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谣言传播，用知识形成“群体免疫”

原创 袁建胜 复旦商业知识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像是一场 “生命科学启蒙运动”，从知识、技术和思维三个层次拓展着人类认知的边界。

作为一位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研究近20年的哥本哈根大学博士，他在顶级科学期刊发表过数十篇科研论文，掌管着一家新锐上市企业，多年来从事科普工作。担任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CEO的尹烨，其所在的“家族群”仍然逃脱不了被各色谣言“攻陷”的命运。

“我的家乡在四线城市，亲友也算是当地收入中上阶层，家族群仍然成了各种谣言和段子的集合地。”尹烨对《管理视野》说：“自从疫情发生，我的微信公众号差不多一天一篇辟谣文，工作仍然难做，‘造谣者’大都是‘专业’的，我辟谣是‘业余’的。”（尹烨访谈实录请打开传送门阅读）

汹涌澎湃的信息传播中，给分辨真假不明的流言，注入真相和科学，是科普的重要一环，但尹烨想要做的还不止如此。对他来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像是一场“生命科学启蒙运动”，从知识、技术和思维三个层次拓展着人类认知的边界。

知识的“群体免疫”

面对未知的病毒，焦虑和恐慌总是难以避免，如何守住底线不崩溃，是对公民科学素养和科学思维即时反应的双重考验，这两道防线分别指向知识边界和科学屏障：一方面是地域和年龄的延伸；另一方面是认知圈层突破的可能性。

在尹烨看来，城市从大到小、年龄从小到大，是公民科学素养的两个清晰函数，从北上广深向下延伸，更多的聚集在大城市中、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轻人，显然更具备基础科学思维，也更有分辨真假信息的能力，他们是科普工作多年来积累起的底层算法。

疫情之前尹烨就发现，给中小学生上课，成了越来越有挑战性的工作，他们知识积累的程度和维度，总会让他意外，这是知识在持续教育中自然积累、不断加速的过程。

疫情也带来了一次知识的“暴发”，辟谣大军像是前赴后继的疫苗和抗体，向谣言“病毒”发起一轮轮的攻击，给受负面情绪感染的、过热的社会生命体不断降温，使之重归平衡。这支队伍里不仅有“游侠”尹烨，更有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各大平台。

“文字、音频、视频各种类型的内容都有，非常的丰富。”曾经历过非典疫情的尹烨很感慨，当时可没有这么好的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让真假、对错、正反的信息和观点，在快速传播中激烈对决，高强度激发着高手们的技艺和斗志。

高手们喜欢竞争，科学更是如此，正如科学论文在发表前，必然要在“同行评议”中接受业内专家的无情挑战才能脱颖而出，竞争性也是科普推动“知识爆炸”的重要因素，优质内容和知识胜出的过程，也必然伴随着科学思维和认知圈层的不断突破。

“科学家是不应该怕质疑的，科学也没有权威，它的本质就是质疑。科普的目的不是让人们崇拜权威，简单地接受Yes or No。如果人们意识到在什么条件下Yes，什么条件下No，那么就有了科学思维和思辨精神，不容易被谣言左右。”尹烨说。

知识之用，存乎其心，更不必说专业造谣者的居心叵测。尹烨对科普的认知更深一层，正如人类得学会和病毒共存，也得掌握与各类虚假信息的博弈能力，让每个人都具有“抗体”可能是一种奢求，但筑起科学屏障，实现知识“群体免疫”是应该努力的方向。

“大致说来，20%的人本身就具有科学思维和思辨能力，可以理性和冷静地识别谣言；还有20%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总会造谣、传谣，怎么解释也不相信；60%的‘中间派’才是我们要争取的关键群体，有正确科学素养的人越多，谣言起时很快被认知屏障‘隔离’，就不会产生大的舆情，这非常关键。”尹烨说。

技术的本质

武汉封城之后的大年初一，华大基因创始人汪建率队驰援武汉，建立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开始广泛应用核酸检测。3月27日，公司公告披露旗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获得美国FDA的紧急使用授权，覆盖中美欧三大区域的临床应用。

到今年4月，华大基因一家企业的试剂盒仅出口就超过一千万份，发往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非典时期发展起来的检测技术，17年后快速推广开来。用尹烨的话讲，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超大规模地使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去识别和追踪一种未知病毒。

