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罕见大规模展出西洋善本，讲述中西“文明互鉴”历程

这是一份观展指南。

2020年上海图书馆馆藏精品文献大展——“文明互鉴：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藏珍稀文献展”于11月2日至23日在上图第一展厅举办，展出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的104种珍稀文献，这也是上图多年来首次大规模展出西洋善本文献。即日起上图还将在B站“观止讲堂”陆续推出一系列介绍视频，由上图馆员详细讲解精选展品。

展览现场。图为1735年《中华帝国全志》，该书被认为是西方汉学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镇馆之宝：1662年《论语》拉丁文译本

残本《中国智慧》内页

残本《中国智慧》

这册外表平平无奇的线装书，是徐家汇藏书楼最有名、最珍贵的善本藏书——残本《中国智慧》，也可称为“1662年《论语》拉丁文译本”。贴在扉页上的签条是100多年前藏书楼的馆员写下的，描述了本书的内容及其由来。

藏书楼馆员写下的签条

《论语》是中国儒家经典著作的基础。早在十六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就曾经尝试翻译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其中罗明坚的译文手稿尚存于世。但存世最早的、刊印成书的《论语》外文译本，就是1662年这一版的《中国智慧》。该书由当时在中国的葡萄牙人郭纳爵、意大利人殷铎泽合作完成，内容包括孔子传记、四书中《大学》的译文，以及《论语》前半部分的译文。

展出的这一册是1662年版《中国智慧》的残本，为《论语》译本，收录了前十篇“上论”的内容，到《乡党》篇为止。本书是在当时的江西建昌以雕版刊印的，采用中式装帧，但与传统中国书籍的阅读习惯相反，阅读时需要自左往右翻阅，这是西式书籍的特点。同时，书采用横排而非中式的竖排，但又保留了中式雕版的版框。全书在中文旁有注音，每句下有译文及解释。其中使用的包括章节符号在内的各类西式标点，都是首次在中国刊刻的书籍上出现。

这册书目前在世界上被公立机构收藏的数量屈指可数，法国2部，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美国各1部，海外仅6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所藏的是国内唯一一册。它的珍稀程度，以及在印刷史、中学西译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都堪称名副其实的“镇馆之宝”。

以博物学视角考察中国

《中国植物志》柿饼图

这本《中国植物志》出版至今已有三百多年，是上海图书馆藏珍稀西洋善本之一。在2016年，习近平主席出访波兰前夕，曾在波兰的《共和国报》上发表有一篇名为《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的文章，文章特别提到了一位叫“卜弥格”的波兰人，便是这部书的作者。

卜弥格是17世纪中叶来到中国的一位传教士，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第一个向西方系统地介绍中国医学和以博物学考察中国自然资源的欧洲人，被称为“波兰的马可·波罗”。他曾在中国的海南、澳门等地传教，在这期间，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的地理、历史、医学等，写有大量著作。

这本《中国植物志》就是他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他生前唯一出版过的著作。这本书于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二十几种中国或亚洲的植物和多种中国的动物，书里还配有若干与之相应的彩色版图，有菠萝、桂皮、松鼠、麋鹿等，画面十分生动。比如书中所画的荔枝个头饱满，外壳粗糙，非常接近实物的样子。

《中国植物志》荔枝图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每幅版画中都标有中文和拉丁文的名称对照，但这些中文汉字的写法却略显生硬，有的还存在错误，比如在一幅凤凰图中，“凤凰”二字都缺少了一些笔画，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西方人对中国汉字的认识还处于相对模糊的阶段。即便如此，这本书依然是来华传教士所写的第一本关于中国动植物的书籍，因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智慧》中国刻工雕刻的拉丁文

《中国植物志》中西方工匠刻制的中文字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智慧》中国刻工雕刻的拉丁文和《中国植物志》中西方工匠刻制的中文字，同样都在细节处有不到位的地方，这形成一种有趣的对比，体现了文化交流初期的特点。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

在欧洲艺术史、建筑史上，有一种被称作“中国风”的风格，始于17世纪，于18世纪到达顶峰。

本次展出的《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就是“中国风”在建筑领域最狂热的推动者——威廉·钱伯斯的代表作之一。顾名思义，本书是在建筑、室内装饰领域关于中国风的设计指南。

作者曾经在瑞典东印度公司任职，在广州工作、生活过，后来担任过英王乔治三世的建筑师，他设计的邱园中，广泛采用了中式园林的设计理念。他认为：“中国在园林艺术上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这方面无法和东方灿烂的成就相提并论，只能吸收阳光一样，尽量多吸收它的光辉而已。”

威廉·钱伯斯设计的中国式宝塔——邱园宝塔（图纸）。

邱园宝塔。邱园是始建于1759年的英国皇家园林。

但是这样一位人物，他所推崇的“中国风”，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风格，正是从欧洲人自身解读出发所塑造的中国，也是后来东方主义的滥觞。

