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理论动态丨大数据应用与腐败治理（外二则）

大数据应用于腐败治理属于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的最新实践。不少研究证实，互联网和手机等通讯技术能够提升政府的治理水平和降低人们的腐败感知水平，电子政务能够减少腐败的发生。但这些研究并不能确定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的运用通过何种机制影响腐败。

本研究尝试以大数据应用于腐败治理为例，探讨科技创新通过怎样的机制影响腐败治理。

从理论上讲，大数据应用可以从三个方面逐步实现腐败治理。第一，大数据应用以海量数据为基础，倡导数据的共享与开放，有可能减少或消除腐败治理中信息不对称的挑战。第二，大数据应用嵌套于现有的行政组织框架中，需要与现有的行政规则与程序相结合，才能够堵塞规则漏洞，建立起公平客观的行政规则，尤其是惩治与监督机制。第三，在前面两者的基础上，大数据应用有可能提升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从而减少腐败发生的空间与机会，达到有效预防腐败的目标。

本研究以Ｈ省的一项大数据应用为个案，集中研究小微权力腐败。

小微权力腐败指基层政府和群众自治组织管理人员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为自己和他人谋取不当利益。和其他形式腐败相比，小微权力腐败主体位于政府行政系统的神经末梢，腐败行为主要集中在民生资金发放、村级项目管理、集体资产处置、社会保障等领域，具有普遍性、长期性、隐蔽性以及社会容忍度较高等特征。小微权力腐败降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质量，损害基层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为治理小微权力腐败，Ｈ省展开专项整治行动，从2017年4月开始运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省建立省市县三级运维的“互联网+监督”平台，重点对全省民生资金、精准扶贫、村级财务等进行监督管理。该省的“互联网+监督”平台分为前台和后台。在前台，居民可以通过互联网＋监督网站、乡镇政府内的查询终端、微信公众号查询发给本人和他人名下的民生资金。在后台，纪委监委可以通过建立的公职人员数据库、公职人员直系亲属人员数据库、房产数据库、车辆数据库、低保人员数据库、村干部数据库、党员数据库等进行数据对比，发现疑似问题，为纪委和监委办案提供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研究采用的个案为“互联网+监督”，体现了互联网+的政策特征，但该平台以大数据技术应用为核心。例如，在我们调研的某县，各类信息总量在建立初期已经达到两百万条，涉及各项民生资金、村级财务以及部门基础数据等，数据的性质与类型非常多样。

为管理庞大的数据，Ｈ省成立了专门的部门，并且邀请了专业的技术公司维护管理这些大数据的技术设备。除此，Ｈ省定期输入各类数据，使得整个数据库的容量不断增大。根据最近该省的一个官方报道，截至2019年9月底，该平台共挖掘疑点数据177.36万条。这些特征都与大数据的特征十分吻合，因此，该平台运作核心是大数据应用。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途径。第一，以小组访谈和个别访谈的形式，我们集中于2018年7月对Ｈ省纪委、某地级市、县和乡镇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进行了36次深度访谈。第二，对该省市县的互联网+监督平台进行田野调查，实地观察了解该项大数据应用项目如何实施。我们共获得十多万字的访谈材料。

本研究发现，大数据应用可以促进政府的公开透明，并与惩治与监督机制相结合，发挥抑制腐败的作用。

大数据应用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影响腐败治理：公开透明以及规则建设。首先，通过数据的收集与共享，大数据技术在公共部门的应用可以实现更有效的社会公开以及政府内部数据的分析与比对，进而更有效发现腐败线索。其次，大数据应用与腐败行为惩处、基层权力监督机制相结合，强化政府的问责机制。通过上述两个机制，大数据在政府部门的应用提升了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以及基层政府腐败治理水平。

（本文原题“大数据应用与腐败治理：基于‘互联网＋监督’的深度个案研究”，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0期。作者邬彬、肖汉宇。）

双向吸纳: 网络反腐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其转型

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正以令人惊讶的态势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产生深刻影响，也重新定义着反腐过程中社会参与的方式和角色。

在一些学者看来，互联网对反腐意义重大，因为其重新塑造了反腐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网络的便利性、交互性、开放性使得个人参与反腐过程变得更加容易，从而创造了更加开明的公民群体，提高了公民的反腐意识。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在一些国家，近年来社交媒体工具的普及彻底地打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在反腐败事件中，互联网成为反国家力量的集散地，在网上引发了新的社会运动，最终导致不可承受的后果。

在中国，随着微博、微信等移动社交工具的快速发展，网络在反腐败中的角色也同样引人注目。然而，一些网络反腐事件往往成为公共舆论的触发器和公共危机的重要源头，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国家与网络社会空间之间良性的合作与互动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西方学者研究网络反腐，一开始就预设了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对抗性的分析框架。在他们看来，网络反腐是“权威主义国家”特有的现象，因为在“民主国家”打击腐败主要依靠公共监督、电子政务和透明管理，而不是网络，网络反腐本身就是制度外力量的一种呈现。在这种分析逻辑中，在线的社会力量被描述为反腐败的核心力量，而国家则被描述成守旧、被动和腐败的象征。另有学者用博弈的框架来分析网络反腐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把二者之间描述成特定场景下策略性的互动和临时性的应对关系。

