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生活书店的崛起与被难

八一三事变后，生活书店总店被迫西迁汉口，发展重心由上海转移到内地。1938年8月1日再迁重庆冉家巷16号。1939年5月3、4日侵华日军对重庆大肆轰炸，冉家巷遭严重破坏，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及分店大部分存书物资在同人的努力下连夜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学田湾新址。此后，学田湾总管理处就成为生活书店全国网络的中枢，指挥全体同人在“艰苦困难”的战时状态下不懈奋斗。

本册《生活书店会议记录》辑入《第五届渝地社员大会记录》《第五届理事会会议记录》《第五届人事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五届监察委员会会议记录》及《第五届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时间始于1939年2月24日，终于1940年5月8日，前后虽仅一年又两个半月，但在生活书店历史上却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段岁月。在这段岁月里，生活书店举行了社员大会，通过了新社章，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结束了由“临时委员会”主持社务的历史。也是在这段岁月里，生活书店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各项业务蒸蒸日上，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局之后的第六大书局，而且发展势头强劲，令同业瞩目，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就曾对邹韬奋说：“全中国出版家有成绩者仅尔我两家。”并大赞：“我馆里干部老了，你店全是青年干部，真是了不起。”（《生活出版合作社渝地社员大会记录》，1939年2月24日）

韬奋在重庆主编《全民抗战》期间为张维元题词（1940年）

令人扼腕的是，生活书店这种发展势头并没有维持多久，即接连遭受侵华日军轰炸和国民党当局的双重摧残，大批分支店或毁于兵燹，或被查封，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建立的55个分支店，除5处因战局关系而自动收歇外，其他45处都先后被封闭或勒令停业，仅剩下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桂林、曲江六个分店。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书店维持尚且困难重重，更遑论发展。但生活书店并没有倒下，依然在极其艰困的条件下进行顽强抗争和不屈“苦斗”，并竭尽所能“供应抗战需要”的精神食粮，以“生活精神”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出版传奇。

一、第五届渝地社员大会的召开

按照社章规定，生活书店每年举行社员大会一次，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新一届书店领导机构。第一届社员大会于1933年7月在上海召开，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此后每年都如期举行，迨至1936年7月底，局势丕变，为了应付突发事件，生活书店于8月31日召开第二次临时社员大会，成立“临时委员会”，暂时代替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职权，主持生活书店社务及业务，并修改社章。后因全面抗战爆发，生活书店总店由上海而汉口而重庆一路播迁，本应于1937年7月举行的第五届社员大会，直到1939年2月24日才得以在重庆举行。这是生活书店发展重心转移到内地后召开的首次社员大会，自然备受重视。据《第五届渝地社员大会记录》披露，早已于1938年4月生活书店总店还在汉口时临委会就已开始筹备，发动修改社章的讨论。总店迁重庆后，邹韬奋、徐伯昕深感健全机构的极端重要性，电邀胡愈之到渝，共商生活书店的发展大计，并就社务展开充分讨论，为社员大会做最后的准备。这次社员大会全面总结临委会工作之后，逐条表决通过胡愈之主持起草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依据这个章程，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生活书店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徐伯昕、邹韬奋、杜重远、胡愈之、王志莘、甘蘧园、张仲实、沈钧儒、邵公文、李济安、王泰来等11人当选理事，张锡荣、袁信之、艾寒松、张又新、薛迪畅、顾一凡、华风夏、范广祯、孙明心等9人当选人事委员，张子旼、陈其襄、杜国钧等3人当选监察委员。大会还通过黄任之、江问渔、杨卫玉、沈钧儒为名誉社员。次日，当选理事邵公文以“事务较繁，加以身体又弱”为由辞去理事之职，改推金仲华递补。（详见第五届渝地社员大会记录，1939年2月24日），新社章的通过，以及新领导集体的产生，意味着主持社务长达两年又七个月之久的临时委员会的结束，生活书店开始“以新的姿态为本店业务前途努力”。

