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执：我已经放下了过去的包袱，用严肃的态度对待文学

深秋的北京，夜色来得越来越早了。

郑执坐在出版方的会议室里，从上午到傍晚，连轴接受媒体的提问、录影，显得有点疲惫了。他问：我抽烟，不介意吧？

郑执的中短篇小说集《仙症》近日出版。在后记中，他回顾了自己的写作经历后，这样写道：“文学严肃与否，论心不论技，作品是好是坏，论技不论心。我自恃有自知之明，懂得到任何时候都不该得便宜卖乖，觍脸说‘《仙症》才是我真实水平’这种话，不能够，也不可以——曾经写过的每个字都是我。”

1987年生的郑执，刚考完高考，就在网上开始连载校园小说《我们是不是很无聊》，那年他才19岁。这部小说后来以《浮》之名出版。之后的几年，他去香港读大学，经历了父亲去世，“家境骤落”；他休学，回到老家沈阳，一边陪母亲，一边埋头写作，又出版了《别去那个镇》、《我只在乎你》等，都是青春文学那一路的，被郑执称为“那种东西”，可惜并不畅销，“都成滞销书”。

直到2017年，郑执出版了长篇悬疑小说《生吞》，才让人再次关注他。读者、评论家将他与双雪涛、班宇并列，称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2018年底，他又凭借《仙症》获得了“鲤·匿名作家计划”首奖，被作家苏童盛赞“贡献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

在人生不如意的那几年，他明白，就算写作也需要谋生。因为家道中落，欠了很多债，他时常自问，靠写作能养活自己吗？后来，《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卖出了电影版权，他因此偿还债务，《生吞》、《仙症》也都要被改编成影视剧。如今的他，全职写作。

因为《生吞》和《仙症》才去看郑执小说的读者，回头去看他早几年的作品，会惊呼郑执竟然也写过这种东西。放在以前，他会羞愧难当，甚至会调侃所谓“严肃文学”只是小圈子笑话。如今的他变得坦然，那些“稚嫩不堪的处女作，装老成而失真趣的滞销书，闭眼捏鼻子写下的千字万字，通通是我”。不否认过去，但对别人的评判也不太放在心上。总之，他将这本《仙症》看作自己写作道路的重新开始，而这次，他对自己的唯一要求是：要脸。

可以说，现在的郑执，心态和状态都非常好。借着新书出版之机，我们与郑执聊了聊写作和影视改编。

郑执

澎湃新闻：你现在生活在北京？全职写作？

郑执：主要在北京吧。我是2016年搬过来的。一直也算是全职写作，我就上过一年半的班，在香港皇冠出版社当编辑，那个时候刚大学毕业，上班特混。

澎湃新闻：看你在《仙症》的后记里写，那个时候，出版社的同事还鼓励你一边上班一边写网文。

郑执：也不都只是网文了，你没好意思说，后记写得很清楚。（还是小黄文）对对对。

澎湃新闻：你现在全职写作，可以养活自己？

郑执：是是是，因为我生活要求也不高。就像自己欠一屁股债，（现在）跟那时候比，养活已经是不成问题了。现在就是卖小说的版权，然后就完全是写作，也写剧本。

澎湃新闻：有哪些剧本？

郑执：七夕的时候上了一个片，爱情商业片，叫《我在时间尽头等你》，那是我的小说改的，就早几年写着玩的“那种东西”，但确实越是“那种东西”，可能电影公司就越适合改。前期剧本前两年我自己写，后来我也不管了，他们又找人接着去写。

