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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凯︱美国的第一次党争

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汪凯

2020-10-29 11:05

来源：澎湃新闻

《汉密尔顿传》，[美] 罗恩·彻诺著，张向玲、高翔、何皓瑜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党争是美国政坛最为显著的表现，风平浪静之时也会争执不休，每逢重大事务或是关键时刻，两党之间更是相互攻讦、势如水火，大有你死我活之势。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美国的建国者们对于政党大都没有好感，华盛顿在1796年发表的《告别演说》中警告美国人当心党派的危险。“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明确表示，“我们遭受的痛苦……主要是党争精神用来败坏我们公共管理的那种不稳定和不公正的影响”。麦迪逊不仅看到了党争的危害，还对其实质洞若观火，并且给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定义。有意思的是，几年之后麦迪逊自己也加入了杰斐逊阵营，与时任华盛顿内阁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展开了唇枪舌剑的大辩论。为了占得先机，杰斐逊甚至不惜动用公帑扶植党羽，成立报社作为舆论阵地，不断攻击对方。而汉密尔顿也非善类，他也成立一家报社，并且频频撰文反击杰斐逊一方。一时之间，美国政坛硝烟弥漫，各为其主，党同伐异的形势愈演愈烈，令华盛顿在位时期确立的和谐局面毁于一旦。孰是孰非，未有定论，但是如果对这次大辩论进行考察，的确能发现其背后体现的党派因素，从而对美国党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美国史学界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汗牛充栋，不乏真知灼见。例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修正共和派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和戈登·伍德相继出版著作，对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来源提出质疑，认为杰斐逊等革命领袖更多是接受了英国反对派乡村辉格党的观点，而汉密尔顿则继承了英国“宫廷党”的衣钵，因此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之争就是英国宫廷党与乡村派辉格党斗争的延续。这是从外部影响的角度分析双方辩论的实质，其逻辑严密，结论令人信服。但这种宏观的分析与总结多少显得过于理性，缺乏对人物的感知。要知道杰斐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纠葛由来已久，彼此之间也是时敌时友，其中的跌宕起伏和戏剧性完全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包括传记作家等，明显加大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杰斐逊和麦迪逊先后担任美国总统，属于政坛主流，关于两人的著作向来不少。而汉密尔顿由于特立独行的性格和前卫激进的举措，时人对他多有诟病，一直都被史学界忽视。不过2004年，企鹅出版社推出罗恩·彻诺所著的《汉密尔顿传》，改变了这一局面。该书被称为汉密尔顿研究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书中特别关注了汉密尔顿在当时被主流政治忽视甚至攻击，而在后世却逐渐显现出其高瞻远瞩性的主张，如对强大中央政权的强调，以及矢志发展工业的决心，并对这些主张进行了当代意义上的重估。以此为契机，美国史学界出版了许多关于这三位国父的著作，其中就有《初心：汉密尔顿、杰斐逊、麦迪逊和美国的缔造》。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如彼此的信件往来、报刊文章等，从他们之间的关系入手，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展现了从1780年到1793年总共十几年的一段历史。作者安德鲁·尚克曼在写作过程中并没有采取立场，避免褒贬扬抑，正如他在书中所言，“在书中没有任何盖棺定论的言辞（也没有人会这样做），但是我通过设身处地地分析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所在的处境，来构造我的故事，表达我的看法”。

这十几年不仅见证了三人由合作逐渐走向交恶，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即美国从邦联走向联邦，并且制定出宪法，颁布了包括《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方面的文件。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杰斐逊、麦迪逊与汉密尔顿之间的关系在这十三年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780年代中期、晚期和1790年代。