根据第五届渝地社员大会选举结果，第五届理事会于4月28日举行成立会议，通过徐伯昕关于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邹韬奋、徐伯昕、金仲华、张仲实、李济安5人为常务理事，选举徐伯昕为主席，邹韬奋为总经理，徐伯昕为经理，金仲华为秘书；第五届人事委员会“因外埠委员推选代表迟到”，延至5月8日方始成立，推选邹韬奋为主席，张锡荣为秘书；第五届监察委员会“因人数不齐，及各人均忙于工作”，更迟至9月7日才成立，公推张子旼为主席，黄宝珣为秘书。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各司其职，共同构成生活出版合作社新一届领导机构，其中理事会为书店最高领导机构，负责书店年度工作计划及其落实；人事委员会为书店处理人事方面的最高机构，负责人事方面的待遇及奖惩等事宜；监察委员会主要负责稽核、审计书店书店账目等重大事项。

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五届理事会会议上提出新的业务方针和工作原则（1939年4月28日）

生活书店在组织系统上原本只有总店和分店，抗战以前，生活书店除上海总店外，仅成立汉口、广州两个分店及香港的安生书店，后因安生书店营业不振而收缩，归并粤店办理。抗战开始后，陆续增设西安、重庆、成都、桂林、长沙、梧州、昆明、贵阳、兰州、香港等分店，同时增设万县、衡阳、宜昌、南郑、立煌、吉安、南城、金华、丽水、天水、沅陵、常德、柳州、南宁、桂平、乐山、南平、於潜等支店及办事处，总计达28处。当生活书店总店自上海移至内地后，曾与南京中央书店、杭州之江书店、开封北新书局、芜湖科学图书社等四处成立办事处，嗣以战局变化，先后收缩，其他如广州、汉口、长沙、南昌、遂川、恩施、巴东、海门、余姚、百色、六安、酆都、开江等十三处，或因战局推移，或因试办流动，亦已先后迁移，总计生活书店直接到达之处，在四十处以上。这也就是说，生活书店已建立起覆盖全国各地的发行网。随着分支店的增设越来越多，综合的事务势必逐渐加繁，客观上需要设立一个中枢机构来加强对各地分支店的管理。1938年7月1日临时委员会即着手组织总管理处，并于8月1日总店迁渝后正式成立。总管理处下设秘书处、总务、生产、营业、服务四部，并在桂林及香港分设西南区管理处和东南区管理处，主持各该区的造货、发货及存货等事务。为了强化总处的效能，临委会为总处各部门配备了精兵强将：秘书处主任由陕西分店经理张锡荣担任，黄宝珣任秘书；总务部主任由筑（贵阳）店经理担任，张志民任副主任；生产部主任由严长衍担任（未到任前由徐伯昕兼任）；营业部主任由孙明心担任；服务部主任由阎宝航担任，张知辛任副主任；东南区管理处主任由甘蘧园担任，陈锡麟任副主任；西南区管理处主任由诸祖荣（诸度凝）担任。此外，总管理处另组编审委员会，专任设计编辑计划，由胡愈之任主席，沈志远、金仲华任副主席，艾寒松任秘书，委员包括邹韬奋、柳湜、史枚、刘思慕、沈兹九、张仲实、戈宝权、茅盾、戴白桃，后来又增聘胡绳、曹靖华、廖庶谦等。为了配合西南及东南两区管理处的建立，编审委员会还分别在两区成立分会，处理编审事务，并于总管理处生产部设编校科，办理校对等事务。总管理处和编审委员会的设置，后来列入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本店组织大纲草案》第四条和第五条，得以正式确认。（参见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五届理事会成立会议记录，1939年4月28日）

虽然第五届渝地社员大会选举产生书店新一届领导机构，但并不意味着生活书店放弃“社务民主化”的信条，大会主席团报告明确指出：“我们选举出来的代表虽然今后管理我们的全部工作，但是参加管理者实际上并不仅仅限于被选者数人，所有全体社员，均应提高对于事业的积极性，担负起管理全部的责任。因为选额有限，不能包含全部，但不在选举之内者并不是没有责任。以后，除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之外，尚有群众性的组织，即职务系统、同人自治系统和社的系统，使各个工作人员均担负起对于事业的责任，就是不在理、人、鉴范围之内的同人，都可贡献力量参加组织工作。”（第五届渝地社员大会记录，1939年2月24日）这一人人参与民主管理的精神，以及在生活书店内部建立三个系统的群众性“细胞组织”，即社员小组会、同人自治会和业务系统组织，后来都作为硬性要求写入《本店组织大纲草案》，该草案第十五条规定：“本店为扩展业务、集思广益起见，总管理处得组织业务会议，各科得组织科务会议，各支店得组织店务会议”；第十六条规定：“本店为加强组织起见，总管理处及各分支店得组织社员小组会及同人自治会。”也就是说，上述三个系统的组织已纳入生活书店的整体组织架构，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三个系统的“细胞组织”，生活书店让每个成员都有机会参与书店管理，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激发书店努力向前的积极性和蓬勃向上的活力。