然后就是刚写完的《生吞》，短剧，12月底开机。再一个就是手中现在有一个自己比较在乎的电影剧本，就是这本小说里的《仙症》。

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剧照

澎湃新闻：对《我在时间尽头等你》的改编，你怎么看？

郑执：那个跟我关系不是很大了，到后来已经被稀释到基本没有太多的我。然而也正常，商业类型片就是一个跟写小说完全割裂的东西。你写商业类型片就自然有写商业类型片的方式，所以我也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它，因为那并不代表你的小说。初剪开始就看了，原本疫情前定档跨年上院线的，我看了一场首映。（观感）很复杂很感性啊，原来电影是这么复杂的一个产业。那个小说是五年前写的一个小东西，然后从它开始被买版权到最后上映也是正好五年，所以这中间我个人的经历变化、职业变化和整部片子所经历的东西，太多。版权就易手了两次，导演换过三个，我曾经想过，搞个电影这么费劲，我有这时间回家都写本小说了。但是好处也有，因为我已经真正深入到这个行业去工作了，毕竟现在写电影剧本也算是我唯一的副业，这个项目所经历的，让我更深入地把整个电影行业的流程走了一遍，对这个行业更清楚了。

《仙症》

澎湃新闻：回到这部新书，正如苏童说的，《仙症》里给读者留下了一个非常有特色、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大姑父王战团。这个人物有原型吗？或者说它的灵感来自哪里？

郑执：其实这种问题一旦问到一个写作者，甚至所有创作者，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这里面，直白说，肯定有真实的经历和人物原型的比重，可能在这篇小说中相对跟其它篇比稍微重一些。

如果你有留意到在书前面印了一行字：纪念王振有先生，对，那个人是我的大姨夫，可以粗略地说，他算是王战团这个人物的原型。但是，更多是小说上面的创作。原型以及来源——如果你管这叫灵感，就是从这开始，他是我真正人生第一次经历亲人的死亡。我记得我大姨夫去世的时候，我十一二岁，在那一场葬礼后的宴席上，我感觉我一整个人突然好像有些东西不太一样了，就是意识到这是一场亲人的死亡，在这个死亡背后，整个家族——我是一个大家族——很多人的改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让我在心里种下了一点东西。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写作天赋，或者自己未来会从事这一行，有一天这会变成一篇小说的起点。

澎湃新闻：《仙症》中，姑父王战团得了精神病，姑姑没有送他去医院治疗，而是请来了一位赵老师做法事，还供奉了白家三爷（刺猬）。然而，王战团和“我”某次意外吃了刺猬肉，结果王战团的精神病发作，得到了“报应”，“我”后来的经历也似乎应验了赵老师的话。为什么会在小说中如此处理？

郑执：迷信，对，你也没有办法称它为别的，确实只能是这么称呼。

我觉得，一个好的小说，可能最多的就是引起读者的思考，尤其是某一种类型的创作，在没有给出明确的意向表达的时候，就是它很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就我个人来讲，当读者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肯定不会插嘴说其实我是这么想的。但诚实来讲，我自己当然有一个取向，也许并不那么坚定，就是我在讽刺迷信这种东西。尤其是在小说里“我”的身上，那并不是一场应验，而是一场战略性的妥协。其实也就是小说最后写的那一段，“我”曾经好像看起来屈服于赵老师和家人的淫威，以及“我”当时面临的状况，如果“我”不那么样去做，就没有办法跨过那一道坎，结果可能就是“我”会成为另一个王战团。但是“我”没有，正是因为“我”懂得不像王战团那样去硬杠。小说里的“我”用了一种所谓的迂回战术，达到最后自己想要的。作为一个在生活中充斥着无力感的少年，“我”只能对所谓的成人世界、家族权力做那样一种妥协，才能让人误以为这个孩子让他们放心了，安全了，他不再有病了。

小说里有一个在技法上称为“呼应”的话，就是王战团有一句话，“我卡在那了”，然而，“我”爬过去了。为什么用“爬”这个动词，恰恰因为它不是一个挺直脊梁走过去的过程，而是好像别人为“我”设置了一个狗洞，“我”必须弯下腰过去，但过去以后的世界就是他妈我自己的了。

澎湃新闻：这部小说拍成电影会如何改编呢？

郑执：当然是一定要想办法处理的，我们也会先自我审查一番，用一个更圆融的方式去讲，希望最最最底线是不要丢失小说原本的那个诉求。所以，这小一年来在写这个电影剧本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有挑战。我是喜欢挑战的，会给我带来一定的幸福感。

