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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扮男装绝非戏说：唐代的日常服饰有哪些外来元素？
原创 李媛 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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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大唐的审美，大家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词可能就是“丰腴”——
实际上，在盛世大唐，还有另一种时尚风潮——胡化之风。
众所周知，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初、盛唐时，自古而来的“华夷之辨”仿佛并不存在。以都城长安为例，不论是定居还是客旅，各个民族、宗教都能在长安得见一二，长安仿佛一个国际大都会。《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说：
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己也。
胡化之风席卷大唐生活的方方面面，喜欢胡风的人更是囊括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最能体现人们日常生活与审美的，莫过于服饰，而唐代服饰，色彩明艳、纹饰花哨，奢华而又标新立异，令人目不暇接。
胡帽
唐武德、贞观年间，承北朝、隋代遗风，女子出门时必戴“羃䍠”。羃䍠本是胡羌民族的装束，北朝时候传入中国北方，大致模样就是笠帽配上最长可垂至脚踝、遮蔽全身的纱，兴许早些时候在北方民族的流传有防风沙的实用作用，但传入中原后，与《礼记·内则》中“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的需求不谋而合，于是羃䍠便成了北朝、隋、唐代早期女子出门的必备之物。
到高宗永徽年间，羃䍠发展成了“帷帽”。帷帽，“拖裙到颈，即渐为浅露矣”，比起羃䍠，帷帽上用来遮面的纱变短了，到颈即可，不再完全遮蔽身子，便利很多。不过当时认为这样是“深失礼容”的，高宗还曾下令禁断，但禁令作用极小，“犹未止息”，武则天之后帷帽大兴，羃䍠渐息，中宗即位后，覆裹全身的羃䍠不复存在。
开元初年，“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不论宫廷还是百姓，在开元年间基本都是戴胡帽，干脆不遮，靓妆露面。胡帽，一般指西域传入的浑脱帽，多用较厚的锦缎制成，也有用乌羊毛制作。帽子顶部，略成尖形，有的周身织有花纹，有的还镶嵌有各种珠宝，有的下沿为曲线帽檐。亦有的装有上翻的帽耳，耳上饰鸟羽。还有的在口沿部分，饰有皮毛。式样众多，繁简不一。
一些唐诗在描述西域“胡腾”舞的时曾提及胡帽形象：
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
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
——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王中丞武俊也）》
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
——李端的《胡腾儿》
胡帽大约在安史之乱后销声匿迹。安史之乱后，唐朝对胡人、胡风开始排斥和禁断。
从羃䍠到胡帽、从全身遮蔽到靓妆露面，在这个过程中，女性逐渐摆脱部分礼教束缚，长安社会风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体现了出来。
衣裙中的胡化元素
衣裙是服饰最主要的部分，各种风格都在这里得到最直观的体现。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言：“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有蹀躞带，长靴，皆胡服也……唐武德、贞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博矣。”大一统后，唐代服饰虽承北朝胡服旧俗，但有些“胡化”的风格在唐代是独有的。
唐之胡化衣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翻领胡服，另一种则是装饰有各种外来纹饰的衣裙。
翻领胡服
翻领胡服长什么样？
左衽翻领、窄袖收腰是基本特征。这种胡服主要是由西域胡人传入，在唐朝可以说是掀起了时尚热潮。
唐代男子的日常服饰一般是幞头加圆领袍衫，袍衫一般为圆领、右衽，领、袖及襟处有缘边，袖有宽窄之分，多随时尚而变异。有说法称男子圆领常服已经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是在延续传统的交领、对襟汉服的基础上，增添的新款式。
这种圆领袍衫有一些特殊的穿法显得和西域胡服很相似，即不合颈下胸上的一段，让袍子前面的一层襟自然松开垂下，形成一个翻领的样子，这也算向胡服中的翻领靠近，达到了与胡服相仿的效果。《长安十二时辰》剧中的张小敬（雷佳音饰）的部分着装就是这种风格。
男子将日常的圆领袍衫模仿胡服穿着，只是其在唐朝流行的其中一种体现，这一时期最能称得上胡服“潮流化”的是女子喜着胡服的现象。
