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现实、小说的回归 | 莫言近作研讨会实录（上）

2020年10月24日下午，“本土、现实、小说的回归——莫言近作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第六会议室顺利召开。

本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文艺报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出席本次研讨会的校外嘉宾有李敬泽、潘凯雄、梁鸿鹰、应红、格非、孟繁华、程光炜、张志忠、李洱、徐坤、何向阳、刘琼、徐则臣、季亚娅、饶翔、丛治辰、宋强、赵萍、徐子茼、李壮、刘诗宇。校内嘉宾有王立军、张清华、张莉、梁振华、熊修雨、刘江凯、姜肖、翟文铖、张晓琴。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

调过头来看，如果我们把老莫的回乡和鲁迅的回乡再比较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对于鲁迅来说那个相距两千余里、隔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几乎是被我们的现代所抛弃的一个宇宙的尽头，是一个停滞在那里的东西，这是鲁迅的那个回乡。而到了老莫这个回乡就非常有意思，这样一个人由京返乡，而这个“乡”不是一个停滞的东西，这个“乡”几乎是在老莫的图景里代表现实所有的庞杂的力量，缤纷、快速、变化、前进，这个“乡”变成了这样的对象。我觉得在这种比较中，或者说过去鲁迅的那个乡，几乎是一个历史的客体，是一个等待着历史去光顾的地方，历史老不光顾它，二十年不变的那么一个乡。而在我们此时此刻同样的另一个重要作家眼里，那个乡，几乎变成一个沸腾的历史的主体。我们的作家或者说小说中的那个“莫言”，是满怀着又困惑又好奇的去面对它，这个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

同时我们也看到，鲁迅的那个时候，鲁迅有一个完整性的，他面对的是不动的、停滞的那个乡。而到了莫言这里，你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几乎能够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追寻出一个线索、一个真相、一个联系、一个逻辑的，是在那个乡里，反而是小说中的这个“莫言”自身，他本身反而是缺乏那个整全性的东西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着过去的那个回乡的，而是说我们大家在座的都知道，即使在现在，这个回乡在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回乡也是我们现在重要的文化主题，它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装置，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装置。

应红（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

这本书另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莫言第一次非常有意识的把自己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写进了小说，书里书外两个莫言之间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小说中的人物“莫言”可以说是现实中的作家莫言的一个镜像，当书中的“莫言”旁观他人的故事的时候，书外的莫言也在用审视的眼光打量着自己。作者本人经历的介入打破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亦真亦幻，难分虚实，这也是《晚熟的人》给我们提供新的阅读的乐趣。

在这近十年的时间里，莫言没有放下笔，他始终保持着一个作家的使命。我记得他在很多年前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去。这句话当时听了之后让我很感动。回过头来再看，现在的莫言还是那个莫言，《晚熟的人》带来的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讲故事的人。只不过这个讲故事的人现在不仅讲历史，也讲当下，而且在他讲的故事里非常有主体意识的把自己也作为一个人物放进了故事当中。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莫言对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任，把这样一本重要的新作托付给了我们。还要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

王立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2013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正式揭牌，在莫言先生、张清华教授的带领下，国际写作中心将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国际交流、作家培养等功能融为一体，这些年来国际写作中心又迎来了著名作家余华、苏童、贾平凹、严歌苓、迟子建、张炜等，著名诗人翟永明、欧阳江河、西川以及一批海外的诗人、作家和批评家，还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青年作家和青年批评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影响。

莫言先生曾经说过，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讲，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过早的成熟了、定型了、不变化了，他的艺术创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终点。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不希望自己过早定型，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晚熟，使自己的艺术生命、自己的艺术创作能力能够保持得长久一些。我想这对学术而言也是如此，不仅是作家、评论家、批评家，包括从事其他学术研究的老师们，应该说也同样是这样的道理。在此祝在座的各位作家、批评家和学者，以及同学们，都可以做一个晚熟的人。

潘凯雄（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评论家）：

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到这样一个业绩，它背后一定有原因。

我们现在很多非专业读者都指出莫言这部小说的种种变化。比如，油滑的文风不再明显，溜冰看不着了。也有网友指出说，这样一个作品里面依然取自故乡的人和事，但是奇人异人少了，更多是聚焦当下，融入自己对社会新发生的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不再聚焦英雄好汉王八蛋（莫言以前作品里面的英雄好汉王八蛋，这么说好像也套得过去。）而是转向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人物。还有人说过去莫言创作那样一种汪洋恣肆、梦幻传奇的东西少了，更多的是冷静和直白、静观和自嘲。比如这个集子里12个中短篇小说，除了一部是“老莫言”以外，其他11部在“老莫言”之外又多了一个新莫言。

