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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的“SARS病毒”：反警察暴力抗议背后难解的困境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胡毓堃

2020-10-27 13:42

来源：澎湃新闻

2020年10月8日起，尼日利亚再次爆发“结束SARS”的全国性抗议活动，表达对警察暴力执法的强烈不满。抗议活动爆发以来，警民冲突加剧。10月20日，抗议活动演变为暴力冲突。据抗议者和多家媒体表示，在抗议最激烈的第一大城市拉各斯市莱基区，尼日利亚军人向抗议者开枪，造成至少12人死亡。

尽管军方第一时间否认开枪射杀抗议民众，但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承诺将促成警察部门改革，承认暴力冲突已造成69人死亡。他表示，世界应该知道关于抗议活动和暴力冲突的全部真相，宣布已经解散此次抗议活动的众矢之的——“反抢劫特别行动队”（Special Anti-Robbery Squad，简称SARS），同时要求安全机构依法行动，呼吁民众停止抗议。

尼日利亚爆发抗议浪潮的背后，是多年来被无视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和女性）诉求，而比抗议活动如何收场更值得关注的，则是抗议之后这个非洲第一大经济体是否会实现实质性改变。

老诉求、新运动

尼日利亚“反抢劫特别行动队”成立于军政府统治时期的1992年，主要负责与抢劫、车辆盗窃、绑架、牲畜盗窃和枪支相关的犯罪活动。该反抢劫小队的成立，源自当年9月一位军方上校在拉各斯的检查站遭警方枪杀的事件。事发后军方报复性追查打击，大批警察离职逃亡，警力缺乏导致犯罪率飙升，在此背景下迅速成立了反抢劫小队以维持治安，并在军方与警方达成和解后正式成为警察部门组成部分。

然而自反抢劫小队“意外”成立以来，尼日利亚境内诸多劫持、谋杀、盗窃、强奸、折磨、非法逮捕、侮辱、非法拘禁、非法处决和勒索事件的证据均指向其成员，使之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社会的争议焦点。反抢劫小队成员秘密行动，身着便衣，从不露出枪支和对讲机，行动时使用没有特殊标识的普通私家车，令民众生活在恐惧中。

除了因滥用职权、暴力和非法行动招致国内外“侵犯基本人权”的抨击，反抢劫小队“勒索致富”的能力也令人瞠目结舌。据《撒哈拉新闻记者》2010年7月报道，反抢劫小队仅在18个月内便凭借私设路障和勒索获得93.5亿奈拉（约合6000万美元）的收入。毫不夸张地说，权力不受制约的反抢劫小队俨然成为尼日利亚社会和普通民众无法免疫、无法消除的“SARS病毒”。

此次抗议活动的焦点——反抢劫小队

自2009年起，反抢劫小队加派特工进入大学校园，并试图在众多普通年轻人身上如法炮制其行动方式和“致富之道”，更激发了年轻一代对反抢劫小队的不满和反抗。2017年，10195人签名的请愿书送到尼日利亚立法机关——国民议会，公开要求解散反抢劫小队。同年，“结束SARS”（#ENDSARS）的标签成为尼日利亚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并迅速转化为线下抗议活动，从首都阿布贾蔓延至拉各斯、伊巴丹、奥孙等十余个州和大中城市。

2017年的“结束SARS”运动并未使反抢劫小队被解散。尼日利亚政府虽然下令改组反抢劫小队，但警方却强硬地指责抗议民众为“罪犯”。政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对警察暴力的姑息，对民众诉求的无视，对社会不满的低估，为第二波更大的抗议浪潮埋下了不安的种子。

2020年10月3日，一个反抢劫小队警察在酒店门口枪杀一位尼日利亚年轻小伙的视频引爆尼日利亚社交网络，据称警察强行开走了该男子的私家车。这个视频再次引发公众的愤怒情绪，“结束SARS”的标签重现网络。10月5日，20岁的青年音乐人遭反抢劫小队警察枪杀的新闻更是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随着一系列关于反抢劫小队暴力行动的视频和图片曝光，10月8日，全国性的“结束SARS”抗议活动爆发。此次抗议活动以年轻人为主力，并得到众多尼日利亚知名人士和公共活动人士的声援和支持。抗议民众提出了释放所有抗议者、赔偿警察暴力受害者、成立独立机构调查起诉警察不当行为、评估和限制反抢劫小队成员、充分提高警察工资的五大诉求。

