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座勇一：本能寺之变的种种“阴谋论”

所谓本能寺之变，就是在天正十年（1582）六月二日拂晓，织田信长的重臣明智光秀突然袭击了主君下榻的京都本能寺。织田信长身边只有少数贴身侍卫，无法战胜明智的大军，最终一把火烧了本能寺后自尽。有说法称“没有找到织田信长的尸体”因而主张织田信长活了下来，但是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大量的焦尸中分不出来哪个才是织田信长”。织田信长的嫡男织田信忠也受到明智光秀部队的袭击，最后在二条御所自尽，于是织田家的司令部被连根拔起。

织田信长在全日本建立霸权本来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他和他的继承人信忠一同死于非命，日本的历史就此改变。如果没有本能寺之变，那么我们就看不到丰臣秀吉统一日本，江户幕府也就不会出现了。因此可以说，本能寺之变是日本史最大的阴谋之一。

问题是明智光秀为什么要这么干。他为织田信长效力后不久就深受信任，急速升迁，最后成了领有丹波一国的大名。受了这么大的恩惠，为什么明智光秀要倒打一耙呢？这个问题正是人们都在思考的“本能寺之变的谜团”。

使这个问题更加难解的是人们的线索太少了。众所周知，本能寺之变十一天后，明智光秀在山崎一战败给了羽柴秀吉（后来的丰臣秀吉），并在逃亡中丧命。而他的重臣也几乎全部被杀。于是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明智光秀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明智光秀干掉了织田信长后，为了争取支持者应该给很多人写过信，但都没能保存下来。明智光秀失败后，与他有关系的人和知道真相的人害怕被清算，都三缄其口并有计划地毁灭证据。

史料少就意味着想象空间大。说句难听的话，“半吊子”就容易有发言权了。因此，关于本能寺之变，不只是日本中世史的专家，业余历史研究者、作家、写手等“侦探”频频登场。如此众说纷纭的事件，日本史里还真找不出其他例子（坂本龙马暗杀也没有这么多的说法）。

本能寺之变

一、单独行动说的介绍

江户时代即存在的怨恨说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传统的怨恨说。历史小说、戏剧等经常采用这种说法，江户时代初期成书的《续本朝通鉴》等史书也提到了怨恨说。大意就是织田信长过于残暴，明智光秀怒而谋反。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田中义成等大正、昭和时期的历史学家也持此说。

具体来说，明智光秀的怨恨有以下五点：

第一，攻打丹波八上城之际，明智光秀以自己的母亲为人质劝城主波多野兄弟开城，但是织田信长却将城主兄弟杀掉，明智光秀的母亲因此被守城将士杀害。

第二，织田信长命明智光秀接待德川家康，结果席上的鱼是坏了的，织田信长一怒之下解除了明智光秀的接待职务。

第三，斋藤利三离开稻叶一铁转而追随明智光秀，织田信长命明智光秀让斋藤利三回到稻叶一铁那里，明智光秀不从，因此织田信长对明智光秀使用了暴力。

第四，武田氏被消灭后，明智光秀在诹访阵前曾言“到底是没有白费力气”，而对此言不满的织田信长惩罚了明智光秀。

第五，织田信长命明智光秀出兵山阴援助秀吉时，将明智光秀领地从丹波、近江志贺（滋贺）郡迁到出云、石见。出云和石见是未征服地区，明智光秀必须凭自己的力量将其拿下，也就是说，明智光秀实际上被没收了领地。

不过现在的研究认为，以上说法很可能是江户时代编造出来的。首先，第一条所述波多野城事件来源于《总见记》（又称《织田军记》），此书的成书年代是本能寺之变一百年后，因此史料价值不高。而《信长公记》记载明智光秀切断对方粮草，以策略降伏了城主波多野秀治等人，并没有记载他将自己的母亲送给对方当人质。《信长公记》是侍奉织田信长的太田牛一所写的织田信长传记。书中虽有美化织田信长的部分，但作者曾听闻他的言行，只凭这点就比江户时代的军记物语要可信许多。所以第一条应该是江户时代的创作。

第二条也只在《川角太阁记》等不可靠的史料中才有。明智光秀被解职接待职务是由于与毛利氏对阵的秀吉向织田信长求援，于是织田信长给了明智光秀支援秀吉的新任务。接待德川家康不一定非得由明智光秀来做，但是能统领大军的武将，在京都附近却只有明智光秀一人。织田信长当然会在这种情况下解除他的接待一职。第三条和第四条也只在《稻叶家谱》等不可信的史料中才有记载。

最后，记载第五条的《明智军记》同样成书于本能寺之变一百年后，没有太大的史料价值。织田信长确实经常收回家臣的领地，另外给予新的领地，但只限于已经完全平定的征服地，或者将要完全征服的地区，把完全未征服的地区给家臣（变成在没有领地的贫困状态下与敌作战）是不现实的举措。

很多丹波的武士随明智光秀出征，他们并不是明智光秀的家臣，只是因为明智光秀是丹波大名才跟着去的。他们的关系就好比丹波分公司的总经理和他的部下，只要明智光秀被调离那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结束了。因此，丹波武士隶属于明智光秀部队就极好地证明了他依旧是丹波的大名。关于第五条，德富苏峰很早就认为这仅仅是大正时代的民间传言并否定了这种说法。

总的来说，怨恨说的证据全都是江户时代通俗读物的再创作，并不是历史事实。之所以在此时期编造出了这么多怨恨的理由，说明江户时代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明智光秀要背叛对自己有大恩的织田信长。

野心说正式产生于战后

江户时代就有了野心说，但是能够显示明智光秀很早就有夺取天下野心的史料非常缺乏，因此被由前述各种逸事所支持的怨恨说掩盖了。二战前，德富苏峰在《近世日本国民史》中指出明智光秀对织田信长的强势心怀怨恨，同时也认为明智光秀怀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于是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起兵了。而正式将野心说搬上台面加以讨论则要到二战之后。高柳光寿的《明智光秀》（1958）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他围绕着野心说展开了详细论述。