开元、天宝之际，崇尚胡服之风最盛，女子穿胡服者甚多。与前文所言之胡帽的流行基本是同步的，开元初年，宫人出行除了靓妆露面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的人会身着胡服，作为引领时尚的宫廷中人，其着装自然引起众多士庶之家争相模仿。开元中，“奴婢服斓衫，而士女衣胡服”（《新唐书·车服志》）；天宝初年，“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权衣之制度，衿袖窄小”（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
小袖袍翻领胡服，作为唐朝人偏爱的外来物，从样式上看，新颖别致，在审美上有不错的表现：不论是《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檀棋，还是前文配图《武则天》（1995年版）中穿胡服的武媚，抑或是古代壁画中的侍女，穿胡服的她们都有着别样的飒爽，有的还有雌雄莫辨之感，整体风格与传统裙装的柔美迥异，这种独特的美具有强烈的新鲜感和吸引力；而从功用方面看，其窄袖收腰的设计方便行动不拖沓，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而且胡服不受唐朝礼法约束，不用分尊卑身份，贵女与平民一样穿戴，胡服不受欢迎才是说不过去。
不过，利落便利、风格独特的胡服一枝独秀的时间较短，到后来，女子不仅着胡服，还会直接穿圆领男装出行或办公。本应该只属于男性的服饰，在唐朝也是女性的日常穿扮。马缟在《中华古今注》中对这一现象有过叙述：“开元初，宫人马上着胡服靓装露面，士庶咸效之。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着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男女异服的礼法在开放繁荣的唐代形同虚设，女着男装不仅公开化，而且生活化，易钗而弁之风自上而下传播甚广。
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曾穿男装，作武官打扮，着紫袍玉带，头戴男子帽饰，在高宗和武后面前跳舞。帝后二人当时的反应是开怀大笑，并问太平：“你又不当武官，为何要这样打扮？”他们并没有对女子穿男装表现出太大的反感，只是疑惑为何选了“武官”的打扮。当然，这并不排除是太平受宠的缘故。不过，当时宫内侍女也着男装恰好说明女子男装并不是太平公主的特权。
绘于唐高宗第六子章怀太子李贤（公元654年—公元684年）墓中的壁画《捧盆景侍女图》中，走在中间的是一名眉清目秀，着男装打扮的侍女，她头裹黑色幞头，幞头两角系于头前，身穿浅色圆领过膝长袍，下着长裤和线鞋。她手中托着一只圆盘，盘中栽种两株盛开的花草，花草间衬托着小堆玩石，花草娇小艳丽，显然是一盆树石盆景。同样绘制于章怀太子墓中的《观鸟捕蝉图》中也有一名着男装的侍女。
天宝年间，唐玄宗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及其侍从于春天出游时，也有两名女子身着圆领男装骑马游玩，按照《旧唐书》的说法，这些着男装的女子便是引领时尚潮流的“宫人”。
服装，作为显著的社会符号和标志，具备划清性别的界限的功能，唐代盛行的女着男装打破了这一界限，这是历史各朝代都不曾有过的大规模易装，颠覆了社会基本的礼法规则。而服饰在性别上所刻画出的分界线，又绝不仅是两性在外观上的区别，它更意味着表象之下的价值与能力，以及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这一时期女着男装盛行除了对外来文化的尝鲜，也有女子地位上升、针对女子的礼教束缚被逐渐打破的原因在。
明艳襦裙中的外来元素
除了流行于盛唐，极具特色的整套胡服外，唐代的女子服装——传统襦裙中也蕴含着明显的外来文化元素。
初唐女子服装，大多是上穿窄袖衫襦，下著长裙，腰系长带，肩披长巾，足穿高头鞋、履。并且有对襟、右枉交领两种。窄袖长至腕，衣身短窄，仅至腰部。这种服装最初流行于宫廷和贵族妇女之中，后传至民间，不分官庶，递相效仿，盛行于一时。
唐代还流行一种袒胸大袖衫襦，为贵族妇女在庭院中散步、采花、捉蝶、戏犬时常穿的服装。现在关于唐代历史剧中，妇女服装皆是此类，为袒露胸上部，大袖、对襟、长裙、肩披被帛，饰有织文和绣文，面料多为纱罗制品。袒胸纱罗的衣裙体现出唐代女子着装的大胆，与当时经济发达、社会风气开放有密切关系。中唐以后，窄袖的服装己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宽袖衣衫，女子袍衫的袖子己加宽许多。至五代时，此风己成定型，直至北宋也无大变化。
这两种裙装的胡化体现在哪里？
首先从整体上说，窄袖衫襦可能本身就是承自北朝少数民族或者其他外来民族的装束，其次，不论是窄袖还是宽袖襦，其色彩及装饰风格与曾经素雅的传统装扮并不相同，大量明艳色彩的运用与以及纹章式图案装饰让唐装显得更加的活泼精致。这些纹章式的花纹，很多都是外来文化的写照。
当时流行的图案纹样可以分为：联珠纹、缠枝纹、宝相花纹、团巢纹、几何纹等。这些纹样广泛的应用于唐锦、金银器、陶瓷以及建筑装饰等多个领域，都是唐朝图案艺术蓬勃发展的结果。在开放的环境下，中原王朝与外来民族接触日益密切，文化也与外来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并趋于一体化，当时的艺术家们很喜欢外来的题材还有外国的神和圣者，他们不断吸收借鉴着不同的创作风格。在此仅以联珠纹作为载体做简短的叙述。