这样一种变化我们怎么看？因为这样一种变化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样一种变化我们怎么看？我想把时间拉长一点，比如从新时期（从78年解放以后）到新时代（也就是到这个世纪），拉到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来看莫言的创作发展，对这样一种变化乃至整个中国当下文学的发展变化，可能都会有一些更特别的理解或者是一种新的理解。

这样一种变化我们怎么看？我想把时间拉长一点，比如拉到从新时期，1978年，到新时代，也就是到这个世纪。拉到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来看莫言的创作发展，对这样一种变化，乃至整个中国当下文学的发展变化，可能都会有一些更特别的理解或者是一种新的理解。

……我们把整个视线、整个观察问题的空间拉大拉长，其实这里就给我们不仅是对莫言个体的创作，其实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当下文学的研究和观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视角，也提供了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这也是莫言这部中短篇小说集，给我们提出的巨大课题。

格非（清华大学教授、作家）:

第一个方面，莫言的写作姿态，就是那个态度，他怎么来面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和现实。

大家觉得莫言慈眉善目，为人态度、跟人打交道，大家都觉得他非常慈祥。苏童曾经跟我说，老莫现在就是一个慈祥的长辈。也有人说他的文章返璞归真。我的一个看法是，他回到的不叫“真”，他是回到了“诚”。

我在读莫言这个作品的时候，强烈感受到他的这个“诚”，因为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有不同的政治主张，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甚至不同的话语立场。你说真，我有我的真，你有你的真，这个导致非常尖锐的对立。这个对立当中，作为一个文学家，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写作者，他如何面对这个事情做判断？我读莫言的这本书，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个概念，就是他回到了“诚”，老老实实回到事情本身。

比如特别重要的一部作品《等待摩西》，他写到关于老一辈的信教问题，一直到近些年来关于乡村的宗教问题，他在处理这么大的历史变化的时候，用汪曾祺先生的话来说，他是贴着人物走的，这些人物的处境、情感，他都表示了尊重。这是一个写作者非常重要的姿态，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方法论上的变化。

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判断，我从“诚”开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自己有一个看法，我觉得现代小说在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性，现代小说在表达意见的时候有一种别的途径完全没有办法去取代的优势，什么优势？我完全不赞同你的政治立场，我完全不赞同你的价值观，但是我仍然被你感动。它提供的这个空间，在是和非之间，在真和妄之间，他提出非常重要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提出小说应该提出的问题，这是莫言这个作品非常重要的地方。

第二点，我想谈谈他的方法，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完成作品的，因为单篇作品有时候看不太出来。刚才凯雄分析的时候也谈到他早期的作品，莫言因为参军到了北京，经历了城市生活，乡村生活的那种新鲜会突然涌现出来，让他有一种写乡村的、重新面对他的乡村经验的冲动。在他的大部分作品里面，他在处理乡村经验的时候，他是把乡村经验作为一个主体来进行描述，他待在城里，通过城市人的眼光回到乡村，把乡村作为一个整体。但是这个小说，它是一个往返式的，《晚熟的人》里面都有一个人从乡下到北京来，或者是一个叫莫言或者类似于莫言这样的叙事者，写了黄玉米（也就是《红高粱》）的这么一个人回到了乡下以后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官员，接触到一些人。所有这些事件都是道听途说，莫言通过这种不断的穿插和往返，来重构这种群像关系，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刚才敬泽也提到这个作品的自传性，我把它称为是经过改造后的自传性，你不能把叙述人等同于莫言，我在想老莫为什么故意写黄玉米、檀香刑，把他自己都暴露在读者面前？这当中他确实需要有一种他认为表面性的，带有参考价值的“真”，这个“真”在作品里面具有特殊的功能。这个“我”，也就是这个叙事者，他实际上不是莫言本人，而是分化出了不同的人物类型，都把他归纳到类似于莫言的这个叙事者的名下，这样在叙事上带来一种非常大的自由度，这是我觉得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