高柳光寿指出，所谓怨恨说都是江户时代通俗读物的创作。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怨恨，那么动机就只剩下野心了，即织田信长、明智光秀、羽柴秀吉三人都对天下抱有野心。

不过，这并不是说高柳光寿发现了能够证明明智光秀有野心的史料。他介绍了出自《老人杂话》的一段轶事，说明智光秀将自己的居城命名为周山（意思是明智光秀将织田信长比作暴君殷纣王，将自己比作讨伐纣王的周武王），不过同时也指出这段轶事并非史实。

结果高柳光寿只举出“爱宕百韵”作为明智光秀有征服天下野心的证明。很多小说和戏剧都描写过此事，不过我还是在这里大概说下事情的经过。就在本能寺之变四天前的五月二十七日，明智光秀只带了嫡男明智光庆和少数随从参拜了京都的爱宕山。当时他奉织田信长之命，将要出兵援助秀吉，因此事先求神拜佛也理所当然。在庙里住了一晚后，二十八日，他与连歌师里村绍巴等举行了连歌会，这就是所谓的“爱宕百韵”。

在连歌会上，明智光秀吟出了这样的诗：

时机就是现在，天要下雨，应该就是五月。（ときは今天が下しる 五月哉）

这首诗表面上是吟唱五月的雨，但是明智光秀横死后不久成书的军记物语《惟任退治记》（别名《惟任谋反记》）写道“如今回想起来，这就是谋反的先兆”，认为这首诗是明智光秀决心谋反的证明。虽然该书并未具体说明此诗应如何解读，不过一般的解释是这样的：“とき”一语双关，既有“时”的意思，又指代“土岐”（明智氏是土岐一族出身），“天が下”暗指“天下”，“しる”有“知る（统治）”的意思。

桑田忠亲著《明智光秀》（1973）对高柳光寿的野心说提出了批评：“这是一种未能反映现实的，带有先入观念的学说。”对于强调明智光秀野心的《惟任退治记》，桑田忠亲指出，该书作者大村由己是秀吉的亲信，为了歌颂秀吉而将明智光秀描写成了恶人。另外，桑田忠亲推测，明智光秀爱宕百韵中本来写的是“時は今天が下なる五月哉”，而为了突出明智光秀的野心，大村由己将其改成“ときは今天が下しる五月哉”。

接着，对于高柳光寿批评的怨恨说，桑田忠亲一方面与高柳一样，认为《总见记》的波多野城事件、《川角太阁记》的德川家康接待事件的说法都是后世捏造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援引同时代弗洛伊斯著《日本史》中织田信长脚踢明智光秀的事件，认为两人确实关系紧张。

即使明智光秀的确怨恨织田信长，他也不可能因此立即谋反。织田信长权倾天下，为了复仇直接与其为敌太过冒险，对明智光秀而言，为了一时愤懑而谋反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因此人们自然会认为明智光秀的反抗应该有其他能够带来更大利益的原因。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想夺取天下呢？桑田忠亲对此持否定态度。连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样的英雄，也是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死后才开始考虑夺取天下的，像明智光秀这种程度的武将几乎不可能在织田信长还活着的时候就想夺取天下。

明智光秀不是有志于天下的大人物，这样的看法实际上一点根据都没有，只是桑田忠亲的感觉而已。不过，他的意见确实直指本能寺之变各种学说分歧的本质。近年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有人指使明智光秀刺杀织田信长，或者明智光秀有共犯，也就是所谓的黑幕说（下一节详述），这种黑幕说的出发点和前述桑田忠亲的看法有契合的地方。也就是说，因为认定了明智光秀这样的“普通的优秀人物”根本无法刺杀织田信长这样的大天才，所以他肯定不是单独行事，应该还存在着幕后黑手。黑幕说就是在这种思路下诞生的。

我在上一章的结尾曾提到过，当人们看到一件带来巨大影响的大事件时，往往下意识地认为有一个能与其匹敌的大阴谋。关于911恐怖袭击，也有阴谋论说是美国在自导自演。区区一个基地组织怎么能够袭击美国。这种心理正是阴谋论的温床。

戏剧里常有的光秀勤王说与光秀幕臣说

有些说法认为明智光秀举兵并非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国家。其中之一就是光秀勤王说。勤王说的着眼点在于明智光秀有着良好的古典修养，与公家、僧侣的关系不错，还有就是本能寺之变后他向朝廷献金。

明智光秀重视传统权威，尊崇朝廷，作为一个有实力的大名，因为织田信长有尊皇之志而全力支持织田信长，希望借此使朝廷中兴。但织田信长傲慢日盛（或者说暴露本性），将自己神格化，还曾要求正亲町天皇行幸安土。明智光秀发现织田信长欲凌驾天皇之上后，为朝廷和正亲町天皇举兵讨伐织田信长。勤王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思路。很多小说和戏剧即采用这种说法。另外，历史学者小和田哲男的“阻止织田信长匪行说”也包含了勤王说的观点。

如果假设勤王说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认为注重秩序与权威的明智光秀与改革者织田信长的“性格冲突”导致明智光秀心生怨恨，而从明智光秀讨伐了织田信长之后，计划由自己当将军来守护朝廷的想法来看，明智光秀的野心也是很明白的。这说明勤王说不一定会否定怨恨说和野心说，而是能够与之并存。认为几种动机并存的小说和戏剧也不在少数。

