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玮玮：可能我的迷惑，也根本不是迷惑

“他戴那个帽子不会掉下来的吗？”这是新鲜人的视角，习惯这顶帽子的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个问题。黑色小帽就像长在张玮玮头上一样自然。10月23日晚他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演出，合作乐手有摇滚三大件加小号及弦乐四重奏两套编制，也算是从新鲜角度重看张玮玮。

做了半世优秀乐手，历经美好药店、河乐队、野孩子等乐队，张玮玮三十六岁大器晚成出道当歌手，发专辑，后退出所有乐队，扔掉又捡起手风琴。他的音乐简明浅白，幽微丰美，低回反复，身上既负九零年代民谣一代的语码，又不甘于此，上下求索，让人觉得亲近。

张玮玮擅写作，一贯以作家的敏锐警醒剖析自己——哪一部分理性，哪一部分感性，该不该遵循规则，要不要放纵欲望的走向。人若是对自己不留情，分析得鞭辟入里，会引起痛苦和他人的钦佩。张玮玮就是这样对自己，发了新专辑，满足了吗？放下手风琴练吉他，开心了吗？退出集体的庇护一个人，害怕了吗？很久不登台，渴望了吗？

他有很多矛盾，一边走，一边解。今年七八月份开始，很久不演出的张玮玮终于放空了肚皮，饿了。音乐会取名“风筝和飞鸟”，出自《雾都孤儿》里一句歌词：“向左向右，风筝和飞鸟，站在荒野上看天色变暗……”还有一首也是《白银饭店》里的，“弟弟说，哥哥你看，我们像不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两个兄弟》）

风筝有线，飞在章法里。飞鸟无绳，直冲入云霄。手风琴和弦乐四重奏拉巴赫《a小调无伴奏长笛组曲》的《阿勒芒德》开场，观众和张玮玮一样紧张，就像在众目睽睽下考级，全场肃然。一曲一曲，奏完巴赫，他给自己的挑战和心愿达成，“度过这个阶段就是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接下来唱自己的歌《花瓶》《真相》，“放飞自我”。歌的调式、色彩和旋律都是长久以来民谣张玮玮的印象，伤感、黯淡、迷茫，马要回到古代，鲜花渴望干燥和枯萎。弦乐的清晰和谐化作蝴蝶翩飞，巴赫世界晴明的秩序瓦解。

弦乐四重奏和乐队的《沙木黎》可以看作转场。弦乐、电吉他、贝司、鼓、小号先后登场，层层涂抹，前紧后松，荡啊荡，荡入一个更广阔的音乐空间。

演出前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一直向往迷幻气息，一直没能呈现出来，这次和这批上海本地乐手碰出来了。转场过后，合成器循环螺旋声，台上一队人马很像老电影里登场的乐队，有强烈的置身往事中的感觉。小号手丰玉程原来都是即兴，他提供非常优美纯真的东西，在groove最酣时亦保持了几分置身事外的超然。距离远，看不清，总觉得张玮玮都脸红筋凸的时候，一个小号手好像还气定神闲，真是难得。

那晚有两种张玮玮，一种我们更熟悉，唱苏联味儿的歌，咬合紧密，旋律忧伤，精巧的小乐句环环相扣。一种开阔疏朗，海潮起伏，编织幻境。上交的环境原为原声乐器而设，他们插了电，电噪时不时滋滋在头顶流过。声音发蒙，耳朵有时出戏，想念郭龙的手鼓，恍惚不知身在何处。

还是听张玮玮自己来说吧，手风琴、巴赫、往事、低谷、北京，音乐的画面和色彩，人跟乐器的关系，饥和饱，怎么落了单，音乐要去哪里。

两年前退出所有乐队后的那个春节，张玮玮去了一次北京，想找年轻时激情力量的来源，没找着，一个人看电影把自己看哭了。回到老地方，却找不到老物什，“除了钟楼，谁都不认识我了”。他出电影院就写了篇歌词，副歌里有一句话很老套：“谁也无法为谁停留”。新歌叫《北平》，前奏很大声，有时代曲的意思，他特别喜欢。

张玮玮又进入那种状态，刻苦练琴，睡梦里都在写歌。人生曲线，是否又到了要扬起来的时候。

澎湃新闻：散场了我问朋友，为什么要听张玮玮拉“赋格的艺术”？她说，因为可爱啊，那帮搞古典音乐的哪有他那么可爱。你觉得有Richard Galliano这样的行家在，干嘛要听小张拉巴赫？

张玮玮：Galliano的《BACH》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张专辑。昨天演的这几首是我最喜欢的几首曲子。真的就是一种圆梦。喜欢器乐的人总想在台上演奏乐曲。

在我心里面，除了歌手的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演奏者，还是很喜欢纯演奏器乐。这对我来说也挺麻烦的，导致我一直没法全身心投入乐器，也没法全身心投入到写歌、唱歌里。所以，就是这样吧。

