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废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背后的“隐秘”成本

从远古到工业文明后的今天，人类随时随地都在产生和制造生活垃圾。随着过去数十年线性经济的“生产—消费—废弃”模式飞速发展，化工等行业的发展带来大量一次性人造材料，垃圾数量日渐增长，垃圾种类日趋复杂。然而，我们对于生活垃圾的管理却未能跟上脚步，导致“垃圾围城”困局屡见不鲜。这是因为目前采取的包括焚烧和填埋在内的垃圾处理方式，仍处于垃圾产生后的“被动处理”阶段，并没有从源头实现妥善的“主动管理” 。

马来西亚的垃圾场，2018年10月18日。© Nandakumar S. Haridas / Greenpeace

随着过去几十年经济飞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产生国之一。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的数据，从1979年到2018年，中国生活垃圾清运量与人均GDP正相关。

由于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有一定的特殊性：厨余垃圾比例超过50%，并且含水率高达5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垃圾处理也不能直接照搬欧美、日本等国家的技术和经验，需要一套符合中国生活垃圾特性的处理方法。

2014年-2018年，中国生活垃圾产生量排名前十的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占垃圾产生量的比例图表。© Greenpeace

垃圾处理中的“隐形”成本

依据绿色和平估算，2018年中国生活垃圾产生总量大约为5亿吨甚至更高，其中城市生活垃圾超过3亿吨，农村生活垃圾在2亿吨上下。与之相应，住建部统计的垃圾清运量为3亿吨左右。而且，垃圾清运大多集中在大中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并没有纳入清运范围。大中城市的生活垃圾虽然一定程度上得到集中清运并处理，但生活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还是填埋和焚烧，仍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害化”处理。

那么，垃圾的填埋和焚烧存在哪些问题呢？

绿色和平研究显示，以焚烧和填埋为主导的垃圾处理方式不能有效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会导致多种环境和健康风险。垃圾填埋场除了存在恶臭气味、有毒有害气体等问题，还有不易被察觉的问题，包括填埋场渗滤液对土壤和地下水带来的污染，以及填埋场有机质产生的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而焚烧处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常规污染物的排放、二噁英排放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多环芳烃的危害，以及重金属污染及其造成的健康危害。

多组研究和数据已经说明了这些环境污染和健康危害的严重性：2002年，中国填埋场地下水超标率已经高达 88.6%，北京 90% 以上的地下水已经被污染；2004年，中国垃圾焚烧厂已经成为三大排放来源之一，排放的二噁英总量高达 10.2kgTEQ，位居世界第一；2015年，中国有高达 1227.52 万人受到垃圾填埋场恶臭的影响；2016年，中国垃圾填埋场排放的甲烷占全国人为来源甲烷排放的 12.34%，成为占比第三大的人为排放源；2018年，中国一些生活垃圾焚烧厂周边的重金属污染造成的致癌风险超过可接受水平的 5 倍。

这些环境污染和健康危害，最终转化并体现在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中。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针对北京市当时运营的三座垃圾焚烧厂的社会成本进行的评估结果显示：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为20.39 亿元/ 年，折合每吨生活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为1088.49 元。如果加上收集、运输、转运环节的成本，每吨生活垃圾管理全生命周期的社会成本高达2252.95 元。

北京生活垃圾单位焚烧成本比例分析图 © Greenpeace

与焚烧一样，垃圾填埋处理的后期成本同样较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从2008 年开始，对北京等10 个省市30 余家生活垃圾及危险废物填埋场防渗土工膜（HDPE 膜）开展完整性渗漏检测调研工作，发现所有填埋场防渗层均有严重的渗漏现象，对周边地下水的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据估算，垃圾填埋场渗滤液造成的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修复费用将高达1000 亿元。

反思当下的垃圾处理模式

如果反思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模式，从简易处理到以卫生填埋为主，再逐步发展到现阶段以垃圾焚烧为主，可以发现当前的管理政策仍未摆脱“末端处理”的管理理念，即位于固体废弃物管理策略“倒三角”图的末端，未能切实落实“源头减量、重复使用、循环再生”的更先进的固废管理策略。

固体废弃物管理策略的“倒三角”图。 © Greenpeace

近日，绿色和平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生活垃圾管理亟待解决以下问题：

1.    废弃物管理策略理念陈旧。

中国废弃物管理长期重视后端处理，轻视前端治理，整体管理体系难以推动“源头减量”，垃圾处理“资源化”不足，造成资源浪费。

2.    缺乏基础数据辅助科学管理。

当前中国的生活垃圾管理存在数据收集不全面、数据标准不统一、信息公开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决策者、行业和学界难以根据有限的数据信息摸清中国垃圾问题的全貌，难以进行定性、定量的政策评估和科学决策，也难以有效引导第三方及社会公众参与到生活垃圾的公共管理当中。

3.    未将环境成本、健康成本等纳入考虑，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偏高。

以焚烧和填埋为主导的垃圾处理方式不能有效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导致多种环境和健康风险：垃圾填埋场存在恶臭气味、渗滤液污染土壤和地下水问题，垃圾焚烧厂也存在二噁英排放、空气污染、重金属污染等问题。两种处理方式都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

2017年，住建部在全国46个城市推进强制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开始了新一轮生活垃圾管理的探索。2018年12月29日，国务院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指出，“无废城市”这种新型城市发展模式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未来，“无废城市”探索需要走向数据、环境科学和公共政策相结合的方向。这不仅需要落实“源头减量、重复使用、循环再生”的废弃物管理策略理念，推进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也需要利用信息化技术，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生活垃圾数据库，采集并不断完善生活垃圾从产生、分类、收集、中转、运输到最终处置各个环节的数据，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等模型方法辅助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最终建立垃圾管理大数据，为垃圾的科学管理提供数据基础。

参考文献

· 董路等：《填埋场渗透定位检测技术研究》，《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2009年会论文集》，496页。

· 李静、李楠：《北京：垃圾渗漏污染地下水》，《新闻周刊》，2003年2月17日，34-36页。

· Heidelore Fiedler, Release Inventories of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 and Polychlorinated Dibenzofurans, P9-11.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2F978-3-319-23889-0.pdf

· 生态环境部，《二噁英类监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2015年11月，42页。

· 蔡博峰等：《中国垃圾填埋场恶臭影响人口和人群活动研究》，《环境工程》，2015年第2期，5-10转32页。

· CAIT Climate Data Explorer via. ClimateWatch

· Qi Zhou, Jianxun Yang et al., Toxicological Risk by Inhalation Exposure of Air Pollution Emitted from China’s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8 52 (20), 11490-11499.

（作者系绿色和平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