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交最笃以久”：徐世昌与武强贺氏的五十年交游

徐世昌（1855-1939），字菊人，号东海，直隶天津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入翰林院，授编修。尝入袁世凯幕参与编练新军事宜，后官至军机大臣、东三省总督、体仁阁大学士等职。民国后曾出任国务卿，更于1918年秋被选举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1922年下台。

徐氏于晚清民国之际位高权重，声势煊赫，但依然喜好舞文弄墨，不改文人本色，他身边也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名士，徐氏政务之暇则与之谈诗论文，觞咏不辍。徐氏在民初任国务卿时，曾在一次宴飨宾客幕僚时当众对人谈及：“余丙戌同年多文人，贺松坡，余从之学文；柯凤孙，余从之学诗。”柯凤孙就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国学大师、《新元史》作者、山东胶州人柯劭忞；贺松坡就是晚清北方桐城派的古文大家、与徐氏为同年进士出身的直隶武强人贺涛。

下面笔者即以贺涛的文集以及贺涛之子贺葆真的日记为主要文献依据，简单梳理一下徐世昌与贺涛彼此相互推重、期许并以文章道义相切劘的交往事迹和深厚情谊，以及徐世昌与武强贺氏三代人之间持续五十多年的交游历程。

徐世昌

同官京师

贺涛（1849-1912），字松坡，直隶武强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官刑部主事，早年肄业保定莲池书院，为桐城吴汝纶、武昌张裕钊高足。贺涛为文“导源盛汉，泛滥周秦诸子，矜练生创，意境自成。其规模藩域，一仿张吴二公”，在古文写作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无怪乎徐氏要虚心向其学文。关于徐世昌与贺涛何时相识，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大体在光绪十二年两人同应会试之时，随即双双高中成为同年进士，此后两人都在京师为官，交往日密。徐世昌曾对此回忆道，他“时时访其论文，日移晷不能去。又时有文酒之会，纵论古今事不相下。忽忽岁月，皆少年气盛时事也。其后失明，亦时来主余舍，仍朝夕论学不稍辍”，可见二人交往之密切。

光绪十八年（1892）恰值徐母刘太宜人六十寿诞，同年僚友皆至徐宅称贺，并公推贺涛撰写一篇寿序代表众人共同向徐母祝寿。贺涛在这篇寿序中首先对徐世昌能够将母亲迎养身边、朝夕侍候的行为表示赞许和羡慕，并为自己不能就近奉养父母而“发恨而自愧”。接着他又对徐母勤俭持家、不论贫富皆能淡泊自守、别无奢求的人格风范进行了高度赞扬，并称徐母的行为无形中也是对徐世昌的教育和示范，使之可以“从容学问，肆力道德之场”，循此以往，徐氏的成就和前途将不可限量，那时则会给母亲带来更大的安慰和荣耀。最后贺涛表示，自己的父母也寿诞在即，希望徐世昌届时也能为其撰文祝寿，并能对自己有所教诲。

光绪二十二年（1896）徐母刘太宜人安然辞世，将与三十多年前不幸早逝的徐父（名嘉贤，字少珊）合葬，贺涛又应徐世昌之请撰写了一篇《徐君少珊墓志铭》。在文中贺涛称赞徐父“少英果，严毅有特操”，特别是年仅十七时在与贼军的对峙中表现出了超人的胆略，并为他在二十五岁即不幸英年早逝、“异材伟抱，未克一施”而深感惋惜。随后贺涛用更多的笔墨记述了徐母出身名门、服勤习苦、主持家族事务等方面的贤德事迹，特别是在徐父去世后，她甘于贫苦、全力抚育徐世昌兄弟两人，以致徐氏兄弟先后中举、成进士，“二子皆有贤行，再兴其家，厥功甚大”，对徐母“上事三世、下教二子”的贤妇良母的品格和事迹进行了大力的褒扬。

