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黑色十月，法国“政教分离”原则何去何从？

进入2020年10月，正饱受第二波疫情肆虐的法国，同时踏入了一个安全雷区。10月初，总统马克龙发表了捍卫政教分离原则的讲话；10月16日，中学教师帕蒂（Samuel Paty）因为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遭极端分子“斩首”杀害；21日，马克龙在悼念帕蒂的仪式上强硬表态维护言论自由，并批评伊斯兰教，引发穆斯林世界的大范围反弹；29日，南法城市尼斯发生针对天主教堂的恐袭事件，造成三人丧生；31日，里昂东正教堂神父遭枪击。《世界报》的月末社论题目便是“法国正面临祸不单行”。

“黑色十月”的一连串事件，再次使得法国的“政教分离”（laïcité）成为讨论焦点。所谓“政教分离”，在法国语境中指的是国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并在各宗教之间保持中立，不在经济上扶持任何特定宗教；天主教不再享有国教地位；宗教机构不掌握任何政治或行政权力。这一原则由1905年法律所确定，并沿用至今，堪称是自由、平等、博爱之后的第四项共和原则，具有宪法性意义。

马克龙在10月初的一次讲话中声称，“问题不在于政教分离……问题在于伊斯兰分裂主义”，但即便原则本身无误，也还是面临着如何理解并适用的问题。近二十年来扰动法国社会的穆斯林头巾问题、蒙面罩袍问题、“布基尼”（Burqini，穆斯林泳装）问题，无不涉及到如何理解并适用政教分离原则。而在恐袭频发的背景下，这一原则与个人权利保护之间的潜在冲突，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出来。

2020年10月29日，法国尼斯，尼斯圣母大教堂附近持刀袭击事发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往事发地点。

转向强硬的舆论先声

在法国政府为帕蒂举行悼念仪式后，《星期日报》10月24日刊载了一篇49人联署的文章，其中呼吁确立一种“全面、彻底的政教分离”，这可以被视为帕蒂命案之后法国舆论界最初的反弹声音，虽然并不能完全体现整体倾向，但至少可以被视为一个风向标。

这篇联署文章的领衔者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两位颇有声望的学者，一位是女权主义哲学家伊丽莎白·巴丹戴尔（Elisabeth Badinter），另一位是政治哲学家马塞尔·郭舍（Marcel Gauchet，亦译为戈谢）。二人参与联署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教分离和世俗化的积极倡议者，其中巴丹戴尔在此前和穆斯林头巾相关的争议事件中，明确地表达拒斥态度，认为头巾是“社群主义的政治性旗帜”，并且致力于将女权主义斗争拓展到穆斯林移民群体中。

而现年74岁的郭舍，虽然早年间有“第二种左翼”（亦即和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左翼）的标签，但作为《争鸣》（Débat）杂志的主编、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雷蒙·阿隆研究中心的重要成员（已退休），他深受托克维尔思想的影响，很难用“左-右”来界定，近年来更是被左翼学者批评为日益保守化。自1985年发表代表作《世界的除魅》（Le Désenchantement du Monde）之后，他通过《民主体制中的宗教》等著述，对共和、民主与宗教关系问题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关注。

郭舍承袭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框架，将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西方世界世俗化演变进程，概括为“宗教退场”（sortie de la religion），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宗教在个人信仰生活中消失，而是说它已经不再作为社会基础建构力量而存在，合法性的来源转移到世俗力量中。他将基督教定义为一种“宗教退场的宗教”，这个拗口术语的意思是，基督教自身内在地包含了世俗化的动力机制，它为世俗社会完成铺垫，随后在近代的政教分离进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大约在1970年代就不再成为共和制的敌手，政治的现代性和宗教的现代性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如今基督教大体可以和民主体制和睦相处。

这篇联署文章的核心诉求是：重建“全面”和“彻底”的政教分离，认为这是共和体制下和平与和睦的唯一保障。而“政治领导人有责任为这一进程注入新的活力”，并要求“在1905年法律的基础上重建整个政教分离架构”，以及“我们期待共和国总统、政府、和人民代表能创设新的手段、协调一致，高扬政教分离理想，取代那些徒劳无功的人，后者的精神、目标、组织和工作不再符合新的雄心。他们已经不再捍卫政教分离，甚至不断站在对手一边……”

简而言之，在这些抽象语词背后，联署者的根本诉求是：面对当下危急局势，当权者应当坚决、甚至强硬地贯彻政教分离原则，改变此前在公共辩论和政策上的绥靖立场，撤换此前在政教分离问题上表现不够坚决的主事者。