在第一个阶段，三人之间有诸多共识，当时他们都经历了残酷的独立战争，尤其是汉密尔顿还亲自走上战场。作为华盛顿的军需副官，汉密尔顿亲眼目睹了军队的困境。1780年代初，由于缺乏征税权的支持，邦联议会发行的纸币已经一文不值。士兵与军官的薪饷经常被拖欠，有时他们得到的只是以债券形式发放的一纸空文。然而即便如此，在没有征税权的前提下，邦联议会连债券都无法兑付。孱弱的邦联政府处处受制，各州政府则各自为政，在重大问题上拖沓延宕，虚与委蛇，从而导致经济凋敝，机构一盘散沙。麦迪逊也同意汉密尔顿的观点，即军队所受遭受困境的根源在于州政府独享大权。他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多次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后者在邦联议会任职，同样深感召开议会进行议事的难度，当时经常出现各州代表数目不够而导致会议取消的窘境。因此，三人达成一致，即中央政府必须有征税、管理贸易，制定各州都必须遵守的法律等权力。汉密尔顿对当时的形势还有一个看法，也就是除了州政府的掣肘之外，缺乏理智的民众也乘混乱之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而少数官员出于谋取选票的目的对此也推波助澜。例如，以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毫无原则地迎合民众的无理要求。克林顿最初担任州长时，正值英军将战火烧到纽约，其行政管理部门被摧残得所剩无几。于是，一些普通民众便乘机填补空白，在战争造成的混乱当中，克林顿迎合了大多数普通纽约民众的意愿，因而大受欢迎。在纽约的东北部地区，克林顿允许小农场主继续拥有从富人那里夺来的土地，并且准许他们从纽约州独立出去，建立新州佛蒙特。克林顿也向民众承诺，只要他们重建并尊重州政府，那么战争结束后，他们的利益也将得到保证，许多革命战争之前的佃户都能够继续拥有他们在战争中抢来的土地。克林顿任职期间，纽约州还发行了大量的纸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这无疑有利于欠债者，因为他们可以以远低于最初借债的代价来偿还借债。于是，富人的财富因贬值而缩水，贫穷的借贷方成了受益者，克林顿也因此稳坐州长的宝座直至1790年代。汉密尔顿将民众的行为称为“肆意妄为”，认为他们会滥用自由，侵害少数富人的权利。鉴于对178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形势的分析，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都认为国家有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深渊之虞。

不过，尽管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三人之间在1780年代中期有诸多共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时，就会发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有极为明显的分歧。例如，在1780年代早期，汉密尔顿就开始构想其财政体系的总体框架，为发展工业的远景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杰斐逊和麦迪逊则坚持认为美国应该以农业立国，并且以农业为基础来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为西部扩张、农产品的自由贸易与全球市场提供保障。与杰斐逊的方式相比，汉密尔顿的财经规划显然复杂无比，简而言之有三点：第一，建立一个享有征税权和借贷权的政府。第二，成立一个国家银行，将其作为强大的中央政府与共和国中富人们之间联系的纽带。第三，给予国家一种“受众广泛的价值媒介”，这一点的实现是以前两点的完成为前提的。所谓“价值媒介”实际上指的就是联邦政府发行的货币、债券等。于是，双方的不同开始显现，虽然当时三人的私交不错，但是在具体问题的解决方式上他们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切的根源还在于三人不同的出身背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来自西印度群岛，出身贫寒，甚至连生父都不知是谁。由于年少时才华横溢，乡里乡亲不愿意看到他明珠暗投，埋没于瓮牖绳枢之所，于是便凑钱将他送到纽约国王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从情感上讲，他对北美大陆的任何一个州都缺乏依恋或归属感，他更愿意把美国看作是一个超越任何州的利益的联合体。杰斐逊与麦迪逊都出身于南方种植园主家庭，弗吉尼亚独有的乡绅文化氛围使得两人在举手投足、为人处世方面带有高贵自信的气质。值得指出的是，杰斐逊并没有颐指气使的做派，也并未视民众为草芥，而是将财富与责任感等同起来，正如史学家刘祚昌所言，“弗吉尼亚的这些绅士都有一种强烈的公共责任感，感到参加管理殖民地是责无旁贷、自己份内的事”。于是，弗吉尼亚的乡绅阶层与普通农民之间互相依赖、互相信任，构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形成了北美殖民地一幅独特的景象。这是杰斐逊推崇的农业理想国的模式，与汉密尔顿的构想相去甚远。