听我拉，观众的感觉可能是多重的，不会像纯演奏者那么纯粹。可能观众会自己附加一些东西，不好说。反正这就是个人的行为。

澎湃新闻：什么时候开始迷巴赫的，为什么是巴赫？

张玮玮：我是小时候我爸逼我学钢琴，钢琴初级教程里都有巴赫的小片段，当作练习曲。我爸跟我讲，这个是巴赫，赋格，十二平均律。当时不喜欢，因为小孩儿真的理解不了。它是很特殊的音乐类型，不是那么情绪，那么美，完全不是旋律化的东西。但脑子里就有了这个人和赋格、十二平均律这些东西。

后来慢慢大了，开始明白这个音乐为什么过了四五百年，还能在所有演奏者、音乐爱好者心里有那么高的位置，因为它太厉害了。巴赫的音乐基本上都可以一生一世去演奏、去钻研。

我一直都喜欢听古典音乐，因为小时候上学在西安音乐学院上过一段时间。那会儿小，那个环境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白天，琴房那栋楼全是一个一个小房间。走进那栋楼全是练习的人，一个小时一个人，从早上排到晚上关门。那个场景很美，那么单纯，每天练一个乐器，所以我一直很钦佩那些练古典的。后来我没往那条路上走，十六七岁就开始喜欢摇滚乐，吉他。

像弦乐四重奏，特别喜欢，是个特别好的乐队形式。还有中亚、阿拉伯的弹拨乐组合，摇滚乐队，阿根廷的探戈乐队，东欧的吉普赛乐队，都是很好的乐队组合方式。

弦乐四重奏是个非常美的组合，就四个人，是个很极致的东西。它的形式感和内容特别优雅，背后还有深厚的音乐文化。这次上交约我演出，就直接想到了弦乐四重奏，它和民谣也很容易搭在一起。

澎湃新闻：排练九天，是从零开始，还是事先有个大致方向？现场四节，你怎么考虑的，怎么评价？

张玮玮：排练排了九天，但演出一个多月前就开始准备。我是9月12日先来了一趟上海，确定乐队班底，在小的演出地演了一场，就开始分头准备。乐队的编曲稍微晚一些，先准备四重奏的编曲。我在云南做好demo，发给弦乐的老师，他来编。同时和乐队沟通了一个大致的编曲，因为我们乐队编曲不太会提前固定的，一般还是喜欢人跟人在排练时碰，所以之后九天的排练主要是在排乐队。弦乐都是排好的，主要是在找呼吸、熟练这些。

这四节的第一节是我的一首手风琴曲，一首吉他。手风琴是巴赫的《阿拉芒德》，吉他是我自己的一首歌。这个开头就是“风筝和飞鸟”。巴赫的曲子特别严谨，你只有拉得特别好这一条路，对他的作品完全地理解，完美地诠释。

我自己的歌弹吉他唱民谣，随时都是对的，只要自己的感情到了，速度快慢、拍子的小节数、旋律的唱法、它的断句、包括歌词段落的更改，都可以在现场随着那一刻的发生改变，就像是很自由的东西。

我的用意，前两首就是风筝和飞鸟，贯穿整场，指的是做音乐的人的自由和严谨，编排好的和打破编排的东西。这是当时取标题时设定的一个线路。

弦乐四重奏和我的合作也是这个模式，前两首巴赫，后三首是我自己的歌。前两首需要很标准，后三首大家其实是在完成一个线条形的东西。后三首我自己唱的时候，心里是很自由的。

乐队有自己的呈现，也有和弦乐合作的。弦乐合作都是提前和乐队编好的，乐队演的时候有很多是即兴的，像《星期三的故事》，中间solo是纯即兴的。《米店》除了我的唱和我的吉他，其它部分都是即兴。小号从头到尾都是即兴，而且是事先跟小号手说好的，就是尽量让他不要去规范，很多东西就是放着去打破的。

小号手丰玉程非常厉害，是上海音乐学院很老的毕业生。毕业以后没去做古典，做过爵士乐团，离开以后给小号加效果器吹，做很迷幻类的音乐，在很多个领域跳进跳出特别厉害。我很喜欢他，第一次听他吹我就加了他的微信。他在乐队就是负责完全“飞”的东西。

澎湃新闻：感觉现场你的歌有两种，一种是苏联味道，咬合紧密忧愁的，一种疏阔开朗，编曲很荡漾。这两种歌的表现方式似乎也不一样，编曲的意图是不是也有点区分？

张玮玮：我听的音乐比较杂，像你说的苏联味儿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东欧音乐、吉普赛音乐、中亚音乐。苏联包括了这一大块地方，当时把很多地区的著名民歌改成苏联歌曲，小时候肯定受到这种影响。我的歌里经常有这种东西，它有点儿悲情，有点革命浪漫的味道。

你说的开朗的这些，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公路感的歌。它的律动一起来，就有了公路上开起来的场景感。我是三拍子的狂热爱好者，我的大部分歌都是三拍子。三拍子也伤感，但它的伤感稍微晴朗一点。

做音乐，写歌编曲，都需要自己去调配这些。一场演出的曲目、专辑的曲目、每个阶段写的歌，都需要调配。好比这个阶段想找幽暗的，弹出来晴朗的也不会弹它，反之亦然。大部分时候是随机来的，但到了最后呈现的时候，还是会有理性的区分。

