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选择“全职太太”，也就选择了被动的人生

近日，华坪女高张桂梅校长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直言反对学生当全职太太，她提到一名学生毕业后回到华坪女子高中，打算给母校捐一笔钱，得知这名学生没有工作，而是一名“全职太太”，她十分失望，拒绝了她的捐款。

张桂梅反对学生做“全职太太”的做法引发了热议，有人认为全职太太不应该被社会低看，只要没有丢失自我，就是独立女性；更多人觉得“全职太太”并没有工资收入，谈不上独立；也有观点强调女性的身份并不只是单一的“全职太太”和“独立女性”之间的对立，不应该建构女性内部之间的身份鄙视链。

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和历史学教授王政认为，从历史上的“女国民”和“新女性”，到今天讨论“全职太太”的价值，这百年间女性独立与女性回家一直是一场持久的拉锯战。在她看来，女性选择成为全职主妇是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有风险的境地，她建议女性深思熟虑后再做出这样的选择。

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和历史学教授王政   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王政教授的口述。

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中儒家讲究男主外女主内，那时候当然没有“全职主妇”的概念，因为女人实际上要同时负责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家务和育儿），她们在家庭范围内参加经济活动，比如从衣服到鞋子，一家老小吃穿的所有东西都靠女人来做，然后养鸡、养鸭、养猪等等。

传统社会中，妇女都是通过婚姻来谋生的，在这个主流模式外能生存的要么是尼姑，要么是妓女。

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后，现代女子学校教育的出现形成了一批受过教育的女子，她们开始在家庭外面寻求体面的职业，有一份报酬，这个群体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被称为职业妇女。

当有了在家外的“职业妇女”，才对照产生了留在家内的“家庭妇女”一词。

女人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小家庭中，其经济功能也就跟传统农业社会不一样了。但城市的核心家庭中依然有家务劳动，这意味着妇女在家外从事有偿劳动的同时，还要做家务。

20世纪中叶以前的美国一般公众向往的小家庭生活模式是“男人一个人的收入能够承担妻室儿女的开支”，当然，一个妻子不需外出就业就能享受体面的物质生活也是标志着她步入了中产阶级。

中国也学习西方的小家庭模式和性别关系模式，在民国初年出现了太太群体，标志的也是一个阶级身份。那时候一些受过教育的女子的选择不是去谋一份职业，而是嫁一个有钱的丈夫在家里做太太。下层已婚妇女不会被称为李太太张太太的。

“太太”这个词1949年以后就不用了，“太太”群体被归入“家庭妇女”这个大范畴里。凡是城市里没有职业的成年妇女，无论是妻女母，无论社会地位，都叫家庭妇女。

《致命女人》剧照

“独立女性”的出现

中国的“独立女性”是从晚清开始出现的，当时一部分精英家庭的妇女不满足于家庭的藩篱，秋瑾是最典型的。

秋瑾出身富有，是个才女，又嫁了个富豪，也生儿育女了，但她母亲也不做了，妻子也不要做了，把所有儒家的亲属关系给女人界定的身份，全抛弃了，一个人跑到日本留学，她是中国近代社会出现的独立女性的典范，这个就叫独立了——女人有意识地选择不再依附于家庭关系，她要靠自己的职业来谋生，来追求自己的人生理念了。

穿男装的秋瑾

大概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一批女学生群体，随之出现了职业妇女、独立女性的话语。二十世纪出现了最早向女子开放的现代职业，包括女教师、女医生和女护士——都是需要受过教育的女子从事的职业。值得一提的是，女教师的职业当时成了许多不愿依靠婚姻来谋生的女学生所追求的事业。

有了女子职业，才有独立这个话语的体制基础。

这些女学生们接受了新式的教育，她就要谋求新的人生，不甘心只是做贤妻良母，这时的女学生鲜明地提出要做“新女性”。所谓新女性就是有独立人格，我不能再依靠任何男人来谋我的生存了，我必须靠自己的职业来谋一个独立的人生。不止如此，她们还要追求新的“女国民”的身份，要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当时的一个口号是：“国家兴亡，匹妇有责。”

也就是说，“独立人格”概念是新文化运动中推崇出来的，在民国初年知识分子现代性的中国的想象中，女人需要脱离传统家庭，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走向社会，要是女人还是留在传统家庭中，那叫什么现代中国？

独立女性这个“独立”是向往着individuality（个体性）,autonomy（自主性）。在传统儒家的亲属关系中间，没有出现过独立人格这个概念，不强调个体的自由自治。独立就是指我不需要被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缠绕，我的身份也不是由亲属关系界定的。

别忘了传统儒家社会中男人除了父亲儿子兄弟这些亲属身份外，他可以有家庭外的身份：张进士、李状元、赵宰相或钱太医。而女人则只有亲属身份，所谓三从四德，女人的身份地位是“从”亲属关系中的男人而定的。