如果明智光秀最大的动机是守护朝廷，那么他事前与朝廷通气就再自然不过了。照这个道理，光秀勤王说就发展成了朝廷黑幕说（见后文）。

光秀幕臣说的思路与此相似。众所周知，明智光秀最早追随的是足利义昭。足利义昭得到织田信长拥戴回到京都成为将军后，明智光秀同时侍奉足利义昭和织田信长二人。足利义昭与织田信长开始对立时，明智光秀的立场就显得很尴尬了，他最终抛弃了义昭，选择了织田信长。此时明智光秀的犹豫不决经常成为小说和戏剧的题材。

此后，明智光秀得到织田信长的信任，步步高升，但这并不是说他就完全放弃了幕臣的身份。三鬼清一郎在论文《织田政权的权力构造》（1981）中指出，明智光秀是畿内旧幕臣的首领。当织田信长流放足利义昭（此事标志着室町幕府事实上灭亡）时，如果明智光秀并不赞成这种做法，那么在织田信长大意马虎之际，明智光秀招集旧幕臣，为再兴幕府而举兵就非常有可能了。

这种情况下，明智光秀如果有迎将军足利义昭回京，辅佐将军掌握实权的政治构想，那么可能事前就已经与足利义昭暗通款曲。如此一来，光秀幕臣说就发展成义昭黑幕说。

无论是勤王说还是幕臣说，都视织田信长为致力改革的现实主义者，视明智光秀为保守的、有教养的人，将本能寺之变视为保守派打击改革派的行动。藤本正行对此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并没有确切证据表明明智光秀就是保守派。明智光秀确实与公家过从甚密，但织田信长也经常举行茶会，与公家交际应酬。明智光秀因在火烧比叡山时表现活跃而得到织田信长赏赐，离开足利义昭、臣服织田信长也是他的选择。因此倒不如说，明智光秀是一个与织田信长类似的现实主义者。

明智光秀

二、黑幕说的介绍

20世纪90年代登场的朝廷黑幕说

上节介绍的是所谓的“单独行动说”，本节将介绍所谓的“黑幕说”。主张黑幕说的人认为有幕后黑手指使明智光秀谋反，或者有同谋与明智光秀暗通款曲。

如前文所述，黑幕说基于这样一种心理：“像明智光秀这样程度的人能凭一己之力讨伐（或下决心反叛）织田信长这样的大人物吗？”如果没有手握实权的人或集团的协助，明智光秀应该不会下决心与织田信长为敌，袭击也不可能这么轻而易举地成功。一些人因此怀疑单独行动说，从而催生出了黑幕说。况且织田信长为人强势冷酷，树敌颇多，很容易就能想出不少欲置其于死地的人。结果，各种各样的人被认定为“幕后黑手”，各种各样的黑幕说出现在人们眼前。

最先出现的是20世纪90年代登场的朝廷黑幕说。当时，著名的中世史研究者今谷明在著作中强调朝廷与织田信长的对立关系。受其影响，朝廷黑幕说浮上水面。今谷明批评了战国时代朝廷式微的传统说法，认为随着将军权威衰弱，天皇的权威则相对地增强，而织田信长也利用天皇的权威扩大自己的实力。但是到了织田信长一统天下的局面初步形成时，对于要确立自己绝对权力的信长而言，一个至高无上的天皇就显得碍事了。于是，织田信长与当时的正亲町天皇产生了激烈的对立，织田信长甚至逼迫正亲町天皇让位给诚仁亲王。

今谷明本人并不主张朝廷与本能寺之变有什么关联，但他提出的“织田信长最大的敌人就是正亲町天皇”的观点的影响力很大。受此启发，不断有人提出本能寺之变是朝廷对织田信长攻势的反击，也就是所谓的“朝廷黑幕说”。

本来，如果只是某个作者的个人猜想，那么朝廷黑幕说就不会成为话题了。使此说备受瞩目的是桐野作人、立花京子二人。他们仔细研读《兼见卿记》《日日记》等一手史料后，提出了朝廷黑幕说。特别是立花京子，她向学术杂志投稿，她的论文经过专家审查后得以发表。民间研究者经常会提出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观点，这些人经常认为“自己的说法未被接受是因为学术界的大学教授歧视民间研究者”。但是桐野作人、立花京子二人也是民间研究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却能够得到学界的承认。所以，歧视说只不过是民间研究者的被害妄想罢了。

其后，桐野作人转向了单独行动说，立花京子转向了耶稣会黑幕说，目前已经没有主要研究者支持朝廷黑幕说了。可以说这已经是一种被抛弃的学说。不过为了理解以后的研究史的发展，还是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朝廷黑幕说。其要点如下：

第一，织田信长打算强迫与自己敌对的正亲町天皇让位给皇太子诚仁亲王，最终让自己的养子五之宫即位，自己成为太上皇。

第二，织田信长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将自己神格化，是为了让五之宫当天皇，嫡男织田信忠当将军。

第三，朝廷内，诚仁亲王、近卫前久、吉田兼见、劝修寺晴丰等结成反信长同盟，并拉拢勤王派的明智光秀，计划打倒织田信长。

朝廷黑幕说失去了说服力

前面已经说过，朝廷黑幕说的前提是朝廷与武家政权的权力斗争，也就是所谓的“公武对立史观”。不过以今谷明的著作为契机，朝廷与武家政权关系的研究得以发展，最后证明了“公武对立史观”是不成立的。

现在的主流说法是堀新的“公武结合王权论”，强调织田信长与朝廷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在织田信长的经济支援下，朝廷的财政危机得到大幅改善。与其说朝廷敌视织田信长，倒不如说朝廷尽力讨好织田信长这个钱袋子。公武结合王权论的提出使基于公武对立史观的朝廷黑幕说失去了说服力。