第五届渝地社员大会的召开，是生活书店店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大会完成的各项议程，进一步健全了生活书店的组织架构和民主集中制的管理体制，为生活书店日后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大会确立的业务方针和工作原则，更成为生活书店后来一切工作的灵魂。

二、生活书店的“力谋发展”与“横被摧残”

生活书店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产生后，即本着“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的业务方针和“合作经营、计划生产、科学管理”的工作原则，制订了“力谋发展”的《生活书店1939年度工作计划大纲草案》。该计划确立的本年度工作“总的方针”是：“一面积极整顿，一面力谋发展。出版方面，除中高级基本读物仍应继续编行外，对于通俗读物，尤须注意大量编印，以争取广大落后群众及士兵等，建立读者基层；营业方面，必须偏重于战地及沦陷区之文化供应，同时与出版及贩卖同业，均取得良好关系，以增强商业性地位，避免摩擦尖锐化。”具体目标如下：

（一）生产方面：

1.本年内新书计出729万字；

2.定期刊物除已出的七大杂志外，视能力再陆续出版通俗刊物、抗战画报、儿童刊物和少年刊物若干种；

3.审查已出版的全部书籍，分成畅销书、次销书、滞销书、绝版书四类，除绝版书暂停印行外，其他各类按一定数量予以重版发行；

4.已出版的丛书依其性质进行合并，重行编目，在重版时改正出版；

5.完成小规模的资料室；

6.试办小规模的造纸厂；

7.筹设一小规模印刷厂，专印重版书刊；

8.编订各种单行本版次及历年印数统计表；

9.编制各种书刊成本计算表；

10.拟订各区造货分配明细表。

（二）营业方面：

1.本年度营业额希望增加至一百万元，内本版书占六十万元，杂志占十五万元，外版书刊占二十五万元；

2.开展战地及沦陷区文化供应工作，除原有东南区——香港、上海、昆明、金华、丽水、於潜、吉安、南城、南平、福州等；西南区——桂林、柳州、梧州、南宁、桂平、沅陵、衡阳、常德、曲江等；华西区——重庆、成都、乐山、万县、宜昌、立煌、贵阳等；西北区——西安、南郑、兰州等二十九处外，拟增设下列十三个据点：东南区：汕头、新加坡、海防、屯溪、赣州、梅县；西南区：邵阳；华西区：襄樊、康定、叙府；西北区：长治、洛阳、迪化；

3.举办各省区流动供应工作；

4.增强同业间联系，并广设杂志分销处；

5.增加本版各杂志每期销数；

6.扩充邮购户，发行书券，恢复银行免费汇款购书办法；

7.外版杂志之内容正确、丰富者，尽量争取由本店代为总经销；

8.自备卡车一二辆，经常往来于滇、桂、渝、陕段运输书籍；

9.教科书应设法普遍推行至各学校采用；

10.按月编制全国抗战书报联合广告；

11.统一各店门市部布置与图书分类；

12.每三月编印新书目录一次。

（三）服务方面：

1.开展战地文化服务工作；

2.成立读者顾问部，发行“生活推荐书”；

3.设立文化工作问讯处；

4.各店设置读者阅览座位；

5.实行海外服务部；

6.实行伤兵文化服务工作；

7.实行出版服务工作。（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五届理事会成立会议记录，1939年4月28日）

《世界知识》杂志工作人员合影（1939年。左一吴斐丹、左二钱亦石、右一王纪元）

这个“力谋发展”的计划宏大，足见书店同人的壮志与雄心。然而，就在这个计划经第五届理事会成立会议议决通过开始付诸实施的前后，摆在生活书店面前的却是一种比先前更严峻的时局，不得不直面来自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当局的双重摧残，其中尤以后者为甚。

