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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兴起还是时代使然：隋炀帝为什么要开凿大运河？

2020-11-06 17:4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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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因为要游幸江都而开凿的运河，完成不久后，由于历史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此后的六百多年内变为唐宋帝国的大动脉。这一条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国运的盛衰隆替，其关系的密切简直有如真正的动脉之于身体那样。

隋炀帝自大业元年（605年）起开凿的运河，除由黄河北通涿郡的永济渠在本文中关系较小外，有三部分最为重要：

（1）通济渠——自西苑（河南洛阳县西）引谷洛水到黄河，又自板渚（河南汜县东北二十里）引黄河水通淮河；

（2）山阳渎——自山阳（江苏淮安县治）引淮水至扬子（江苏仪征县东南）入长江；

（3）江南河——自京口（江苏丹徒县治）引长江水至余杭，入钱塘江。通济渠在唐代名广济渠，又名汴河，这是根据旧有河道开浚而成的。炀帝开凿以前的汴河，由黄河流至开封以东的雍邱附近便东流至徐州，再南流与泗水同入淮河。炀帝开凿的汴河，由黄河流至雍邱一段，完全与旧日汴河的河道相同，但到达雍邱附近后却东南流至泗州，入淮河。结果，南北水路交通干线大为缩短，故对于交通发达的贡献很大。此外，山阳渎也是根据旧有的河道邗沟开凿而成的。

不管运河开凿的动机是否像史书记载那样纯粹由于隋炀帝的游幸娱乐，为着要了解它在唐宋六百多年内所发生的重要作用，我们对于它开凿前后的客观形势有详加检讨的必要。

隋炀帝像

自从秦汉大一统的帝国崩溃以后，经过了四百年的分裂扰乱，到了隋唐宋时代，大一统的帝国又复出现。可是，这时的帝国在政治方面虽然像秦汉时那样大一统，在经济方面，因为经过许多历史潮流的激荡，却不复像秦汉时那样，而表现出非常剧烈的变动。在这种变动中有一个特征尤为显著，这就是经济重心的南移。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在北方（较偏于西）。据《尚书·禹贡篇》的记载，古代北方的农业生产远胜于南方，其中记述各州田地肥沃的程度，分为九等，兹依次抄录如下：

雍州……厥田惟上上。

徐州……厥田惟上中。

青州……厥田惟上下。

豫州……厥田惟中上。

冀州……厥田惟中中。

兖州……厥田惟中下。

梁州……厥田惟下上。

荆州……厥田惟下中。

扬州……厥田惟下下。

水利灌溉对于中国西北黄土的生产力，有很大的贡献；因为由于黄土的多孔性和毛细管作用，只要得到充分水量的供给，它便可像海绵般吸收水分，把深藏在地底下的矿物质带上来，以便谷物的根来吸取。因此，中国西北的黄土，经过适宜的灌溉后，便成为最肥沃的土壤，可以生产多量的农作物。

陕西省泾阳县内郑国渠首遗址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北不在南的情形，自隋代起发生激剧的变动。自汉末以后，由于大一统局面的瓦解，北方各地曾经长期蒙受惨酷的战祸。这些战祸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土地的荒芜。固然，当战争停止时，有些土地也恢复生产，但要完全复元，却是不可能的事。北方土地的生产力既然日渐耗竭，到了唐宋时代，耕地的面积便一天比一天地减少下去。例如秦开的郑国渠，和汉开的白渠，在关中一共溉田四万余顷；及唐初永徽年间（650—655年），却只灌溉一万顷左右；其后到了大历年间（766—779年），更减至六千二百余顷。

两渠溉田面积激减的原因，除了长期战乱外，又由于唐人在渠旁普遍设立水磨来取利，致溉田之水锐减。到了唐末，关中两渠的水利还是大部分给权豪设立的碾硙侵占了去。到了北宋至道二年（996年），关中水利更远不如唐代，这时两渠所溉之田连二千顷也不够了。