首先，关于第一条提到的织田信长强迫正亲町天皇让位，朝廷黑幕说认为天正九年（1581）二月的“马揃”（军事游行）是强迫让位的证据之一。今谷明将此视为织田信长威胁不愿让位的正亲町天皇的军事行动。神田千里则指出，织田信长曾下令此次活动须办得热闹好看。如此一来，与其说是军事威胁，倒不如说有着浓厚的节日气氛。而正亲町天皇也非常欣赏，甚至要求织田信长再办一次，结果在三月又举行了一次。堀新指出，前一年诚仁亲王生母新大典侍突然去世，朝廷一片愁云，游行实为振奋人心之举。现代人习惯了终生在位的近代天皇制，就容易产生误解，以为中世也是这样。但其实中世天皇在上了年纪之前让位是很普遍的，而正亲町天皇自己也同样希望让位。之所以未能实现，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财举行仪式而已（织田信长树敌颇多，未能专心致力于朝廷再兴）。

第二条织田信长的自我神格化经常被当作他试图将自身的权威置于天皇之上的证据，而这条同样遭到质疑。织田信长死前几年开始自我神格化的说法，只出现在耶稣会传教士弗洛伊斯的书信和他的《日本史》中，日本人的记录里完全找不到相关记载。实际上，织田信长一直保护着伊势神宫、石清水八幡宫、善光寺等大寺社，看不出他有自我神格化的迹象。弗洛伊斯的书信和《日本史》都写于织田信长辞世之后，他编造了一个织田信长膨胀到自我神格化，惹怒了全知全能的神，最终不得好死的故事。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条所列举的被视为明智光秀同谋者的皇族及公家。

本能寺之变后，诚仁亲王代替天皇命明智光秀恢复京都治安，因此被当作幕后黑手。但织田信长嫡男织田信忠躲进了诚仁亲王居住的二条御所，诚仁亲王自己差点被卷入战斗。织田信忠本来住在二条御所西邻的妙觉寺，如果诚仁亲王果真是同谋的话，那么就应该预测到，作为明智光秀目标之一的织田信忠会逃进比妙觉寺戒备更森严的二条御所。但是诚仁亲王并没有找个什么借口，事先躲入天皇居所，而是待在危险的二条御所，这就意味着诚仁亲王并不知道明智光秀要谋反。况且，二条御所是织田信长让给他的，他对织田信长应该怀有感激之情。

摄关家的近卫前久之所以被怀疑与本能寺之变有关，是因为攻击织田信忠的明智军从近卫前久家向二条御所开枪。但是，这应该被视为不可抗力，近卫前久从织田信长那里获利颇多，并无参与反信长阴谋的理由。

公家吉田兼见在本能寺之变后作为敕使和明智光秀交涉，明智光秀败北后改写了日记，抹除了和明智光秀交涉的记录，因此被怀疑参与了阴谋。但是没有军事力量的朝廷、公家只能顺从支配京都的大名。本能寺之变后，诚仁亲王命明智光秀恢复京都治安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织田信长控制了京都，他们就跟织田信长亲近；明智光秀打败织田信长，他们就努力跟明智光秀搞好关系；秀吉赶走明智光秀，他们就对秀吉笑脸相迎。公家本来就是这样，这不能成为吉田兼见参与阴谋的证据。而且，日记原本就将明智光秀的行动描写为“谋反”，对于明智光秀杀了曾经提拔他的织田信长一事持批评的态度。

劝修寺晴丰是近卫前久的家臣，同时也是武家传奏（朝廷向武家传递消息的窗口）。他在日记《日日记》中有“（明智光秀家老斋藤利三）是商讨推翻信长的人之一”一条。立花京子注意到这点，由此得出结论“这表明确实有推翻信长的计划，并且晴丰虽未列席但也知道此计划”。这样的解释实在过于牵强。此文的前后内容是“拂晓有个叫济藤藏助（斋藤内藏助利三）的人，是明智的手下，是武家的人，是商讨推翻信长的人之一，被活捉回京都”。可以看出这是记录斋藤利三在山崎之战中败走后，被绑缚京都的内容，从写法来看，劝修寺晴丰并不是很了解斋藤利三。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斋藤利三的名字。再有，我们也找不到他参与明智光秀行动的动机。劝修寺晴丰如果确实参与了明智光秀的计划，应该不会留下可能表明自己做了“坏事”的证据。

本能寺遗迹

三职推任问题

和朝廷黑幕说相关的还有三职推任问题。三职推任指的是本能寺之变即将发生前，织田信长可能被任命为太政大臣或关白或将军的动向。1964年，岩泽愿彦确定了《日日记》的作者就是劝修寺晴丰，并将其视为记录了本能寺之变前后政治动向的重要史料，而这份史料也证明了织田信长有可能成为征夷大将军。

具体来说，武田氏灭亡后的天正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劝修寺晴丰拜访了织田信长家臣村井贞胜。两人在对话中提到了可以任命织田信长为太政大臣或关白或将军（“安土へ女房衆御下し候て、太政大臣か関白か将軍か、御推任候て然るべく候よし被申〈申され〉候、その由申し入れ候”）。

问题是说出可以任命织田信长为太政大臣或关白或将军的是谁？中世的日记经常会省略主语，上述引文也不例外，没有主语。分析的线索是表示尊敬的助动词“被”。用到了“被”，表明说话人是需要劝修寺表达敬意的人物，也就是地位比他高的人。岩泽愿彦认为这是日记的作者劝修寺晴丰在转述朝廷的意思，这后来成了定论。也就是说，三职推任虽然是劝修寺晴丰说出来的，但他只是转述者，真正做出决定的是正亲町天皇或者诚仁亲王，因此，为了表示对天皇、亲王的敬意，用了“被”字也就不奇怪了。

可到了1991年，立花京子发表了新见解。她将《日日记》中所有“被”的用法做了统计，并进行了分析，推定上文是村井贞胜的发言。身为权中纳言的劝修寺晴丰在叙述地位比他低的村井贞胜的行为时使用敬语，看上去有些不通，但是《日日记》中还有其他用敬语描述村井贞胜行为的例子，所以这里的用法没有问题。