来自国民党当局的摧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分支店被封或勒令停业，二是书刊被非法扣留及查禁。就前者而言，生活书店自上海内迁汉口后，开始在全国特别是大后方重要城镇开设分支店，大力构建自己的全国发行网，到1939年，分支店一度增至52处，临时营业处3个，另设9个流动供应所。本来，生活书店还计划在1939年内再增设13个发行据点，进一步拓展已有的发行网络。然则生活书店出版倾向鲜明，它所出版、发行的读物多与时势密切相关，不是抗战读物，就是“共产读物”，早已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们甚至怀疑，生活书店以极小资本而能经营偌大规模的事业，极可能是受共产党津贴。因此，从1939年3月起，国民党当局即开始查封生活书店分支店。据《第五届第二次理事会常会记录》所载“39年度各店被当局误会查封情形”，截止8月3日，生活书店被查封及被迫停业的分支店即有：西安（4月21日），南郑（5月4日），天水（5月31日），沅陵（6月13日），宜昌（6月17日），吉安（6月24日），赣州（6月24日），金华（7月1日），屯溪（7月初），曲江（7月8日，7月18日复业），兰州（6月26日，7月1日复业），万县（7月9日，栈房被查）等12处；另有南郑、乐山、万县、沅陵、吉安、丽水、屯溪、青岩等9处亦因倍受当局滋扰不得已而“预备结束”。（第五届第二次理事会常会记录，1939年8月3日）另据徐伯昕主持起草的《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一文披露，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被封或被勒令停业的分支店有天目山、西安、南郑（汉中）、天水、沅陵、金华、吉安、赣州、宜昌、丽水、屯溪、曲江、南平（福建延平）、衡阳、宜川、立煌等达16处，被拘工作人员达28人。“前述16个分支店均系直接受到摧残与打击而被毁灭者，其他各地分支店，除5处系因战局关系而撤退者外，余均遭到各该地当局之压迫过甚而无法继续营业（例如无故没收非禁书刊或扣留不问内容如何之印刷品邮包等等），  因之在抗战后先后广布于各地之55个分支店，延至29年6月，仅剩6个分店。以6与55之比，其惨遭摧残之情形，深堪痛心！”

而就后者而言，查禁书刊，钳制言论自由，是国民党当局惯用的手段，只不过抗战爆发之初基于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书刊被查禁虽时有发生，但情况还不算严重，到1938年国民党当局颁布《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后，就开始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书店是在全面抗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异军突起的，它出版、发行的读物又大多深具时政色彩，与当局不同调，被大规模查禁，实不足为奇。生活书店分支店被封店、捕人，基本上皆因禁书而起。《生活书店书稿》一书根据从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中获得的材料统计，1937 —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籍，被国民党中央或地方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明查暗禁且有目录可稽者达203种，占这个时期生活书店出版物总数的40%。在这些禁书中，马列主义著作13种，哲学社会科学类著作53种，抗战救亡读物55种，国际问题20种，文艺作品31种，通俗文艺读物13种，韬奋著作12种。生活书店被查禁的书刊大概是同业中最多的，这或许也可以从反面印证生活书店的“店格”和出版倾向。

国民党查封生活书店衡阳支店、新知书店衡阳分店，职工十余人被捕，43天后取保释放，在旅馆留影（1940年。前排左起：储继、陆仁德、王华、金伟民、王产元、王焕洪、方学武、严长庆；中排左二起：吴文琛、王解谷、郭智清、陈日超；后排左起：马肇光、刘继武、王仿子、赵海青、沈勤南、曾淦泉）

生活书店的“横被摧残”如此，它“力谋发展”的大计划虽仍在倔强地推进，但显然已不可能完全实现了。譬如，它关于增设分店以冀广植前后方及敌后、海外的文化供应工作，因遭遇环境的重重压迫，以及一部分因战局转移，或其他种种困难所限制，能实现计划者仅有新加坡、梅县、广州湾、玉林、宜川等5处，其他原本计划设立的，如海防、汕头、邵阳、襄樊、康定、叙府、长治、洛阳、迪化等9处也都落空了。（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常会记录，1939年12月8日）当然，落空的远不止增设13处据点。举凡生产、营业、服务等方面的计划，生活书店全体同人“虽已竭尽所能，全力以赴，但是以实施的结果与原定计划比照，还是相差得很远”。（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常会记录，1939年12月8日）

受“横被摧残”的影响，同人加薪问题亦被累及。按照常例，生活书店每年7月加薪一次。但本年因为众多分支店被当局查封，营业收入每月至少减少16000元，约占每月营业总额四分之一。至于其他财物被没收的损失，人员调遣的旅费损失，建立新店的损失等，书店已没有能力依照向例给职工递加薪水。但因战时物价高涨，为顾全一部分同人事实上的困难起见，对于薪水在30元以下者，及正当试用期满而成优良之职工，仍予以考虑加薪。加薪额自1元至3元，总额以五百元为原则。（人事委员会第三次常会记录，1939年7月17日）这样的加薪方案无异于杯水车薪，当然无法解决低薪同人实际的生活困难。而生活书店是新兴的出版机构，年轻人多，薪水偏低，较之同业尤形突出！