澎湃新闻：这次的导演是谁？

郑执：顾长卫。所以也是我觉得这次合作幸福的地方。他本身是一位擅长影像的导演，是最顶尖的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对文字的尊重和对我的依靠就比较侧重，我就会觉得在这次合作中非常公平地发挥了自己该发挥的作用，而不是像在写商业电影的时候会妥协到没办法。商业电影，当老板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你不可否认地承认他在商业上确实比你有经验，那你要不要往那去改，这个过程中你就要砍掉很多自己所谓的私货，你也理解，然后又觉得不是很痛快，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畅快的创作。

澎湃新闻：现在回东北的时间多吗？

郑执：我已经一年多没回过家了，因为疫情等诸多原因。但正常来讲我一年怎么也要回个两三次，因为母亲还在沈阳生活。

澎湃新闻：很多人把你和双雪涛、班宇称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对于这样的称号你是怎么看的？

郑执：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去年就过季的话题，今天大家还依然在聊，我觉得宏观上来讲它肯定是一个好事儿，因为它形成一种所谓的文化现象、文化潮流。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这几个人——我相信他们两位也是这样——该考虑的问题，这可能是留给文学评论家甚至是文化媒体的一个话题。

当然宏观来讲，一些原本不太关注小说，甚至已经早就忘记了当代华语文坛在写什么的读者，突然觉得有这么三个人，看了这本还差另两本，那我也看了，看了这个人，那个人也看了，这肯定不是一件坏事，对吧？大家多看一本书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就我们个人各自创作的方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大家看到的肯定更多是彼此的不同。

我觉得，大家在创作方向跟审美上其实挺不同。我也是他们俩的忠实读者，他们出新书我也都会第一时间看。

澎湃新闻：那你觉得跟其他两位的不同在哪里？

郑执：我很难很难来形容，就是那种内行人洞若观火，外行人隔岸观火的状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大家在创作审美上取向不同，甚至未来的方向也能看得出很不同，比如对文学创作理论上的东西，对更严肃的东西。

澎湃新闻：说到严肃，你在新书的后记里说，曾在“一席”上的演讲中提到，自己如今写的小说到底有多“严肃”，会被别人怎样看待与评判，已不再置于心上，为什么会这么说？

郑执：说白了，想法就是你要先自黑就不怕别人黑。这两年，我终于解决了各种问题，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生活上的问题，曾经被经济所困扰以及各种束缚住手脚，没有办法真的随心所欲写自己想写的东西。那个阶段过去了，所以我想有点精力，不是精神洁癖，去明确告诉别人，今天我很严肃起来写小说了，这才是我最想写的。从这一刻开始，接下来所有的批评和赞美对我来说都更有价值。因为郑执写小说，不再是玩玩的，再批评我也会非常认真地接受。但如果你说以前郑执怎么还写过这种东西，这现在对我已经非常无所谓了，因为我知道那是不认真的，大家都别当真就完事了，就这么回事。可能是因为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年纪太小了，我19岁写第一本小说，出版的时候还没到20岁生日，所以这个弯路走得太多了，现在回头看，就这段经历还有点意思。

澎湃新闻：你觉得你开始写作受谁的影响比较大一点？

郑执：我只能说审美取向上的影响，就我从小开始接触，我的启蒙作家是曹雪芹、爱伦坡、余华、川端康成、海明威、马克·吐温，包括芥川龙之介。其实你看，还是笔下小说故事性非常强的作家，因为在那个年纪读书，不可能一上来就是福克纳、马尔克斯或者博尔赫斯。所以说，一开始从兴趣阅读就是这些人。还有余光中、汪曾祺、史铁生。这是创作态度的事，余光中他们后来让我明白究竟什么是好的中文。这就是严肃文学。

澎湃新闻：那你觉得现在自己是一位严肃文学作家吗？

郑执：我在后记里也写了严肃不严肃的事，也是半开玩笑吧，就是提醒自己。在中国文坛，一直将严肃文学搞得像一种类型，形成一个门槛，但其实在国际文坛上并没有这样清晰的划分，所以我就想，那“严肃”这个词究竟指的什么？