复次，战国时史起因引漳水溉邺而兴修的水利工程，到了唐宋时代，也废弃无用，以致昔日可耕之地都变作荒田。此外，宋代河北又因与契丹为邻，及黄河屡次泛滥，农耕之地越来越少。

由此可知，唐宋时代的北方，水利经济非常落后，已经不复是古代的财富之区了。

当北方经济衰落时，南方（较偏于东）却脱离了“地广人稀”及“无积聚而多贫”的状态，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盛的地方。自汉末乱离后，北方人士多避难到比较安全的南方，一大批生力军南迁以后，正好利用他们的进步技术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开发南方蕴藏丰富的处女地。因此，经过这次历史上的大移民以后，南方经济便渐渐发达起来。这种情形，在南北朝时代已经相当显著。

到了唐代，江淮一带更为富庶。这时的淮南，陆贽在《授杜亚淮南节度使制》（《文苑英华》卷四五四）中曾加以描写：

淮海奥区，一方都会。兼水漕陆輓之利，有泽渔山伐之饶。俗具五方，地绵千里。

陆贽，字敬舆。

唐代南方经济特别发达的趋势，到了宋代还是有增无已地继续发展下去。宋代江淮各地，由于自唐以来各种重要资源的大量开发，是全国物产最富饶的地方。例如两浙路“有鱼盐布帛秔稻之产”；淮南东西路“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江南东西路“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而茗荈冶铸金帛秔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人”；荆湖南北路“有材木茗荈之饶，金铁羽毛之利，其土宜谷稻，赋入稍多”。在上述东南各地生产的物品中，稻米的出产最为丰富。宋真宗曾设法从占城输入能够耐旱的稻米种子，在江、淮、浙较高仰的田地中普遍栽种。同时，当日江南的农田水利又很发达。如范仲淹《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云：

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

范仲淹像

这样一来，江淮的农业生产自然要作激剧的进展，故能成为全国的谷仓。单以苏州一地而论，稻田面积共有三万余顷，每年稻米产额竟达七百余万石之多。

由此推算当日整个江淮区域每年出产的稻米，数量自然更是庞大得惊人了。故宋代有句俗语说：“苏湖（或作常）熟，天下足”。是有充分的事实作证的。复次，宋代南方的矿业也很繁荣，其产额远较北方为大。兹根据《宋会要·食货》三三所载元丰元年（1078年）及元丰元年以前政府每年因收矿课（矿产税）而得的矿产数量，分为南北，列表如下，以见南北矿业盛衰的一斑：

最后，宋代南方的工业也很发达。上述江、淮、浙诸路都有丝帛之利。李觏对于当日东商纺织业之盛，更有综括的描述。《李直讲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三》云：

愚以为东南之郡，……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急采疾食，如避盗贼。茧簿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是丝非不多也。

复次，自五代以来激剧发展的印刷业，也以南方为盛。北宋有四个印书中心，其中有三个在南方，只有一个在北方。

此外，北宋南方的铸钱工业，由于上述各种矿产供给的充分，也远较北方为盛。兹根据《宋会要·食货》一一及《文献通考》卷九，把元丰（1078—1085年）以前及元丰年间各州军每年铜钱的铸造额，分为南北，加在一起，列表如下：

由上所述，可知宋代南方的农工矿等生产事业，都远较北方为发达。这种南北经济发展的差异，当时的人也曾经感觉到，故李觏有天下根本在江淮之说。

北宋改革家李觏

综括上文，可知中国的经济重心，由古代到唐宋，有由北方迁移至南方的趋势。在古代，北方水利发达，农田肥沃，光是关中一地，其财富已居全国的十分之六。至于当时的南方，资源蕴藏虽富，但因并未开发，和北方经济发达的情形比较起来，自不免相形见绌。这种南贫北富的情形，自汉末至隋代渐渐发生转变。及唐宋时代，南北经济发展的情形遂和古代完全相反，在经济地理上无异发生一场革命。这时北方水利失收，土地的生产力一天比一天低落下去，处处都表现着贫穷的状态。反之，南方各地，尤其是江淮一带，由于各种资源的大量开发，却变为全国财赋之区。其中光是浙江的机杵耕稼，已经是“衣食半天下”。若就整个江淮区域来说，它简直是全国的谷仓，和衣料的取给地；此外其他各种物产，也都非常富饶。这样一来，当日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不复像古代那样的在北方，而移至南方，不是很明显的事吗？