立花京子进一步展开，主张织田信长授意村井贞胜，强迫朝廷任命其为“太政大臣或关白或将军”。织田信长的强势激起了朝廷的反感，最终发展成本能寺之变。就这样，立花京子将三职推任问题当作朝廷黑幕说的依据。

也有人对立花京子将三职推任的发言者视为村井贞胜的看法提出异议，不过近年来谷口克广和金子拓都支持立花京子的看法，我也持此看法。但村井贞胜的发言是织田信长授意的吗？二人面谈后的五月四日，劝修寺晴丰作为敕使向织田信长传达朝廷的意向：“关东平定（讨伐武田）有功，想封你为征夷大将军。”《日日记》关于织田信长回复的记录非常模糊，因此产生了暂时不回复和拒绝就任将军两种看法，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遵命”之类的说法。无论如何，织田信长一边要求“当太政大臣或关白或将军”，一边在旨意下来时加以拒绝，是讲不通的。

堀新指出，如果织田信长要通过村井贞胜提要求的话，那他应该有“我要当将军”这样明确的目标，而不是三个官里随便哪一个都行。他认为织田信长并未参与此事，村井贞胜不过是在陈述自己的想法。

织田信长在天正六年辞任右大臣、右近卫大将的官职后，没有再担任官职。天正九年，织田信长拒绝了朝廷提出的出任左大臣的提议。织田信长颇有忠义之心，总觉得既然当了高官，那么必得为朝廷尽心。反过来说，当时的他腹背受敌，无法专心处理朝廷事务，那就不能做大臣了。

织田信长的这种态度想必令朝廷感到不安。“会被织田信长抛弃的吧”，这样的想法渐渐抬头。如果能将织田信长拉到朝廷做官，那么强烈的责任感会驱使织田信长继续捐助资金，助朝廷一臂之力。因此，朝廷一有机会就想授予织田信长官职。

天正十年三月，武田氏灭亡。对朝廷来说，这正是给织田信长封官的好机会。朝廷在思考给织田信长什么样的官职比较好，于是询问村井贞胜“织田信长会接受什么职位”，对此，村井贞胜提出“太政大臣或关白或将军还不错”，将这三个官职作为候补。结果朝廷选择了与征伐东夷的战绩最相称的征夷大将军一职。

总而言之，朝廷希望与为自己提供资金的织田信长搞好关系。由此可见，朝廷敌视信长的说法并不成立。三职推任问题非但不是朝廷黑幕说的证据，反而能够证明双方关系良好。

义昭黑幕说带来的冲击

织丰期研究者、三重大学教授藤田达生则有不同主张。他在不排除朝廷（具体说是近卫前久）可能参与了本能寺之变的同时，主张寄身于毛利氏的将军足利义昭是阴谋的主导者。1996年，他发表了名为《从织田政权到丰臣政权：本能寺之变的历史背景》的论文。之后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不断修订强化自己的观点。藤田达生关于本能寺之变研究的集大成者是《解密本能寺之变》（2003）一书。

如前文所述，一直以来都有保守派的明智光秀为了复兴室町幕府而举兵的说法，但是日本中世史方向的大学教员直截了当地说出“足利义昭指使明智光秀杀掉织田信长”的话，仍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藤田达生是专业学者，他通过发掘本能寺之变的新史料，将义昭黑幕说提高到了学术的水平。因此，大家会关注藤田说也就理所当然了。他的观点可以概括成如下几点：

第一，将军足利义昭被织田信长从京都流放后，转移到备后国一个叫鞆的地方，开设了所谓的“鞆幕府”，任命毛利辉元为副将军，对抗织田信长。

第二，本能寺之变后的六月十二日，明智光秀收到纪伊杂贺众的土桥平尉的来信后，在回信中提到会尽力使足利义昭重返京都，足利义昭因此被认为指使明智光秀通过政变颠覆织田政权。

第三，明智光秀发动军事政变前，曾联络过长宗我部元亲、本愿寺教如、上杉景胜，想以拥护足利义昭的名义纠集反信长势力。第四，朝廷欲立织田信长为将军（这意味着解除足利义昭的将军之职），明智光秀为阻止此事而发动政变。

比起朝廷黑幕说，义昭黑幕说更令人信服。朝廷对支持自己财政的织田信长抱有感激之情，而足利义昭则不同，他对流放了自己的织田信长心怀怨恨，这一点得到了史料的证明。而且足利义昭还曾组织过信长包围网。因此，明智光秀奉足利义昭之命纠集反织田势力，并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对于明智光秀来说，与朝廷站在一起虽然可以确保大义名分，但对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并无帮助，而获得足利义昭的支持则意味着能够与毛利氏等势力联手。藤田达生进一步说明：“从军事上看，明智光秀的军事实力最多只能通过奇袭织田信长来夺取政权，但不足以维持之后的政权。所以，如果要发动军事政变，那么他必须事先确保自己与毛利氏、长宗我部氏、上杉氏等有强大军事实力的战国大名的团结。”

我们可以从藤田达生的分析中一窥各种黑幕说诞生的理由。对于后世的我们来说，明智光秀的举事相当缺乏考虑。他或许能够推翻织田信长，但是之后如何维持通过政变夺取的政权呢？实际上，明智光秀的天下只维持了短短十天。有一种说法认为明智光秀有精神问题，但是从其对织田信长、织田信忠父子的周到的处理手法来看，还是应该认为他具有正常的判断能力。如此一来，就应该认为明智光秀也考虑过推翻织田信长后的战略，既然单独对抗织田家的反击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他事先应该和其他势力建立了合作关系。

而他如果要找人合作，之前的主君、将军足利义昭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比起很多胡说八道的黑幕说，义昭黑幕说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义昭黑幕说的问题