针对这种情形，生活书店于1939年8月29日专门召集人事委员会、常务理事会联席会议进行研究，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务使在书店经济能力所许可的范围内，尽量顾到每个同人个人的最低限度生活及其家属的负担，具体办法如下：

第一、根据研究个人最低生活享（费）用及调查目前重庆物价之结果，个人除膳宿制服费外，每月最低限度生活费需12元。据此，重庆同人薪水在12元以下者，一律贴足12元。其他各地同人，应按照个人最低生活享用标准及当地物价情形，拟定最低限度生活费数额，经人事委员会核准，予以贴足。

第二、凡月薪在30元以下，已结婚而对方无职业者，每月津贴10元。月薪在30元以上、40元以下，已结婚而对方无职业者，贴足40元。（如31元贴9元，32元贴8元……39元贴1元）。

上列两项津贴办法，名曰“战时临时津贴”，适用时期自1939年9月起至1939年12月止。（生活出版合作社人事委员会、常务理事会联席会议记录，1939年8月29日）

生活书店的战时津贴方案（生活出版合作社人事委员会常务理事会联席会议记录，1939年8月29日）

但加薪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此后人事委员会几乎每次开会都会涉及这个问题。这说明生活书店有意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横被摧残”，损失惨重，又使它实际上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有意与无力之间的困窘与纠结，对1939年的生活书店而言，还只是开始，更艰难的日子还在后头！

三、“生活”的崛起：孤岛上的出版奇迹

八一三事变后，生活书店总店内迁汉口，武汉沦陷后再迁重庆。上海遂由总店变为分店，即生活书店上海分店，仅留王泰雷、黄晓萍等少数几个同事坚守孤岛。王泰雷任经理，黄晓萍任门市部负责人。就是靠他们这几个人，生活书店不仅在上海继续存在，而且因为内地业务的大幅拓展而变得愈发重要，成为生活书店最主要的造货中心。

内地业务的大幅拓展，意味着对战时读物的需求激增，而“内地的造货成本飞速地加重，印刷、纸张等条件愈益困难”，这就使得生活书店不得不更加仰赖上海、香港造货。因此，对上海分店而言，孤岛时期尽管困难重重，但图书生产能力却不减反增，异军突起。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在1939年8月12日出版的《店务通讯》第60号发文称：“我店在上海的工作，从八一三抗战后把重心移向内地，但并没有把这十余年来建立起的文化根据地轻易放弃，更没有忘掉历年来爱护我们事业的留在‘孤岛’上的许多读者，同时我们也估计到我店在敌人的威协下，决免不了要受到日本强盗的残暴摧毁，所以早就作了有效的准备。但在这整整二周年的抗战期间，在‘孤岛’已不知受到了多少次的严重压迫，我们不但不停顿，更在增强力量。最近一次在该处所受的打击，险些动摇到整个造货基础，但很欣幸，帝国主义者的帮凶，究竞还有些是我们的同胞，眼看着艰苦制造出来的加强抗战力量的精神粮食给敌人销毁，不能不有动乎中而油然起同情之心，因此也就渡过了难关，继续着我们的工作。当然，物质的损失，为数已属不小。而我们在“孤岛”上的战士的艰苦奋斗，也是值得敬佩的。”

