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的再思考｜生活在自然的见证下

今时今日，我们如何思考与反思生态问题？气候和环境问题的警报已经拉响，法国驻华大使馆将携手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带读者翻阅数篇文章，它们均出自法国知识分子之手，主题涉及环境、生态变迁、生物多样性。文章刊载于微信号“法国文化”，“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也将陆续转载该组文章。以下是该系列的第二篇，约艾勒·扎斯克博士的《生活在自然的见证下》（Vivre en présence de la nature）。

约艾勒·扎斯克，任教于艾克斯-马赛大学哲学系，是约翰·杜威和民主理论专家，关注一种共享民主文化的现状，力图将生态学和民主自治紧密结合起来。扎斯克著有多部作品，包括《田园里的民主》（La Démocratie aux champs, La Découverte, 2016，该书中译本2020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及《当广场成为公共场所》（Quand la place devient publique, Ed. Le Bord de l’eau, 2018）、《当森林开始燃烧》（Quand la forêt brûle, Ed. Premier Parallèle, 2019）以及最近出版的《动物园城市：城市里的野生动物》（Zoocities. Des animaux sauvages dans la ville, Ed. Premier Parallèle, 2020）。

如何“生活在自然的见证下”？这种说法始自美国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它强调的是人类特有的在地球上正确生存的方式，而农民是其中的关键：他懂得倾听自然，与自然对话，向自然提议，从自然中摄取衣食，同时又尊重自然的平衡；他研究自然，也了解自然；他承认自然的独立性，又关心自然。他既是地理学、气候和土壤的学生，也改造景观：他竖墙，挖井，浇灌，种下或拔起植物，养殖动物，建起平台，清出道路，对森林进行计划烧除。爱默生眼中的典型农民与亚当相似。根据《创世纪》记载，上帝将亚当“放入”伊甸园是为了让他在那里发挥双重作用：培育植物，看守花园。亚当在花园中劳作，栽种出自己需要的果实，也藉此培养出了自己最初的人性。然而亚当并不是一个“采掘者”，伊甸园也不只是一个资源库，它需要悉心的照料。亚当保护它免受害兽和气候突变的侵袭，搭配各种植物，确保花园的持续循环。

亚当是历史上第一位朴门永续设计师，他的哲学是一种生态学：培育植物和看守花园就是同一种活动的两面。相反，当人类亚当从一棵并非由他所栽种的树上摘下果实时，平衡被打破，一个不当占有的行为就此发生。于是上帝将亚当逐出了伊甸园。

人类创造包括衣食生计在内的生存条件，并悉心照料自然，这二者之间的互补是一种理想状态，它与两种互为倒影的对立意识形态保持着距离，宣扬统治野性自然的学说就处于其中一个极端。野性意味着危险，不合理，无效，因而无益。从这种角度来看，自然是笨手笨脚的：所以才要统治它，让它听话，让它变得合理，甚至摆脱它。19世纪40年代，产业化农业的缔造者们求助于化学手段时，他们的计划便是摆脱土壤，以一系列控制植物病害的产品取而代之。

对自然的统治不仅仅是外部的，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复杂框架下，它也是内部的。只要人类试图控制自己周围的环境，他就要扩充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将自己从这具动物躯体所强加给他的纯粹生理需求中解放出来，把自己提升到灵性的上层空间中去。因此，对自然的统治是文化与文明发展的条件。我在最近的作品《动物园城市》中证明了这样一点：总是在巩固防御并且与自然切断联系的城市（我们可以联想一下巴比伦城、耶利哥城、15世纪意大利名画《理想的城市》、夏尔·傅里叶笔下的“法伦斯泰尔”以及戈定建造的“千家村”），其原型就体现了上述观点，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生态危机反映出了这种城市原型的荒谬性和危险性。外面是野性的世界；城墙里面则是几何秩序，城市分区，规划，当然还有对一举一动的监视。这里容不下任何野性的，也就是不可预测的生命。这里的树栽在盆里，动物关在笼子里，至于人呢，他们像一块块拼图一样住在城市里。