面对第二波抗议浪潮中的民众诉求，尼日利亚政府首先采取的仍是“表面安抚、实际压制”的老办法：一方面宣布禁止警察设置路障阻碍抗议民众，并于10月11日正式解散反抢劫小队；另一方面多地实施戒严，警察使用催泪弹、水炮、开枪等方式驱散抗议者。但老办法没有压住或冲淡年轻抗议者的怒火，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引起了世界的注意。10月20日，一则“军方在拉各斯市莱基区射杀抗议者致12人死亡”的新闻更是登上各大国际媒体的头条，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谴责。

发生在拉各斯市莱基区的抗议活动据称发生流血事件

尽管军方第一时间矢口否认，斥之为“假新闻”，但国内年轻一代更加坚定的抗争决心、众多尼日利亚知名人士的声援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尼日利亚政府逐渐改变态度、调整措施。除了从形式上解散反抢劫小队，拉各斯州、奥约州等各州州长先后发声或颁布命令，承诺保障守法公民的权利，限制警察行动，为抗议活动中的受害者设置救助基金。

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也公开发声，承认暴力冲突已导致69人死亡（其中51人为平民），承诺政府将致力于满足抗议者的诉求。但他对10月20日“拉各斯市莱基区射杀事件”只字未提，声称绝不向暴力、流氓行径和利用抗议的犯罪分子妥协，并呼吁抗议民众停止游行示威、配合政府。而他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应了解全部真相”的说法，也显得意味深长。

随着事态激化，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也通过电视讲话公开发声。

显然，抗议民众对于布哈里的表态并不满意。而尼日利亚政府围绕平息抗议活动的目标采取了诸多行动，但收效不大。这个本就遭遇疫情重创的非洲第一大经济体，继续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

愤怒之源不止“警暴”

事实上，这次以18岁至24岁年轻人为主力的抗议，背后是多年来他们的不满和诉求屡遭无视的积怨爆发，而反抢劫小队的暴行，则成为了导火索。

拥有2亿人口的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其中24岁以下人口超过60%。人口结构剧变，青年比例显著上升，尤其是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群体的显著增长，自然使个人发展期待、社会理念和价值诉求发生变化，需要政府引起重视并予以回应。若其长期诉求换来的是政府的熟视无睹，这些具有独立思想又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可不会像过去多数普通民众那样逆来顺受。正如前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2017年提出的警告：“就年轻人问题而言，我们都坐在火药桶上。”

1975年至2011年，尼日利亚大学入学率以年均15.27%的幅度增长

显然，仍未摆脱浓厚军方背景和军事统治时代色彩的布哈里政府无论是执政表现还是回应民众诉求，均无法令人满意。尽管目前为止尼日利亚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都不高（截至10月27日，62111人感染，1132人死亡），但疫情之下这个非洲第一大经济体遭遇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

自2016年因国际原油价格暴跌首次出现经济负增长以来，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尼日利亚经济增速始终无法跟上其人口膨胀速度，人均收入不升反降；2019年本已开始的经济复苏迹象也因疫情受阻，随着石油价格持续走低，第二季度经济下跌6.1%；封锁政策下各行业几乎全面停摆，高达27%的劳动力人口失业，意味着超过2100万人失去了谋生的饭碗。

2018年第二季度至2020年第二季度尼日利亚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情况

2010年5月至2020年5月尼日利亚石油价格变化

尽管疫情对国民经济的冲击在世界各国都无法避免，但长期以来尼日利亚因军事统治、腐败和管理不善限制了经济发展的潜力，资源和财富分配格局引发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更是达到极致。全国前五大富豪的累积财富（299亿美元）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消灭赤贫，但仍有500万人饱受饥饿折磨；今年年初尼日利亚政府官方数据显示，40%的人口处于贫困水平；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今年第二季度青年失业人口达到1390万人，其中15岁至24岁年龄段失业率达到40.8%。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原本期待通过大学教育改变命运，可资源与财富长期被固有族群、部落和宗教团体的少数人把持，政府不仅没有给他们提供上升空间，甚至连他们的基本生存与就业问题都无力解决。疫情更是将他们推向绝望，除了走上街头，这些年轻人似乎也做不了什么了。