正因为如此，生活书店上海分店从1938年初开始不得不分三部分转入地下：一是在福州路378号开设远东图书杂志公司；二是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河南路口中汇大楼以“时雍申庄”名义进行出版工作；三是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8号秘密办公。尽管如此，相比于内地，孤岛时期的上海还是有许多优势。譬如，孤岛时期，因日本尚未对英美宣战，租界内的环境相对宽松，故有社评认为孤岛“虽已失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但却依旧不曾减少其举足轻重的影响；且在前后方各地之中，上海所蒙受损害和扰乱比较最少，对于文化工作实具有相当的便利条件”。 对出版业而言，此便利条件主要是指因先前出版机构的迁出，“印刷业陷于休业状态，排印和装订的工价都跌倒最低的记录”，“纸张虽没有新货进口，也是价格停滞着”。徐伯昕曾对上海与香港、桂林及重庆四地的造货成本做过比较，上海优势明显。他说：港、沪、桂、渝四处的造货成本，因印刷和纸张价格的不同，或法币和外汇的变动，以致高低相差很远，单就印刷、纸张的成本而论，假定一本书在上海的造货成本为100元，香港需要168元，桂林330元，重庆448元。显然，上海的造货成本最低，香港较上海高出70%弱，桂林竟超出3倍，重庆则高出4.5倍。不仅造货成本低，运出的成本也是四地最低的。假定上海造货成本仍为100元，加上沪港间邮运费，和香港造货成本，加上港桂或港渝间的邮运费，则其比例为：上海造货运香港发售为108元，香港造货运桂林为254元，运重庆为282元。这样看来，上海造货运到香港发售，较之香港造货的成本每百元可以减轻六十元；香港造货运桂发售每百元可以减轻七十六元；香港造货运渝发售每百元可以减轻一百六十六元！很明显，最合算的当然是在上海造货运到内地来发售了。最近商务印书馆港厂因法币狂跌，成本加重，已将三百余人调往上海工作，这可证明在目前港币和法币的比率下，香港造货更不如上海造货来得合算了。徐伯昕因此给出了论：“（一）加强上海的造货，但所发稿件以不妨碍当地环境为原则；（二）适量扩展香港造货能力，使不适宜于上海或为内地印刷条件所限制的出版品得在香港供应；（三）加强运输站，使桂林不必要的造货，也能移港印造供给，以减轻成本；（四）畅销货和常销货的整个补充，仍由总处根据实际需要和经济能力，作有计划的分配，归上海印造供给。”

这应当说是生活书店所作的最经济的安排。这种安排，在1939年8月3日召开的第五届第二次理事会常会上，被写入“本店今后工作方针”，其中说：“在生产方面，拟在内地创办一印刷所，并加强沪港两地之生产量”。后来又在《关于实施二十八年度工作计划之报告及检讨》中又指出：“关于造货中心，本年度因印刷条件困难，有许多应该再版的书籍无法印造，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其中经济的支绌和运输的困难当然也是重大原因。下年度决定在重庆、桂林自建印刷所，增加生产力量，东南区方面仍以上海为主要造货中心，尽量供给。”

生活书店正是利用这些条件“在沪印制书籍后发往内地销售”。 据当事人王泰雷和许觉民叙述，仅1939年生活书店在上海出版新书和重版书就有123种，其中初版至少57种，这些书籍绝大多数为抗战读物和“共产”读物，如《辩证认识论》（[苏]罗逊达尔著，张仲实译）《资本主义》（[苏]A·李昂吉叶夫著，沈志远译）《什么是统一战线》（施有为）《什么是阶级》（蒋仁）《什么是社会主义》（万瑞莲）《什么是资本主义》（朱德华）《什么是帝国主义》（陆明）《新妇女论》（[苏]柯仑泰著，沈兹九，罗琼译）《抗战中的中国丛刊：鲁闽风云》（徐盈等著）《研习资本论入门》（沈志远编）《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著，沈志远译）《政治经济学论丛》（马克思著，吴黎平译）《<资本论>通信集》（马克思，恩格斯著，郭大力译）《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恩格斯著，王右铭，柯柏年译）《恩格斯论<资本论>》（章汉夫，许涤新译）《帝国主义论增订本》（列宁著，孙冶方译）《实践与理论》（艾思奇）《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何干之）《辩证法唯物论回答》（张怀奇）《苏联的民主》（[苏]斯隆著，韬奋译）《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欧阳凡海编）《曙光集》（韬奋）《科学历史观教程》（吴黎平，艾思奇著）《中国工人运动史》（张瑞仁），等等。

