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传》：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郁达夫（1895-1945）

郁达夫（1895-1945），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1913年赴日本留学，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192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回国后参加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

郁达夫（1895-1945），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1913年赴日本留学，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192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回国后参加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刊物。1923年起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30年发起并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初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8年底赴新加坡，从事报刊编辑和抗日救亡工作。1942年流亡到苏门答腊，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郁达夫的创作风格独特，成就卓著，尤以小说和散文著称。代表作为《沉沦》、《采石矶》、《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等。

在《郁达夫传：欲将沉醉换悲凉》（第四版）中，袁庆丰以浓郁的语言风格，重点描述了郁达夫的早年经历和个性气质对创作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解读郁达夫。

郁达夫是以体验写作的人，他作品中的灰暗就是他自己的灰暗，他主人公的沉沦就是他自己的沉沦。他敞开了人生中的一个向度，开辟了一片独特、错乱的精神空间。在那个世界里，真正经受煎熬、承担苦难的，其实也不过是他自己一个人。

《郁达夫传：欲将沉醉换悲凉》（第四版）   袁庆丰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歌可以当哭，远望岂能当归

文|袁庆丰

郁达夫的一生，即使用现在的某种意识形态观念去衡量的话，也是一个标准的楷模。但他的一生却始终是悲剧。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以讲真话著称于世，也因此横遭訾议。但最终，连在自己的遗嘱中也不能实话实说，譬如遗嘱中提到的自家的年龄、藏书数目、子女情况等，都与事实不尽相符。

古人曾讲过，立身处世，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须时时谨慎，处处小心。郁达夫何尝不知道这些。但他却最终未能幸免于难。

郁达夫的一生中，有许多言行，未始没有小题大做或三分事七分说的成分。但这些，绝大部分又绝非他的本意，譬如他的“佯狂”姿态，“浪漫”行为，以及他的“家丑”外扬之举。仔细看下去，就会发现，在许多情况下，郁达夫实在是被逼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对此，黑暗的、残酷的社会现实和丑陋的、缺乏人道精神的世俗意识要负主要责任。

郁达夫并非完人，他自然不是没有可以称之为缺点或弱点的地方。这是常识。但你却宁愿热衷于指摘而抛弃常识。实际上，如果说，郁达夫有缺点或错误，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拥有的，譬如贪恋自然和人间景色，敏感、天真（不成熟），对人对世，常常易于赤诚相待，遭受挫折时，又容易陷于感伤和悲愤；如果说，郁达夫有许多弱点的话，那也是人性共通的弱点。所以，这些都不能构成你任意指摘他的理由。

……

郁郁乎悲哉，达夫已逝矣。问天下头颅有几，能似此人？

郁达夫的一生，是梦想渐次破灭，始终不曾得志的一生。如果说，郁达夫生错了时代的话，那么，问题在于，个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着的时代的。正如同人们无法选择父母一样——克隆也不行，时间上没法理顺这层关系。

仔细思考一下人类的历史，再参证我们生活的现实社会，就会发现，我们至今也没有能走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阴影。姑且不论这“强者”的性质好坏如何划定，就实际情形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时代能圆满地考虑到每一个个体主体的充分张扬。“物竞天择”，固然是生物进化的一种自然法则的表述，但它应该被视为过去时态，而不应当看作现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性观念，更不能将它作为践踏和牺牲他人的行为准则，这样，人类才能免于沦回到动物阶段——遗憾的是，这是一条在现实生活中被破坏频率最高的交通规则。“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一再重复的历史，其实往往毫无诗意可言。

郁达夫诗翰

1927年，郁达夫疯狂追求王映霞并得到不乏热烈的回应，这是传统文化剧目中才子佳人的故事新编，它赢得了几代观众的热情喝彩。然而，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我认为，这是作为弱者的诗人郁达夫，出于生存考虑的一种无奈的主动选择或者说是规避强权政治的胜利性逃亡。在那个杀人如麻的血腥岁月里，艺术家的声音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随时都可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其实，郁达夫的这套规避动作，依然属于历代手无寸铁的文人们经常演练的传统套路，并无创新或出格的地方。但不幸的是，这出悲剧，没能以中国传统式的大悲加小喜的模式收尾，日本军人粉墨登场并伸出了罪恶的黑手。这是最令人恼火和痛惜一再的地方。在那“伊豆的舞女”讲述过“源氏物语”的日出之国，怎么竟然生成那么一个“大东亚共荣圈”的怪兽来？这的确需要一切善良的人们认真汲取教训。然而，仅仅是要求那卸了装的凶手反省一下“集体无意识”的罪责，就耗去几十年的光阴，受害者们除了接受我们的主人公已凄惨死去的现实，还能做些什么呢？

任何事情的结局，最糟糕的莫过于一死罢——还有比这更糟的么？如果有的话，那么是不是在于，对于“公理”和“正义”，受害者们还得一以贯之地以“讨”和“要”的方式追索下去？

长歌可以当哭，远望岂能当归。

二十世纪中间的几十年，人们一直沉迷于“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的神话之中，但历史却从反面揭示了一个道理：它的面目一旦被“揭示”出来时，它的面目，倒往往不是本来的，有时倒更像个“假面舞会”。

郁达夫的一生，的确是出悲剧，作为后人，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重演；郁达夫的死，是悲剧的高潮，他听到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礼炮，但却在隆隆炮声中被消灭于无边的黑暗里。这又往往容易使后人陷入愤怒和哀叹。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善恶分明皆有报应、并将其昭示天下的公正审判？这样，长眠地下的冤魂，虽然不能起而发言，但至少，让活着的和善良的人们，不再心寒齿冷如同昨天？

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一般的人，是用肉身来生活的，生命就那样被活活地过去了。郁达夫是用心来生活的，所以生命是他用心来体验、映证和表现的。这就是真，就是美，就是善。像他这样的人，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但相对于芸芸众生，他们的数目实在太少，而在各种丑恶势力的折磨之下，他们的结局，又实在过于悲惨。所以，我们常常感到失落、困惑和忍无可忍。于是，我们在直面现实之际，又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本文摘编自《郁达夫传：欲将沉醉换悲凉》（第四版）   袁庆丰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