谣言止于智者，病毒也拓展着技术的边界。1590年，荷兰的眼镜商詹森父子制造出第一台显微镜；后来者列文虎克用天赋和巧手毕生磨制出400多个透镜，这位微生物学的开拓者，第一次看到活着的微生物。

“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便无从识别病毒，只认为它是瘴气。”尹烨说。技术的本质是人类认知和改造世界的工具，病毒的威胁越大，技术同时快速迭代、进化，突破自身的边界来应对。

技术的优劣，通常由科学共同体内部判定，在进入公众视野之时，便会有意外的挑战。本次疫情之中，对科研和技术的演进也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有害的传播导向，要么一味追捧“惊人的发现“，要么轻率质疑和否定它们“目的”和意义。

一直以来致力于生命科学领域科学知识普及的尹烨，在关于转基因的争论中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一次他又找到了确实的依据，陈薇院士团队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率先进入临床试验，也相当于在微生物层面应用了基因改造技术。

“我们不能一方面享受技术的福祉，另一方面又因为偏见把它妖魔化，确实有人也在用新技术作恶，核能可以造原子弹，也可以发电，这是人的问题，不能以此为根据否定技术的本质和意义。”尹烨说。

被更广泛的群体正确理解和接纳，既是技术演进的应然，也是约束技术研发和使用者不作恶的另一种“屏障”，在尹烨看来，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漫长的、厚积薄发的空窗期。

他很喜欢《流浪地球》这部电影，认为这部伟大作品的爆红，是科普的一次重要胜利，他也愿意将目光投向更为深远和广泛的科学背景之中，去发现不同的意义。20世纪之初，爱因斯坦发表了四篇论文，20世纪40年代原子弹爆炸，60年代开始的阿波罗登月，再到后面的集成电路的发展。在物理学最酷的世纪里，有这样一部科幻小说产生，如今拍成电影，让更多的人认识物理、爱上太空，对科学技术充满好奇心。

尹烨说：“生命科学像是100年前的物理学，我们的任务是让它成为‘酷科学’的新代表，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带来的一个重要契机。”

再次与世界相识

人们喜欢将此次疫情看作一面镜子，烛照人们的反应、社会的弹性和人性深处的灰暗和光华。在尹烨的眼里，这面镜子也映射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再次突破自身认知的边界，与世界相识的另一种可能。

尹烨反复述说着“全局”这个词，从生命科学的角度，人类不过是这个星球上的物种之一，我们也在新冠病毒的启示下，不断调整着在世界和自然界中的坐标。

只以细菌和病毒为例，它们是细微之处的“强权”，遍布自然界的每个角落，至少在地球上存在了35亿年，人类的历史不过百万年计，每个人体里的噬菌体就有100万亿个，人类DNA片段中有8%来自病毒。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一篇文章测算，病毒的总重量是人类总重量的3.3倍。人类作为世界之王，实际地位并不如我们自以为是的“稳固”，只占地球生物总重量的万分之一。

尹烨将疫情看作一场物种之间的“谈判”，既不是史无前例，也未必是后无来者。新冠病毒通过DNA与人类沟通和“谈判”，谈判破裂了，人类被感染，有的人生病、死亡，活着的人获得抗体和免疫力，成为病毒可能的宿主，重新回到生态意义上的平衡。从这个角度看，新冠病毒尽管是新的，却并不特殊，人类历史中，类似的“谈判”已有多次，面对鼠疫、天花、霍乱……人类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更为残酷的是，我们无法确定下一种被人类认知的病毒是什么，但它注定会再次到来。

不过，人类此次面对新冠病毒时，也发生着新的变化，不断突破知识、技术和认知的边界，在“谈判桌”前越来越主动。

医护人员在前方与病毒缠斗，为更多的生命争取时间；科学家和技术研发人员快速搜寻它们的踪迹，翻译和解读病毒的DNA语言，昼夜兼程地研发疫苗，找到制服它们的办法；普通人也积极响应社会管理者的紧密组织和动员。

尹烨说，很多人在引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评价：“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推己及人，用在人类群体同样适用，病毒固然可怕，但我们也并非毫无办法。

原标题：《面对谣言传播，用知识形成“群体免疫”》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