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摈弃西方》：美国外交界正在摈弃“西方”理念吗？

迈克尔·金麦芝：《摈弃西方：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观念的历史》（Michael Kimmage. The Abandonment of 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基础书籍出版社，2020年版。

一百年前，当代人所熟知的“西方”共同体观念在北大西洋沿岸开始形成。1914年，负笈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盛赞普林斯顿前校长、新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和平论，将威尔逊的政治理想称作“西方文明最高之产儿”。1919年巴黎和会后，与胡适年龄相仿的毛泽东、阮必诚（后更名为胡志明）则对威尔逊的言行彻底失望，转而寄希望于共产主义政权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崛起。在这群即将对东亚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年轻人看来，威尔逊所代表的“西方”既昭示伟大前程、也投下巨大阴影。

此后百年间，世界各国都在不断重塑、拷问“西方”理念的光明面和阴暗面。美国政坛上，威尔逊所倡导的西方民主秩序曾于二战期间大放异彩，进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后期美国外交战略的基石。美国思想史家、奥巴马时期“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成员迈克尔·金麦芝（Michael Kimmage）的新书《摈弃西方：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理念的历史》（The Abandonment of 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认为，“西方”理念最值得发扬的内容是“自由与自治”（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而“自由与自治”，正是威尔逊造访巴黎时携带的、美国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赠礼。金麦芝雄辩地证明，威尔逊极力推广的“西方”理念根植于跨大西洋的政治思想史，既在一战后的美国知识界通过“左右互搏”而走向辉煌，又在1970年代后因为左右之争而没落于斯。他忧虑“西方”理念在当代美国外交政策中日趋边缘的处境，尝试用新书警告美国决策人：这个西方大国的外交战略，依然需要特定“西方”理念的指引。

《摈弃西方》出版于2020年4月，恰逢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的长文《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发表一年之时。王立新的文章聚焦“美国文化身份”和“政治话语”的流变，证明其关键转折点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候，一批美国精英大力弘扬美欧文化的同源性和一致性，致使此前长期占据主流的“美国例外论”逐渐退居次席。二战后，“强调美欧休戚与共的‘大西洋共同体’观念”逐渐确定下来，塑造了包括北约在内的“文化、意识形态与安全共同体”。王文提纲挈领、梳理了美国建国以来“大陆主义”传统与“西方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历史更迭，重点回溯了二十世纪“西方”理念在美国政治话语范畴的兴起过程。将此文与金麦芝新书对读，给笔者带来极大启发。

相比于王文的严谨洗练，金麦芝新书对“西方”在美国外交观念中地位的探究相对写意。后者着重发掘跨大西洋“西方共同体”的历史土壤，强调美国虽然曾经把同时代的欧洲看作“他者”，在文化身份上却一直对欧洲历史、特别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存有返璞归真、发扬光大之念。“跨大西洋的思想史”是书中的一条主线，在这条主线上，金麦芝描摹了众多关键历史细节，以凸显美国与欧洲之间文化认同上的复杂纠葛。拉法耶特侯爵赠予华盛顿的“巴士底狱之钥”、为纪念哥伦布登陆美洲四百周年而举行的芝加哥世博会（1893）、占据了哥伦比亚大学1930年代“当代文明”通识课书单的“西方经典”、以及冷战初期美国人在西柏林市政厅挂起的费城自由钟复制品，这些厚重而又充满争议的历史意象，先后见证了美国从“西方”边缘逐步跻身“西方”领袖地位的历史过程，昭示了二十世纪美国外交观念根植于“西方”的历史、哲学基础。

迈克尔·金麦芝

加入政策规划办公室之前，作者以研究美国冷战时期保守主义思潮闻名于世，但本书的议程设置更符合他在美国国务院的经历：不以学术史为写作主轴，而以服务现实为写作目的。作为思想史家的金麦芝构建了一座跨大西洋知识界画廊，而资政人士金麦芝则对知识分子们和政客们的“西方”理念分别点评,为决策者献策。这座画廊中有威尔逊、施本格勒、乔治·凯南、杜波伊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哈耶克、萨义德这类举世知名的人物，有韦塔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詹姆斯·伯恩汉姆（James Burnham）、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亨利·杰克逊（Henry “Scoop” Jackson）、帕特里克·布凯南（Pat Buchanan）等只在保守派圈层内影响巨大的作者，更有汤因比、威廉·麦克尼尔、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等对美国外交政策中“西方”理念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上述人物只是金麦芝论述谱系里的冰山一角，但他们或新颖、或陈腐的言论大都服务于同一个论述主题：寻找“西方”理念在当代美国外交战略中的立足之地。

