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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 张雪敏：老城厢，上海城市“原点”

2020-11-03 11:3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惊悉上海石库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雪敏先生于2020年10月28日逝世，享年61岁。

张雪敏，上海石库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与旅游发展规划，曾参与和主持中国大运河及中国蜀道世界文化遗产线路总体研究；平遥、丽江、山海关等古城及乌镇、新场、锦溪、磁器口等古镇的保护与旅游规划；上海M50艺术区和田子坊及北京798/751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规划设计。

2019年，张雪敏教授应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和上海通志馆邀请，主笔“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丛书”之《亦中亦西老城厢》。下录书中前言，谨以旧文，缅怀张雪敏教授。

老城厢：上海城市“原点”

“到上海不去城隍庙，等于没到过大上海。”这里的城隍庙包含老城隍庙、豫园及购物美食小商品市场等老城厢的一大块区域。对游客而言，以城隍庙为代表的老城厢地区是“最上海”的必游景点；对上海而言，老城厢是上海江南文化的滋生地，海派文化的孕育地，城市精神的发祥地，也是上海的城市之根、发展之源、文化之脉；对上海人而言，老城厢是上海人的“乡愁”。

关于“老城厢”的范围，从语义上来讲，“城”为城邑，即城墙以内的范围；“厢”为城外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上海老城厢即为老城墙以内，及周边毗邻黄浦江、比较繁荣的地方，也是本书的记述范围。

上海老城厢成陆于南北朝，于北宋初年形成早期居民村落。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设立“上海务”。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上海镇。南宋末年，吴淞江上游淤塞严重，海船无法靠近，便改泊十六铺一带。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设市舶提举司。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升格为“县”。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城墙。至明代中叶，上海县日趋繁荣，城内业已形成以县署为中心，南北东西纵横交叉的街巷格局。据史料记载，县邑浜渠密布，桥梁纵横，河岸民宅、店肆日益增多、扩大，河滨船埠林立、商店栉比，一派江南水乡风貌。

载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上海县志》，为现存最早的上海古地图，表现了16世纪初上海县城及县域范围。

1524年《嘉靖上海县志》中的上海县市图

光绪10年（1884年）“上海县城乡租界全图”中的上海县城部分

开埠以前，老城厢是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莺歌燕舞常三五，一城烟火半东南”，城东南是老城厢经济最为繁荣的地方。“凡远近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接，帆樯比栉”，万商云集，贸易兴旺。从十六铺到南码头，沿黄浦江一带的弧形圈内，帆樯如林，码头渡口林立，最盛时码头多达百余个。码头上装卸繁忙，热闹非凡。十六铺逐步形成南北货、农副产品和水产品的集散地，也是老城厢最繁华的商业区。沿岸仓库商号林立，集中了银楼、棉花、绸缎、绣品、皮货、参茸、药材、木器、京广杂货、洋货、海味、南货、腌腊等店铺，童涵春国药号、万有全腌腊店、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棉布店、老饭店、德兴馆、老同盛南货店等一批名店先后应运而生；形成了洋行街、咸瓜街、油车街、花衣街、竹行街等一批行业性街市，城隍庙成为小商品和吃用俱全的综合性市场，杂货小铺星罗棋布，遍及大街小巷。随着商业的繁荣，金融业也逐步兴起。康熙年间，在十六铺、洋行街、豆市街、花衣街一带，钱庄业开始发展，到乾隆年间鼎盛，有82家之多。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南市老城厢一带有当铺50余家，其中资本4万元以上的就有10多家｡还有大量小押店,遍及全市,达600余家。各地商贾云集，老城厢出现“以敦乡谊，以辑同帮”为宗旨的会馆公所组织，最多时达百余个，商船会馆、潮惠会馆、三山会馆、四明公所等在上海经济活动中曾产生很大影响。

民国时期的四明公所

四民公所今村留下红砖白缝的高大门头

老城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据县志记载，自元至清代考上进士的上海籍人士有279人，其中位高学问大的有徐光启、陆深、董其昌、潘云端、顾从礼等。出生于城厢太卿坊的明代学士徐光启，20岁中秀才，42岁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对中国的数学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贡献卓著，对西学东渐影响深远。家住城厢东门的陆深，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出生于城厢的董其昌，从小得艺术熏陶，能书擅画，堪称二绝，明代云间画派兴起，有巨擘之称。到清代，在城厢有最早引入西洋画法作画的著名画家吴历，有教育家翁藻、张焕纶，思想家冯桂芬、王韬，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和化学家徐寿等。清末民初，李平书，发扬自强救国、锐意改革精神，首创地方自治，拆城墙，筑马路，建水厂、电厂，兴学校，办医院，对南市老城厢乃至上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文人喜园，许多文人在老城厢兴建私家园林，如明代三大名园：潘云端的豫园、顾名世的露香园、陈所蕴的日涉园。也是园、半淞园、吾园、省园也曾名噪一时。