此外，青年女性在此次抗议活动中的积极与热情，体现了尼日利亚另一个长期遭到无视的社会问题：性别歧视与性暴力。

尼日利亚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女性占比高达79%，可土地占有率仅为男性劳动力的五分之一；女性人口接受教育的比例和质量更是远低于男性，超过四分之三的贫困女性人口从未接受过学校教育，其中94%的女性不识字；针对女性的性侵、强奸等性暴力事件极其频繁。今年6月尼日利亚政府更是因为多起严重的强奸事件而实施全国紧急状态。

2020年6月，强奸事件频发引发了尼日利亚女性的反对强奸抗议运动

尽管尼日利亚民间反对性别歧视与性暴力、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的呼声与运动从未停止，尼日利亚国会也在2015年通过了《禁止暴力侵害人身法》，但尼日利亚政府对保护女性诉求的回应和措施显然远远不够：据联合国统计，尼日利亚四分之一的女性在18岁之前曾遭到强奸和/或性侵犯，但官方有记录、被判决定罪的强奸案不到80起。

作为社会绝对弱势群体，多次遭遇反抢劫小队同样的暴力侵害，尼日利亚的女青年们自然想起多年来遭遇的系统性歧视和创伤，以及政府对此的无视，心中的怒火只会比男青年更甚。正如一位参加抗议的女青年所说：“没有人真的安全...所以我也有责任为年轻的尼日利亚人而抗争。”

改变真的会到来？

反抢劫小队已经解散，但尼日利亚是否真的会走向实质性的改变，已经成为抗议民众和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尼日利亚政府一面尽力安抚抗议者，另一方面在10月25日政府仓库遭到洗劫后，下令动员全国警力尽早结束抗议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打砸抢和人身暴力侵害行为。

长期以来，尼日利亚政府把表达不满的年轻人视为“麻烦制造者”，总是以尽量不招惹麻烦、结束麻烦的态度面对街头抗议，而这种回避实质问题的态度导致其回应迟缓，让抗议者感觉“遭到无视”，成为此次第二波“结束SARS”运动愈演愈烈的催化剂。

从总统和警方总督察表态来看，尼日利亚政府意识到此次抗议浪潮不同寻常，有必要慎重对待、做出变革。面对国内外如此强烈的呼声，拖延敷衍的策略已无再次生效的可能，因此改组警察部门，用实际行动回应抗议者的五大诉求势在必行。而解散反抢劫小队就是改变的第一步。

然而比改组警察部门更难的，是改善困扰尼日利亚多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深层次问题。

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能源，但疫情之下国际油价短期内难以反弹，金融、银行和旅游业无法迅速恢复活力。在政府债务和固有经济利益集团的桎梏下，政府也难以迅速改良经济结构，实现其确立的“可持续发展1号目标”，即在2030年消除贫困。没有经济的强势复苏，尼日利亚年轻一代急需的公平就业机会也无从谈起。

尽管1999年尼日利亚再次确立了民主制度，并由民选政府执政，但根深蒂固的部落、宗族和宗教势力对尼日利亚的政治影响挥之不去，导致政府施政更多是呼应各个利益团体而非普通民众的诉求；军人出身的布哈里总统及其军政府时代的色彩，更是令尼日利亚政府的权力行使非常任性，由警察暴力便可见一斑。

此外，腐败问题也是尼日利亚政坛无法消除的病毒，据尼日利亚《每日邮报》2012年报道，尼日利亚自独立以来因腐败导致的国家财富损失累计达到4000亿美元；在2018年“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清廉指数排名中，尼日利亚在180个国家中名列144位。

腐败问题严重的政府体系中，警察部门常年面临财政资金短缺问题，警察工资较低，为了维持生活甚至兼职私人安保，导致案情需要时警力短缺的尴尬现象屡见不鲜。警察部门经费不足，反抢劫小队“勒索致富”的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调查，超过半数的尼日利亚人认为警察、国会议员和地方政府官员是腐败分子

受部落和宗教观念的深远影响，尼日利亚女性地位低下的现状也难以迅速改变。尼日利亚是一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几乎“两分天下”的国家（据2018年统计，53.5%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45.9%的居民信奉基督教）。尤其在以豪萨-富拉尼族和穆斯林为主体北部地区，受民族和宗教传统的双重影响，女性长期被视为在家相夫教子、不应参与公共生活的角色，童婚、割礼等现象屡见不鲜。

正是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尼日利亚女性在教育、就业方面备受歧视，甚至遭遇性侵犯和暴力也被不少男性视为理所当然。如果尼日利亚政府下定决心解决女性面临的种种问题，仅仅颁布一部法律或者几个书面政策显然远不足以满足她们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