联珠纹大致是由平排连续的圆形组成圆周边饰，看起来很像串联起来的珠子；圆心一般会饰鸟或兽纹，有的联珠纹圆外的空间还会装饰四向放射的宝相纹。联珠纹是一种由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6年-651年）流传而来的纹章艺术，传入中原的时间是在隋朝，唐朝的时候非常盛行，我们时常听闻的“波斯锦”一般指的就是这种纹路的丝绸。《北史·何稠传》记载，隋初波斯来献波斯锦（即联珠纹纬锦），隋文帝命何稠仿制，何稠仿制的比波斯的还好。唐朝也有大量仿制的波斯锦，数量比同时期其他纹锦织物多得多，联珠纹可以说是唐锦中最具特色的纹饰。
联珠纹被应用于服饰之中的样子在前文配图中已经出现过，不知道是否有眼尖的读者发现？一圈联珠中装饰着动物形象，整件衣服像被盖章一样布满联珠纹……没错，是《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的着装——
此处装饰偏向暗纹，但低调的装饰并没有挡住联珠纹锦的精致奢华，并且联珠中的动物纹（大概是狮子？）让服饰增添了力量感，很好的契合了这一男性人物角色的性格，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联珠纹饰并不仅见于这一处。
联珠纹也见于女子服饰，有的是装饰在衫襦上，有的则是在长裙上。吐鲁番出土的一件非常精致的仕女俑的着装便是联珠装饰的，其饰联珠对鸟纹，下身加薄纱裙罩条纹长裙，异域风情明显。这种色彩亮丽的纹章单独看倒还没有特别的“异域感”，一旦便得密集，外来风情就彰显了出来。而这种像纹章一样的密集装饰似乎也是从唐朝服饰才开始大量出现在衣物上，不排除是联珠等外来纹饰的影响。
服饰与文化交流
服饰，特别是常服，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但也最重要的文化表达方式，蕴含了当时的文化潮流与审美，是最富时代特征的便装。唐代女子的着装由羃䍠到靓妆露面，由传统女装到胡服、男装以及袒胸襦裙，这些变化是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社会风气变化的写照，是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在逐渐被打破。
朝廷对外来民族的接纳让盛世文化与思潮更加多元，让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当然武则天登上帝位也对女性地位的提升有所帮助，她们的审美变得更加大胆新潮，胡汉融合的服饰风格在今天也不落潮流。唐代服饰中，着实有很多惊喜。
外来民族来到中国后，带来文化也带走文化，而服饰正是文化的载体。这一时期唐朝与外来民族接触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丝绸之路。唐朝是连贯东西的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的巅峰时期。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注意到，唐装的胡化，包括来自西域的整套胡服，来自更西方的波斯萨珊风格纹饰以及其他纹饰，基本都是由丝绸之路东传而来，其传播者是丝路贸易的主要承担者——波斯胡人与粟特胡人。在安史之乱前，中国遍地可见他们的身影。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旧唐书•卷四十五 志第二十五 輿服》，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
［宋］欧阳修、［宋］宋祁 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新唐书•卷一 本纪第一 高祖》，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
［唐］姚汝能 撰，《安禄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许杨彬《从唐代服饰看民族文化的交融》，硕士论文，天津工业大学，2008年。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4月。
Watt et al,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AD
拾肆，《长安十二时辰》服饰风华！惊艳服饰，一览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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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承雍，《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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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女扮男装绝非戏说：唐代的日常服饰有哪些外来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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