此类书籍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显然属于严厉查禁之列，抗战爆发后，伴随第二次国共合作，还有租界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这种情形逐渐有所改观，“过去被视为神秘主义的共产党，八路军的种种小册子，也翻印出版有几十种”，但彼时此类书尚少有新著，大都翻印西安事变前的言论和著述， 此时则多为新著。而到1938年、1939年，生活书店上海分店借助这种特殊背景，出版了大批“抗日读物”和“共产”读物。1939年上海的书籍出版机构总体上比1938年增加36家，共105家。而据黄警顽粗略估计，1939年全年在沪编辑印刷发行的书在五百种左右， 生活上海分店即占123种，约占图书市场的四分之一，一举跻身书局六强，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值得玩味的是，生活书店上海分店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党营出版机构，但它的快速崛起及其旗帜鲜明的出版倾向，显然与中共有关。生活上海分店实际是1945年的三联书店的一部分，其主要组织成员如生活书店的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读书出版社的李公朴、黄洛峰，新知书店的钱俊瑞、徐雪寒等，均与中共有密切关系，或者本人即是党员。全国解放前夕，中共高层在擘画新中国出版事业蓝图时，一度拟将三联书店（而非新华书店）改为国营最大书店， 更可见生活上海分店与中共的密切关系。正是书店背后有中共的支撑，在出版的后续工作中，生活上海分店较在沪的其他出版机构技高一筹。

生活书店响应号召为前线战士撰写慰劳信并组织竞赛，黄宝珣一组以642封获首奖（1939年6月。前排左起：孙明心、黄宝珣、张知辛；后排左起：张志民、张锡荣）

对孤岛出版业而言，最困难的不是编译，也不是印刷，而是发行。如何将印好的书籍运往内地发售，满足内地市场的需求，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战前上海出版业的绝对优势地位是靠它构建的无远弗届的庞大发行网络支撑起来的，这个发行网络不仅覆盖全国，而且远及东南亚，甚至旧金山、纽约也有销售网点。但抗战爆发后，东北沦陷，华北沦陷，东南沦陷，华中沦陷，最后东南亚沦陷，战前上海构建的跨国跨区域的庞大发行网络被一个个沦陷区给切割和肢解了，跨国跨区域的统一市场不复存在。战争中，上海与上海之外的地区交通完全中断，上海的出版物当然难以推广到各省各市；东南和华中沦陷后，上海的出版物要抵达大后方，要穿越日伪势力的层层封锁线，困难重重，更何况还要过日伪势力的严厉审查关。在日本向英美宣战之前，孤岛上海与香港等地的海上交通和物资往来尚未被切断，上海出版所需油墨、纸张、印刷机械等物资可以从香港等地得到有限的补给，上海的出版物也可以输往香港，再藉由香港转往大后方。为什么“八一三”事变后商务印书馆把出版重心转移到香港，为什么上海众多书局总部纷纷迁往内地，原因即在于上海的出版物很难越过沦陷区。而且如果要在沦陷区进行销售，所销售的读物一般都是经过日伪势力审查通过的出版品，所以当时要把上海出版的图书向外销售，是非常困难的，整个销售体系都被破坏了。

内地的网络和市场已被切割和肢解，华界沦陷后，上海本地的网络与市场也遭受致命的破坏和摧毁。沦陷后的华界已处在日伪势力的文化统制之下。“八一三”战事不久，日军即占据了世界书局在虹口总厂，筹组为华中印书局，兼管日占区的出版业，并负责教科书的承印。与之相应，南京的伪政府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对商务、中华和世界等书局的中小学课本进行删改，同时组织力量编辑出版“新”教材。上海的伪教育当局更代华中印书局调查“辖区内所有学校数量、名称、所在地及学生人数”等项。在此背景下，浦东塘东小学即因“仍读中华书局出版之国语常识课本”，该校校长张文豪即被日本宪兵逮捕。至于其他“非法”读物，更在严厉查禁之列，如1942年1月伪水巡队一次即查禁浦江崇明船上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斯大林与文化》《在德国女牢中》《未来的欧洲大战》等26种“共产书籍”29捆，约2000本。即使在相对安全与自由的孤岛之内，出版发行也没有“安全”和“自由”可言，不仅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工部局的监视、警告、限制，而且还要面对日伪势力的渗透、干预、查封和伺机迫害。所以孤岛上的许多出版发行工作都不得不在秘密状态下进行。

