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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笔下的西班牙流感和当前COVID-19

2020-10-28 16:1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 Cell Press CellPress细胞科学

生命科学Life science

最新在中心上线的发表在Cell Press细胞出版社旗下期刊Cell上的一篇综述，名为“The Spanish 1918 Flu and the COVID-19 Disease: The Art of Remembering and Foreshadowing Pandemics”由Joseph Goldstein博士（世界著名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撰写。借古喻今地通过当年留存的艺术品画作为我们娓娓道来感染西班牙流感后的样子，邀请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从艺术家和我们这些艺术欣赏者的角度——回想过去，思考一个世纪前可怕的大流行如何预示了我们目前的处境。

Cell Press细胞出版社微信公众号对该论文进行了解读，旨在与广大科研人员深入分享该研究成果以及一些未来的展望。

*以下中文内容仅供参考，请以英文原文为准。

大流行之类的悲剧事件可以被人们所铭记，也可以在艺术作品中得到体现。艺术家爱德华·蒙克和约翰·辛格·萨金特（1918-19）的画作为我们娓娓道来感染西班牙流感后的样子。爱德华·霍珀的画作（1940和1950年代）则预示了当今COVID-19大流行的封锁和保持社交距离。

简介

由于全球COVID-19大流行的肆虐，2020年拉斯克医学研究奖今年暂停颁发。帮助填补这一空缺的方法之一就是回顾免疫学领域的基础发现，这些发现跨越了一个多世纪，如今也正指导着当前旨在阻止SARS-CoV-2病毒传播并治疗感染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拉斯克基金会向曾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家及临床医学科学家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发出了挑战，邀请其在以免疫学重大进展为中心的历史背景下讲述COVID-19大流行的故事。在同在本期发表的观点文章中，穆克吉为我们生动而活泼地讲述了这个故事，其行文通俗易懂，令人耳目一新（Mukherjee, 2020）。

下面的文章邀请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从艺术家和我们这些艺术欣赏者的角度——回想过去，思考一个世纪前可怕的大流行如何预示了我们目前的处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笼罩下西班牙流感的文化遗产

当前的COVID-19大流行在人际传播、全球传播和致命性方面，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两年的时间里（1918年2月至1920年12月），多达5亿人感染了流感病毒，占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人数令人震惊，估计全世界有1亿人丧生。对比来看，这一死亡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死亡的士兵和平民数量都要高。另外，在感染24周内死于该病毒的人数比40年来死于艾滋病的人数还要多得多（Barry, 2004）。

然而，尽管1918年流感大流行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灾难，其文化遗产被第一次世界大战蒙上了阴影，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艺术家们尤其偏好对战争进行刻画，而非卧床不起的患者。并且，毫不意外的是，我们的博物馆里只有几件值得注意的艺术作品提醒我们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的痛苦和破坏。

爱德华·蒙克：西班牙流感恢复前后的回忆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出生于挪威，是一位著名的表现主义画家及版画家。在与西班牙流感有关的最著名的作品中，有两幅是由蒙克创作的。蒙克的作品能生动地展现出个人创伤和情感，他所创作的图画场景大多描绘各种各样的人类经历，充满了冲突和神秘，他也以此而闻名（Steihauget al., 2013）。他最著名的画作《尖叫》（The Scream）是艺术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画作之一（图1），可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Mona Lisa）、梵高的《星空》（The Starry Night）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相提并论。

▲图1 爱德华·蒙克最著名的画作。

1919年，蒙克成了流感大流行的受害者。56岁的他身体健康，经历这次感染后得以幸存，受其启发，蒙克通过画作记录了他的感染经历和生存的磨难（Prelinger, 2002）。他的两幅作品中，一幅名为《西班牙流感自画像》，展示了这位艺术家遭受隔离的孤独一面。在画中，他瘫倒在一张柳条椅上，身上裹着一件病袍，盖着一条毯子（图2A）。他看起来十分瘦弱，皮肤苍白，可能有黄疸，头发稀疏；他深深凹陷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们，暗示着他的意识障碍和谵妄状态；他微微张开的嘴表明他呼吸困难，让人不禁联想到了《呐喊》。蒙克在生病期间画了这幅自画像。