二人同官京师这段时期，贺涛除了为徐世昌的父母撰写寿序和墓志铭以外，还专门为徐氏本人写了一篇《北江旧庐记》。徐世昌当时在北京的居址即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洪亮吉（字北江）的旧宅，宅中“竹石参映，嘉树列植”，据说即为洪氏当年所营置。徐世昌喜欢读洪亮吉的著作，并且仰慕洪氏其人，所以在宅中的厅堂上书写了一块“北江旧庐”的匾额，并经常在其中为徐母祝寿，宴集同僚。贺涛作为徐世昌的同年挚友，也常常被邀饮其中，因有所感，他认为洪亮吉虽然博学多才且有用世之志，但可惜无人赏识，只能抱恨而终。而徐世昌科举中式则比洪亮吉要早，如果能“从容学问，徐以俟之”，则异日在某些方面的成就一定会超过洪氏。可见贺涛对徐世昌的学问和才能寄予了厚望，并希望徐氏能“以先生（指洪亮吉）志学自勉，而推所乐于朋友”，以友人的身份对其进行了真诚的勉励和建议。

贺馆于徐

贺涛在官刑部主事的同时，一直兼任冀州信都书院的主讲，庚子后清政府厉行新政，各省书院均改制为新式学堂，信都书院也改为冀州中学堂，贺涛仍任中文教习。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由于当时一些冀州留日学生趋鹜新学，鄙薄旧学，故公开致信贺涛反对其继续在冀州教授传统辞章之学，贺涛愤而辞职，结束了其在冀州近二十年的教育事业。

不久，他接到了当时署直隶按察使长沙人陈启泰的邀请，随即到保定陈氏家馆中担任讲席。陈氏仰慕贺涛的德行和学问，故对其十分敬重而待遇甚隆，可惜不到半年陈氏即将移官安庆，贺涛因而辞掉馆席并作京城之游。

恰在此时，已官居巡警部尚书的徐世昌知晓了贺涛赋闲的消息，他立即委托陈启泰致意贺涛，希望他能到京城徐氏家馆中任教，并愿意比照陈氏对待贺涛的礼遇而奉其如上宾。贺涛马上致书徐世昌并表达辞谢之意，徐氏随即回书并再次盛情邀请，贺涛并没有立刻答复，随即结束京城之游而返乡家居。这期间徐氏又再三通过陈启泰、武锡珏等人向贺涛进行敦劝，终于贺涛为徐世昌的真诚打动而回书答应了徐氏的邀请，并于第二年（1906）的春季赴京城北池子的徐氏家宅正式就馆。

此后徐、贺两人的交往更加密切，徐氏政务之暇则与贺涛谈诗论文，切磋学问，也时常谈论政务和时局方面的事情。除此之外，徐世昌还把他当时正在续修的徐氏族谱稿本拿给贺涛审阅，并嘱托他进行刊正、修订。寿岂堂徐氏家谱创修于清道光初年，纂修者为五世徐炘（字吟香，号晴圃），至光绪初年，炘子徐墀再行续补，至此徐世昌又进行第三次修补并准备刊印行世。贺涛在完成徐氏族谱的订正工作后，连带触动自己长时间以来的胸中所感，一并发而为文并书于徐氏族谱之后。贺涛认为，一些达官贵人志得意满，自我感觉良好，故往往会鄙薄祖先的言行。而自晚清西风东渐以来特别是清政府实施新政后，一些浮动之士凭借所知的一点西学皮毛大肆攻击自己国家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为陈旧、落后的，“必欲削除之以为快”。如果任由这些躁进之徒为所欲为，则“身与家且虑颠陨，遑问国乎”？反观徐世昌，他作为膺寄清廷新政之重的朝中要员却并没有一味地趋鹜西学、西法，而是在政务之余从事于续修家谱、纂辑世德的工作。故贺涛最后总结道，“将变所趋，必定所守，守之愈牢，趋之弥猛”，引进西学没有必要打倒传统文化，反而只有守住传统文化的根才能更好地引进西学，改革政治，“乃能于所当变者遭疑阻而不挠，锐进而不知止，而果有成效之可期也”。