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尤其是再生产劳动，在历史上一直是无偿的。她们在家庭中承担了大部分再生产劳动，但大家还是都觉得女人靠丈夫养着。所以强调女子的独立，经济上的独立是题中之义，要获得有报酬的职业。

一场持久的拉锯战

在现代中国不断有人叫女人回家，女人走出家庭和叫女人回家的拉锯战这一个世纪以来就没有停过，从男主外女主内这个几千年的传统框架中要走出来艰难得很。

从晚清秋瑾与何震开始，每当新女性的突破形成一定势头的时候，保守势力就要反弹，叫女人回家了。民国的时候，很有成就的女律师，女医生，女科学家都出现了，但到193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要女人回家的社会舆论。

1980年代也出现了要女人回家的社会舆论。精英男性主导的社会舆论又提倡女性要相夫教子，有大量关于“女人味”的话语出现，女人只有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才算是有“女性味”的真正女性。而对事业有成的妇女则贬斥为“女强人”，似乎女人在公共领域有成就是不正常的，是“男性化”了，“强”成了男性的属性。这种都是社会性别的话语操控，与社会现实不相符的。我们都知道，古往今来男女群体中都有能力强或弱的。

1980年代开始的这种要把妇女打回“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的拉锯战不仅仅是意味着男女等级权力关系的较量，更深刻地体现着经济制度的改变，比如再生产劳动（托儿所食堂等）等的私有化。

但是回顾1949年到1980年，一直是强调妇女只有参加了社会生产劳动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所以在那个时期，城市妇女就业率很高，国家和单位来分担原先完全由女人在家庭中承担的再生产劳动。毛泽东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表达的也是对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鼓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1950年通过）更是明确地规定即使已婚妇女也有独立人格和就学就业等一切平等的权利。所以大陆的已婚妇女不改姓，来彰显不“从夫”的独立身份，这是很前卫的。

大概1980年之前，公共政策承担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职工一部分的育儿和家务负担，比如那时候企事业单位里有托儿所和食堂。这体现着，再生产劳动（育儿和家务）不是女人的专属劳动，而是需要社会来承担的有价值的人口再生产劳动。也只有国家和社会承认再生产劳动的价值，妇女才可能打破传统的性别分工束缚，平等地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争取平等的权利以及自身潜能的发展。

妇女要解放，你就不能只是做贤妻良母，那就不是一个解放了的有独立人格的妇女，所以“家庭妇女”在那时（1980年之前）是一个贬义词，是让人看不起的，这种看法背后有轻视家务劳动价值的倾向，不过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是，只要有点能力受过点教育的青年男女，都希望对社会有一份贡献，而不是仅满足于小家庭生活。

今天在从全民所有制到经济私有化的过程中间，再生产劳动也被私有化了，拆除了企事业单位支付的托儿所和食堂，让这部分再生产劳动返回家庭，让女人无偿地承担起这部分劳动。现在的这种经济模式和如今要女人做贤妻良母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这会与社会现实有矛盾，现在的女人又不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文盲、小脚女人。2012年中国高校女学生比例已经超过一半了。我不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青年都会心甘情愿地做贤妻良母度过一生。

《三十而已》剧照 太太们的下午茶

选择做全职太太前要深思熟虑

美国一直想要呼吁社会从整体层面去肯定家庭妇女的再生产劳动价值，但也一直没有成功，没有在公共政策中获得体现。大概2000年，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她们在做统计，一个小家庭中所有的家务劳动如果都是购买的话，整个家庭的家务劳动支出算起来一年是5万多美金，这还是二十多年前的数据。

但专事家务的家庭主妇是拿不到报酬的，她的劳动价值也就被忽略，这对专职家庭主妇就很不利，一旦离婚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妻子以前所有的投入都是无偿的，是有价值却无金钱报酬的，所以女性离婚很容易身无分文，造成离婚妇女经济水平急剧下降。比如现在中国大部分情况房子是男方婚前买的，或者是男方父母付的比较多，一旦到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子跟女方就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有部分人对“太太”身份具有向往，这跟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消费主义它不在于你一个人对社会有什么贡献，有什么创造力，而在于你的购买能力有多大，你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拎什么包。把人的价值和身份完全同消费水平挂钩来划分等级，这是对人的物化。

当今中国社会同时存在完全不同的各种意识形态价值观，所以就有很多矛盾冲突。许多不了解历史的年轻男女都会很困惑，再加上基本的社会性别观念等都没学过，也不了解什么是霸权性话语对人的主宰，于是个体对自己和所处的社会就缺乏分析的能力了。