蒙克的第二幅西班牙流感画作名为《患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中，蒙克刻画了处于早期恢复阶段的自己（图2B）。他不再瘫坐在柳条椅上，而是站着。在房间的后面，柳条椅空无一人。他的脸色已经回复了颜色，原先的黄疸已经消失。他让自己的胡子随意生长。他摆脱了长长的病袍，换上了他惯常穿的绿色西装。但是，他浮肿的眼睛周围还是由一圈暗红色包围着，表明疾病让他感觉到了深深的绝望和疲惫。

▲图2 蒙克的两幅西班牙流感自画像。

约翰·辛格·萨金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队帐篷休养期间对西班牙流感的回忆

第三幅著名的作品来自美籍意大利艺术家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 1856-1925），记录了他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的亲身经历。萨金特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卓越的肖像画家，一生之中创作了超过900幅油画和2000多幅水彩画。他的许多肖像画对象都是著名的艺术家、作家、政治家和商人，例如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奥古斯特·罗丁（August Rhodin）、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Herdrich, 2018）。他最出色和最著名的画作名为《X夫人》（Portrait of Madame X），画的主角并不是什么远近闻名的名人，而是一位年轻的法国异国美人，穿着一件暗示性的深V领露肩黑色长礼服裙（图3）。1884年，这幅画首次在巴黎展出时引发了一场丑闻，让萨金特的职业生涯陷入了短暂的挫折期，但最终为他赢得了声誉，尤其是在英国，让他成为了一个倍受追捧的艺术大师。

▲图3 约翰·辛格·萨金特最著名的画作。

1918年，英国战争纪念委员会委任萨金特为战争艺术家，其任务就是创作描绘英美军队联合作战场景的素描。在法国北部工作期间，他患上了流感，而后一周的时间里，他都在军队医院的帐篷里度过。帐篷里既有在战争创伤恢复过程中的士兵，也有在流感恢复过程中的士兵（Chorba and Breedlove, 2018）。在病床上，萨金特创作了一幅水彩画，展现了医院帐篷内部的情景，名为《医院帐篷内部》（Interior of a Hospital Tent）（图4）。图上，卡其棕色的顶篷挂在帐篷顶上，下面是一排用红色或棕色毯子覆盖的军用床。不同的毯子颜色表示患者是否具有传染性，红色为是而棕色为否。在第四张红色军用床里，一位士兵（可能是萨金特本人）正靠着枕头在看书。除了他之外，还有四五张棕色的军用床上躺着受伤的士兵。萨金特形容他在帐篷里的夜晚是“可怕的”，伤员的“呻吟声”和感染者的“咳嗽”此起彼伏，他也因此“时睡时醒”。辛格的水彩画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的永久收藏中展出，这独一无二的画作刻画了同时发生的两种冲突——1918年流感大流行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我们一瞥前线的情况作出了贡献。

▲图4 1918年同时发生的两种冲突：西班牙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爱德华·霍珀：预示COVID-19大流行的社会隔离

爱德华·霍珀（1882-1967）是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现实主义画家，没有一位艺术家能像他那样捕捉到普通人在应对现代生活压力时的社会疏离和孤立（Levin, 1980; Berman, 2007）。霍珀的倍受欢迎源于他与众不同的绘画风格，完美且真实地结合了他对人物独一无二的描绘，他画笔下的人物有时独自坐在凄凉的餐厅、汽车旅馆房间和剧院里，有时凝视着公寓窗外的景象。霍珀对光影的把握是创造脱节情绪和孤独感的关键，这样的感受是神秘且令人着迷的，深深地吸引着欣赏其画作的观众。一位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将霍珀称为“美国遗世而独立的视觉派吟游诗人”（Schjeldahl, 2020）。