战前上海相当部分书籍运往内地是靠邮路，但因“邮局章程，书籍及新闻纸均列为重件”，书籍寄送一筹莫展，1938年10月14日，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即致函邮政当局，恳请开通内地的书籍邮寄。书业公会的努力，亦不见复文， 但从间接材料上看，书籍邮路稍后有限制的开通了，如同年12月23日，书业公会致邮政当局函中，不再是请求开通书籍邮路，而是商请书籍邮路的具体问题：书籍邮寄时应如何加收“汽车运输损失费”等。 邮政当局在次年1月6日的复文，显示了当时上海与外埠的书籍邮路状况：湖北，湖南，东川，西川，陕西，甘肃，新疆，江西，广西均为完全不通邮，其余通邮地区对于书籍则多有重量限制或汽车运输费的征收。 此后，书业公会于复多次函请邮局开通内地的书籍邮路，但均无多少收获，甚至书籍还被查收。 这即是说孤岛上海的出版界与内地不少地区的书籍邮路是隔绝的，要将书籍发行至上述地区只能另想他法。陶亢德在1940年3月12日给谢冰莹女士信中谈及此事时抱怨：“所以有的出版者转香港寄递，寄费比在沪寄不知高到几倍”，并述当时上海出版的书籍“因书籍销路不佳，普通书出版之后，保本均尚无十分把握”。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上海出版界非但在沪上市场受到限制，内地市场多只能望洋兴叹。

在此背景下向内地发行书籍，生活上海分店背后的政党力量就尤为凸显。生活总店迁出时，在沪设分店的初衷即是“利用上海有利的纸张、印刷条件，在沪印刷书籍后发往内地销售” ，邵公文的记述与之大同小异，“书店在上海的中心工作是配合抗战需要负责数量较多的出版任务，因为内地纸张及印刷条件较为困难”， 亦即是说，在既定方针中，上海分店是以沪地为造货场地，以内地为市场，将在沪印刷的书籍运输到内地是生活上海分店的必须后续工作。

至于运输办法，徐伯昕的记述，可谓一语道破其将书籍发送内地的玄机：1940年秋季“上海地下党与三书店驻沪办事处人员商量，派干部到苏北和苏中开设大众书店，由于三书店在上海设有联络机构，因而苏北根据地出版工作坚持时间持久”。 这虽是在苏北创立大众书店的回忆，但由彼及此，从“地下党”、“派干部”和“联络机构”等叙述中不难得知当日生活上海分店运送书籍到内地的途径。生活上海分店正因有政党力量的支撑，在运输上比留沪的同行技高一筹。又如，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上海寄广西等地的邮路隔绝（见上文邮局复文），但生活却可以打通关系。 此种政党力量带来的便利显为孤岛的其他书店无法获得。亦因政党力量的支撑，生活上海分店不但在沪印行书籍发送内地，不但在苏北创立大众书店，而且还有计划地在沪成立“正泰”商行敷补经济问题。

按诸生活上海分店出版的图书目录，实难正常通过邮局寄送内地（书目多在被查禁之列），走地下途径可能是其唯一选择，而在孤岛时期，此种发行方式却成为其上高迈同行之处，这不能不说是孤岛时期上海出版业在的一个奇异现象。此种奇异又借助市场对出版业发生影响。

孤岛出版业在因战事的整体兴替中，世界书局因留沪未迁出，成为沪上首屈一指的大型出版机构；生活上海分店亦成为不管在出版还是在发行上，都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商务和中华因主体在港，相对沉寂；新兴的出版机构，发行能力则有限，暂可存而不论。以此之故，孤岛上海出版业重组的最大特点即是生活书店的崛起，成为内地抗战读物的主要造货单位，这是日本占据上海时始料未及的。

孤岛时期的上海出版业，虽然有过相对优裕的出版条件，但不管是孤岛内，还是孤岛之外的沦陷区，其实均处于恶劣环境中，只不过有程度轻重之分而已。当然，更为严峻的出版环境尚在孤岛沦陷之后。

四、余话

1940年3月14日下午1时半，第五届理事会第六次常会在学田湾总管理处举行，这也是第五届理事会的最后一次常会。这次常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是讨论1940年度工作计划草案。与1939年度的工作计划草案完全不同，这个年度工作计划为今后工作确立的方针，已变成“一切以‘保全事业，减少牺牲’为原则”，无论是生产方面的计划，还是营业方面的计划，“缩减”成了关键词。（第五届理事会第六次常会记录，1940年3月14日）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生活书店领导层的理性，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生活书店已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时代，或者说是店史上的“至暗时刻”。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当时年仅18岁的许觉民却在《我对本店受难的了解》一文中向同事们发出呼吁：“我们虽处在很艰苦的时期，但我们的工作态度不能因之而稍懈，反而要积极的加强……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依我看，这就是最朴实的“生活精神”，正是靠这种精神，生活书店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始终屹立不倒！

本文为《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一书代后记，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