

浙江省博物馆党史部主任梅丛笑在会上介绍了文澜阁的保护现状。文澜阁位于西湖孤山南麓，隶属于浙江省博物馆，经过2006年的修缮，目前已经恢复了藏书楼及周边院落的面貌，并对外开放参观。

文澜阁现有“西湖博物馆”匾额

1911年浙江图书馆成立，1912年以后书阁分离，文澜阁藏《四库全书》转而存放至浙江图书馆至今。1929年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文澜阁被用作农业馆，博览会结束后成立西湖博物馆，选择文澜阁、御座房、圣因寺罗汉堂、太乙分青室等为馆址，并在头门建造门楼，正中嵌有“西湖博物馆”匾额。

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

文宗阁图

文宗阁位于镇江金山，文宗阁所在院落毗邻金山行宫，现存唯一历史图像为《两淮盐法志》中的“文宗阁图”。四库七阁以水立义，喻示水流不息、文脉不断，乾隆皇帝希望四库全书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文渊、文源、文津、文溯、文澜、文汇六阁中间一字皆含“水”旁，但文宗阁为何“缺水”？镇江市图书馆学会理事长、研究馆员徐苏表示，文宗阁独处江中，不言水而水源充沛无穷。乾隆在御制诗中有“百川于此朝宗海，是地诚以庋此文”的解释，既与镇江的地理形势相合，又与以水喻阁的意思相符。

文汇阁图 杨菁 供图

徐苏的会议报告从地方文化的角度谈“七阁的构建与大运河文化”，他指出，“南三阁”的选址（镇江、扬州、杭州）与水环境密切相关，是长江和运河的特殊位置构成了“以水立义”的佳境，决定了《四库全书》落地的命运。如果说杭州的显著地位毋庸置疑，另外两部为何选在扬州和镇江，而不是政治经济地位更高的苏州、南京？徐苏认为，两地均处于长江和运河的交汇处，镇江是大运河的南入口，而扬州是大运河的北入口，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更符合“以水喻文”的特征。

徐苏表示，“四库七阁”与运河文化关系密切，大运河的起点北京有文渊阁，重要节点江河交汇处镇江有文宗阁，扬州有文汇阁，终点杭州有文澜阁；这些阁是大运河的文化亮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南三阁”的存在丰富了运河文化带的诗文宝库，提升了江浙官员和文人的文化自信，促进了江浙文人甲天下的奇观，也增加了所居城市的荣光。

2011年重修之后的文宗阁

三、北斗错落长庚明：“天一阁范式”

在“四库七阁”之外，针对天一阁自身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张亮则结合文字、图像等历史记载，发表了对天一阁历史环境的还原推测和演变研究成果。他指出，探究天一阁的历史环境，不仅有利于对其私家藏书楼价值的表述，也可以为未来天一阁新馆的规划以及类似建筑的维修保护提供参考。

他重点讨论了明中期到清代约260年间范氏司马第的四至范围，制作了模拟复原图。并从中分析藏书楼和私宅建筑群之间的关系：地择东南——因东南角相对开阔，进出方便，又考虑到东南角是文昌位，与风水五行吻合；附加庭院——因为无论是“四库七阁”还是天一阁，藏书楼都是后来增加的建筑，需要在一个相对空旷且独立的场地。

张亮考证的司马第范围

张亮还考察了近代以来天一阁附近的环境格局。1933年的天一阁大修奠定了现在天一阁的基础格局，后来逐步建设东园、纳入范氏故居、范氏余屋、秦氏支祠、建设南园和书画馆等。他指出天一阁是不断生长的模样，但仍暗合了原来范钦的思路：地择东南，相对独立——例如陈从周设计东园，便是尽量让游客往东园汇聚，独立于书库。

未来天一阁博物院还将向南扩展，张亮表示，天一阁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是：如何在新馆建设和老馆提升改造中，强化天一阁私家藏书楼基因，形成与藏书文化相协调的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郑殷芳从世界遗产语境探讨了对天一阁遗产价值的认识。她指出天一阁藏书及其管理理念、天一阁的建筑形式及园林景观，在我国藏书史、建筑史和文化史上均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地位，其突出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应当受到全人类的珍惜和保护。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关于世界遗产的评估标准来衡量天一阁的遗产价值，天一阁基本符合世界遗产标准(iii)——见证价值”、世界遗产标准(iv)——典范价值” 及世界遗产标准(vi)。天一阁自创建以来，其建筑和园林基址未曾改易，建筑形制和园林景观因循旧貌，真实性和完整性保存较好。她建议做好天一阁申报世界遗产及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准备工作。

与会学者在讨论中表示，这些一脉相承的藏书楼各有不同命运，比较性的研究为大家打开了视野。而作为研究者、管理者，在过去并没有专门针对藏书楼的研讨平台，彼此之间也不熟悉，不少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是初次见面，因而更感受到交流的重要性。

最后，与会学者通过了关于“天一阁范式”藏书楼的共识，认为天一阁深刻影响了数百年来官私藏书楼的发展，“南北七座皇家藏书楼仿照天一阁制式而建，与江南一批私家藏书楼交相辉映，其影响甚至远播日本、韩国等东亚汉文化圈，在海丝之路中体现了文化价值。这些古今中外的藏书楼共同构成具有独特思想、建筑、艺术、人文、美学价值的‘天一阁范式’藏书楼体系”；而“研究传播以‘天一阁范式’为核心的传统藏书楼，能激活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推动传统藏书楼的保护与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与民族记忆的永久见证”。学者们建议，以“天一阁范式”为纽带，加强天一阁与《四库》七阁以及各地现存藏书楼管理机构的联系，建立以定期交流、共同研究、协力保护、广泛弘扬为宗旨的保护与传承的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