澎湃新闻：新歌的歌词其实听不大清楚……《北平》那首，还是孤独无人识的状态，怎么会？“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是不是这样，就算吃得饱，人的各种欲望总是难满足？

张玮玮：《北平》是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歌，朋友也都喜欢。这歌是前年春节写的。前年退出所有乐队停止演出。当时状态不太好，对演出，对很多东西都产生疑问，感觉自己进入困境还出不来了，必须停了才可以。那阵情绪非常不好，看不着方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在音乐的路上往前走，自我怀疑。

就是正常的低谷曲线，人生的曲线到了落下去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哪儿都不想待，也不想回兰州，就一个人去了趟北京。春节北京人很少，初四初五的样子，在北京待了三天。

我特别喜欢北京，年轻时候待了多年，对北京有心灵寄托，那个地方像激情力量的源泉。年轻的时候那么激荡，总觉得那个地方还会给我那些东西。结果到了北京特别凄凉，因为朋友也都不在，春节也不太好去打扰人家。我也没主动去联系谁，去了更孤独了，特别孤独。

那年电影院在放韩寒的电影《飞驰人生》，看着看着就看哭了。不是被电影给感动，不是特别喜欢那电影，但自己已经到那个点，随便什么就能给点破。从电影院出来的路上写了歌词。它的副歌是：“谁也无法为谁停留，电影里他们掉下的眼泪，假的很真，真的却很假。”

电影里演员在掉眼泪，他们是假的，演的，你感受的却是特别真的感情。你的眼泪是真的，但知道是被设定的东西催出来的，所以就是假的很真，真的却很假。这歌就是这样，词很短。我本来想把它当作动机，加深多写，后来觉得没必要，几句话就够了。

它的第一句是：“亲爱的，你可知道这北平，除了钟楼，谁都不认识我了。”我特别喜欢北京的钟鼓楼一块，尤其钟楼。鼓楼是满族人的样式风格，特别红特别花。鼓楼后面的钟楼是明朝样式，有一个很古朴的形状，颜色是本来的墙的颜色，古朴敦厚，看着特别舒服。钟楼旁边有个民宿，我每次去北京都住那个民宿，窗口就能看见钟楼。

北京这几年变化特别大。我们多年前在那儿的感觉，街道，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了。只有钟楼还认识我。就是这样，就是那阵子的心情，落单儿了，离开了集体，自己把自己推到了那样一个境地里。

人的欲望肯定是没法满足的，满足了也没意思呀。就像是吃饭，你特别喜欢吃一个菜，你去饭馆里一次吃三份，吃完了你再也不想吃这个菜了。欲望就是这么回事儿嘛。它就是得不到的快感。

我对生活的欲望不太高。我生活非常简单，吃东西喜欢吃很简单的几样，好多东西我都不吃。也没什么太多的物质需求。我的欲望都在我想做的东西上。我三十六岁才从乐手转行当歌手，起步非常晚，出了第一张专辑。

一出道就已经不是小孩儿了，获得满足感的点已经不是简单的那种。第一张专辑没让我获得满足感。一直到现在都没得到那个感觉。停了两年，现在很想，就像吃撑了，隔了一天没吃饭的感觉。现在特别想演出，特别想排练，做新的东西。

这场演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澎湃新闻：有一阵好像是放弃手风琴改吉他了，怎么又重拾？

张玮玮：我前年停下演出的时候其实是打算放弃手风琴了。那阵子因为在台上演出找不着状态，所以想停下来，把原因怪罪在手风琴上。离开一年半，基本没碰手风琴，一直在练吉他，又买了电吉他，是打算往吉他上转的。但是今年演出一开始，从七八月份开始，好像很自然地就不得不又拿起手风琴。最近天天练手风琴，每天四五个小时以上。

有些是注定的，我和这个乐器的关系，就像人跟人之间的姻缘，你离不开他。

我喜欢单一的生活，生活规律，交朋友的选择、界限都很清晰。但对乐器完全不是这样。音乐上我不是这样，我就是喜欢很多乐器，吉他、手风琴、乌德琴、冬不拉、电子音乐，前阵子还买了做hip-hop的鼓机，电吉他的效果器。

我老是劝自己要专注在一个乐器上，但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我就是喜欢好多乐器，也不打算拦着自己。我就是想，我的最终选择不是某个乐器，而是从哪个角度去看待音乐。从演奏者纯粹的角度，还是一个更旁观的视角去看待音乐。因为音乐并不是乐器本身的东西，而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就像是编曲，我的编曲意图是：它的基础是行进感的，像年纪稍大的一个公路片的律动。有律动，但是松弛，不急迫，是开阔的场景。我希望它有画面感，色彩是为了画面而服务的。每个乐器、旋律都是一个色彩。

这是我对编曲，对我想做的音乐的理解。所以我喜欢的乐器越多，我越了解这些乐器，越能知道色彩的多样性，它在整个框架里能呈现出的可能性。所以可能我的迷惑，也根本不是迷惑。我的无法选择的东西，也就不用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