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如何打造世界文化客厅：近现代档案中的虹口与世界

2020年10月30日，“世界文化客厅：近现代档案中的虹口与世界”高端论坛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举行。这次活动由中共虹口区委宣传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举办，虹口区档案局与虹口北外滩街道党工委联合承办。会议由虹口区档案局陆健局长主持。

与会者合影

在开幕致辞环节，虹口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强指出，虹口的近现代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个缩影，而虹口北外滩是上海开埠最早的地方之一，是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的地方。今天，我们应该以更加自信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历史。而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否要全部保留，站在不同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对于那些优秀历史文化遗存，我们要坚决保护好。他提到虹口犹太难民纪念馆的改扩建工程。这处纪念馆新建面积扩大四倍，展陈面积扩大十倍，是在基层干部的不懈努力、周围居民积极配合下实现的。吴强指出，虹口区历来高度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也非常欢迎学者等各界人士参与监督，提出意见和建议，共同把北外滩打造成世界级文化会客厅。

吴强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教授在随后的致辞中表示，包括自己在内的学界同仁始终在努力学习，积极投入、参与到北外滩的保护和发展当中来。陈引驰指出，虹口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虹口北外滩码头是中国人留学海外的出发地，而鲁迅、茅盾等一批文化名人都曾长期居住生活在虹口。虹口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值得学界各位同仁努力挖掘。他还提出借鉴“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方法，在虹口这个有限区域内看中国甚至看世界，让虹口北外滩在未来的发展中更有文化光彩，更展现出世界文化和全球性的意义。

陈引驰

李天纲：虹口的文献与记忆

本次论坛的主旨演讲部分，首先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天纲教授作了题为《虹口的文献与记忆》的演讲。李天纲教授从上海的租界史讲起，通过梳理上海租界范围、建制的历史变迁，点明了北外滩地区在上海城市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他指出，北外滩很早就有了开埠的码头，而这些岸线码头塑造了虹口发展的两条主线。一条是向东沿黄浦江的生产线，这一条线上都是码头和工厂、仓库；一条是向北发展的生活线，有居住区、商业区和教育机构。他举例说，张元济在戊戌变法之后就来到了虹口，创办了商务印书馆；此外还有近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宋氏家族等都居住在这里。之后三十年代的左翼文人也往往居住在虹口北四川路一带。这里是海派文化全面发展的起源地。

李天纲教授指出，海派最重要的内涵就是“五方杂处，华洋杂居”。广东人、福建人、山东人等国内移民都能在上海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自开埠以来，在处理华洋关系上，上海始终很成功，这也是不多见的。

随后，李天纲教授还列出了虹口北外滩地区形成的特色文化遗产片区：黄浦路的使领馆区以及礼查饭店，曾是近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区域；耶松船厂和扬子江码头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遗产和中国的海上门户；昆山路景林堂中西书院区域和雷士德工学院是重要的近代高等教育遗迹。还有，广东移民聚集的新亚饭店；日本侨民聚居的乍浦路以及日本人建造的上海东、西本愿寺遗址；海宁路上的国际、胜利等众多电影院是中国本土电影业的摇篮；实业家和慈善家叶澄衷创办的澄衷中学则是上海民间办学第一校。

最后，李天纲教授再次强调，北外滩要保存海派文化，这是我们城市文化的文脉，我们通过它才能知道我们的渊源。

李天纲

王启元：发掘、书写虹口的历史积淀

第二位主旨演讲者是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虹口区档案馆副馆长王启元。他提到了接下来第一个工作计划，即围绕虹口历史街区编纂一套丛书。第一辑选择了三个片区各编一本书：第一本书是《虹口港》，这里是美国圣公会在华传教的重要基地，他们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与虹口有着不解之缘；第二本书是《乍浦路》，这条路是目前保存较好的片区，包括景林堂等重要遗存；第三本书是《武进路》，武进路原是公共租界和宝山县江湾镇的界路，很多工作在北上海的中国人都选择居住在这里，这里也聚居着大批广东移民。武进路本应是历史遗存丰富的片区，但是今天可见的不多，需要进一步挖掘。

王副研究员表示，以上三本书只是开头，虹口可供研究发掘的内容还有很多，譬如“虹口三老”：陈三立、郑孝胥、朱彊村。这些文化名人在虹口的生活，以及他们与虹口本地的因缘还需要学者的研究。