第二个阶段恰好与美国宪法的制定时期重合，其特点是汉密尔顿与麦迪逊在表面上达成了一致，杰斐逊则与他们稍有不同。事情的起因是来自于1786年爆发的“谢司起义”，该起义的原因在于对英战争后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导致农民收入锐减，从而无力偿还债务，深陷破产的边缘。于是，一些退伍军人在丹尼尔·谢司的领导下发动叛乱，试图解决农民的困境。杰斐逊对起义大加赞赏，当时他作为使节出使欧洲，他听说了事件之后，对起义者带有法国大革命的斗志高度肯定，为此还发表了“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使之鲜绿常青”的著名论点。但是汉密尔顿对起义没有任何好感，因为它表明，如果不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进行各州事务的管理，民众对某一事件的不满情绪势必会扩大和蔓延，继而引发严重的后果。起义的原因表面看来是农民不满州政府对他们利益的漠视，强行征收选举人头税，但从深层次而言，这是民众对中央政府缺乏必要的认识而造成的。谢司具有极强的煽动能力，短时间内聚集了一大批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汉密尔顿担心像谢司这一类的人通过正当程序进入州政府或是立法机关，从而对美国的秩序构成巨大的威胁。谢司起义也对麦迪逊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观点与汉密尔顿类似。他认为，仅仅通过加强中央政府管理各州之间事务的权力对于改变现状是不够的，中央政府应当“凌驾于州立法机关之上”。而不是仅仅得到征税权和管理贸易等新的权力。一直以来，麦迪逊都担心大多数人会滥用自由，侵害少数人的权利。谢司起义发生之后，麦迪逊更加相信，在共和制度下，多数对自由的危害要远大于少数。为了宣传并说服民众，麦迪逊在1787至1788年间年与汉密尔顿以及另一位政治家约翰·杰伊共同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为制定新宪法营造舆论氛围。正是在这部文献中，麦迪逊谈到了党派，他认为党派无论大小都极其危险，但是我们无法消除党派，只有与之共存，禁止党派存在是不现实的。一个公平合理的政府应该在保持由多数选举产生的同时，能够防止多数人的胡作非为。既然无法消除党派，麦迪逊的解决之道是控制其影响，方法之一就是扩大国土面积，也就是向西部扩张。麦迪逊和杰斐逊都认为，土地是保证永久自由的先决条件。而汉密尔顿对此却不以为然，宪法制定之后，他就开始着手打造酝酿已久的金融帝国。

在第三个阶段，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的关系由公开争论走向彻底决裂。1789年，乔治·华盛顿被一致推举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他随后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杰斐逊为国务卿。虽然都在华盛顿内阁任职，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快显现。汉密尔顿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其金融计划，该体系必须极大依赖于增加新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杰斐逊和麦迪逊则希望建立新的全球贸易体系，让农民能够自由地出售农产品。在当时，为了遏制新兴美国的发展，英国严格限制美国商船进入西印度群岛，同时英国船只也垄断了美国出口商品的运输。不仅如此，英国还不断压低美国生产的船只价格，让生产商不敢投资于船只建造，害怕美国制造的船只无法同英国制造的船只竞争。麦迪逊认为英国是妨碍公平竞争的罪魁祸首，其推行的政策完全偏袒己方，试图牢牢控制美国的经济。当1789年7月法国民众攻陷巴士底狱，继而掀起追求自由的大革命浪潮之时，麦迪逊对此深感鼓舞，他认为革命的法国才是美国依靠的对象。但是汉密尔顿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感到害怕，这让他联想到乔治·克林顿治下的纽约州，民众的肆意妄为如果失去控制，美国又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为此，他将注意力放到了英国，诚然英国在当时并不受美国人的欢迎，但是毕竟两国同根同源，语言、风俗、民情大致相同，经济的互补性也很明显。因此，从长远来看，英国应该是最安全的伙伴。此时，汉密尔顿实际上已经知晓麦迪逊的亲法反英态度，他在给英军少校兼加拿大总督的副官乔治·贝克威思的信中表示，“他（麦迪逊）和我在最终目标上有相同的看法……但是实现目标的方式有巨大差别”。虽然汉密尔顿一语中的，但是他无法解决这一根植于出身背景所产生的差异，决裂只是时间问题了。