晚清湖心亭

民国时期的半淞园

1843年，上海开埠，并逐渐形成“三界四方”的奇特格局。起初“华洋分居”，租界和华界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区域。小刀会起义后，老城厢遭到巨大破坏，走向没落。与此同时，城厢内外以及江浙的大批富户迁往租界躲避，大批企业资金转向租界，租界得到空前发展，上海城市重心北移，始有“南市”“北市”之说，并逐渐演变为地域习称。从人口分布看，至1910年，两租界的人口已占上海总人口的48％，如果加上广大的越界筑路地区，则租界人口已超过一半。此时的上海，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商业、工业、金融等），还是文化方面，重心都在租界。因此，清末的上海，主要部分已不在清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象征清政府的苏松太道和上海知县的衙门设在县城，其外交、海关意义大于行政意义。

晚清上海老城厢周边

租界地区的繁荣，刺激了老城厢的发展。租界市政建设先进、整洁、卫生，中国人集聚的华界落后、逼仄、肮脏，极大地激发了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感。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由此兴起。拆城墙，填浜筑路，学习租界先进的城市治理机制、引进先进的科技，创造了华人历史上的若干个第一：第一家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第一家发电厂南市电灯厂、第一家水厂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第一家电话局、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民办轮船公司大达轮船公司、第一辆中国创办的电车……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民族工业的兴起，商业的发展，南市老城厢及其周围地区也兴建了不少工厂、商店、学校等建筑，交通、供水、供电等市政公共设施相继得到发展。

老城厢1900年前后老照片（项慧芳供图）

然而，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一切都戛然而止。日军对老城厢狂轰乱炸，烧杀抢掠，大批住房、工厂和公共设施被毁，老城厢变成一片瓦砾场，残垣断壁，满目荒凉。随着一批批难民不断涌入上海，流入南市，被炸后的废墟上，草棚简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连成一片又一片棚户区。至上海解放，老城厢人口稠密，道路狭窄，交通拥挤。住房大多是陈旧建筑，棚户、“滚地龙”随处可见。市政设施落后，许多地方几十户人家合用一个水龙头，有些甚至还饮河浜水。与租界“孤岛”的畸形繁荣相比，华界，尤其是老城厢，则成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重点推进工业化等基础建设，老城厢面貌基本延续一种稳定态势。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小商品贸易发展受到束缚。很长一段时间，上海老城厢依旧是遍布着一条条拥挤的弄堂和一些小型手工业作坊。

改革开放以后，老城厢经过两次重大改造，街区面貌、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确立以豫园商城为中心的商贸批发、旅游、休闲为一体的老城厢支柱产业；市政基础设施完善，棚户区大量减少，绿化、道路、设施大量改观，呈现一派全新的面貌。

今老城厢建筑群

今天的九曲桥、湖心亭和远处的上海大厦

迄今为止，老城厢是上海地域风貌和建筑风格保持最完整的老城区。2002年，上海划定44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老城厢以传统寺庙、居住、商业、街巷格局等地域文化为风貌特色，被划定为历史最悠久、最具本土特色的上海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今天的老城厢，从周边的高楼俯瞰，大片低矮老房，一个个老虎窗倨傲地昂着头，周围高层住宅环伺，远处是著名的陆家嘴天际线。一边是脆弱的文化遗产，一边是亟待改善的居住环境，老城更新面临两难局面。与此同时，老城厢成为人口密度最密集和人口变动最大的老城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房地产业兴起，老城厢社区大量中青年人口陆续离开老城厢，而大量中青年流动人口则同时流入老城厢，几乎形成了人流对冲态势。据统计，在老城厢2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20万常住人口，人口密度为上海城区之最，也为老城厢人口密度历史之最。约8.5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在老城厢地区工作、生活、居住。他们支撑了老城厢地区绝大部分经济和商贸活动，成为老城厢地区主要的经济主体和消费主体。在老城厢户籍人口（指常住人口，不包括户在人不在的人口）严重老龄化情况下，流动人口逐步成为老城厢社区重建（社会学意义上的，而非行政意义上的）的主要参与者和城区创新参与者。在历史的不经意当中，老城厢社区已经改变，社区关系已经重构。与上海其他中心城区相比，老城厢公共设施水平仍相对落后，“手拎马桶”、瓶装液化气、煤球炉还在普遍使用，令人揪心。老城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上海其他中心城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