关于他的方法里面，第二个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经过改造的传奇性。他一定意义上保留了这个传奇性，但是那个神人荒诞不经的故事、强烈的戏剧性情节遭到削弱，但是削弱归削弱，它还是影影绰绰构成强大的叙事动力，在作品里面莫言把他的主体还是保留下来，只不过他非常克制的运用这种传奇性和戏剧性。这也是他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感觉到特别朴实，特别可亲，点到为止，令人有的时候会想半天，比如说摩西最后去了什么地方，摩西最后怎么回事，他最后见到摩西的妻子，他们之间的对话，那个感觉上他保留了很多神秘性的内容。

另外，我认为他完成了记忆的重组。这个小说写的是现实吗？我觉得不见得，每个单篇的小说都有一个现实故事，但是大家如果仔细读的话会发现，每个故事周围弥漫着一个特殊的氛围，这个氛围是历史事件和记忆的碎片构成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单列的现实中的事件会勾连起莫言早年的小说里面一再出现的，那种对乡村的童年生活的记忆，他会强行的把这个记忆拉进来。我说强行可能不对，他做的非常自然，自然的进来。这样的话他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就是历史碎片跟现实的事件构成一种关系，氛围和主干之间构成一种关系。

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思考小说未来发展的一个方面，我觉得今天必须打破传统意义上那种僵硬的城乡对立的关系。很多人都在说乡村不能写了，现在要学会写城市。我觉得我们要打破这种观念，没人告诉我们说乡村不能写。莫言写了，写得很好。这当中你需要打破的恰恰是城乡观念的对立，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来把握中国不同的地域文化以及我们自己的生存。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莫言一直说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这个小说当然还是一个讲故事的作品，我同意格非的看法，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讲乡村文明的崩溃，不意味着乡村小说书写的终结，对乡村的书写远远没有完成。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在封建社会末年产生了最伟大作品《红楼梦》，对乡村的书写肯定还要持续很长时间，而且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或者白话小说，成就最大的仍然是写乡村的。现在都市的作品都写的，我不能说不好，是不成熟，因为我们还没构建起相对成熟的都市文化经验，没有这个经验，城市文学怎么能够写好呢？

莫言一直坚持讲故事，今天讲故事跟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就像格非和余华、李洱他们的创作，先锋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完全丰富他们的讲述方式，已经完全渗透到他们作品里面，所以今天的现实主义是有气度的、不断吸纳各种各样方法的现实主义的讲故事的人。莫言还能坚持讲故事，我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人，这个人有眼光，不是说批评家说什么或者作家议论什么，他就跟着世风去走，他不是这样，他是坚持讲自己的故事。

《左镰》就是一个流动的铁匠铺，来了韩师傅、老三，他引出一个人，这个人叫田奎。田奎是一个淘气的坏孩子，欺负一个傻子和他的妹妹，结果家里面渊源很深厚，爹把他的右手砍断，一个原先左右手都会写字的人，现在只会左手使镰。这个铁匠铺，用老三的话说，做百炼钢和绕指柔，田奎经历这件事之后，他见过阵仗，没有任何恐惧，敢一个人到蛇洞里看花蛇。花蛇那段写得非常魔幻，这个蛇是什么样的形状，想起来都毛骨悚然！一个扁担长的花蛇，冠子像桑葚一样的东西，这个太恐怖了。这个妹妹欢子克夫，两任丈夫都被她克死，最后问田奎敢不敢娶？田奎就一个字——敢！小说就结束了。百炼钢和绕指柔，最后落到人物上，那个话都不是闲言碎语，最后和人物是有关系的。

还有《晚熟的人》，蒋天下变成蒋大不行，最后变成蒋二。蒋二这个人不是很正派的人，《晚熟的人》里面的那几个人，包括单雄飞、莫言、蒋二，这些人有的自以为是，是早熟的人。单雄飞是晚熟的人。但是最后两架推土机来了之后大家明白了，大家都是晚熟的人。那个推土机是什么？推土机是权力，是制度。自以为是早熟的人，在两台推土机面前太可笑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地主的眼神》，孙敬贤这个人物写得好，这就拆解了我们过去对于身份、对于命名惯有的看法。这个地主命名之后，这个人物就不一样了，他就是一个坏人。