在几乎同时贺涛应徐世昌之请所写的另一篇文章《题御制十臣赞册》中，贺氏也表达了大体相近的对晚清时局的所思所感。文中首先对比了乾隆朝宇内清平、国家无事的盛世景象和当今世变日急、内忧外患的衰乱情形，认为“循旧不足以为治，将取古法而更张之”。也即国家在政治上应有所改革以应对时局，但是一些只想着学习西法的官员却不懂得践行“以忠诚谋国，以勤笃任事”的为官做人之道，反而一味诋毁古人、古法，甚至不惜废弃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礼义纲常。贺涛认为，这些人的行为皆是“无定识于中，而愤时横议”，换句话说都是一些意气用事的愤青，如果任由他们来主持朝政、施行新法，“恐或有溃裂而不可收拾之虞”。由此可见，贺涛对当时世道和政局还是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并不反对实施新政，但希望能由像徐世昌这样公忠体国、有守有为的开明官员来主持之，这样才有可能使国家走上稳健发展的富强之路。

贺涛到徐家就馆不久，忽然接到直隶布政使毛庆蕃来信，转达直隶总督袁世凯欲在保定莲池书院旧址设立直隶文学馆并欲聘贺涛为馆长的消息，贺涛在与徐世昌沟通之后，随即答应了袁、毛的邀请而结束了徐氏家馆的教职。虽然此次贺涛馆于徐世昌家仅两月有余，但是二人彼此却有了更深的了解，徐敬重贺的道德文章和学问见识，贺钦佩徐虽身居高位而不改文人本色的官员气度，所以二人此后虽分处异地却留下了更多的文字交往。

1905年清政府设巡警部，次年改称民政部。图为1905年底巡警部改称民政部时，官员们在民政司前合影。前排右起：补巡警部右参议吴廷燮、右侍郎赵秉钧、兼署巡警部尚书那同、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左侍郎毓朗、尚书耆尚。

文字交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东北改设行省，徐世昌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奉天等地将军事务。当时在保定任文学馆馆长的贺涛专程到北京为徐世昌送行，并写下了一篇情义恳挚、洞见深刻的《送徐尚书序》，成为二人深厚友谊的文字见证。其时东北刚刚经历日、俄战争的洗礼并随时面临被两大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内政、外交皆困难重重，徐世昌以翰林出身的一介文官而出掌首任东三省总督，其任务之复杂、艰难可想而知。

徐世昌见到贺涛后，首先向他咨询东三省的事务该如何办理，并慨叹“吾政不修，外侮且至，既劫于外，悉暇自治？”当贺涛反问徐世昌有什么想法时，徐氏把自己提前谋划好的东北施政方针、政略全部告诉给贺涛，并希望他能提一些好的建议。贺涛听完之后觉得徐氏的施政方略完整全面、有针对性且缓急得当，自己“虽欲有所建白，竟无一事可假以进言”。贺涛虽自谦无所建言，可还是在文中为徐世昌指点了一条虽非当时急务、却关系到东北长远发展的太平洋海权战略。贺氏认为，“商业之赢缩，视海权之张弛”，而当时东北的实际情况是，“太平洋之权已见夺于日、俄两国，则权之在我者无几存”。所以贺涛建议徐世昌到东北后，在现已制定好的政略付诸实施并取得一定成效后，当致力于争取太平洋制海权，“与群强争雄于海上”。贺涛的此项建议虽然未必来得及为徐世昌所采纳并实施，可是依然不掩其深刻的政治洞见和战略价值。