这一指控其实是不点名地针对法国“政教分离观察站”（Observatoire de la laïcité）的立场，该机构负责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在政教分离问题上持偏自由化的观点，认为只要不扰乱公共秩序，宗教自由就应当得到尊重。但随着安全形势的恶化，这种立场目前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该机构主席比扬科（Jean-Louis Bianco）备受批评，反对者公开呼吁其辞职，或者要求政府将其撤换。

此前马克龙2017年的竞选纲领中，也持和该观察站类似的自由化立场，但以悼念帕蒂讲话为转折点，马克龙政府已经频频出手，显示出比此前更具进攻性的立场。

巴黎加强安保

中学教师之死，为什么有特殊意义？

在巴丹戴尔和郭舍领衔发表的公开信中，第一段结尾处特意提到“他们攻击了共和国的熔炉——学校”。在这句看似平淡无奇的话背后，隐藏着法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确立政教分离原则的关键所在，也正因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帕蒂之死”在法国引发了渲染大波，使得总统亲自发表悼词，并不惜以强硬措辞引发伊斯兰世界的愤怒。

法国确立政教分离的进程，可以说既是大革命的直接后果，也是其变奏乐章。历史学家弗雷（François Furet）在为法国革命标定起止时期时，提出一个“长程革命”版本，他于1988年出版的革命史著作，副题即为“从杜尔阁到茹尔·费里”（De Turgot à Jules Ferry, 1770-1880），内中深意是：1770年代杜尔阁担任财政总监推行改革时，就已经为1789年的法国革命埋下种子，而这场革命最终结束，则要一直持续到1880年代第三共和站稳脚跟，尤其是时任教育部长的茹尔·费里于1881-1882年推动通过相关法律，规定公立中小学实行免费教育、并且率先在学校中确立政教分离原则。从此，法国的中小学成为共和主义的堡垒，通过一代代教师的教书育人，消解了残存的保王和教权观念，奠定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可以说，具有共和指向的法国革命，最终既不是决胜于街垒，也不是决胜于拿破仑横扫欧洲，而是决胜于分布在城乡的大大小小学校，这就是为什么中小学被称为“共和国的熔炉”，而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不过是经共和学校培养的一代人成长后、顺理成章的产物。

因此，对于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而言，学校比教堂更像一座圣殿。中小学教师作为“黑色轻骑兵”（第三共和时期的绰号，因为教师常穿黑色外套），是奠定世俗社会的主力部队。而帕蒂作为中学历史-地理科教师被杀害，被联署文章称为一次“电击”，勾起了整个法国主流社会的历史记忆，比一个天主教神父被杀害引发的反响更大；也正因如此，在马克龙主持的全国悼念仪式上，帕蒂的家属要求将20世纪初期左翼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ès）的《致教师的信》，放在马克龙致辞之前来宣读——“必须向他们（学生）展示思想的伟大之处；必须通过唤醒他们对无限的情感，来教导他们对灵魂的尊重和崇敬，这是我们的欢乐，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因为通过它，我们将战胜邪恶、蒙昧和死亡。”

当昔日对手面对共同敌人

从纵深视角来看，宗教极端主义对于法国构成的挑战，既有历史宿怨，也有当下反弹，更有二者合体的整体拒斥，构成了一个类似法式作文常见的“正-反-合”的三段式结构（当然并非严格意义）。

就“正”而言，早在2016年7月，就有本土化极端分子针对诺曼底教堂发动恐袭，将86岁的天主教神父在祭坛前割喉处死（参见《法国天主教堂割喉恐袭：一场宗教战争的缩影？》）。而在帕蒂遇害、马克龙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后，10月29日尼斯的圣母升天教堂又遭袭击，目标明确对准神职人员和信众，手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割喉。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在法国这样一个历史上作为“天主教长女”的国家里，天主教堂始终是最鲜明的怨恨发泄目标。

就“反”而言，如果说伊斯兰极端分子攻击天主教堂尚有“诸神之战”痕迹的话，那么天主教会的历史性敌手——对传播共和思想居功至伟的法国中小学，同样难以置身事外。帕蒂被外界广泛解读为因“言论自由”而殉难，放在当代法权话语体系中，这当然可以说得通，但从历史角度看，毋宁说这仍然是当年那场教权-共和之争的后续版本，只不过当年的敌人已经驯化妥协，而作为内核的宗教狂信，又衍生出一个新的替代品。联署文章中也提到：“对言论自由的持续质疑和对公立学校的反复攻击，是敌人终极意愿的明显表现——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民主根基。”

因此，从“合”的意义上说，此前缠斗一个多世纪（18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教权与共和两方，如今发现自己站在了同一个战壕中，不得不共同面对新的敌人、一个无论在超验层面还是认知层面都对两方同样深怀敌意的“他者”。更致命的是，法国此前一个多世纪中围绕政教分离原则斗争，对立双方实际上是在共同的文化遗产和人文传统中展开博弈的，而如今面对的敌人则是要全盘推翻。因此在天主教权-共和之争中确立起来的政教分离，尽管对当下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却远不是全部的答案。