然而，这两种分析框架都难以真实、全面地呈现当前中国网络反腐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反腐方面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对腐败零容忍，不断“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对网络反腐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当前的网络反腐中国家与社会到底呈现出怎样的特征与形态?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引入了“吸纳”的分析框架，并以2018 年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四川“严书记”网络反腐事件为分析对象，对这一问题进行剖析。所谓“吸纳”就是吸收和容纳，是指一种在不破坏现存的常规政治的前提下实现社会诉求的方式和策略，即一种整合方式，把制度外的治理要素通过具体的机制整合到正式的制度体系和治理框架中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机制，消解制度外的各种压力，从而实现政治稳定和发展。

2018年5月11日9点39分，微博网友@鎢蘇贴出有关“严书记的女儿”的爆料。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四川成都一幼儿园老师陈某因将惩罚学生严某某的消息发到微信家长群，导致严某某妈妈在群里要求涉事老师当着全班所有师生的面给严某某道歉，否则她将“通知学校领导来给我解释你对严书记的女儿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之后她声称，学校处理结果已出: 开除陈老师。

接二连三的“霸道”语气迅速引发关注。很快，拥有4万多粉丝的成都本地知名博主@ 成都网友小张进一步整合了微信群里的6张聊天图片，配文称“我爸是严书记! 严书记的夫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引来大量网友们的“吐槽”。相关舆情在5月11日晚间达到高峰，成为网络关注的热点话题。

很快，有关“严书记”可能存在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线索不断汇集，包括严书记女儿所在的幼儿园价格不菲的花费，提前被内定当地最好的小学，“严夫人”所住的小区为当地顶级豪宅，等等，越来越多的信息指向了四川省广安市委副书记严春风，之后关于严书记个人婚姻状况和亲属经商等问题也被揭露出来，在网络上引发舆论风暴。

5月14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宣布介入调查，标志着该案件正式进入制度反腐的阶段，之后“严书记”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18年11月，“严书记”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之后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在“严书记”网络反腐事件中，国家与社会之间总体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双向吸纳”特征：网民表现出对正式反腐制度和反腐组织较高的认同和期待；国家反腐体系对网络反腐也表现出了一种积极、主动和开放的接纳态度，从舆论一开始就介入进来，并接管了之后的反腐过程，从而使得网络反腐迅速过渡到制度反腐的阶段。国家反腐体系对网络对抗性的意义建构和负面性的网络情绪都呈现出较强的消解能力，从而使网上反腐难以演化成一场针对现有制度的对抗性的网络集体行动。

这种“双向吸纳”表明，在当前阶段，中国网络反腐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对抗性，也没有呈现出过去网络反腐中二者之间策略性的博弈关系，而是表现出相互接近的“亲密联系”的关系形态。网民积极求助并为反腐机构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线索，反腐机构则主动履职介入并主导反腐过程，可以说“严书记”事件呈现了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特征，这对我国反腐败体系建设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本文原题“双向吸纳: 网络反腐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其转型——基于‘严书记’反腐案例的分析”，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20 年第10 期。作者钟伟军、郭剑鸣。）

区块链技术如何助力公民参与腐败治理

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席卷全球，数字经济正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作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作用日益凸显。区块链作为下一代全球信用认证和价值互联网基础协议，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政府反腐败部门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构建一套基于公民参与的腐败治理体系，以此推进“透明政府”建设。

具体来看，腐败治理的重点在于风险防控和惩处机制建设，利用区块链技术，公民参与腐败治理可在三个方面实现:

一是实现公共资产的可追踪。通过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公共资产管理领域，政府可以有效地实现资产公开化、透明化，解决政府公共资源流失等问题。公民可以通过这个分布式的数据网络查看国有资产的具体明细，评估国有资产的实际价值，审查每一笔与其相关的交易，了解该资产的具体去向，从而实现对于公共资产的公开监管，有效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

二是推动政府信息的公开。政府信息是公民了解政府行为的直接途径，也是公民监督政府行为的重要依据。区块链技术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应用将有效提高政府信息的公开度、透明度、可信度，从而提高政府在公民中的形象和地位。这些信息全部记录于一个高度公开、透明、可追溯、防篡改的区块链中，随时被公民审阅查看，政府行为将因此而得到有力监督。由于通过区块链记录的信息绝对真实可靠，公民将不再质疑政府在公布政务信息时是否存在隐瞒或者腐败行为。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普及，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不断增强，政府的执政基础在公民的“天然信任”中得到巩固。

三是助力审计监督。区块链作为一个基于计算机程序的公开总账，它可以记录在区块链上发生的所有交易。在这样一个数据库里，区块链凭借其可追溯、不可更改，记账加盖时间戳等方式的保障了账本的真实性。任何节点都可以查询整个区块链上的数据记录，其透明性大大解决了审计工作中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去搜集审计证据的问题，节约了审计时间，降低了审计成本，避免了第三方审计服务机构无法保持与被审单位之间的独立性的问题。公民可以在密钥有效授权的情况下，查询区块上的数据记录，通过审计机关的公开信息行使宪法赋予的监督权。

[本文原题“公民参与腐败治理: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实现方式”，原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作者周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