盛极一时的“西方”理念，在当下真的正在被美国知识界和外交界摈弃吗？金麦芝用排除法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经过几十年的平权运动和学术发展，传统“西方”理念中的“白人至上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西方文化霸权”，在当今美国学界和外交界已经处于边缘地位。同时，后冷战时期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削弱了“西方”理念某些曾经颇具吸引力的内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象征“财富与科技优势”的西方自由市场和民主秩序。

冷战中期，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er Whitman Rostow）和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都曾强调过“西方”的现代性和未来性。他们反对西方国家用狭窄的地域文明观念框定“西方”意涵，倡导欧美各国通过西方的“财富与科技优势”造福全球。在此基础上，哈耶克曾预言个人权利解放将随着自由市场的扩展而实现，并且在柏林墙倒下之后短暂地拥有了属于他的“全球时刻”；冷战刚刚结束时，年轻而乐观的弗朗西斯·福山也曾把他眼中西方世界“财富与科技”的全球化前景翻译成“历史的终结”。美国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共享一种乐观主义，认为通过自由贸易和科技进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可以持续运转下去。然而，随着近三十年来的飞速发展，几个传统意义上的非西方大国业已成为“财富与科技”的创造者和输出者。在金麦芝看来，这些国家的壮大，给世界提供了除“西方”以外的选项，削弱了“西方”及其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吸引力。

无论是来自国内知识界的积极剪裁、还是来自新兴大国的挑战，都造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西方”理念的退却。这个现象触发了金麦芝的终极问题：“西方”理念在当代美国外交战略中还有立足之地吗？如果有的话，这个立足之地在哪里？品评过一战以来美国纷繁复杂的思想流派之后，金麦芝开出的药方与威尔逊一脉相承：“西方”理念中“自由与自治”的思想因子，依然是联结美国及其盟友的关键纽带。与威尔逊不同的是，金麦芝强调“自由与自治”的双重面相：对待美国的欧洲盟友时，决策人可以突出这套价值观的“西方”源头；与非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则应淡化“西方”背景，因地制宜、突出“自由与自治”的文化粘合力。

为什么美国依然需要“西方”作为外交政策的底色呢？金麦芝的理由是，该国知识界几十年来“摈弃西方”的努力已经矫枉过正，直接导致了其外交方针的紊乱。他的逻辑链条借鉴自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没有哲学思考作为基础，政治行为注定野蛮，而大学人文教育则决定了政治精英决策的哲学高度。金麦芝重点分析了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1970年代，作为西方文化霸权挑战者的萨义德，在“西方文明课程”的发祥地哥伦比亚大学终结了美国通识教育中独属于“西方”的辉煌历史；萨义德的理论更是催化了早在1960年代就已开始的、美国自由派高校中“西方文明课程”从必修课转为选修课的浪潮。金麦芝认为，此后涌现的美国政治人才大都缺乏亲炙西方经典的体验，对美欧之间的哲学和历史联系既缺乏系统认识，更难谈智识上的归属感和共情。

随着这批人才的成熟，外交政策中的“西方”理念被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和普世价值取代，但“普世价值”背后的哲学基底却逐渐碎片化、肤浅化。与此同时，学术界“摈弃西方”的趋向动摇了美国政界曾经共享的西方哲学和历史基底。在金麦芝看来，这一趋向直接加剧了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导致美国与欧洲的政治文化纽带式微。金麦芝反复强调一个事实：巴士底狱的钥匙，这份法国革命给美国革命的赠礼，依然保存在弗吉尼亚州的华盛顿故居内。讽刺的是，在大学教育淡化“西方”的当代，美国外交政策似乎已经不那么在乎“巴士底狱之钥”的历史分量。金麦芝将特朗普称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西方”总统，原因也在于此：特朗普比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任何一位总统都更轻视美欧同盟，因为他本就对“西方”理念所承载的哲学和历史内涵极度无知、无感。