另外，王副研究员还展示了虹口区档案馆编纂的《虹口1843到1943的历史图像》。他向与会来宾展示了大量有关虹口历史上各处重要建筑的老照片，比如耶松船厂、电灯厂、虹口港外虹桥、公济医院、东吴法大、沈家湾救火会等等，让在场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了虹口昔日的多元与繁华。他还特别提到了唐绍仪在虹口的活动，以及今东长治路177号同仁医院旧址，指出这些历史内容体现着虹口深厚的积淀，值得研究者深挖。

陈嘉仁：虹口的神圣空间与保存

最后一位主旨报告是复旦大学宗教学系的陈嘉仁博士的《虹口区的神圣空间与保存现状》，主要聚焦虹口的天主教宗教建筑遗存，即公济医院、虹口圣心堂、圣方济各学院和虹口圣家院。

陈博士简要介绍了公济医院及其前身“法国医院”自1864年建院、1877年迁至苏州河以北以来的历史，并强调这个医院的服务人员虽然是天主教修女，但是她们在工作中非常注意多元宗教信仰的和谐共存。

第二个重要建筑就是虹口圣心堂，这里走出了著名的饶家驹神父，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南市建立国际安全区，展现出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陈博士认为，饶家驹神父之所以能够成功建立这一难民区，与他在虹口的士绅朋友圈有很大关系。

陈博士还介绍了圣方济各学院和虹口圣家院这两处教会教育机构。圣方济各学院是一所男校，以出类拔萃的成绩和丰富多样的课程著称，其学生来源也十分多元，1934年时学生国籍多达34国。而圣家院是一所女校，也是虹口一个重要的妇女慈善事业中心，周边有修女的诊所药房，校友及其母亲也会自发地组成一些小团体，此外还开办免费的学校，为多个国家的妇女儿童难民提供庇护。陈博士强调，法国传教士在法租界之外的虹口等地仍然有影响力，而以上这四个机构都体现出宗教宽容、文化多元的氛围。

最后，陈嘉仁博士指出，通过研究虹口本地士绅在这些机构的建立和运行中发挥的作用、他们的人脉与活动，是虹口世界性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

圆桌讨论：从历史走向未来

三位嘉宾的演讲得到在场听众的积极回应。圆桌环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教授和东华大学中文系陈祖恩教授先后发言。陈子善教授从自己曾经在虹口的成长经历谈起，回忆说那时虹口的宁波人很多，以至于他自己的上海话都有很重的宁波口音。陈教授还从自己研究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聊起，谈到了住在唐山路的夏衍，以及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针对虹口北外滩的发展，陈教授坦言，如澄衷中学等建筑的问题很复杂，但的确是有价值的，应当尽一切可能保存下来。一旦拆掉就只能凭照片怀旧，如果今后的人在上海只能看到外滩的几条马路，会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此外，陈教授还建议发掘四川北路这一重要文化片区的历史积淀。

活动现场

金光耀教授谈到了顾维钧的案例。金教授说，顾维钧虽然是出生在老城厢，但是他父亲发家之后便搬到了公共租界。当时顾维钧在唐家湾即今虹口天平路一带上了六年私塾，之后在虹口昆山路的英华书院继续学习了三年。因为英华书院为教会寄宿学校，所以每周一早晨顾维钧便与父亲乘黄包车，经过其父工作的洋行后继续行至书院，周末仍乘黄包车返回。金教授特别谈到了顾维钧的一段经历：顾维钧某日由书院返家，乘黄包车经过外白渡桥时，后面的一个英国绅士嫌前面的黄包车走得太慢，便用马鞭抽打车夫，顾维钧气愤不已，用英语质问他究竟是否为绅士？！金教授说，顾维钧为国争权利的底色，就是在虹口这片天地形成的；而顾维钧等人留学、出使外国等，都是从虹口码头上下船，足见这里是中国人走出去看世界的一个起点。

陈祖恩教授谈到，研究虹口要注意三种人，即犹太人、广东人和日本人。广东文化是海派文化的重要部分。广东人创办的粤东中学，是民国时期上海最好的民办学校之一。此外，广东移民对上海的电影业、饮食业都有重大的贡献。陈教授还谈到北四川路的两个重要文化现象，即开办于此的《良友画报》与商务印书馆虹口分馆，这是虹口作为上海的文化出版中心如此历史地位的一个体现。

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陈教授谈到了峨眉路108号的里见医院，民国时期日本大文豪芥川龙之介访问上海时曾在这里看病，由里见医院改成的须藤医院则是鲁迅经常看病的地方。而东长治路闵行路路口的万岁馆，是当时日本三大旅馆之一，也是芥川龙之介曾经的下榻处。可见日本文化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遗迹。