虽然如此，义昭黑幕说仍有许多问题。首先第一条，天正十年的足利义昭是否有能力纠集全国反信长势力颇值得怀疑。谷口克广指出，从天正五年年中开始，足利义昭不再号召全国大名打倒织田信长，而是越来越依赖毛利氏。但毛利氏并没有追击断然实行中国大折返的秀吉，当织田信长横死，足利义昭欣喜地请其帮助自己返回京都之际，毛利氏也显得非常冷淡。可以说，当时的足利义昭作为将军的影响力已越来越小，所谓的“鞆幕府”也已名存实亡。

如果明智光秀真的事先与足利义昭有合作，那么合作最大的目的就是通过足利义昭联络毛利氏，利用毛利氏将秀吉牵制在中国地方。反过来说，如果毛利氏在秀吉这件事上帮不上忙的话，那么特地与足利义昭合作就毫无益处。

不过藤田达生也承认，没有证据证明毛利氏事前知道明智光秀的反叛计划。毛利氏一直在与秀吉和谈，想尽方法避免与织田军决战。假设足利义昭与明智光秀合谋的话，那么毛利氏应该听到了风声。毛利氏什么也不知道，就意味着足利义昭也不知道明智光秀的计划。

关于第四条任命织田信长为将军一事，前面已经提过，织田信长没有说过“要当将军”。虽然可以解释为只不过是装腔作势没有立即应承，但是就字面意思来看，织田信长对此任命的态度并不积极。正如神田千里所推论的，这是因为织田信长顾忌现任将军足利义昭。

织田信长总被看作秩序破坏者，但现实中，他相当尊重天皇、将军、大寺院等。流放足利义昭后，他也曾经试图与其和解。织田信长彻底的现实主义者的形象，是基于到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写给耶稣会总部的报告书创造出来的。传教士没有向本国报告他们的庇护者织田信长对日本传统仍保持敬意，而是极力夸大了织田信长的理性与进步。

关于第二条，天正十年六月十二日明智光秀给土桥平尉的信中有一段话“上意馳走申し付けられて示し給い，快然に候，然而，御入洛事，即ちご請け申し上げ候”。藤田达生将此翻译为：“协助上意（足利义昭）之命，已经知悉，多谢告知。但关于（义昭发出的让他）回到京城的要求，我（明智光秀）以前也收到过。”藤田达生据此主张，本能寺之变前，足利义昭就与明智光秀有联系。

不过，细察原文，找不到含有“以前”之意的词语。更何况，既然明智光秀已经答应帮助足利义昭回京，那么土桥平尉请求明智光秀“协助将军回京”就显得奇怪了。分析其原因则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土桥平尉不知道足利义昭和明智光秀已有合作；另一个是，虽然明智光秀回复说会协助义昭“回到京城”，但是一直没有行动，因此土桥来信催促。若为前者，那么足利义昭的回京计划未免过于草率。若为后者，那说明明智光秀没有把足利义昭当回事。无论怎么看，这段文字都无法支撑藤田达生的说法。

之所以藤原达生会翻译出“以前”一词，是把原文中的“然而”读作“しかれども”，把它当作转折的“然而”来解释。但是桐野作人、藤本正行则认为应该读作“しかして”，当是表示顺接的“于是”之意，这样句子就显得比较通顺。也就是说，明智光秀得到土桥平尉的信后才第一次获知足利义昭的回京计划，于是回信说会提供帮助。这段史料证明，本能寺之变后，明智光秀在考虑如何与足利义昭合作。同时也证明，事变之前二人并无合作。即使在本能寺之变后，明智光秀也没有积极主动地接触足利义昭。六月九日明智光秀给旧幕臣细川藤孝的信中并未提到足利义昭。明智光秀本希望和自己关系不错的细川藤孝能加入自己一方，但是细川藤孝为了悼念织田信长而剃掉头发，拒绝了明智光秀的劝诱。明智光秀急忙送去亲笔信，希望能说服细川藤孝，这封信同样未提及足利义昭。

如果明智光秀讨伐织田信长是受命于足利义昭，那么对于细川藤孝这个足利义昭的旧幕臣来说，这会是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反过来说，信中未提及足利义昭恰恰说明明智光秀并非奉足利义昭之命，而且讨伐织田信长后，他也没有拥立足利义昭的想法。

明智光秀给土桥平尉回信是在六月十二日，也就是山崎之战开始前一天。此时，他的姻亲同时也是与力大名的细川藤孝、筒井顺庆等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支持他，而秀吉率大军直逼京都，在如此绝望的处境下，明智光秀终于决定迎足利义昭回京。这就像溺水者抓住了一根稻草。

阴谋实施前的联络过于危险

第三条说明智光秀曾联络过长宗我部元亲、本愿寺教如、上杉景胜，实情如何呢？谷口克广指出，所谓与长宗我部元亲和本愿寺教如的合作，证据薄弱。对于和上杉景胜的合作，藤田达生则以河隅忠清六月三日给直江兼续的书信为证据，此文收录在《觉上公御书集》里（原文为“一昨日，須田相模守方より召仕の者罷り越し，才覚申す分は，‘明智の所より魚津迄使者指し越し，御当方無二の御馳走申し上ぐべき由申し来り候’と承り候”）。

《觉上公御书集》为米泽藩上杉家编撰的编年史，记载了上杉景胜任家督时上杉家发生的事情，以条目形式书写，典据出处均有注明。现存《觉上公御书集》为江户时代后期平田范隅所书，原本编纂时间为江户前期。此书所载河隅忠清书信是有关本能寺之变的第一手史料。

