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水资源危机：世界城市面向“生存”的投机行为

在过去数十年间，令人目眩的高层建筑、大型基础设施、高端房地产项目等宣示着“现代”与“进步”的项目落地雅加达，持续重塑着城市空间，为雅加达成为“世界城市”的愿景添砖加瓦。但与此同时，雅加达也在面临着不断加剧的水资源危机，一方面是水资源短缺、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城市越来越频繁地遭受洪灾的威胁。与世界城市的想象背道而驰的水资源危机究竟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2020年10月14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SEAC）主办的研讨会上，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助理教授 Emma Colven 梳理了雅加达水资源危机的生成机制，将其根本原因归结为投机性城市主义主宰的一种特定的发展模式。本文根据该场讲座笔记整理而成。

城市的双重想象（imaginaries）：资本之都VS沉没首都

在前总统苏哈托（Suharto）执政期间，尤其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印度尼西亚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自由化城市转型（urban transformation）。在此过程中，雅加达以一种我们非常熟悉的方式发生着空间和社会巨变：经济高速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人口急速膨胀，大量海外资本涌入；城市建成空间也发生了巨变，各种宣示着“现代”与“进步”的高层建筑、大型基础设施、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落地生根。

在这个过程中，关于雅加达的第一种想象被构建起来——带着刺激经济发展、打造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勃勃野心，雅加达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资本的水库”（capital sink），源源不断地接受着全球资本的改造。在2009年到2015年短短六年间，雅加达的房地产价格就翻了不止一倍。2014年，华尔街日报将雅加达评为“全球最热门的高端地产市场”。

与此同时，另一种更为隐秘的现实，却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 “资本之都”的想象——愈发频繁地受到洪水侵扰、被持续上升的海平面步步紧逼，雅加达正逐步陷入“沉没的首都”这一生存危机。

需要强调的是，雅加达的“沉没”除了受到自身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全球变暖等气候因素影响，更关键的是不断加剧的土地沉降问题，这背后进一步关联着城市的水治理危机。随着城市发展与人口增长，雅加达的用水紧缺问题愈发突出，城市的水治理却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1997年，雅加达在世界银行的建议下推行了供水系统的私有化改革，但是在改革二十余年后，供水网络的覆盖率并没有显著的提升，供水不足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再加上监管困难，过度抽取地下水的问题愈演愈烈，而这也被认为是导致雅加达发生土地沉降的重要因素。

投机性城市主义与政治生态学的相遇

上述两种强烈冲突的城市想象，分别是如何被生产出来、又如何相互缠绕的？

基于对雅加达地产咨询和财务顾问的深入访谈、地产行业数据分析以及水资源管理研究的梳理，Emma Colven 认为，雅加达的水资源危机在本质上源于其内在的被 “投机性城市主义”所主宰的城市发展模式，而“世界城市”的想象正是这种城市发展模式扎根的关键所在。

借助 Michael Goldman所提出的“投机性城市主义” （speculative urbanism）概念，Emma Colven 结合了政治生态学的视角，试图解释雅加达的城市转型及其水资源危机产生背后的运行机制。

一方面，她强调投机性城市主义以城市的“未来”为“赌注”，其具体表征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商业房地产开发项目，也包括了与城市生态环境相关的投机行为。

而另一方面，政治生态学对城市水设施的研究则倾向于认为，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赛博格” (cyborg)，这意味我们需要更加关注 “非人类” (nonhuman) 要素与“人类” (human) 要素之间的互动过程。

事实上，许多我们所惯常认为的“自然的”、“物质的”要素的生产过程，本质上也是人为构建的社会过程。因此，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来看，虽然“水”是一种自然资源，但城市水资源危机的生产机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城市水设施的建设与治理）却绝非客观的、自然的、与人类无关的，因此水资源危机应当在这个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 “社会-生态过程” (socio-ecological processes)。

“雅加达水危机”实际上正处在投机性城市主义与政治生态学的交汇处。换言之，城市水设施的投机行为也同时具有生态属性与社会属性，而这也构成了Emma Colven对雅加达水危机的生产机制进行观察的重要立足点。

投机性城市主义运作的两种路径

在讨论投机性城市主义究竟是如何在雅加达施展拳脚时，Emma Colven进一步引述了人类学家 Laura Bear 等学者对“投机” (speculation) 所做的新定义。沿着 “面向利润的投机行为” 与 “面向生存的投机行为” 两条线索，她细致地梳理了雅加达如何被投机性城市主义所主宰的城市发展模式所塑造，雅加达的水资源危机又是如何被国际资本的投机行为导致并固化的。