这种观点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观点，幸好现实往往与之相悖。与它相对的，不是技术主义和生产本位主义观点，而是一种浪漫主义观点，即原始自然的观点。在此观点下，“野性”不再意味着凶猛或者危险，而是意味着原始，未与人类发生过任何接触，也从未被人类活动改变过。野性自然（或曰荒野，即英文中的wilderness）是摇篮，是安全的港湾，是新生之地，甚至是涤罪之所。人类于是便认为，重新接触原始自然，就能够找回他自己的本性。他的心与世界的心步调一致。他感受到了大千世界的感受，并在其中发现了一部分自己。面对这样的自然时，最好沉入思考，尤其是注意什么也不要碰。有待统治的自然漏洞百出，有待保护的自然却天衣无缝。与自然力量建立新的紧密同盟关系，这种希望的表现形式是将自然列为圣地。自然确实受到了威胁，但我们自认为只要把它罩起来，就能拯救它的某些部分。一种激进的保护主义接替了资源榨取主义。亚当那种园丁兼守卫的形象就此消失。

一边是野蛮，另一边是野性世界。与驯化者形象相对立的是悄悄步入森林的沉思者形象，后者通过深入林中找回了他身上被城市生活所掩盖的一种本性。这两种理解都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它们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也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就拿我在《当森林开始燃烧》中探讨过的特大森林火灾来说，从其广度、强度和走势来看，这些火灾绝非自然，也不正常。它们属于阵发性事件，连最先进的科技对它们也无能为力。不过，这些特大火灾与两类原因有关，而这二者对应着刚才谈到的两种极端做法。一方面，我们已经意识到，统治自然的设想最终破坏了所有生态平衡，还引起气候变化，降雨量不足，气温过高，“要命的大风”，除此之外还导致大规模开荒，种植堪比“木材厂”的同类树木树林（这也解释了2017年瑞典火灾的成因），城市向乡村地区无序扩张等等。后果：森林变得脆弱和干枯，一点就着。然而，另一方面，在另一个极端，政府和它的专家们将计划烧除视为愚蠢的、会破坏自然平衡的古老技术，因此以完美的原始自然为名严令禁止那些通过烧荒肥田等方式维护环境的人类活动。系统防治森林火灾的政策以及为计划烧除定罪，这两种者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那些遍布枯枝死树和难以穿透的小灌木层的森林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火柴盒。德龙省（Drôme）的森林中满是被黄杨木蛾啃死的黄杨树残骸，这些残骸形成的巨大干性物料库存被人弃之不理，一旦降雨推迟或者温度升高，林火即会变得无法控制。

因此，我们要找到立身于地球之上的正确态度，或者说正确方式。亚当的方式是人类所特有的，也是人类本身就拥有的，因为构成人类生存条件的自然需要我们。自其存在以来，人类就深刻地改变着自然，首先便是懂得保存火种并将之随身携带的直立人。随后，人类开展引导性的烧除，以森林养护为目的的放火，地表放火——就像澳大利亚土著65 000年以来一直在“放火净土”一样，人类懂得操纵火焰，正如我们根据需求调节煤气灶的火力大小一般：管理干性物料的总量，既防止火灾发生，又留下足够的物料用于堆肥；在有需要的地方促进生物多样性；借助家畜群或耕地来保持景观的开放；赶走某些动物，以吸引另外一些动物的到来——美洲印第安人就通过烧地来促进野牛这类反刍动物所钟爱的牧草生长，等等。相反，要么以进步和赢利为由，要么以人类的出现只会对其构成破坏的神圣之自然为名，禁止对森林进行适度养护，这实际上是把森林交给了火灾。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野生动物。我在《动物园城市》中曾作出猜想：由于城市的绿化和自然的破坏，城市里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我曾经自问，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们该怎么办？因为受到搅扰就把它们消灭掉，这样做既不现实也不应该。说它不现实，是因为动物不会老老实实等着我们这样做。尽管我们开展过强有力的消灭行动，无论大小老鼠还是蟑螂，它们仍然存在。那些过着集体生活的动物——比如纽约的郊狼和海法的野猪——遭到驱赶后，通常会成对地离群索居，并加速繁殖。说它不应该，是因为这样做不但会破坏生物多样性，也会引发一些伦理问题。犹记得澳大利亚特大林火期间，政府决定对一万头单峰驼实施安乐死，因为它们为了寻找极度匮乏的水源而破坏空调和管道，这一决定在国际上引起了一片抗议之声。