藤田达生的功劳在于向世人介绍了这个史料，但是他对史料的解读却值得再斟酌。他根据“六月三日”的日期和“一昨日、須田相模守方より召仕の者罷り越し”一句，认为六月一日上杉家臣兼越中方面的司令官须田满亲向越后春日山城的上杉家臣河隅忠清传达“明智的使者已到越中鱼津城”的消息。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明智的使者最晚在五月底已经到了鱼津城。前面已经提过，本能寺之变发生于六月二日，因此藤田达生主张，明智光秀在决定谋反前派出使者是向上杉传达谋反计划。

然而同样编纂于江户前期米泽藩的《历代古案》也收录了几乎一样的河隅忠清书信，但是没有日期和收信人。《觉上公御书集》里的日期和收信人有可能是平田范隅在抄写时添加的。因此，六月三日这个日期不一定可信。

鱼津城在五月底被织田军队层层包围（六月三日陷落），明智光秀的使者潜入城中并非易事。万一被织田方的士兵抓到，走漏风声的话，那就万事休矣。这么大的风险值得冒吗？

藤田达生推测，织田方面与上杉方面在进行和谈时，鱼津城有可能会打开城门，所以当五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织田方面的包围比较松散时（二十九日再度开战），明智光秀的密使乘机混入鱼津城。但是，明智光秀又是如何预见织田方面的包围会暂时放松呢？就算明智光秀的使者进入了鱼津城，也不能保证上杉景胜一定会支持明智光秀。有必要冒着情报泄露的风险这样做吗？桐野作人的推测则比较合理，那就是明智光秀使者入城并非五月末，而是当柴田胜家得知本能寺之变而撤军的六月八日之后。

还有，藤田达生对明智使者所言“御当方無二の御馳走申し上ぐべき”所做的解释也不合理。他将其翻译为“希望上杉家能为我方尽最大努力”。明智光秀只不过是织田信长的家臣，解释成希望上杉家为他“尽最大努力”未免过于自大，所以尽力的对象不可能是明智光秀。因此，藤田达生认为这里不是为了明智光秀，而是为了将军足利义昭。也就是说，明智光秀在足利义昭的指示下，拜托上杉景胜协助足利义昭重掌大权。

但是，如果明智光秀确实在辅佐足利义昭的话，那么他应该会用到诸如“上意”“公仪”之类的词来表达这是义昭的意思。再者，假设这确实是足利义昭所言，只是一味要求上杉氏帮忙也相当失礼，作为说服的语言显得有些蹩脚。铃木真哉和藤本正行认为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希望上杉家为我方尽最大努力”，而是“对上杉家，我（明智光秀）将尽最大努力”。明智光秀为上杉氏尽力，因此也希望上杉氏帮助自己。

我们不清楚明智光秀具体打算如何“尽最大努力”，大概是他不久后会派援军到北陆，在此之前希望上杉氏先拖住柴田胜家的部队吧。

近年，石崎建治提出了新的史料，即（天正十年）六月九日上杉景胜给游足庵（奥州芦名氏的外交僧）的信，从信的内容来看，上杉景胜并未掌握本能寺之变的真实情况。信的内容大概是，秀吉被毛利的军队包围，织田信长出兵援救，但是在援救前，秀吉战死，织田信长无奈退兵，就在这时，津田信澄（织田信长之侄、明智光秀女婿）背叛，导致织田信长自尽。如果上杉景胜事先知道明智光秀谋反的话，那么他就不会相信这么离谱的传言了。

共谋的实际利益不大

明智光秀不是在政变前而是在政变后才联系上杉景胜，这再次提醒我们策划阴谋过程中保密的重要性。

不只是藤田达生，持黑幕说的人都强调，若非明智光秀事前建立了强大的联盟，他是无法下决心对抗织田信长的。但是，事前建立同盟带来的并不总是利益。

如果像之前足利义昭发动信长包围网时一样，反信长势力团结起来的话，其力量将超过织田信长。武田信玄突然背叛织田信长，开始率军西进，发动攻势之际，织田信长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危机。

不过在天正十年这个时间点，就算织田氏以外的大名们团结起来，也很难战胜织田信长。不管是毛利氏还是上杉氏，都在与织田氏的战斗中处于劣势，即使织田信长死了，他们也不可能组织大规模反击。他们那时已经没有余力了。

事先结成同盟只有在协调作战时才有意义，只要不是诸势力一起攻打织田领地，那么就没有必要专门结盟。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被视为日本的失策，究其缘由，正在于即使没有协同作战的计划（比如日本、德国一起攻打苏联等）却依然缔结了同盟。只是为了“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种单纯的理由，就建立名义上的同盟，而实际上各自为战的话，这种同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也许有人会反驳，如果事先知道织田信长将死，那么大规模的反攻作战岂不是可以在织田信长死时同步展开吗？但是，这样就需要到处告知家臣们“织田信长很快就要死了，做好准备反攻”，这么大肆宣扬也不现实。再者，即使明智光秀在发动进攻前通知了上杉氏和毛利氏，他们事前能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

事先联系的好处，最多不过可以防止上杉氏和毛利氏过早向织田氏投降。然而，就算没有事先联系，等到织田信长一死，织田家大乱，他们如果判断这是可乘之机，自会发动反击，攻打织田领地。反过来说，即使他们事先承诺要帮助明智光秀，这样的承诺也毫无意义。上杉景胜和毛利辉元本来并不认识明智光秀，信赖关系更无从谈起。他们如果觉得攻打织田家有困难，完全可以静观织田家与明智光秀的争斗，然后支持对自己有利的一方。

关原合战的例子能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个道理。毛利辉元通过安国寺惠琼与石田三成取得联系，起兵攻打德川家康。但是在这次合战中，毛利军实际上是旁观者。尽管毛利辉元与石田三成是旧识，但毛利辉元依然未遵守诺言。由此可见，老练的明智光秀根本不可能对素不相识的上杉氏和毛利氏抱有多大的期待。