徐世昌到达东北不久，贺涛便从保定给徐氏发去一信，即为《上徐制军书》。文中对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以及东北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并从内治、外交、内交三个方面给徐氏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关于内治之术，贺氏以为“但使所设司道官举其事、人堪其官足矣”；外交则比较复杂，贺氏主张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耐心对待日、俄等外部势力，反对以简单、幼稚的方式触怒对方而激化彼此关系；关于“内交”，其实就是处理好地方督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而这尤其是贺涛所要向徐世昌进言的。贺氏认为，虽然朝廷降旨给了徐世昌“便宜行事，不为部例所拘”的钦差特权，但是徐氏却不可过分倚仗之，如果当自己在地方想办什么事情而中央有不同意见时，应该想办法以理说服之，而不可意气用事与之对抗，这样才不致于破坏彼此正常关系，什么事情也就都好办了。特别是张之洞、袁世凯近来都被召入军机处，主持中央政府日常工作，以他们的威望和如今所处的地位，徐世昌对其“尤宜礼下之毋抗”。最后贺涛向徐氏建议“莫若让善巡抚，而归功枢臣，有事则咨焉，有疑则质焉”，这样才能使各方势力对其消除忌妒而多所赞助，从而使想办的事情皆能顺利完成、实现。

徐世昌接到贺涛的建议书信后，立即给贺氏回书，向其详述了自己主持制定的东北施政方略以及当前所遇到的难题，希望贺氏能继续有所建言。贺涛不负所望，再次给徐世昌修书一封，即为《复徐制军书》。文中贺涛再次强调内治不仅要做到官举其事，还要实现人堪其官，不过目前“所难者惟在得人耳”，鉴于人才难得，又很难短时间内培养，故贺涛建议徐氏“即现所委任者策厉之可也”。针对徐世昌来书提到的属下办事人员“中驷为多，且不尽可用，宜加淘汰”的问题，贺涛认为既行淘汰之后，剩下的这些“中驷”应该都是可用的，只须“以伯乐相之”、“王良、造父御之”，也就是说经过上司的慧眼识别和用心栽培后，这些人还是能够成为优秀人才以发挥其应有功效的。其次针对日本驻兵间岛、意欲有所图谋的问题，贺涛认为应该“起而诘之，不少退让”，这样既能降伏日本的骄横心理，也能让其他列强知难而退，不再对东北怀有非分之想，从而保证东北的主权完好无损。最后贺涛对徐世昌提出的“定官制、造人才、御外侮、平内患”的施政方略表示了高度的赞许，认为此十二字内容纲举目张，囊括无余，自己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了，并向徐世昌推荐了两名优秀人才，希望徐氏能量才任用之。

宣统元年（1909）初，徐世昌被清政府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从东北回任京城，贺涛得知消息后，立即给徐氏去信表示祝贺并为其履新献言献策。贺涛认为，新政实施以来国家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只有西北一带由于交通不便而依然贫穷、落后，“故铁路之敷设，惟兰州为最急”。在邮传部的政府公告中声称铁路的建设应从政治、军事、商业三个方面进行规划，可是在实际建筑过程中却往往只考虑商业利益，导致对国家政治有重要意义的事业反而被放到后面了。贺涛认为，在当前这样一个实施预备立宪的特殊时期，政府的各项事业应围绕国家政治进行通盘考虑、实施，邮传部的铁路建设“宜暂缓所急，勉为其难，而并力于西兰一路”，这样才能使西北地区尽快改变落后面貌，而与整个国家的新政进程保持一致。同时贺涛建议徐世昌主持的邮传部应尽快将船政、邮政的权力收回，津浦、粤汉及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的筹备、规划方案也应由邮传部统一管理并对外公告，总之他希望新到任的徐世昌能革新部务，有所作为。最后贺涛声称自己在文学馆已三年，“在新世界中讲论旧学，又无成效可言，自愧殊甚”，虽是自谦之言，亦透露出他对自身际遇及世道变迁的感伤之情。