国家首都海湾综合开发项目（简称 NCICD）常被认为是投机性城市主义在雅加达的一大试验场。这一海湾开发项目主要包括了两部分，一是通过填海造陆建设17座人工岛屿，进行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二是在十七个人工岛屿外围的大型防洪海堤建设。在Emma Colven看来，这二者分别揭示了“面向利润”和“面向生存”的两种投机行为。

17座人工岛屿的建设及其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是赤裸而直接的以经济利润为导向的投机行为，这一项目迎合了城市繁荣发展的愿景，通过强调城市内部空间紧张的问题，合理化大规模填海造陆的举措。在这个话语中，该项目可以提供更多的用地，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并刺激经济活力较差的海湾地区，进而推动雅加达朝“世界城市”的愿景再进一步。

但在具体的操作环节，政府与开发商在这一项目上的目标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政府所看重的是城市未来的发展机遇，开发商则更为短视，考虑的更多只是如何更快地实现资金回笼与赚取利润（“They sell and are long gone”）。

国家首都海湾综合开发项目（NCICD/GGSW）规划鸟瞰图 (来源：荷兰水务部官网)

投机性城市主义的狡黠之处更多地体现在 “面向生存的投机行为” 之中。雅加达海湾综合开发项目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 “Great Garuda Sea Wall” (GGSW)，因为在设计图纸上，这一宏伟的海堤拥有着印尼国徽上的神鹰的形状。其言外之意是，海堤不仅是一项防洪措施，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与国家身份、形象、未来挂钩，因此也是雅加达“世界城市”野心的又一注脚。在此基础上，在GGSW的华丽蓝图里，这片 1250 公顷的土地上还将耸立起一座集中心商务区、居住区、商业区、绿地、完备的交通设施于一体的全新的滨水城市，而这才是这块奶酪之所以诱人的根本原因。

项目计划出台后，反对之声如潮水般涌来（因环境因素、贿赂丑闻等原因，项目被多次按下暂停键）。各界纷纷批评 GGSW 没有直面雅加达洪水泛滥的真正原因（即不断加剧的土地沉降问题），本质上是一种“环境投机行为” (environmental speculation)，环境恶化反而成为了新一轮资本积累的起点。

NCICD的规划文本中明确出现的 “将危机转变为城市发展的新机遇” 等话语，近乎直白地宣告着，所谓 “救雅加达于沉没危机” 不过是这个投机行为外面裹着的一层糖衣。因此，我们或许也应该为“面向生存的投机行为”这一概念里的“生存”二字打上引号。

在 Emma Colven对雅加达的观察中，城市的双重想象与投机性城市主义缠绕、交织。一方面，投机性城市主义借助 “治理水资源危机” 进行自我包装，另一方面又通过迎合 “世界城市” 的愿景赢得了城市政府的共同青睐。投机性城市主义并非外在于雅加达城市转型的过程，而是时刻塑造着城市的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同时也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被不断激发和固化。

在雅加达的案例中，尽管填海造陆造价高、风险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也是一种避重就轻的“低成本”发展方式——通过将发展重点转移到海湾，雅加达政府获得了在一张白纸上绘画蓝图的机会，而被水资源不足与洪水同时困扰的混乱的内城治理问题则可以被暂时，甚至长期搁置。

由此可以看到，雅加达的两种城市想象反映了水资源危机所包含的空间不均衡的特征：对于绝大多数困在内城的人而言，“沉没的首都” 是他们眼里的雅加达；而对于政府与开发商而言，“资本的水库” 才是雅加达的名片。两种想象相互冲突着、纠葛着，构成了雅加达这座城市的多维现实。实际上，这或许不仅是雅加达的现实，也是出现在汲汲于“世界城市”这张标签的众多城市中的相似图景。

延伸阅读：

Colven, E., 2017. Understanding the allure of big infrastructure: Jakarta's Great Garuda Sea Wall project. Water Alternatives, 10(2): 250-264.

Colven, E., 2020. Subterranean infrastructures in a sinking city: The politics of visibility in Jakart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2(3): 311-331.

（作者黄惠璇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硕士研究生，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助理教授赵益民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