金麦芝所承袭的，是随二十世纪美国外交事务的扩展而涌现的一套学者资治传统。1961年，史家小施莱辛格辞去哈佛大学教职、应邀成为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手”，一时轰动学界；本科学习古典学专业的弗朗西斯·福山三十岁时加入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以“历史的终结”语惊四座，随后很快在乔治·梅森大学找到教职。此类“学者入仕”的案例为大批后来者所效仿，但对于熟习俄语和德语的金麦芝来说，最值得效仿的榜样依然是“政策规划办公室”的创始人乔治·凯南。《摈弃西方》的作者善用海明威式的短句，行文博学多思却直截了当，从中明显看得出对凯南写作风格和外交成就的敬意和向往。与凯南一样，金麦芝也在春秋鼎盛时恰逢美俄、美中关系的历史转折点；与凯南不同的是，“西方”理念的挑战者不再是共产主义，而是更为复杂多变、更具现实吸引力的意识形态。

《摈弃西方》不是一本出众的历史著作，却是一本值得玩味的史家“资治”著作。它对美国思想史、外交政策史都谈不上有什么重要建树，但史家视野毕竟给这部著作增添了灵气和论述力量：一般的政策规划者往往只懂得从历史中总结简明的教训，而每当《摈弃西方》中的论述滑向这个通往工具理性的方向时，史家金麦芝都会向读者展现特定历史时代和历史事件的无序性和复杂性。作者或许已经离开了“埋首故纸堆”的世界，但他的写作还是可以提炼出思想史中经常被忽略的某些承继关系（诸如格老秀斯、海德里·布尔（Hedley Bull）、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与奥巴马之间；霍布斯与罗伯特·卡根之间；詹姆斯·伯恩汉姆与帕特里克·布凯南之间），提出敏锐而具有历史厚度的洞见。仅凭这一点，该书足以在当代美国层出不穷“资治”著作中鹤立鸡群。

笔者发现，入仕的经历虽然彻底改变了金麦芝的治学态度，但也帮他积累了大量快速写作、公共写作的经验。这本书没有霍夫史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汉德林（Oscar Handlin）那一代学者的史学高度，却具备那一代历史学家作品独有的大格局和可读性。“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与苏联是死敌，他们需要与彼此为敌、又作为敌人彼此相似”（第74页）；“希特勒败坏了白人西方的名誉，却没有摧毁其诱惑”（第93页）；“（冷战后）伊拉克问题变成了仅在伊拉克发生的问题，而不再是西方与共产主义东方之间权力分配的一部分”（第258页），这类举重若轻的句子在《摈弃西方》中比比皆是，既能带来阅读的愉悦、又饱含史家厚重的思考。历史学家的公共写作不仅需要史学积累和现实关怀，深入浅出、琅琅上口的文笔也必不可少。这是《摈弃西方》给笔者带来的重要启示。

金麦芝担忧“西方”理念的退却，这种担忧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确有警示意义。美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每个分支领域都遵循自身学术史藤蔓的生长逻辑而发展。各大领域内部的逻辑自有其智识和学理上的价值，但过度沉溺其中，往往导致青年研究者一味求新求异、忽略欧洲裔美国人史和“西方”理念的复杂内涵。移民与族裔史研究就是一例。在研究某个特定族群、特定时段的历史时，学者对微观问题的“聚焦”经常导致大格局层面的“失焦”，某些至关重要的“西方”理念及其权力结构（如法律传统、制度设置、专业优势等），也因此被简单化处理，沦为某个族群抗争历程和能动性的背景、注脚。从非西方群体经历切入美国史的研究者尤其需要注意这个问题：“摈弃西方”的诱惑很大，但“西方”及其权力永远是研究美国史时无法绕过的重要节点。更何况，学术史上对“西方”理念最具说服力的批判，往往出自熟读“西方”文化经典的学者之手。在这些学者的理论成为学界时尚之后，批判“西方”不应成为后来者对“西方”无知的借口。

所谓的“摈弃西方”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界还不是突出问题，如果利用得当，这一点或可成为国内研究者的优势。虽然国内美国史训练日趋细化，语言门槛和文化隔膜依然要求每个年轻学者从英文入手、从大格局开始阅读美国史；在理解美国学界对“西方”理念的系统批判之前，我们的必经之路依然是理解“西方”本身。金麦芝使用排除法重新定位“西方”的正面意义，而国内最好的美国史训练，也分外注重学生对“西方”理念变迁过程的掌握、反思和淘洗。笔者认为，上述学习过程不是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果，而是中国美国史研究者“隔岸观景”所必须具备的素养。近年来，国内某些公共写作经常在对西方缺乏全盘认识的前提下，利用美国随处可见的批判理论和历史证据全盘否定西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完全有能力避免这种低级错误，进而达致某种超然于美国身份政治语境之上的洞见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