在这个意义上，郭舍也同样看到了政教分离原则所面临的整体性危机。在2016年的一次研讨会发言中，他明确提出，此前他曾在法国20世纪确立政教分离原则的经验基础上乐观地认为，至少在法国，伊斯兰信仰可以被纳入到“整体发展”进程当中，东道国的原则将占据上风，推动伊斯兰移民信众的政教分离，甚至反作用于其母国。但事实证明这个看法过于天真。

郭舍提醒说，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是建立在天主教会和共和体制长期对抗基础上的，而面对伊斯兰教的时候，政教分离也需要重新定义自身。在他看来，一个常见误区是从基督教特殊性当中抽象出宗教的普遍性，仿佛所有的宗教都是相同的，但这是一种“天真的种族中心论”。换言之，郭舍担心的是，从对抗天主教会历程中脱胎的法式政教分离，其实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未必能理所当然地适用于一切宗教之上。

在他看来，在经历长期对抗之后，天主教会已经接受了退场的命运，教廷明确承认了民主体制，不再寻求在人间建立“上帝的政治”；但伊斯兰世界（主要指逊尼派）不同，它没有像罗马教廷一样的教会和神职人员，没有哪个机构有权代表信众整体，只有为数众多的“微型权威”，这为政教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法国并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2020年10月30日，突尼斯斯法克斯市，尼斯袭击案凶手Brahim Aouissaoui的照片曝光。此前，一名突尼斯男子于29日上午在法国尼斯市的圣母大教堂持刀杀害三人。

个人权利和人民主权之间，如何重获平衡？

和发表49人联署文章几乎同时，郭舍也接受了法国右翼大报《费加罗报》的访谈，从理论层面指出当下体制应对极端主义的弊端，并呼吁在“个人正当权利”和“人民主权”之间重新找回平衡。

郭舍首先从概念入手，认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法治国家”（État de droit）概念，背后其实是一种“撒切尔式”的哲学：“没有社会、唯有个人”。他援引法国宪法委员会前秘书长舍特尔（Jean-Éric Schoettl）近期的表态称，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之上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等各项保障机制，导致当局打击极端主义的行动能力，事实上面临很大困难，“名副其实地被瘫痪”。而且掌权者也不敢说出这一点，生怕被指责为亵渎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法治国家”原则。

郭舍认为，人民主权固然不能压制个人权利（也正因此，法官有必要扮演权利保护者角色），但反过来说，也不能因为个人权利而导致消除了人民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把法治国家原则放在一个能够和主权民主相调和的恰当位置上。

面对要求收紧权利保护的声音，人权保护人士往往担忧的是，如果一个自由体制面对恐怖分子时放弃既有原则，最终会沦为和恐怖分子殊途同归的地步。对此，郭舍认为，问题不是放弃原则，而是在实践中要有“正确呈现”。

然而如何实现这种“正确呈现”？郭舍提出了问题，却似乎并没有答案。他颇有些恼怒地抨击论敌是“赤裸裸的诡辩”，但面对记者追问的“如何实现平衡？是否应当废除某些法律规则？”，他采取了一种哲人式的逃避，认为问题不是改变某些规则这么简单，而涉及到关于“民主运作”的哲学。问题在于如何在尽可能尊重个人基本权利的前提下，重新为大众意志和国家利益的表达赋予一个正当位置；而且在他看来，二者之间一定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情形下的仲裁权应当赋予民选政治领袖，而不是法官，后者只从微观层面解决问题，无力应对这种“全局性战略威胁”。

面对疫情冲击，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美国家普遍采取了隔离和宵禁等限制措施，尽管有局部的反对声音，但总体而言仍然得到了民众接受，因此这是否意味着，法律可以适应时势来限制个人权利、欠缺的只是政治意志？对此郭舍并不反对，但他同时指出，在大众公认必要的情况下（例如防疫），表现政治意志并不困难，但如果面对公共舆论分化、媒体口诛笔伐、国际层面付出代价，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确立持久规则，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掌权者具备“强大的正当性”，但在法国这样的现行民主体制中，只能产生“有限而脆弱”的正当性。

然而，郭舍呼吁反思并重建平衡关系，而绝不是以此作为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理由。他并不否认人权保护机制的必要性。而且在访谈中，他对试图垄断公共言论、企图将对手赶尽杀绝的“极权主义极左派”同样严词抨击，并且对“民主左派”始终无法同前者划清界限而扼腕。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他被一些人批评趋于保守，但在本质而言，他仍然忠实于托克维尔的思想谱系。