这个地主孙敬贤家地虽然多，但是地薄，打粮食和地少的差不多，结果孙敬贤被定为地主，莫言家没有被定地主，这个你跟谁讲道理？但是孙敬贤是坏人，他写地主的眼神，割地的时候一回头看到孙敬贤紧紧跟着他，这很恐怖，后面五六十岁的人紧紧跟着你。一回头，这个眼神暴露了孙敬贤的内心。坏人、好人和身份没有关系，莫言把这个东西揭示出来，非常了不起。

另外一个人是《红唇绿嘴》里面的覃桂英，覃桂英是坏人，11岁的时候就用辫子抽她的老师，老师受不了羞辱最后跳井死了，做了一系列坏事，跑到东北多生好几个孩子，回来分不到地的时候，在县政府搞卖儿卖女的闹剧。有了网络，覃桂英巧舌如簧，搞了几个网站，最后卖谣言给莫言。

小说和电影一样，结尾是最难写的，很少有很好的小说结尾。《红唇绿嘴》最后莫言没有回信给覃桂英。要卖你两万块钱一条（谣言），你看怎么样？莫言写了信息，最后没发，把它删了。如果回了信息，这个小说就没有意思了。

莫言是伟大的作家，读这个小说我想起鲁迅的《呐喊》《彷徨》，莫言的小说和《呐喊》《彷徨》一样，12篇作品，一篇一个样式，莫言作为小说家的创新能力，在文体上的自觉和有尊严感，特别值得我们敬佩。

何向阳（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

莫言已经到了一种化境，在短篇当中随心所欲，而且有点一意孤行的味道，拿得起放得下，真正能够放下执念。刚才格非也提到慈眉善目，我觉得他放下了很多东西。二十年前我写过专门论莫言短篇的《一个叫我的孩子》，这个“我”一直存在。当然这个“我”长大了，这一系列短篇当中，像田奎、蒋二，他们都长大了。这些长大的人又怎么样了？这是一个外来的，曾经是故乡的，但是又归乡的人，他来看他的那些小同伴们现在怎么样了。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有变化，因为毕竟是几十年过去，但是善解人意的莫言式的幽默没有变。

所以读他的短篇比读他的长篇更省力一点，当时读他的长篇，最痛苦的是《生死疲劳》，那是非常疲劳的一次阅读，但是读他的短篇非常放松。刚才繁华老师也讲到《左镰》，田奎的“敢”字非常硬朗，这个人物一下子就出来了。左镰打好了是真正的私人定制，铁匠们发挥出他们的最高水平。这些话看着像大白话，但非常精彩，而且极简，莫言在语言的锤炼上跟打铁的铁匠一样，确实也发挥了他对汉语的最高的水平，他也是极简。

《晚熟的人》的更是，“我”在擂台赛从观众席被蒋二冷不丁拉上去致辞，这些场景都特别有意思，让人感觉，包括他说“我陡然间又晚熟了一个量级”，这些都是特别有意思的白描式的。还有《斗士》方明德的时代之问，你觉得谁伟大，毛泽东伟大还是邓小平伟大？当然这个“我”很含糊的说都伟大吧。这些都是铅华洗尽、随心所欲、一意孤行的感觉。这是我谈的第一点。

第二点，作为短篇来说，冰山下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说冰山理论，海明威写的《白象似的群山》，其实是非常隐喻的，怀孕的女性和她眼前的群山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对位关系。

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贼指花》，我觉得可以作为现代小说教科书式的读本，因为它是敞开的，各种可能性。比如刚开始人物悉数出场，有诗人、作家、编辑，一团乱麻式的，到底是写什么的？这些人物走马灯似的，“我”、武英杰、胡东年等等，还有一些女性。但是它到底是什么小说？是日常的一种？最后是一个爱情小说，在黑河群艺馆等了三天，吃了六顿饺子，快站成雕像了，好像又是悲情的小说，但最后偷钱包，又是侦探小说。其实都不是，这个冰山下的，跟中国东方留白有一定对位。到最后莫言笔锋一转，全部推翻，也许那个小偷就是“我”，剧情反复翻转，这样的一种留白，需要读者的智力和作家智力进行比拼，八分之一在冰山上，八分之七在冰山下，他抛去小说戏剧化情节、人物内心的冲突，全部避开，把结论交给我们，生活是测不准的，他把原来非常坚定的可以说是他标志性的、魔幻的外衣彻底放下，因为现实本身，身体本身就已经够魔幻了，所以不用再披上那个斗篷了。

