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垃圾？

我们比以往更多地看到青少年自杀的新闻，信息传播得更快是原因之一，但更多青少年情绪出现问题，甚至付诸自杀，恐怕也是事实。这不是什么国家独有的问题，而是人类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的病症。《娇惯的心灵》这本书反思了美国的教育，为什么成年人在教育、保护孩子上花费更多心思，孩子反而更脆弱。在今天分享的部分中，作者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来源：新世代的孩子因为经常对着屏幕，更离群索居，还会被“展示”式的生活影响人际关系和自我认同。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认社交媒体的所有价值，也不是说社交媒体是导致心理问题的唯一原因，但是我们确实需要警惕社交媒体对大脑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尝试应对社交媒体带来的改变，我们将彻底被它侵蚀。

《娇惯的心灵》

[美] 格雷格·卢金诺夫 / [美] 乔纳森·海特 著

田雷 / 苏心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

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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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惯的心灵

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

互联网世代

《互联网世代》是一本出版于 2017 年的著作，我们在第 1 章曾做过简要讨论，该书的作者简·特温格，是任教于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她在书中为我们展示出一幅细致入微的图景，呈现了当代青少年和大学生的行为、价值观和心理状态。作为一名学者，特温格的研究关注代际之间心理上的差异，总结模式并追寻原因。在她的笔下，千禧世代之后的美国青少年被称为“ iGen” （构词如同 iPhone），也就是“ internet Generation ”（互联网世代）的缩写，因为他们是破天荒的第一代，成长于互联网触手可及的环境中。[有些人使用了“Z 世代”（Generation Z）这个词。]

无可否认，千禧世代一开始的孩子们，也就是那些出生在 1982 年的年轻人，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家里已经用上了康柏（Com­paq）电脑，他们在家用电脑上开始用网景浏览器（Netscape）和远景搜索（AltaVista）来下载音乐、搜索黄页地图了。但问题是，搜索引擎并不会改变社会关系——而社交媒体却会。

找到一个时间分水岭，以此划分出不同的代际，从来都是很困难的；但根据年轻人的心理肖像，特温格确定了 1994 年这个时间坐标系，以之为千禧世代出生的最后一个年份，认为从 1995 年开始，出生的就是互联网世代的孩子。从千禧世代到互联网世代，青少年对心理态度和特征的自我描述存在着代际间的断裂，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可追溯至 2006 年，也就是互联网世代的头生子长到 11 岁的那一年，“脸书”改变了用户注册的要求。注册时，你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在校的大学生；现在，任何一位年满 13 岁的青少年——或者实际年龄不足，但声称自己年满 13 岁的孩子，都可以加入“脸书”。

但“脸书”以及其他社交媒体的平台开始并未吸引太多的中学生，一直到 iPhone 于 2007 年问世，然后短短数年风靡全美。因此，对于这段从 2007 年起至 2012 年前后的时间，我们不妨理解为一个短暂的变革期，在这五年间，美国普通青少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交媒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十岁出头的青少年就开始使用“推特”（ Twitter ，创立于 2006 年）、“汤博乐”（ Tumblr ，创立于 2007 年）、“照片墙”（ Instagram ，创立于 2010 年）、“色拉布”（ Snapchat ，创立于 2011 年）等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年复一年，这些公司越来越擅长抓住并留住顾客的“眼球”——此处借用了他们业内人士的说法。社交媒体可以使人愈发沉溺其中，无法自拔。

2017 年，“脸书”的首任总裁肖恩·帕克接受采访，他对那些初始阶段发展的回顾，读来令人心惊胆战：

在开发这些应用时，“脸书”可以说走在头一个，所内置的思维过程……说到底不外乎是：“我们如何做，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耗你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多多益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时不时地给你一点多巴胺的刺激，你会看到，又有人给你的照片点赞了，又有人给你的帖子评论了，诸如此类。而这就会让你发布更多的内容，然后，你就能获得更多的赞、更多的评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确认的反馈循环……正好是像我这样的黑客所能想到的主意，因为你正是要利用人类心理的某一弱点。

在道出上述一番言论之前，帕克还说过：“这对我们孩子的大脑会造成什么，只有老天知道。”