百年未有之变局？

围绕帕蒂之死、马克龙讲话和尼斯恐袭等一系列事态，《查理周刊》关于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再次成为争议风暴的中心。在愈演愈烈的恐袭事件之后，这份刊物也从当初的褒贬不一、贬多于褒的形象，逐渐在时代裹挟下，俨然成为法式言论自由的象征。

对于本能地倾向于含蓄表达的东方人来说，这种法式言论自由有“讨人嫌”的一面。正如最近热播的美剧《艾米莉在巴黎》所戏谑的那样：“中国人会在背后挖苦人，但法国人会当着面挖苦你”。在法式辩论中，挑衅和亵渎虽然不被认可，但容忍空间相比其他文化更大；而《查理周刊》更通过漫画，将这种刻薄和攻击风格发挥到极致。但这也并不是“一帮无神论疯老头惹是生非”那样简单，背后有更深厚的文化和思想根源。

自启蒙时代以来，法国一直走在现代性和世俗化进程的最前列。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恩格斯语），尽管这种理性评判未必都能导向正确结果，但以传统、宗教或奥义来要求豁免于这种评判，却是行不通的。这也正是从马克斯·韦伯到马塞尔·郭舍等人所谓的“世界的除魅”的必然体现。

而涉及到引发尖锐对立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形象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放在这一框架下来理解：穆斯林世界（尤其是逊尼派）对先知形象的禁忌，本质上是向这种世俗化的除魅进程要求一种特权，免于接受“可视化”的评判，成为一种不可描绘、从而很大程度上不可言说的存在，它的要义不是评判美丑对错，而是完全超越评判。

无论它在穆斯林世界中有多么坚实的共识（事实上也很难说有标准一致的共识，例如伊朗曾经拍摄影片《穆罕默德，上帝的使者》，全程没有正面表现先知面容，但仍然引发巨大争议），在穆斯林世界之外的世俗化社会却拒绝接受这种特权。因为即便以“尊重”的名义接受，也意味着在“世界的除魅”进程中产生了一个黑洞。这也是以《查理周刊》为代表的部分欧洲媒体，对先知漫画耿耿于怀、穷追猛打的深层原因（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宗教议题能引起如此之大的关注）。相比之下，言论自由只是这一哲学前提之下的法权形式，因为倘若言论不自由，“除魅”就无法完成。双方表面上在先知漫画问题上围绕言论自由问题相互攻伐，实质是纠缠在现代性的一个死结上各不相让。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查理周刊》对宗教的嘲笑是全方位的，穆斯林先知、犹太拉比、罗马教皇都在其火力范围之内，并不存在言论禁区。犹太人当然不会对犹太拉比的漫画满意，但由于族群反应程度和方式不同，所以没有遭到类似先知穆罕默德这样的“穷追猛打”（尽管犹太教有和伊斯兰教类似的偶像崇拜禁忌），却绝不能说明《查理周刊》对犹太教网开一面（2009年前该刊一位编辑因为反犹主义言论被解雇，是因为臆测萨科齐之子可能会皈依犹太教、娶个犹太富家女从而在政治上获得助力，和漫画作品无关）。事实上，法国法律保障“渎神”的权利，即可以对宗教（及其象征及标志）发表不敬甚至攻击的言论，但不能攻击宗教信徒。

如前文所述，在共和与教权绵延一个多世纪的“相爱相杀”中，二者实际上分享某些共通的前提。基督教传统中有争论、有异端、甚至有对异端的残酷迫害，但罕有这种超越评判、不可言说的存在。而当二者逐渐在世俗化中找到均衡点、并以政教分离原则呈现出来后，这种均衡体制仍然会对伊斯兰教先知这样的议题产生强烈的排斥反应；而由此产生的极端主义反弹，以割喉或斩首的野蛮形式表现出来，也注定会这种政教分离均衡体系产生整体性冲击。

在法国共和体制下，既有的政教分离原则能够应对伊斯兰教的挑战吗？作为一位浸淫宗教与哲学数十年的学者，郭舍给出了否定的答复。当然，目前还很难说这一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主流意见的转向（他本人则被批评为日趋保守化的“政府知识分子”），但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确指出了当下自由主义法权体系、尤其事关政教分离原则时所遭遇的挑战。

自法国革命以降，这一体系曾经证明了自身的正当性。但正如中国晚清无法用传统羁縻手段来驯服船坚炮利的“他者”、从而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样，从近似意义而言，法国100多年前在与天主教斗争进程中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面对另一个“他者”时，恐怕也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变局”。这一原则的价值地位不会被动摇，但围绕它的理解和适用，恐怕会发生微妙而重要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