所以讲故事的人，故事变了，人也变了，讲法也变了，但是莫言没变。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百年中国文学的乡土题材小说大多是本地人用外地人视角写的小说，像鲁迅、沈从文、孙犁、浩然、路遥、贾平凹等等。所谓外地人视角指的是他们虽然是本地人，但是用的是外地人的观念意识，来关照和审视或者要求本地人，他们希望改造本地人落后观念，里面有某些改造国民性的意思，或者是要将这些看似土气乡气的东西审美化。在这样的作家群体中，少有本地人写的本地小说。如果有，赵树理是一个，莫言是一个。不过赵树理身上依然有驻村干部的痕迹，而莫言《晚熟的人》大部分作品没有这种痕迹。为什么是这样？我想借用哈佛大学韩南教授在《中国近代小说兴起》里面有一篇文章《小说界革命前的叙述者声口》的一些观点。他对声口的解释是，热奈尔的叙事学发现，一般小说叙事者喜欢用两种习惯说话，一种是谁看见（视点），另一种是谁表述（声口）。我看韩南的意思，声口是指叙述者表述的口气，他说晚清通俗小说中既有作者也有叙述者，作者是操纵整个作品又隐于其后的人，叙述者是这些人，比如“据看官所见”或“欲知结果且听下回分解”之类。依我看莫言这些小说里面的声口是本地叙事者的声口，他不打算教育本地农民，也不嫌弃他们，没有那么多拯救意识、审美意识。

这种声口还像他在一篇随笔里写的，小时候跟母亲到家乡集市，听本地人说书人说书，那种说书人和本地听众是很平等，就是逗他们玩儿，一起解闷。比如《左镰》小引的开头说“各位读者，真有点儿不好意思。”《晚熟的人》开头说“高粱初红，吾乡影视基地的旅游旺季到了”，这都是说书人的声口，是看官的声口。《晚熟的人》叙述者对家乡人把本来极其平常普通的老家改造成影视基地，以及游人如织的现象，显然是用开玩笑的口气等等，大家看莫言的语气松驰的状态，彻头彻尾的本地人身份，就知道他把先锋小说的外衣拿下来了，他不装了，就是要像《晚熟的人》说的吾乡吾土。

如果这样看，莫言这些小说又倒回到几十年前他家乡集市上的说书人先生那里去了，回到近代小说的文学传统里面。他曾说过要大踏步后退，退回到民间艺术上，但没想到这次退得这么远，这么彻底，我解释不了其中的原因，只有莫言这些作品来回答了。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我也忽然想，莫言的这个乡村和别人的乡村有什么区别？他写的这个当下的乡村是什么样的？老莫也讲到乡村现实的衰败，我忽然想，莫言有没有从这个角度写过乡村？好像他还真的没有，他也不回避乡村当中的各种问题、各种弊端，但你说乡村的现实就是一个全面的衰败、全面的崩溃，好像还不能那么讲。比如他的《十四一炮》，当年觉得乡村里的某种现实，为了致富，拼命给猪注水，这当然是很崩溃，但是忽然看到最后大快人心，那四十一炮打不死你不罢休，一定要把那个村长干掉，这就把前面很多东西化解掉了，这也是刚才大家讲到的，莫言的小说结尾会有新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说莫言似乎没有别人对乡村那么悲观。

到《晚熟的人》，他写了一个正在重构或者正在转型，当然也有一些新的希望的乡村，这一条，不管是讲《等待摩西》的女主人公，等来等去等到她丈夫回来，不管怎么样她苦兮兮几十年，即使这个丈夫不成器，即使这个丈夫是一个大忽悠，她仍然觉得有丈夫在身边就是幸福的，不管这个人到底做什么。或者像《地主的眼神》，确实也很精彩，但是结尾处他不是写孙敬贤，而是写到孙敬贤的孙子，他的孙子回乡村，而且跟莫言说你帮我多讲讲话，让我多承包一点土地，我们家的人就是爱土地。这当然是非常独特，但是莫言把它选到自己的视野当中来，乡村中有热爱土地的人，有愿意扩大生产经营的人。

莫言的小说耐读，你可以读出内在的繁复，繁复的蕴含。我就讲《天下太平》，这里确实是充满了那么多死结，那么多有原因的和莫名的仇恨，那么多怨恨。《天下太平》一方面是反讽，但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中国人心目当中，几百年、几千年的祈愿、祝愿，我们小时候在地上画一个田字格写字，两个人猜拳，谁赢了谁先写一笔，看谁先把“天下太平”写完，从这里就可以感受到深入人心的东西。