陈教授还特别提到了虹口地区的“慰安妇”场所问题。他认为很多被定为“慰安妇”场所的地方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日军“慰安妇”所，只是普通的日军俱乐部和旅馆，他强调，学者在研究中不可忽略史料中的基本事实。

在场嘉宾也参与到讨论中来。上海著名女作家殷慧芬女士作为一个老虹口人，回忆起她年轻时在虹口的点滴岁月。她说峨眉路唐山路是自己小时候的家，是她最熟悉的地方。小时候就听过父亲讲过曾经的日本侨民的事情，中日恢复邦交后还有人来此处寻故址。对于外省移民和外国侨民的历史不要忽略，他们都是上海文化的一部分。殷慧芬女士还回忆起她儿时的城市记忆，她认为对于这些遗迹应当尽可能地保护，让年轻人看到新虹口的同时也看到城市的历史。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章可谈到了少有人注意的在沪印度人的历史。过去很多人以为在上海的印度人是一个很封闭的群体，但实际上他们也和本地女子通婚，甚至有上海女性之后随印度丈夫远赴印度旁遮普的记载。锡克教寺庙也随着印度人的到来在上海建立起来。宝兴路锡克教堂是第一座，二战时这里还曾是印度国民军的训练基地。之后在当时的戈登路造了第二座，在跑马总会建了第三座，在提篮桥建了第四座。抗战结束、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多达近万人的印度侨民大部分迁往香港和东南亚各地，留在上海的家庭开始从事牛奶生意。章可副教授说，至今在香港和东南亚还能找到这些印度家庭的后人，他们仍然保存着大量当时的资料和记忆。可见虹口确实是一个中外文化交往的中心。

陈子善教授和李天纲教授也回忆起有关在沪印度人的往事。陈教授说他幼年时由保姆领着上幼儿园，必经舟山路昆明路一带，经常可以见到印度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李教授回忆说六十年代的在沪印度人都是牵着马在卖马奶。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魏明德教授谈了虹口的全球性问题。他特别提到了饶家驹神父的难民区对今天我们处理难民等全球性议题的启发。魏明德教授指出，我们要面对当下，从过去的历史中走向未来。

李天纲教授继续谈饶家驹神父。他说饶家驹是南市难民区的核心人物，他掌握上海话，以及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在三十年代成为中日之间、英法租界之间的调停人。正是基于这样的人际关系，使他能够在南市、徐家汇等地创办难民安全区，而当下对饶家驹等仁义事业的纪念和研究可能还不那么充分。

交通银行上海分志总纂、作家何成钢先生从银行史的角度谈到了曾住在虹口海宁路上的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上海钱业第一人秦润卿。秦润卿虽有极高声望与地位，但是生活非常简朴，将大量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同时，上海金融业地下党组织的领袖张承宗，红色金融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银行首任总经理龚饮冰，都与虹口有着密切的关系，虹口的红色金融历史积淀也是非常深厚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段怀清教授谈到了自己曾经陪同美国威斯利学院东亚系主任探访中国近代著名女西医医师张竹君在上海的遗迹。可惜的是，张竹君捐建的那座教堂目前保护状态不太好，无法进入参观。段教授还指出，上海在近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个亮点：一是清末的鸳鸯蝴蝶派；一是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人，其中左翼文学的主要活动地就在虹口。虹口还有当时中国留学生出发的码头，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的主要工作人员也都在虹口。他总结说，虹口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新闻史、教育史和宗教史上有重要地位，这些资源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发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谈到，巴黎圣母院被烧毁尖顶，但是知名游戏公司育碧曾经为了开发新产品，请顶尖专家为巴黎圣母院作了高精度3D数字模型，为巴黎圣母院的重建提供重大帮助。郁副教授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建立一个“数字虹口”，让大家有浸入式的体验。借助数字技术，使我们在虹口的一个街区上就可以看到二三十年代的风貌，将历史串联起来。

研究中国中古史和敦煌学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余欣，以汉唐时期的敦煌类比近现代的虹口，指出敦煌与虹口都是多种文化、多个族群交汇的十字路口；同时，虹口档案研究与敦煌文献研究也有共通之处，譬如物质形态、个人化书写风格等等。可能敦煌学的研究模式对包括手稿书信在内的虹口档案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圆桌讨论中，各位专家学者从自己的研究体会、生活经历出发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议论，并期望虹口区在未来的发展建设中，更凸显其历史积淀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