简言之，进入互联网世代之后，人类的成长就发生了破天荒的变化，十岁出头的孩子正值塑造品格的人生阶段，现在他们却沉浸于由社交媒体所编织的社会和商业试验中，如庞然大物一般，无处可逃。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特温格的书，基于她所进行的四项深入调查，跨度达数十年的周期。其中一项调查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而另两项则关注更广泛的青少年，还有一项则扩展至全美的成年人口。《互联网世代》这本书，包括了作者从上述四个数据库内所绘制的大量图表，展示出青少年行为和态度自 20 世纪 80 或 90 年代开始发生的诸多变化。看这些图表，图中的曲线基本上波动不大，但到了从 2005 年至 2012 年期间，在某个点上，原本水平线上下的线条，突然向上抬头，或者骤然向下俯冲。

有些趋势是相当积极的：生在互联网世代，青少年不爱喝酒了，也不怎么抽烟；开车上路时，他们相信，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就连他们初次性行为的年龄都向后推了。但还有些趋势就不那么乐观了，有一些甚至让人颇为担忧。特温格以一个长长的副标题总结了她在书中的发现：为什么今日的孩子即时互联，但在成长过程中却更少叛逆，更多柔顺，更不快乐——并且对进入成年毫无准备——对于我们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

▲学者特温格和她的书《互联网世代（iGen）》

按照特温格的分析，代际之间的两项主要变化，可能推动了安全主义自 2013 年以来在校园内的兴起。第一项变化：现如今，孩子们的成长要缓慢很多。有一些活动，被公认为标志着从童年期转向成年期的事件，比方说打工、开车、饮酒、约会和性爱，现在发生得更迟。若是同他们的前辈相比，互联网世代的孩子们要更晚熟，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愿尝试，而且也没有表现出前辈们的热情。你看现在十来岁的青少年，他们不愿意参与这些活动（此类活动通常需要同他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宁可用更多的时间来独处，同屏幕互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直升机父母”的教育方式，对子女人身安全的担忧，再加上屏幕那无法阻挡的诱惑力，均造就了互联网一代的新问题：同前辈相比，互联网的新一辈很少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情况下同朋友们外出玩耍。

归根结底，当互联网的新一辈抵达大学校园时，亦即自 2013 年秋季开始，同此前任何一代大学生相比，他们所积累的线下生活经验和无人看管时间都要少得多。如特温格在书中指出：“现在 18 岁的孩子，其举动像极了过去 15 岁的孩子，而 13 岁的孩子就好像 10 岁的孩子。青少年的人身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安全，然而他们的心智却更脆弱了。”上述这些趋势，大部分是不分社会阶级、种族和族群而一起出现的。所以说，若同此前时代的 18 岁相比，互联网的新一辈平均而言还没有做好上大学的准备。这大概就能解释，为什么一夜之间，大学生群体要求更多的保护，在他们的事务以及人际冲突中要求成年人更多地介入。

第二项发生在代际之间的主要变化，是焦虑和抑郁症比例的急剧上升。在本章余下部分，我们运用特温格在《互联网世代》内所给出的数据，绘制了三个图。这些图直截了当，讲述了一个能让听者流泪的故事。

关于心理病症的研究向来有一定论，女孩要比男孩更容易抑郁和焦虑。这一性别间的差异，在青春期到来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甚至并不存在，但自打进入青春期，差异就显现出来。21 世纪之初，青春期男女之间的差距相当稳定，但大约从 2011 年开始，青春期女孩的抑郁比例迅速增加，由此导致差距扩展开来。如图 7. 1 所示，到了 2016 年，根据受调查女生所提供的信息，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症状符合了我们的标准，也就是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严重的抑郁症发作。男孩子的抑郁比例也有所增加，但相对而言要慢很多（从 2011 年的 4. 5 %上升到 2016 年的 6. 4 %）。

青少年的抑郁率

▲图 7. 1：统计从 12 岁至 17 岁的青少年,在此前一年，至少出现一次严重抑郁症状的百分比。自 2011 年起，比例一直在上升，尤其是女孩子的状况（资料来源:全国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数据）

七年不过转瞬即逝，难道青少年的心理状况竟至发生如此的变动？说不定，图 7. 1 所反映的，只是诊断标准出现了变化？也有可能，只是做出抑郁症之诊断的门槛被降低了，但假设更多的青少年因此获得帮助，大概也能算是好事一件吧？