在我自己今天的理解和对自己的要求来看，严肃是论心不论技，就是你对待文学，你在创作一篇小说的时候，是一个严肃的态度吗？就比如说我自己非常清晰地知道，我那个界限划在曾经有那么几年态度非常不严肃；今天我放下了所有的包袱、顾虑以及功利心，在写一个我真正想写的我在文学上的诉求，这个态度是严肃的，即使你的故事里写到了凶杀案，也不是类型。至于一篇小说完成后，这个作品本身是不是严肃，那就论技不论心了。你可能初心非常好，但写的东西很烂，也可能你就写了一样东西它足够好，别人觉得非常严肃，那就别人想怎么看就怎么看，不要被这个东西框死。

这些都只是给自己的一个提醒，就是以后态度要严肃，不要再玩玩闹闹了。

澎湃新闻：你现在觉得在写作上有一些什么困惑吗？或者说写作焦虑、写作瓶颈？

郑执：焦虑啊、困惑是必然的，困惑是每写一个字都有困惑，你总会觉得这句话、这个词一定还会更好。这就是具体创作上的焦虑。

还有一种，是恐慌。我会有一个阶段，提笔想到或者脑子里构建一篇小说的时候，想写一个主题或者一个故事，我真的会腾出一段时间来翻一翻《收获》文集，看在那一代经典作家、精品频出的年代里是不是有人写过类似的。如果你看到一篇，会非常惊喜，原来人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的时候就写过了，还写得这么好，我就会有很大的失落。那我这个就放弃吧，别写了，没有意义。如果我没看到，觉得我的构思还蛮新的，以前作家没有把这条路堵死，那就去写。但是，这就像探索地图一样，其实留给你探索的区域越来越少了，所以会越来越难。这方面的压力也会永远都在，包括自己跟自己比，就像王战团这样一个特别有特色、让人记住的形象，那好，我下一篇小说的诉求，很有可能重点就不是在写人物，而要换一个方式讲故事，所有的人都是配角。就是尽量不要重复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是很痛苦的，但一定也是很开心的。

澎湃新闻：你后来去台湾地区读研究生，修的是戏剧，这对于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郑执：对我来说去学戏剧其实是打开另一扇门。理论上，可能在外行看来，它和写小说都是在写作，但那完全不一样，就像戏剧、电影、文学完全是不一样的门类。所以对我来说，彼此之间的影响并没那么大感触。

我会觉得学戏剧之后打开另一扇门，是一直想着在各种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重新写一个戏剧剧本或舞台剧剧本。那也是我喜欢的东西。尤其是当我写完电影剧本之后，我体验更深的是在戏剧舞台上，剧作家的地位更高，话语权也更大，因为戏剧舞台还是传统的，一定是文本为主的艺术。所以，在那里面，我会有更多我自己的表达、我自己的诉求，它有一个爽感在。

电影，你必须承认，它始终是导演主导的艺术。如果你还是写剧本的剧作家的话，当然它可能呈现出非常好的结果，但那里面一定很多不完全是你的东西，而我相信一个写小说出身的人，肯定会有落差，会觉得这里面好多东西不是我的。舞台剧就不一样。舞台剧在某种模式下，除非玩很当代的那种，需要美术帮你搭建一个辅助的舞台语言，还是能接近小说的那种完整度，所以就非常好。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剧作家，现在已经当电影导演很多年了，就是《三块广告牌》的导演马丁·麦克唐纳，他本身是一个戏剧舞台上的天才，比如他的那几部代表作，《丽南山的美人》也好，《枕头人》也好，都很经典，而且你看，不管演员、导演怎么编怎么改，永远就是那个无形的剧本压在那。那就是他的艺术。所以，这点上我觉得非常痛快，我想有一天把这个快乐找回来。