总而言之，无论事先是否共谋，上杉氏和毛利氏能采取的行动都不会有太大改变。如此一来，明智光秀就没有必要冒着被发现的危险事先与他们共谋了。只要他们两家还在，就能起到牵制秀吉和柴田胜家的作用，这对明智光秀而言已经足够了。

但是毛利辉元同秀吉达成和解，并未追击挥军前往京都的秀吉。上杉景胜也回避了与柴田胜家北陆军的对决，出走北信浓。事态的发展证明，明智光秀打错了算盘。如果明智光秀和足利义昭、上杉景胜事前商量过而又陷于如此局面，只能说他愚蠢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明智光秀应该想到了，即使事前合谋过，上杉氏和毛利氏最后也会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行动，而且也不可以苛责他们的判断。

过于荒诞无稽的耶稣会黑幕说

提出过朝廷黑幕说的立花京子，在《织田信长与十字架》（2004）中推翻了自己的说法，转而提出耶稣会黑幕说，其概要如下：

第一，耶稣会是南欧（西班牙、葡萄牙）势力征服亚洲的先锋。

第二，耶稣会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支援了织田信长统一日本的大业，其目的是让织田信长以武力征服中国，使其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

第三，但由于织田信长将自己神格化，想要脱离耶稣会独立，所以耶稣会利用明智光秀推翻织田信长，之后又利用秀吉推翻明智光秀。

立花京子之前提出的朝廷黑幕说曾在学术界成为话题，而这次的耶稣会黑幕说由于过于荒诞，谁也没有将其视为正经学说。同明治维新罗斯柴尔德黑幕说一样，这个说法是一个典型的阴谋论，认为历史完全按照某人或某集团的构想发展。

耶稣会黑幕说最大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史料能够证明耶稣会对织田信长的军事和经济支援。日本方面的史料里没有相关记载，耶稣会方面的史料里也没有。立花京子辩解说，这是因为太过机密所以没有写。照这种想法来看待问题的话，什么样的结论都能言之成理了。说得极端些，按这样的思维，耶稣会黑幕说和“本能寺之变是外星人的阴谋”也没什么区别了。

耶稣会研究表明，耶稣会日本支部财政困难，并无余力在经济上支援织田信长的统一大业。客观地讲，不是耶稣会支援了织田信长，而是织田信长保护了耶稣会。

另外，耶稣会日本支部重要人物奥尔冈蒂诺在本能寺之变后，因怕明智军袭击安土城而逃往琵琶湖中的小岛，途中遇袭，还被湖贼夺去了财物，遇到了许多不幸的事。如果耶稣会参与了本能寺之变的话，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秀吉黑幕说是马后炮

顺便介绍一下秀吉黑幕说。这种观点认为秀吉和明智光秀是同谋，或者秀吉诱导了明智光秀，很多作家都持这种看法。明智宪三郎主张的虽然是家康黑幕说，但同时也认为秀吉知道明智光秀的谋反计划。这可以看作秀吉黑幕说的亚种。

为什么秀吉被认为是幕后黑手呢？因为在本能寺之变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就是他。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谁获得最大利益，谁就是主谋”这样的思维。如果没有事前准备就不可能有中国大折返，这也被当作论据之一。

本能寺之变后，秀吉和毛利氏迅速达成和解。本能寺之变是六月二日，达成和解是六月四日，确实快得惊人。秀吉黑幕说的支持者认为，因为提前知道织田信长会被攻击，秀吉已经取得了小早川隆景及安国寺惠琼等人的理解，所以和解才这么迅速。

但实际上，由于秀吉的水攻，毛利方面已经无法救援备中高松城，提出和解的其实是毛利方面。听说织田信长出兵的消息后，秀吉盛气凌人地提出要毛利氏割让备中、备后、美作、伯耆、出云五国，因此交涉没有进展。但秀吉得知本能寺之变后做出让步，只要求割让备中、美作、伯耆三国并要求备中高松城主清水宗治切腹。此时，毛利氏对本能寺之变一无所知，痛快地答应了条件。

也有人质疑为何秀吉这么快就得到本能寺之变的消息。这也不难推测，因为秀吉知道织田信长出兵，他需要掌握织田信长的动向（什么时候能到）。织田信长部队到了的话，秀吉与毛利方面的交涉方针也会随之改变。秀吉已经布好了情报网，因此及时获知了明智光秀谋反的消息。

如前文所述，还有人认为中国大折返的惊人速度就是秀吉事前了解实情的证据。特别是从沼城（现冈山市）到姬路有七十公里，秀吉的部队只用一天就走完了，确实让人忍不住怀疑有什么隐情。不过正如谷口克广指出的，实情是只有主要的家臣（骑马的武士）才一天就到了姬路，而步兵并没有这么快，事实上，没赶上山崎之战的人同样为数不少。

明智光秀讨伐织田信长后，他再讨伐明智光秀，由此继承织田信长的地位。将这一连串举动视作秀吉的算计，只能说是马后炮。就算秀吉事前与安国寺惠琼等人确有共谋，也不能保证毛利氏得知了本能寺之变后不撕毁和议，攻击秀吉。

实际上北条氏政就是这么做的。他得知京都方面有异变后，答应帮助上野的泷川一益，但是确认织田信长的死讯后，转头攻打上野。秀吉缔结和约后，也是先观察毛利军队的动向，然后才开始撤退的。在织田政权中，秀吉是最成功的人，没有理由冒着被毛利氏和明智光秀夹击的危险谋杀织田信长。更何况，稍有不慎，他就会亲手把天下人的宝座送给自己的对手明智光秀。这样的阴谋对秀吉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本文摘自吴座勇一著《古代日本的战争与阴谋：从源平争霸到关原合战》，姬晓鹏译，后浪丨广东旅游出版社，2020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