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蒙︱扑朔迷离的英国皇家学会发达史

《英国皇家学会：现代科学的起点》，[英]阿德里安·泰尼斯伍德著，王兢译，未读·北京燕山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240页，68.00元

康熙二年的夏天，京城的一群僧侣、学者和官员聚集在一起，紧锣密鼓地商讨如何迎接最高统治者的到来。鉴于就在上一年，这位伟大的君主刚刚下达谕旨，声称自己要支持科学和艺术。他们便希望通过展示炫目的实验，取悦这位追求新奇的主上。但不能表演数学方程，因为太枯燥无味；也不能解剖动物，因为太“污秽恶臭”。最终，他们决定展示一个气压计、一只眼球模型和一个浮水指南针。然而，来自王室的反馈非常有限，这位君主还暗自里嘲讽了所谓的科学实验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这一切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清圣祖康熙帝的所为？康熙的确对西洋传来的科学技术颇有兴趣，不仅学习过《几何原本》，还观测了日食。但上面这个故事其实说的是大英帝国的国王查理二世。相比而言，查理二世对科学的认识可能远不及康熙。可是，就是在他的半心半意的赞助之下，却出现了日后被誉为“现代科学起点”的英国皇家学会。

今天的皇家学会大致相当于英国的科学院，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科学学会。即使你太不了解这个学会，但也一定知道那个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牛顿不仅是这个学会的会员，还做过长达十四年的会长，而他那本著名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也是在皇家学会的资助下出版的。不过，如果一个人据此便认为，皇家学会从创建之初就是地位显赫，声望日隆，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英国历史学家阿德里安·泰尼斯伍德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小书——《英国皇家学会》，全面而又平实地勾勒了皇家学会从1660年诞生到成为世界著名学会的历史。这本书在今年被翻译成中文，译笔流畅，值得一读。根据泰尼斯伍德的叙述，皇家学会直到十九世纪初都还在寻求得到王室和上流社会的认同。数百年来，英国社会对皇家学会的嘲弄和误解，相较晚清时期的中国读书人一点也不逊色。在皇家学会成立九年之后，牛津大学的校方发言人猛烈地抨击皇家学会是“一个恶魔般的学会”，“专横跋扈地责难一切古代智慧”。1751年，在一位希尔爵士的笔下，皇家学会的研究工作不过是些下三滥的无聊之举，如：“一种让鱼保鲜的办法”“学习唱歌的新方法”和“从某个患者的胸口取出了一头火狼”。

尽管皇家学会遭受到各种非议和不理解，但作者泰尼斯伍德并没有轻易地斥之为时人的愚昧无知。要知道，那些异议人士大多是大学教授和政府官员，是不折不扣的上流阶级。他们在文学与艺术上的成就，至今被人所铭记。像著名的《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他曾在小说中辛辣地讽刺牛顿闭门造车，创造出无法应用于实践的理论。

不仅如此，皇家学会内部也不以团结著称。发现弹簧胡克定律的胡克与发现牛顿定律的牛顿是皇家学会两名著名的会员，但他们俩几乎势同水火。据说，我们所熟知的牛顿那句名言“如果我看得更远一点的话，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实不是什么谦辞，而是牛顿在当面讽刺胡克的身材短小。既然皇家学会内部问题如此之多，又面临如此不顺利的外部环境，那么它怎么就成了“现代科学的起点”？它在重重阻碍中的成功崛起似乎与科学在东亚的历史经验不相吻合。

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近代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以贯之的是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模仿。二者的历程都再反复申说，唯有将科学置于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方有可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正如胡适在1923年所说：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即便如此，民国与日本仍然面临科学不如欧美的持久焦虑。正如罗芙芸（Ruth Rogaski）所说，科学成为一种国族缺陷的象征，永无达到的那一天。因此，如何不断地对国民进行启蒙，提高他们对科学的认识，始终是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

然而，在泰尼斯伍德的书中，我们看不到十九世纪之前的皇家学会有如此待遇。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皇家学会是如何挣扎在寻求皇室的资助和上流社会的认可之中。似乎，有限的成就都是源于会员个人的努力，甚至谈不上团体的协作。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皇家学会与大英帝国的“联姻”促成了它的兴旺发达。本来，皇家学会的“民间团体”性质使之比较不受国家和教会势力的干预，但在十八世纪之后，皇家学会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大英帝国的殖民事业之中，因此获得其赖以发展的国家资助和科学资源。这种看法点出了国家在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可是又仿佛在暗示我们，独立自主的科学思考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赞助，就只能陷入混乱之中。

相比上述那些宏大叙事，泰尼斯伍德给出了另一种平易近人的答案：正是外界的批评声音令皇家学会产生了自我革新的动力。没有不可一世的权威地位，皇家学清醒地意识到它的问题——“沉浸在稀有新奇之物里的狂喜”。换言之，当时的英国科学家倾向于探究“非常瑰奇之观”，而非“严肃科学”。事实上，在皇家学会建立的半个世纪当中，职业科学家非常稀少（胡克是第一人），大部分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正式工作（连牛顿也身为国家铸币厂的厂长），科学不过是业余时间从事的猎奇研究。

牛顿

1847年，皇家学会进行了改革，大幅提高职业科学家的比例。候选人必须“在增进自然知识，包括数学、工程学和医学上有着重大贡献”。到1860年时，科学家会员的比例第一次突破了百分之五十；到十九世纪末时，在数百名会员中仅有二十人不是科学家。看起来，外界对科学的非议，非但没有压制科学的发展，反而促成了科学的正规化和职业化。

英国皇家学会虽然是由一群知识精英组成，但是他们不可能自外于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反权威主义的建立，依旧是整个社会文化再生产的结果。换言之，皇家学会的诞生与英国王权的虚弱和议会力量的滋长脱不开关系。当时英国社会出现的种种相互制约，确保了新生的科学无法定于一尊，唯有不断改革。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皇家学会在吸纳女性会员方面同整个社会一样保守（甚至更加保守）。皇家学会直到1945年，才迎来了第一批女性会员。反观我国，虽然中国科学社的创办比皇家学会晚了近二百五十多年（1915年），但却比它早三十年有女性会员出现（陈衡哲，北京大学教授）。

此外，皇家学会在种族方面的偏见，也是大英帝国的缩影。英国皇家学会与中国建立联系主要是在抗战时期。当时的皇家学会会长亨利·戴尔爵士委托学会会员、日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于世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来到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后方，“在中英两国科学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建立更为密切、更个人化的联系”。然而，当李约瑟真的去践行这一理念，向皇家学会推荐吸纳华人科学家林可胜等人入会时，却遭到了全部回绝。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皇家学会固守成见的同时，当时偏处西南一隅的几名西南联大本科生，却在茶馆里谈天时，轻描淡写地批评爱因斯坦的新作：“毫无originality（原创性），是老糊涂了吧？”这名青年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

由此观之，科学不可能脱离社会和政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那种努力将科学打扮成万物仲裁者的愿望，恐怕反而会损害科学的自我革新能力。扑朔迷离的皇家学会发达史至少说明了，科学如何在回应社会关切和质疑的同时，实现自我成长的。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应停留在前者启蒙后者的不对称权力架构上，而应有更为平等的对话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