不过，澳大利亚单峰驼的例子表明，如果说杀死扰民动物的做法存在争议，那么以它们与人类平等为借口优待它们的做法也是如此。有些城市深受猕猴或老鼠侵害，有些城市是野猪或熊，还有些城市是袋鼠或白鹮。而且与野生动物共同生活所必然导致的混杂非常有利于病毒污染，因此这种情况下，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新冠病毒的教训便是，为了巩固能阻止病毒从一个物种跃至另一个物种的物种屏障，我们要保持距离，包括饮食上的距离，并识别出令生性相隔甚远的物种产生密切接触的做法，从而禁止它们。总而言之，是残忍待之还是异中求同，此事难以两全。

针对已经城市化的野生动物，我提出的解决办法类似多学科、参与性的森林养护之于特大林火：那就是事实上（即在城市规划、设计和建筑的意义上）创造共存的条件，这种共存并非过于苛刻且不现实的共居理想状态，它只是一种良好的邻居关系。要知道，邻居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它只是在地理上与我邻近，是我会在路上、商场里或者楼道里遇见的一个生命。这种邻居关系哲学的出发点在于，邻居是无法选择的：它们的出现（而不是它们出现的原因）是开始思考的第一个事实。然而，自20世纪10年代城市社会学诞生以来，我们就知道，良好的邻里关系取决于一种既复杂又不稳定的平衡：如果我家的墙壁薄得像卷烟纸，毫无疑问，我的邻居会让我难以忍受，甚至对我有害；如果有些邻居将公共空间占为己有，而不是与他人分享，那么冲突将不可避免。

“生态系统”也是如此，共存的基础是分离与相遇的辩证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生态学中的龛与廊道：鸟巢、家庭住宅、狐狸的洞穴，都属于龛。物种，或者从另一等级来说，物种内的个体，再或者某一种动物中的一部分，都享受着一个私有空间，它们在其中得以发展自身的特质。并非一切都以整体而论。龛对各种功能、器官、自然中最细小的部分和最庞大的部分进行了划分。然而生物也需要廊道来呼吸，进食，繁殖等等。生态系统完全不是大熔炉，杂交、异种交配、多孔性等比喻都不恰当。皮肤当然是由毛孔构成的，但皮肤上也有将机体隔离开来，保护其免受外部侵害的密固的部分。

下面便是保障邻居关系的一种方法：将城市变为人类生命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生态龛和生态廊道辩证关系的场所，而不是把它设计成一个与自然切断联系的堡垒。实际解决办法并不一定很复杂，可以是在公路下面挖掘地道，供动物通行，避免受到碾压；修整屋顶上的檐口，选用有利于某些物种巢穴悬挂的粗糙材料；夜间熄灭建筑物上的灯光并安装减少反光的玻璃窗，以拯救每年数十亿撞伤的鸟；堵上房子里的洞，在可能的地方堆放石头和木材，修整供动物安全穿过城市的走廊，以及其他数不清的类似做法。

关于野生动物，加拿大布莎-泰勒委员会2008年报告中所说的建立在讨论与协商基础上的“合理调节”显然是无法实现的。不过，我们具备一些属于自然科学和观察科学领域的知识手段，以及使我们能够朝着有利于和谐共存的方向，将知识与价值观连结在一起的道德手段。《创世纪》中的大洪水发生时，诺亚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圣经》的注释，上帝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了解动物，也了解每种动物的需要。于是，他花了120年建造方舟，以接纳所有动物，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巢穴（希伯来语中的quinim）；又花了320天照料它们，直到鸟儿昭示陆地的出现。诺亚就是一位未定型的动物行为学家和生态学家。他不是动物们的头领或者驯化者，而是它们的仆人和守卫。他对它们既无特别的感情，对它们中的任何一员也没有厌恶。他了解它们，因此能够照料它们。这便是他作为人类所肩负的使命。如果说狮子的使命是保护方舟免受侵害，乌鸦的使命是飞出去侦察情况，那么诺亚的使命就是通过研究动物的行为了解它们的需求并据此照看它们。

目前，有鉴于城市规模的庞大和对野生动物居住环境的破坏，我们也应该提高自己身上那份诺亚的使命感，为将我们的城市变为诺亚方舟贡献一份力量。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法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