130多年前的西餐烹饪指南

《远东烹饪指南》

中国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说法，对自己饮食传统的推崇，也隐含了一种文化上的骄傲。因此在近代中西交流的第一阶段，对于西方的饮食，中国主流社会是略带好奇，又不屑一顾的。但是随着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开放，曾被视作“野蛮”的西餐文化实现了地位的反转。短短几十年间，西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逛马路、吃大餐俨然成为近代都市的时尚标志。这种转变，在文献中也留下了痕迹。

《造洋饭书》《西法食谱》《华英食谱》三本中文食谱是西餐进入中国后本地化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本次展览展出了《西法食谱》的双语对照版本——《远东烹饪指南》。

本书是由上海美华印书馆1889年出版的、参考《宝拉小姐新食谱》（Miss Parloa's New Cook Book）编写的中英双语烹饪书，而《西法食谱》则是本书的纯中文译本。

本书对从食材挑选到各类西式餐点，包括主菜（如烤牛排）、西式糕点（如纸杯蛋糕）以及各类调味汁的烹饪方法等内容都做了详细的介绍。与《造洋饭书》注重因地取材、灵活求变不同，本书是直译西餐食谱，更为“原汁原味”。因此在影响力上，不及《造洋饭书》的流传广泛。从中也可以看出，文化交流中唯有互相交融，积极对话才能更有效地达成沟通。

几何原本的三代同堂

后九卷几何原本1858刻本

六卷本几何原本清抄本

拉丁语原版《几何原本》

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在我国对外交流史上一直被视作里程碑级的重大事件。

欧几里得几何是在欧洲流传上千年的典籍，和我们国家的经典一样，经过后人大量的整理和注解。在16世纪，有一位德国数学家名叫克拉维乌斯，对这部经典做了注释和增补，成书十五卷，在欧洲学界享有盛名。当徐光启考虑借鉴西方科学理论的时候，利玛窦推荐了他的老师“丁先生”注解的几何原本，这位丁先生正是克拉维乌斯。

由于种种原因，利徐二人并没有能完成全书的翻译，只留下了一个六卷的几何原本。

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对外交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来到上海这个东西文化交汇的口岸，在这里遇到了许多来自西方的学者，并且与他们合作完成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其中一件，就是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力翻译几何原本剩余的部分，终于在1858年，也就是咸丰八年完成了前辈们未竟的事业，为我们呈现了十五卷完整的几何原本。

但好事多磨，由于战火的波及，书版被毁，最初的印本存世量极少。这次展出的这一套几何原本，在书名背面印着“第一次印刷六十七部”，正是1858年的初版，是难得一见的珍品。价格四两纹银，这在当时也是比较贵的，从刻板的质量和纸张的档次来说也物有所值。

在本次展览中，我们还能看到1591年科隆出版的几何原本克拉维乌斯注本的拉丁语原版，以及六卷本几何原本的一个清代抄本，加上这个后九卷的珍贵刻本，可谓几何原本的三代同堂，完整展示这场跨越200多年的接力，展现了中国学者孜孜不倦地追求新知的风采。

四大名著的译本

裘里译《红楼梦》

目前所知最早的四大名著翻译是《三国演义》。英国人汤姆斯将《三国演义》第八回与第九回译成英文，题为《丞相董卓之死》，发表于1820年的《亚洲丛刊》上。其后司登得、翟里斯、郭实腊、卜舫济都节译过《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第一个完整的版本是邓罗译本。英国人邓罗曾经就职于大清海关税务司，他的全译版本于1925年翻译完成，委托著名的别发洋行出版，成为第一种《三国演义》英文全译本。而第一个英译三国的华人是美国华侨梁社干，1927年，梁氏将自己的翻译发表在当年的《中国杂志》上。值得一提的是，梁社干还翻译了许多鲁迅的著作，曾经得到过鲁迅先生的指导。在此之后直到1991年，才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目前最流行的罗慕士译本。

《水浒传》的第一个节译出现在1834年，德国汉学家威廉·硕特将小说第一回和有关武松的片段译成了德语，《洪信历险记》和《为兄报仇的英雄武松》。全译本出现在1927年，德国作家阿尔贝特·埃伦施泰因参考了《水浒传》七十回，改编成德语长篇小说，德文名直译为《强盗与官兵》，首次把本书全貌展示欧美读者，为欧美其他语种译介提供了样板。1933年，著名的文学家赛珍珠终将耗时四年所翻译的水浒传七十一回本出版，译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第一本“水浒”的英文译本，在欧美风靡一时。

《西游记》与《红楼梦》的翻译都相对较晚。1892年，英国在华外交官裘里将《红楼梦》第一回至第五十六回译为英文。该版《红楼梦》英译本的体式、情节、内容等方面均紧扣原文，忠实原著，是第一种全译性质的《红楼梦》英文译本。

1895年，上海北华捷报社出版了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吴板桥翻译的单行册《金角龙王，唐皇帝游地府》，这是西游记文本最早的西文译本。1913年在东北、山东、山西等地传教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将《西游记》翻译成《天国行纪》，第一次以英文单行本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了《西游记》的故事。

四大名著展现了中华文明灿烂文学的想象力，这些译作告诉我们，好的文化是属于民族的，更是属于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