可是，自隋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虽然已经南移，军事政治的重心，由于地理与国防的关系，却仍旧留在北方。在航海技术尚未特别进步，海道交通尚没有划时代地开展以前，中国东南沿海区域最为安全，很少外患的威胁，国防问题并不重要。反之，在西北方面，因为须防御吐蕃及其他漠北民族的入侵，国防问题却很迫切，有配置重兵的必要。军事重心既然仍在北方，为着便于控制在那里驻屯的重兵，中央政府遂只好仍旧留在北方。在北方较偏于西的长安，处于陕北高原与秦岭山脉之间的渭河盆地，地势险要，一方面便于向西北拓展，他方面可以控制全国，故成为隋唐大一统帝国的首都。其后到了北宋，主要的敌人仍在北方（契丹）和西北（西夏）；为着防御外患的威胁，全国的军事政治重心也在北方。这时政府有鉴于唐末五代藩镇的跋扈，采取中央集权政策，从而集重兵于中央。兵多了，粮食的需要特别增大，故须改在较近江淮而便漕运的汴京来建都。就对西北的开拓上说，这个首都的位置和隋唐的长安比较起来虽然较为内向，但究竟仍居于北方。故北方仍是全国军事政治重心所在地。

我国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和第一次大一统时有些不同。当第一次大一统的时候，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全在北方，问题比较简单。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候，军事政治重心虽然仍在北方，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因此，和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同一时间，便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把这已经南移的经济重心和尚留在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连系起来，以便这个伟大的政治机构能够运用灵活，尽量发挥它的作用。

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交通线，是那沟通南北的运河。本来，中国不是没有可航的天然河道，但这些河道大都循着东西方向来走，并不能把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连系起来。至于连系南北的陆路交通线（例如唐代的驿道），当配备好驿马的时候，旅行甚至比在运河航行为快，但却不能把南北密切连系起来；因为陆路运费远较水路为贵，而运输量又远较水路为小。因此，在当日生产方法仍滞留在手工业阶段，从而木船是最经济而有效的水路运输工具的情形下，最有资格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连系起来的交通线当然是运河了。

由上所述，可知运河是在隋唐大一统帝国的新的客观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它的开凿，实是适应时代的需要。隋炀帝本人固然因醉心于江都的繁华而开运河，但当日要求沟通南北的客观形势既然已经存在，就是没有炀帝这个人，也一定有其他人出来开辟一条连系南北的新河道的。因此，最初开凿时虽然因工程伟大而花费了许多人的心血与劳力，但他们的血汗流得并不冤枉，因为自他们开凿完毕以后，无限大的代价正跟着在此后的数百年内报偿出来。

隋代的开凿运河绝不是偶然的事，它实是时代必然的产物；因为在当日伴着新兴的大一统帝国而生的客观形势之下，有开辟这一条沟通南北的运河之必要。可是，在此后唐宋数百年内，这条大动脉并不是时时都能畅通无阻，以尽它的任务；因为有时由于军事政治方面各种特殊形势的发生，它不免要被阻塞，从而大一统帝国的整个机构便因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而不能灵活地发挥它的作用。因此，运河之于唐宋帝国，着实像动脉之于身体那样，它的畅通与滞塞，在在都足以影响到国运的兴隆和衰替。现在让我们按照时间的先后来考察唐宋时代运河通塞的情形，及唐宋帝国因此而受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