再比如《诗人金希普》，前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要不得的，显然是一个丑化，但是忽然看到最后莫言写一封信，而且附了一首诗，你去读那个诗，当然是莫言写的，但另一方面又有莫言自己的心态在里面，不仅仅金希普完全无能，至少他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一种人生的检索，对于往事的回望，又觉得这好像超出了我们前面对于金希普的理解。当然也可能这是莫言替金希普写的，所以跟金希普的贯穿动作不一致，这也可以讲。但是另一方面，莫言往往在小说快到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颠覆，有一个自我解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可以做多重的理解。

徐坤（《小说选刊》主编，作家）：

第一，这本书对于莫言来说，它是一本去咒的书。得诺奖之后肯定是哆嗦的不敢写，他一开始也是试探着手脚触摸外面的温度，看一些反馈，悄悄地在写。最早发的作品就是从《人民文学》这，发了大量的稿子，后来看他越写越放心，从开始的小说到最后发剧本《高粱酒》，《天下太平》也是《人民文学》发的。后来还有大量的作品，感觉他越写越自信，终于找回之前的手感。其他作家写书的时候有各种作用，有祛魅的，有要出名的。但对他来说，重新找到一个写作的自信，找回他从前的感觉。

第二，就这本书的写作质量来说。对他太熟悉了，也是他忠实的粉丝，他既没有给我惊喜，也没有让我失望，还是保持了他稳健的姿态。莫言已经是一颗钻石了，磨得闪闪发光，已经是围棋里面的九段大师，基本上没有再往上升的空间了，他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已经很不容易。刚才孟繁华说它是今年最大的收获，我是同意的。

这里最能代表他获奖之后这八年心态的有这么几篇：

《左镰》是我最喜欢的，将他获奖前、获奖后、过去和现在贯穿起来的作品，真是漂亮，火光闪闪，忘了天地，忘了宇宙，童年想象也是他写得最漂亮的。

第二是《天下太平》，这是写得最周正的，也代表他现在的一个姿态。现在有了身份，不能像以前那样泥沙俱下地写，所以他懂得控制，各方面平衡掌握得非常好，既符合现在的主旋律，也符合大众的期待，又不失去他个人的本真本色。

第三是《红唇绿嘴》。这个是最有意思的，莫言在网络上看到的种种怪现象，光怪陆离的都集中在里面，放在覃桂英身上，超生、网骗、钉子户，所有的恶都在这个人身上，她最后非常巧妙的方式化解。他要对当下的生活，从乡村到城市来做出一个呼应，写了这一篇，人物活灵活现，所有内容都是紧贴着现实来的，非常漂亮。这三篇最能代表当下莫言的心态。

李洱（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作家）：

一是谁在讲故事，小说的叙述人称出现变化，这是比较明显的变化。以前莫言的小说叙事人称，他运用最成功的，或者说他对中国小说叙述人称的贡献，就是他引进“我爷爷”的视角。“我爷爷”这个说法既可以是第三人称，也可以是第一人称，我把它称为“1.5人称”，使得莫言讲述故事的时候来去自由，这是莫言对中国小说叙述人称的一大贡献。

到现在看《晚熟的人》，首先它的叙述人称就是“我”，而且直接点名就是莫言，而且是获奖之后的莫言，他说得非常清楚。小说基本是写获奖之后的故事。这跟他早年的小说也用第一人称，但是有很大变化。早年的《白狗秋千架》也用第一人称，但是第一人称全部是童年视角。现在的第一人称全部是55岁之后，年过五旬、年过六旬的人。这使得他的小说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因为叙述人称的调整，使得小说带有强烈的非虚构色彩。原来的“我爷爷”叙述人称是复数我们、他们，现在叙述人称从复数变成单数，小说从虚构变成非虚构，回到单数，回到真实的个体。刚才格非老师说他用“诚”代替“真”非常有启发，但是稍微有一点不同在于，小说家一定要认为他讲的故事是真的，读者可以看到“诚”，小说家认为是真的。小说家如果不认为故事是真的，他讲述故事的动力会大大减弱，真和诚之间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说他这个变化是，小说叙述人从复数到单数，小说从虚构到非虚构，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因为讲故事的人称出现变化，小说的故事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都变得日常化，这些故事都是日常化层面展开的。莫言早年小说中非常瑰丽的想象变成对“现实”的描述，小说从天马行空变成小说中描述非常有趣的滚地龙的形象。他写历史的传奇性，写余占鏊式的英雄好汉，用非常强烈的色块来表现。但是现在要写出日常生活的传奇性和世俗性，莫言的小说从色块变成了线条，而且增加了很多留白，各种各样的留白。同时从泼墨变成白描，从色块变成线条，通过线条使得小说叙述时间不断拉开，因为只有把时间拉开变成线条的时候，日常生活的非传奇性才能表现出日常生活的传奇性，才能突出人物的命运感。所以我说他的小说可以看成是日常和传奇的变奏——当然他的日常生活仍然带有某种传奇性。蒋天下的故事，还有武功的故事，女高参的故事，都可以看出在变中处理。所以小说的故事从传奇到日常，从天马行空到天地飞翔，这是一个变化。