电影也有很爽的时候，比如跟顾长卫老师合作。顾老师恰巧也是这样一个导演，关键是我们审美能碰到一起去。

澎湃新闻：他的电影你看过几部？比较喜欢哪部？

郑执：《孔雀》、《立春》、《最爱》都好，如果最喜欢的话，可能是《立春》。因为《立春》讲故事的模式跟《仙症》比较像，在讲一个人物，而《孔雀》是在一个时代背景里的几个人物，弟弟、哥哥、姐姐比较平均，他是在用这些人物构建另一个东西。当然，本身我是非常喜欢李樯老师的剧本，他是在他这个年代中国最好的编剧，他的电影文学性非常强。

电影《立春》中的王彩玲。郑执觉得这部电影讲故事的模式跟《仙症》比较像，都是在讲一个人物

澎湃新闻：就你最近的观影经历，你觉得文学改编成电影比较成功的有哪些？

郑执：最成功的，我觉得可能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跟《燃烧》吧，再近的有点想不起来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实这两个导演，李安跟李沧东，是我最喜欢的几个导演之二。这两部电影保留了原小说的一个内核，但是导演自己的东西加进去，添彩了，而不是在减分。很多人批评《燃烧》，觉得它丢了村上春树原小说的内核，可能因为村上粉丝太多了，我并没有觉得曲解，村上春树的小说本来就可以有很多理解。李沧东自己的风格还保留了一点，而且在我印象中他第一次把镜头触及到所谓的中产阶级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拍得还挺好的。

《燃烧》剧照

澎湃新闻：在写作上有些什么新的计划吗？

郑执：我手头上有两个没写完的中篇，以及可能明年想要动一个构思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长篇。因为《生吞》我才收获了特别多的读者，然后《仙症》又证明了一下自己有没有写严肃文学的能力，在这两个阶段过后，我才找到自信说在今天这个市场下、文学阅读环境下，我又敢写长篇了。几年前写的那种东西，没人看哪，怎么办呢？但今天我觉得好像写出来会有人看的，然后自己又没有那么大的顾虑跟包袱了。一辈子都写短篇小说的著名作家也有很多，但我相信长篇是大多数写小说的人放不下的东西。

澎湃新闻：最近有没有读到特别让你觉得惊喜的小说？

郑执：最近真的读了好多同年龄段的国内年轻作家，很多都挺不错的。国际上流行的也在看，比如说萨莉·鲁尼，挺干脆的，有点新鲜，原来他们现在的年轻作者用这种短句子写对话的方式在创作小说，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作家非常聪明，她一定明白阅读感是个什么东西，把读者的阅读体验放得很前面，不然她不会那么写小说。然而，这样有损她的文学性么，好像她也平衡得很好。这是很值得学习的，跟功不功利没什么关系。

然后最近也有在重读一些经典。我是非常喜欢日本作家，就像之前提到的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我很羡慕日本文学里面那一个世纪间形成的一种自己的美学体系，不管你叫它和风也好，其他什么风也好，总之他们是有一条主线的。但是我们国家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整个文学的脉络跟审美体系，每到一个阶段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向。所以，我会觉得很遗憾的一点，就是当今天提到中国风是什么的时候，没有人有能力拎出来一个所谓的或者形成一种审美的美学体系。那些音乐节目、综艺节目或者Cosplay在玩穿唐装、汉服什么的，但你知道那是他们想要做的中国风，所谓被包装成的中国风，并不是真正的我一直在找的中国风。我也觉得可能是我们国家真的幅员辽阔吧，从南到北的审美体系差距非常大。但是，在现当代中国文学里，不只是我，所有的读者都会清晰地感受到什么是乡镇青年文风，什么是农村写作，什么是都市，什么是海派，但你告诉我什么是中国风，有吗？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必要，也许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就不需要一个统一的审美体系，但是当我看到那种和风的时候，在所谓日本文学里面所有的大作家虽然各自都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主线的文学美审美体系时，我还是很羡慕的。

澎湃新闻：听说你的爱好是喝酒？

郑执：前几年喝得确实多一点，也不能说是爱好，东北人都挺爱喝的。但也不是研究那种，我是真的不挑酒的人，什么都喜欢。我就是那种在清醒状态下脑子紧绷的人，那个状态很难缓解，喝酒是解压为主要目的，喝完起码在肉体麻木状态下，会让你稍微少想一点事，不够累，能休息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