霍珀最著名的作品《夜鹰》（Nighthawks）是艺术史上最知名的绘画作品之一（图5），曾被多次描摹复制。这幅画创作是在1941年珍珠港爆炸案发生几天后开始的，描画了一家通宵营业的餐厅，三位食客和一位侍者弓着背静静地坐着，食客的双手搭在樱桃木台面上。这四个人都全神贯注于自己的问题，深陷在自己的思考中。透过餐厅巨大的平面玻璃窗观看这一场景，营造出一种正在观赏展示着四只夜猫子的鱼缸的错觉。一束怪异的霓虹灯光从餐厅内部溢了出来，照亮了黑暗荒凉的街道。这幅画令人十分难忘，它完美地体现了现代生活的真实情境，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常常会产生被隔绝孤立的感觉，无法与别人建立内心的联系，即使他们被数百万人包围着。

▲图5 爱德华•霍珀最著名的画作。

在过去的6个月里，霍珀被杂志作家、报纸记者和互联网博主称为COVID-19疫情的艺术家，这并不奇怪（Jones, 2020; Schjeldahl, 2020; Wullschlager, 2020）。与其他艺术家相比，他的作品最能体现大流行隔离文化的精神。在这方面，霍珀的两幅油画尤其值得注意。一幅画戏剧性地预示着封锁，另一幅预示着保持社交距离，这是当前大流行中为了减少SARS-CoV-2病毒传播而必需的两种主要做法。

在一幅名为《科德角之晨》（Cape Cod Morning）（1950年）的画作中，一位女性凝视着朝向海湾的窗户，双臂紧张，双手紧紧地抓着她面前的桌子（图6）。她的焦点是向前的，朝向外面的世界，但她似乎被囚禁在自己的家里，焦急地盯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似乎希望这种封锁很快就能结束。

▲图6 预示COVID-19的封锁。

乘火车或飞机旅行通常有利于乘客之间的对话和互动。但在霍珀的画作《座椅车厢》（Chair Car）（1965年）中却并非如此，画中四名乘客坐在通勤列车里（图7）。内部空间单调乏味，没有任何装饰。旅行者们似乎彼此隔绝，每个人都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幅画唤起了一种冷淡的不愉快感，预示着我们当前保持社交距离的行为。

▲图7 预示COVID-19的社交隔离。

艺术是人类悲剧的日记和艺术家思想的反映

COVID-19大流行正在成为21世纪的决定性事件。艺术家将如何回忆这场大流行呢？他们的绘画和版画将如何描绘SARS-CoV-2感染激增带来的苦难、死亡和围困时间所导致的人类情感和悲剧？

在艺术史上有许多引人注目的艺术品巧妙地捕捉了某种人类悲剧中的微妙情感，其中一幅是由西班牙浪漫主义时代艺术大师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6）所创作的，名为《1808年5月3日》。戈雅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开始了创作，他在其中表达的愤慨直直指向拿破仑士兵对待一群手无寸铁的西班牙平民的残酷暴行（图8）。这幅画描绘了两群人。右边站着的是法国行刑队，给我们留下了嗜血机器的印象。左边站着的是手无寸铁的西班牙俘虏，一半倒在血泊之中，另一半在面对即将实施处决的行刑队时惊恐万分。发光的灯笼让士兵们可以在太阳升起之前执行他们的血腥工作。穿着白衬衫的男人伸出双臂，仿佛被钉在十字架上，让人联想到基督，不仅象征着反抗，也象征着人类的悲剧。戈雅对血腥创伤的描绘令人震惊，许多博物馆游客都不忍心看这幅画。

▲图8 戈雅悲剧事件的革命画作。

艺术史学家认为戈雅的画作是现代的第一批绘画作品，因为它从根本上背离了基督教艺术的经典历史绘画和对战争的刻画（Licht, 1979）。著名艺术史学家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极力称赞《1808年5月3日》为“第一幅在风格、主题和意图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革命的，不折不扣的，伟大的图画”（Clark, 1961）。戈雅的作品启发了许多基于现实生活中悲剧事件的著名反战画作，包括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的《处决马克西米利安》（Execution of Emperor Maximilian）（1867-69），巴勃罗·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1937）以及他后来的《韩国大屠杀》（Massacre in Korea）（1951）。

《1808年5月3日》是创意的黄金标准，未来所有关于悲剧事件的绘画都应该努力达到这一标准。亲身经历COVID-19的艺术家们能否达到戈雅的标准，并创造新的方式来讲述这场大流行的悲惨故事，只有时间才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