第三个变化，因为叙述人称的变化，因为描述对象的变化，作品的情绪色彩也发生很大变化。早年小说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包括《拇指铐》这些杰出的短篇，都有强烈的倾诉色彩，喷吐而出，几乎可以看出莫言式的呐喊，是愤怒也是狂欢，是强烈的批判也是热烈的颂赞。但是现在看莫言小说，他在表现日常生活的时候，他的态度变化了，不再那么鲜明，多了很多讽刺、嘲讽，多了很多无奈，莫言不再直接下判断了，他虽然心有不甘，但是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接受了生活的种种变化。所以我对这种变化的总结是，从叙述语态来讲，他的小说从呐喊到彷徨，从热烈到安详。

谈到小说中“晚熟”这个词，我的理解稍微有一点不同。我觉得晚熟与其说是对小说中人物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描述，不如说是他对人物精神状态的一种期盼。中国小说很少去描写那些成熟的人，莫言本人更是如此，这里边的不成熟有很多个人原因，性格原因，但主要是莫言小说中，我们从他最早的小说《白狗秋千架》一直到现在，所有小说中人物都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因为无法适应社会的种种变化，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不成熟。毛主席说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一种是没有出生的人，一种是已经死掉的人。对这种状态，莫言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不熟或者晚熟。包括书中非常有意思的武功、女高参这种人，时刻都把自己组织起来，都是惹不得的，惹翻了他事情是不好办的，这是非常明显的。莫言对武功的描述，对女高参的描述，非常精彩。

刚才敬泽老师提到乡村的变化，这一点我的感受也非常突出。我小说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只用三部手机，他小说中的一个农民就用五部手机，农民的朋友用12部手机，而且还有不停的微信公号，奶胖不是胖、孩子哭了给他娘等等，照片都有美颜瘦脸功能，而且每天都转发谣言，所有谣言都具备满满的正能量。对这样的描述，可以说女高参这种人是晚熟的，我认为这种人太熟了，太能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但是莫言反而对这种成熟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所以“晚熟”这个词从虚假的熟到真正的成熟，莫言这里也是有强烈的情感态度的。莫言实际上把所有晚熟的人当成小人物写，“小人物”在莫言笔下变成晚熟的人，我认为这是莫言对小人物描写的贡献。

莫言反复提到一个细节，就是打架的时候、脱光衣服的时候，那些人都已经发育了，说他很丑，他要突出这种不成熟状态。这种变化，从人物来看，莫言写的是从不熟到晚熟、从批判到期盼的变化。我确实能够感觉到莫言还在极力的变化当中，刚才徐坤提到他的笔记小说，我认为莫言很可能会往这方面发展，包括他早年写《十三章》，《十三章》里面的很多细节跟这里面有某种类似，比如，一开始就是我给张清华打电话，我说清华老师我遇到麻烦了。张清华说，女人嘛（笑）。然后就讲故事……类似这种片断在他现在的小说里面，从整体到碎片的，到片断的变化，在小说里表现得很充分。莫言以后是不是会再朝这个欢乐十三章的方向走？我是觉得有可能的，而且那种小说我也非常喜欢。

（未完待续）

《晚熟的人》中，莫言用十二个故事，讲述了获得诺奖后八年的里里外外。十二个故事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个世纪到当下社会，从澡堂子到网络空间。这一次，莫言的笔触延伸得很长、很远，但距离你我又是前所未有的近。

原标题：《本土、现实、小说的回归 | 莫言近作研讨会实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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