不排除以上可能，但也要想到，降低抑郁症诊断的标准，鼓励更多的“病人”使用治疗和心理疾病的语言，也可能导致某些不良后果。给人贴标签，会制造某种所谓的循环效应：一旦被贴上标签，人们会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诊疗于是变成了自我应验的预言。“乱贴标签”之所以构成如此强横的认知错误，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如果抑郁症成了你的一种自我认同，那么等着吧，你就会形成相应的心理图式，关于你自己还有你的前途（我一无是处，没有未来可言）。这样的心理图式会成为你的负担，你因此难以调动能量，专心致志地应对挑战，而反过来说，若是你能够从容应对，就会克制抑郁症对你的掌控。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抑郁症的真实性。我们永远不会告诉抑郁症患者，只要“坚强些”，这些症状压根不是事——格雷格有过切身的体验，深知这么做毫无帮助。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在分派心理健康的标签时，若是降低诊断的门槛（或者说鼓动“概念渗透”），就会增加“患者”的人数。

但悲剧在于，图 7. 1 所示的青少年抑郁症的激增，并不仅仅是诊断标准变化的结果，我们这么，是有坚实证据可以作证的：十来岁的青少年的自杀率也在增加，其趋势与抑郁症比例一致。如图 7. 2 所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每 10 万名年龄在 15 岁至 19 岁之间的青少年的年度自杀人数。自杀率和尝试自杀率是两回事，因性别而异；女孩尝试自杀的次数更多，但死于自杀的男孩却更多，究其原因，在于男孩通常会选择不可挽回的自杀方法（比如吞枪或者从高层建筑跳下）。

数十年来，青春期男生的自杀率上下波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因当年犯罪和暴力的高潮而迅速上升。但随后，进入 90 年代，犯罪的浪潮突然消退，所以青春期男性的自杀率在 1991 年到达历史高点。尽管自 2007 年开始的自杀率上升还未至历史最高点，但目前来看，它仍然高得可怕。再看青春期女生这一边，可用的数据开始于 1981 年，从这一点起算，女生的自杀率始终保持稳定，虽然与同年龄段男性相比，女生的自杀率要低出许多，但只看女生这条线，自 2010 年起自杀率稳步上升，便已经到达女生自 1981 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若同本世纪初相比，现如今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少女则增加了一倍之多。在加拿大，十来岁少女的自杀率也在上升，只是没有如此快速，与此同时，青春期男生的自杀率却有下落。（而在英国，不论男女，自杀率近年来都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青少年的自杀率（每 10 万人）

▲图 7. 2：按性别划分，年龄在 15 岁至 19 岁的青少年，每 10 万人的自杀率（资料来源: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致命伤害报告》, 1999-2016）

近期有一项研究着眼于“未致命的自残伤害”，它用另一组数据也确证了同样的趋势，心理疾病问题愈演愈烈。在这些案例中，青少年被送进医院的急救室，因为他们自己动手，伤了自己的身体，比如用剃刀割伤自己，拿头撞墙，或者饮下毒药。研究者所用的数据，来自遍布全美的 66 家医院，时间从 2001 年开始，因此他们可以估算出整个国家的自残率。他们的研究发现，青春期男生的自残率保持稳定，在 15 岁至 19 岁这一年龄范围的男生中 ，每 10 万人有大约 200 人自残。而比较同年龄段的女生，自残率则要高出许多，但从 2001 年至 2009 年间也保持相对稳定 ，每 10 万名女生中每年大约有 420 名自残。但从 2010 年开始，青春期女生的自残率逐步上升 ，在 2015 年达到了每 10 万人中有 630 人。年龄再小一点的少女（10 岁至 14 岁），自残率的增长速度甚至更快，从 2009 年的每 10 万人中 110 人，到 2015 年的每 10 万人中 318 人，几乎增加了 3 倍。（而在此阶段, 10 岁至 14 岁年龄段的男孩的自残率保持大致稳定，每 10 万人约有 40 人。）由此可见 ，自 2010 年开始，女孩们的日子就过得很糟心。

反社会的社交媒体？

心理疾病和自杀行为为什么出现激增？幕后推手是什么？特温格相信，自 2007 年前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开始迅速渗透进入青少年的生活，而到了 2011 年前后，心理健康出现大面积危机，因此，前者是主因，后者为果。在《互联网世代》一书中，特温格给出了一些表格，显示出数字媒体的使用同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近年来，两者协同共增。就此而言，以数字媒体为罪魁祸首的解释，要比其他因素更合理，比如说自 2008 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到了 2011 年，美国的国内经济和就业市场已经企稳，且稳中有进，因此经济因素不太可能是主因，没有经济已经向好而青少年心理健康却在之后恶化的道理。