选择是否做“全职太太”需要看各人不同的情况，有的人觉得这就是她人生的全部意义，那她做这个选择当然可以。但我们需要考虑清楚几个问题。

必须要搞清楚经济上是不是有保障。万一哪天婚姻不稳定了，你怎么办？那时候你还有没有谋生能力？要是离婚后赡养费可以让你没有后顾之忧，那也是可以的，但你还是需要评估是否能拿到那份资产。

如果家庭财产没有一部分是属于她的，而且家庭的收入是全靠他丈夫挣来的，她自己是没有任何的报酬的（家务活动和教育孩子都是她的劳动，但没人给你报酬），那要三思。

在实践中情况会更复杂一些，全职太太或者全职主妇没有经济功能不从事再生产劳动也不一定没有能动性，有些“太太”把婚姻当事业来经营，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一份财富，她的角色就不是一个附庸能界定的了。

《致命女人》剧照

现实中很多女性是被迫变成家庭主妇的。这就是国家把再生产劳动私有化后对广大女性发展造成的困境。我认为这是很短视的，让很大一部分妇女牺牲掉了职业发展回家承担无报酬的再生产劳动，对回家的妇女和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

现在性别比收入差距那么大，经常的情况就是丈夫收入比妻子高，这是常态。不太可能让丈夫放弃一个收入高的职业，如果没有上一辈帮忙带孩子，那一般都是妻子回家来承担育儿。等她再回到职业领域，她的发展必然受影响，如果她的婚姻不稳定，经济上还没筹划好，事先都没有安排好，那她日后的处境就会很糟糕，可能会“贫困化”。

第二，是孩子终究会离开你。孩子小的时候，她/他完全依赖你，但是当你孩子慢慢大了，进入中学的时候，要跟你要脱离了，要独立了。这时候你还想全身心地投在孩子身上，对孩子成长是不利的。你的全身心投入就像一座泰山一样压在孩子身上，孩子就没有自己独立发展的空间了。另外，孩子上大学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这时候母亲要干嘛？这个后路都要为自己想好。

有人说想暂时选择全职的身份，这只是女性人生一个阶段的选择，这依然需要长远的规划，如果你喜欢之前的职业，你也尽量不要因为结婚生子而中断职业生涯，要不然你就没有竞争能力了，例如，带孩子三年这个时间其实还挺长的，职场是瞬息万变的，随时有新的人来取代你，你要考虑你有什么样的资历和技能去重返职场。

韩国首尔，在麻浦艺术中心举行的主妇学校毕业典礼。人民视觉 资料图

女性必须有自我的部分

女性不能完全围着孩子或者围着家庭，没有自我是会出问题的。以60年代的美国为例，当时主流舆论说女人做家庭主妇是最幸福的。丈夫的工资去买一栋房子，有房有车，养两只狗，再生两个小孩，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中，这就是一个女人最幸福的人生。

但实际上很多女人做了家庭主妇，她的精神出了问题，得抑郁症甚至最后自杀了。她们去看心理医生，觉得是不是自己出了毛病，家庭主妇应该很幸福，物质也丰裕，但是我还那么不开心，整天郁郁寡欢，特别难受，要发疯了，那时心理医生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用当时的主流社会性别观念去指导，越指导情况越糟。

《女性的奥秘》

后来贝蒂·弗里丹写了一本书叫《女性的奥秘》。因为这本书家庭主妇才知道不是我个人的神经出了毛病，而是让女人做贤妻良母的这样一种狭小的社会性别角色的安排，我接受不了。男女人生都需要有多种角色，她也不能只是扮演一个家庭中的贤妻良母，女人有自己的能力，想发挥更多的潜能，她会希望在人生中有更多面向的生活。

《女性的奥秘》让很多白人中产家庭主妇醒悟过来，所以年轻的女性不要被主流的社会性别观念和流行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蒙蔽，让自己对社会有个清晰的认识。

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对大部分女人来说，如果选择做家庭主妇，我认为你在选择加入一个非常被动的群体，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有风险的境地。家庭如果散了，社会是不会给你兜底的，不存在什么保护机制。

我们好好看一下社会学家做的统计，就会发现现在离婚率很高。但是如果妻子她自己有经济独立能力，对于丈夫出轨或家暴等行为，她就没有必要忍着。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但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长远的谋划，这种谋划是别人不可能代替的，最重要的是问自己，除了丈夫孩子，我在人生中还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做什么事情能是能让我有满足感的。

女性自己要找到一种形式，是你自己满意的也能够应对的，能够给你一份收入，这样你的心里就有底气了，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就可以走人了。要不然只能憋屈着，像传统社会里那些忍气吞声的小媳妇一样，那个时候女人就是靠婚姻谋生的，在家里受公婆的欺负，受丈夫的家暴都没处跑，但现在是21世纪了，女权主义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都斗争了一个多世纪了，中国当代青年女性若还要把自己放到前现代的那种小媳妇的悲惨的境地，那就既可笑又可悲了。

（澎湃新闻实习生王一凡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