贺涛身后

民国元年（1912），清帝退位，民国肇建，两个多月后贺涛在故城家中不幸因病去世。时任国务卿的徐世昌不忘故交，担心贺涛身后文字湮没，毅然出资刊刻其文集、尺牍，此即为民国三年（1914）七月印行的《贺先生文集》。徐世昌还专门为该书撰写了一篇情义深挚的序文，文中不仅系统梳理了桐城派的源流、义法和代表人物，并充分肯定了贺涛的文学造诣和在桐城派系谱中的地位，同时念念不忘两人“相交最笃以久”的深厚情谊。不仅如此，徐世昌还为这部文集题诗一首，以颂扬贺涛的文学成就并记录两人交往过程中的难忘经验以及与其后人的交游缘起：

蔚起桐城后，斯人去不留。奇文追史汉，大业继韩欧。待客曾悬榻，藏书正起楼。凤毛能似续，琴剑复从游。

诗中的“凤毛能似续，琴剑复从游”指的就是贺涛之子贺葆真（字性存）能继承父业，“沉默能文”，徐世昌念及故人情深，亦欣赏贺葆真的才华，所以将其招致幕中。贺葆真常年为徐世昌幕宾，为徐世昌打理内务，整理图书，帮徐世昌编书并出版等。徐世昌曾有《简贺性存》一诗，对贺葆真赞赏有加：

万轴牙签费校仇，百花深处隐书楼。文章宗派承先业，目录名家接胜流。独慨荆驼存逸史，续将风土记深州。儒门世德清芬远，小阮才华迈应刘。

徐世昌藏书处名曰书髓楼，藏书数量很为可观，贺葆真为其编《书髓楼藏书目》八卷，著录经部四百部、史部一千部、子部八百部、集部五千部，共七千余部。间有稿本、明刊本，主要为清人诗文集，专录清人别集书目约二千七百种。书目编成之际，徐世昌赋诗一首，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贺葆真的赞赏与感激之情：

淡泊终怀无与俦，烦君为我典书楼。眼中白黑分知守，案上丹黄费校仇。签帙纵横十万卷，古今镕铸几千秋。裒然编目成书后，海上虹光射斗牛。

贺涛之孙贺培新（字孔才）虽与徐世昌辈分、年龄相差悬殊，且分处京、津，彼此很难有深入接触的机会，但是其凭借家世和才华还是赢得了徐世昌的青睐。贺培新曾在徐世昌下野后到天津徐宅登门拜访徐氏，不仅得到了徐氏的热情接待和温言勖勉，还获赠徐世昌为其亲笔书写的墨宝，这些在贺培新为徐氏所作的《弢斋先生七十寿序》中都有所反映。

徐氏在《跋贺孔才印谱》中云：“贺孔才博学善文，能绍其祖业，是少年英俊之士。读书之暇，喜刊印。习此艺者须熟于小学，游艺于秦汉之上，故述次以发其意。”可以说对这位晚生后辈的博学多才充满了奖掖之意和欣慰之情。由于徐世昌在晚清民国政坛、文化界的声望和地位以及徐、贺两家的世交关系，贺培新对徐世昌亦充满崇敬和感念，故在徐氏于1939年去世后，专门为其编撰一部《水竹邨人年谱》，不仅为徐氏留下一份完整的生平记录，也为徐世昌与武强贺氏三代人之间五十多年的交游历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参考文献

［1］贺涛撰，祝伊湄、冯永军点校：《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2］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

［3］贺培新著，王达敏等整理：《贺培新集》，凤凰出版社，2016年。

［4］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

［5］徐世昌：《跋贺松坡遗象》、《跋贺孔才印谱》，见《退耕堂题跋》卷四。

［6］徐世昌：《水竹邨人集》卷二，天津徐氏民国戊午（1918）刊行。

［7］徐世昌：《海西草堂集》，海王邨古籍丛刊本，中国书店1991年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