简单的相关性固然可以给出提示，但只凭它们，我们还是无法搞清楚前因如何得出后果。在既定的时间段，许多事情都在发生着变化，因此我们不乏机会去碰到所谓的伪相关（spurious correlations ）。比方说 ，在美国，奶酪的年度人均销量和每年因被床单缠住而致死的人数 ，存在着近乎完美的正相关，但我们不能由此认定，吃奶酪会导致人们有不同的睡姿。两种现象之间的相关性是“虚假的”，因为两项数据在同一时期内的稳步增长，不过是个巧合。

为了防止落入伪相关性的陷阱，我们必须要考虑其他的变量———若是某种特定的因果解释是正确的，则可以预判这些变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为了完成这项检验，特温格考察了个体学生所报告的全部日常活动，用了包含此类指标的两个数据库。特温格发现，一方面，同抑郁和其他自杀类似的结果（诸如想自杀、计划自杀或者尝试自杀）存在显著相关的，只有两种活动：一是使用电子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电脑），二是看电视。而另一方面，还有五种活动，同抑郁症存在着负相关（也就是说，孩子们每周花在此类活动上的时间越多，则抑郁症的可能就越小），它们分别是：体育运动和其他形式的锻炼，参加宗教活动，读书（也包括其他印刷载体），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以及做家庭作业。

比较一下正相关和负相关的两列，留意一下，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区别吗？屏幕，还是没有屏幕。若孩子们每天闲暇时盯着屏幕不超过 2 个小时，他们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并不会升高。但只要每天的屏幕时间超过 2 小时，那么盯着屏幕每多 1 个小时，抑郁症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与之相反，孩子们若长时间远离屏幕，特别是如果他们能参与到无屏幕的社会交往中 ，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患上抑郁症或滋生出自杀的念头。（特温格也指出，反向因果关系也不是没有可能，也就是说，抑郁症是因，而抑郁导致了孩子们会在屏幕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但她也表明，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并不大。)

▲《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截图

为何会这样，一部分原因在于，电子设备让我们离群索居。人类是“彻底社会”（ultrasocial）的物种。黑猩猩和狗都有非常活跃的社会生活，但人类作为彻底的社会物种，远非诸如猩猩此类的“社会”动物所能及。就像蜜蜂一样，人类可以形成大规模的群体，分工明确，通力合作。人类喜欢成群结队，热爱团体运动或彼此呼应的活动，只要能给我们带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感受，人类就热衷于此。（这种彻底的社会性，让我们联想到第 3 章所讲的部落主义心理。其中的门道一言蔽之，便是既要满足人性对归属和交往的需求，又不能激发起部落主义中更封闭甚至暴力的基因。）无可否认，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创建大型群体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但问题是，那些“虚拟”团体同面对面的社会联系相比，可不是一码事；可以想见，它们也无法用相同的方式来满足人性对归属的需求。特温格教授及其合作者就道出了个中关键：

千万不要忘记，人类的神经构造是如何进化而成的，不可脱离的条件就是与他人进行紧密的、通常是连续不断的面对面接触（包括非视觉和非听觉的接触 ，比方说触摸或者嗅闻），因此，若是减少或者删除该系统的关键输入，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不稳定。

特温格的研究支持了上述的观点，她发现，对于那些更社会化的孩子，也就是比一般孩子更热衷于参加面对面的社会交往的孩子，在电子设备上花时间通常来说并没有伤害。换言之，屏幕和社交媒体是否会显现出它们的负面影响，取决于十来岁的青少年同他人相处的时间长短。但电子设备之所以有害，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让孩子们上瘾，不愿意进行面对面的交往；它们还有一些更潜移默化的效应，会更强烈地应验在青春期女孩子的身上。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孩子？

前文的图表已经显示，进入互联网时代后，青春期女生的心理健康要比男生更糟糕。进一步讲，既然社交媒体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那这一块的后果大概只应验在了女孩子身上。特温格通过研究发现，对于男孩子来说，总共的屏幕时间同不良的心理健康结果是相关的，但具体到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却同心理问题并不相关。问题于是来了，为什么社交媒体会伤害女孩子，却放过了同龄段的男孩子呢?