1790年1月9日，汉密尔顿向国会发表《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他对该报告寄予厚望，因为可以借此实现三个目标中的两个——公共信用和流通媒介，并且为第三个目标——建立国家银行做好准备。但是，汉密尔顿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一个月之后麦迪逊首先发难，他以双方在债券兑付问题上的分歧为切入点，坚决反对汉密尔顿建立公共信用的方法。为了安抚来自南方的麦迪逊及其支持者，汉密尔顿以迁都作为交易，将首都搬迁至弗吉尼亚州波托马克河畔的偏僻地区。这一方案换取了麦迪逊在国会投票过程中的默许态度，最终报告得以通过。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麦迪逊希望将新首都设在偏远地区，能够遏制经济的无序发展，让投机者无处可去，纽约、费城等大都市正是被这些投机者弄得乌烟瘴气。麦迪逊的担忧不无道理，1790年12月13日，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了《关于美国银行的报告》，将国家银行的设立与国家的金融、税收和借贷能力结合起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他的具体计划是，银行以公司股票的形式分两万五千份发行总额为一千万美元的股票，每份价值四百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整个美国都只有五家特许银行，其总资金加起来不过三百万美元。这一大胆的计划受到了麦迪逊的强烈反对，他反驳了汉密尔顿援引的促进全民福祉的宪法条例，并得到了杰斐逊的赞同。但是汉密尔顿的报告最终在议会通过，华盛顿签字生效。

为了方便筹集资金，汉密尔顿将八百万美元的银行股票用于私人资本购买，并且允许用公债购买银行股票。于是一些精明的投机者看到了机会，他们利用获取到的内幕消息，去往全国各地低价收购政府在革命时期发行的公债，以此作为购买股票的资金。1791年7月4 日，国家银行的股票相继在费城、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和查尔斯顿的股票市场开始发行。受到利益的驱使，人们狂热地购买银行发行的股权票据，在7月4号发行当天价值二十五美元的票据，到了8月10号就涨到了三百二十五美元。在这场全民投机的行动中，有一位颇为特殊的人物，他就是汉密尔顿好友，并且曾担任助理财政部长的纽约富商威廉·杜尔。杜尔利用获取消息的便利，大量买入银行股票，并高价卖出，甚至不惜向高利贷借债来购买股票，行为十分恶劣。1792年1月到4月，狂热的股市开始下跌，泡沫终于破裂，杜尔也因负债累累而锒铛入狱。汉密尔顿动用了政府的偿债基金，才勉强使得股市不至于崩溃，可是美国的经济也因此大伤元气。

杰斐逊和麦迪逊一开始就强烈反对汉密尔顿的计划，认为他不计后果地追逐金融利益无异于舍本逐末。为了全面展开与汉密尔顿的对决，1792年7月两人出版了名为《关于使政府违背真实原则的记录》的备忘录，其中都是对汉密尔顿的批评和谴责。也许认为仅仅出版文章还不够，两人准备开立一家报社，来发起民众抵制腐败的金融计划。为此，麦迪逊请来了大学同学菲利普·弗雷诺，杰斐逊委任他担任美国国务卿办公室的兼职翻译，薪水由政府负担。不过弗雷诺的主要任务是开办《国民公报》，与亲汉密尔顿的《合众国公报》分庭抗议。双方以报纸为阵地你来我往，猛烈攻击对方的政见。虽然对战激烈，语气充满火药味，但是就观点而言都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总的来说，杰斐逊和麦迪逊认为汉密尔顿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妄图在美国恢复君主制氛围；汉密尔顿则指责杰斐逊和麦迪逊煽动民众，会使美国陷入无政府主义的境地。

自此以后，美国政坛开始出现泾渭分明的两派，尽管时代不同，主张各异，但是双方在围绕关键问题的争论方面都是剑拔弩张，甚至恶语相向，可以说这一切与三人确立的先例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