这里至少存在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社交媒体所呈现出的，是那种“展示”版的生活，而这种存在于表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会对女孩子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许多观察者已经指出，较之于男孩，女孩更热衷以接纳和排斥为中心来组织她们的社交生活。社交媒体就如同大功率的发射器，把同龄人的日常都展现在青春期少男少女的眼前，她们打开屏幕，看到的就是那些她们所认识的朋友，如何一起玩乐，一起做事———包括有些她们本人没得到邀请的活动。

一方面，这会加重所谓的“错失恐惧症”（FOMO，担心自己错过了），不分性别，同样受到影响，但另一方面，刷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展示”版的照片，女孩子受到的冲击就远大于同龄男性，归根到底，按照乔治城大学语言学教授黛博拉·坦纳所言，这种所谓的“被遗落的恐惧”（FOBLO ，亦即害怕自己被踢出圈子）会给女孩子造成更多伤害。当女孩子看到朋友们在一起的照片，若是她收到邀请但却因故无法参加，这叫“错过”，但若是她连邀请都没收到过，这就是“被遗忘”，这会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况。

此处正如特温格所言：“女孩子更常使用社交媒体，当看到同学和朋友三五成群，而自己却一人独处时，她们就更常感受到被排斥，感到孤单。”特温格在这里用数据来说话，她的结论是，不论性别，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自认为受冷落或被遗忘的人数，目前处在历史的高点，但就变动的走势而言，女孩子患此恐惧的增幅更大。从 2010 年到 2015 年，统计 10 来岁的男孩子，他们承认自己经常感到被冷落的比例从 21% 增至 27%。女孩子则从 27% 跃升至 40%。

社交媒体的内容分享还会造成另一个后果，青春期的女孩子打开自己的手机应用，马上就会受到人造美女或自动美颜照片的连番轰炸，让她们对自己的外貌更缺乏自信。现如今，并非只有时尚模特的照片才会被修图；色拉布和照片墙这样的平台自带“滤镜”，让女孩子修饰自拍造型，编辑修图，甚至连她们的朋友在照片中也更漂亮。这些滤镜可以让鼻子更小，嘴唇更丰满，还可以磨皮祛斑，皮肤变光滑。这导致了一种新现象：眼下，有些年轻女性想要做整形手术，让自己看起来如同美颜自拍照中的样子。

▲《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截图

社交媒体之所以跟女孩子过不去，第二个原因在于女孩和男孩都有攻击性，但行为方式却各有不同。心理学家尼基·克里克的研究表明，男孩子的攻击性更多地表现在身体上——他们会互相推搡、打架斗殴，也更热衷于以身体侵略为题材的故事和电影。与之相对，女孩的侵略性更多发生在“关系”层面；她们会想办法去破坏对手的人际关系、名声和社会地位——比方说，使用社交媒体，务必要让对手知道，她已经被踢出了小圈子。总而言之，就整体而言，男女两性在攻击性上没有什么差异，但他／她们在伤害他／她人时会首选什么样的方式，男女之间却一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说到底，克里克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得出了上述研究结论，那时候社交媒体可连影也没有呢。）更不必说，既然男孩子的攻击一般而言是直接对人的，那么在他们各回各家后，受攻击的目标就有了避难之所。但在社交媒体的笼罩下，女孩们无处可逃。

给定男女之间所首选的攻击方式有上述差异，若现在有一个大恶魔，在美国全体青少年的口袋里，都放入一把上了膛的手枪 ，结果会如何?谁会遭受更多的伤害，男孩，还是女孩？大概会是男孩子，原因很简单，他们会发现枪战更刺激，更倾向于用枪来解决冲突。话说回来，假如这个大恶魔所送赠的不是枪，而是在每个青少年的口袋里放了一部智能手机，里面装满了各种社交媒体应用，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抛开恶魔的设定，以上大概就是从 2007 年至 2012 年这五年间所发生的事。现在已经水落石出,女孩们更受伤。社交媒体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它不仅会破坏人际关系，同样也可以加强交际，在很多方面，它让青少年有了宝贵的实践，以锻炼他们社交的技艺。但问题在于，社交媒体的出现，可以说是继人类发明语言以来，进行人际关系之进犯的最大利器，而当前可用的证据已经表明，女孩子的心理健康因之深受影响。

（本文摘自《娇惯的心灵》）

《时间的仆人》（单读新书 002）

原标题：《社交媒体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垃圾？丨单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