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的再思考｜向社会生态型国家迈进

今时今日，我们如何思考与反思生态问题？气候和环境问题的警报已经拉响，法国驻华大使馆将携手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带读者翻阅数篇文章，它们均出自法国知识分子之手，主题涉及环境、生态变迁、生物多样性。文章刊载于微信号“法国文化”，“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也将陆续转载该组文章。以下是该系列的第一篇，埃卢瓦·洛朗博士的《向社会生态型国家迈进》（Vers l'État social-écologique）。[1]

埃卢瓦·洛朗（Éloi Laurent），宏观经济学博士，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OFCE）高级经济师，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巴黎高科路桥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福利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尤其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关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他的作品《经济神话学》已被译成中文，2019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7年，布伦特兰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这一定义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从这个视角出发，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环合一，互贯互通。因此，研究可持续发展应该从“经济—生态”、“经济—社会”和“社会—生态”三组关系入手。三十多年前，“社会—生态”关系曾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伦特兰委员会）的工作重心，而今天却不幸沦为可持续性研究中的配角，成为可持续发展中缺失的一环。

十多年来，我致力于用社会生态学的方法展开研究，旨在弥补这一空白，厘清社会问题和生态危机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揭示社会逻辑如何影响环境破坏和环境危机；另一方面，也反过来探讨环境破坏将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在21世纪初的生态危机面前（例如中国2010年发生的特大洪水），所有的人类并非责任相等，也并非风险相当。

将生态挑战和社会问题融会贯通，我们就更能理解二者的紧密联系，并认识到实施社会生态政策（不单单是生态政策）的必要性：基于对环境危机的考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减少社会的不平等；同样地，基于对社会问题的考量，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去缓解生态危机。

例如，我们从“社会—生态”的视角来关注气候变化的问题。所谓的“减缓”政策，主要致力于减少社会不平等，它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大源头（比如大幅减少航空旅行的政策：航空旅行是最富有家庭的第一大碳排放来源，而这些家庭被认为是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阶层）；所谓的“适应”政策，旨在优先保护那些经常暴露在危险环境中，最脆弱的人群（比如法国城市中那些居住在最贫穷的街区，饱受城市污染之苦的儿童；又或是中国城市里那些深受高温之害的空巢老人）。

社会生态学的分析框架带领我们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当代的诸多环境问题：除了气候变化的前因后果，还有生物多样性受损、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等。简而言之，社会生态学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纳入一个整体视野，以全新的方式来把握连接二者的交汇点。

全面健康或“社会—生态”环

关键在于如何把握人类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联结、相互交错，并非是简单的并列或平行关系。我在《走出增长：使用说明》[2]一书中用同心圆（内圈表示人类福利的各种维度，外圈表示生态系统）来表示经济和社会系统内嵌于生态系统的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或者说我们应该更加凸显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一体化关系，比如画一个“社会—生态”反馈环，它的形状类似数学里的无限符号，同时又让人联想到“莫比乌斯环”（这个环形是回收标志的灵感来源，后来又成为循环经济的标志）。

“社会—生态”环。来源：埃卢瓦·洛朗（2020）。 

这个别具一格的图案展现了“社会—生态”之间动态的协同作用（即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长期的、深层次的趋同性）。“社会—生态”环的形状具有循环性和积累性，它强调最重要的两个联结点：一个连接生态系统的健康和人类的健康，一个连接社会不平等和生态危机。

这个环最主要的联结点连接了生态系统的健康和人类的健康[3]，我们称之为“全面健康”，即人类全方位的健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幸福感、健康不平等、环境健康、环境不平等、生态系统的效用）。

譬如，投资社会关系具有健康效用和生态效用。社会生活的质量和身心健康之间的相关性非常显著。社会孤立和物质主义的联系虽然不那么明显，但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重视社会关系质量的社会比一个关注物质消费的社会更有利于人们的健康，而健康水平的提高又可以激励人们在环境事业中投入更多的关注和资源，因为环境是人类健康的终极保障。

社会生态学的方法立足于整体，与发展预防医学而非治疗医学的当代思考有异曲同工之妙。该方法为政治决策者提供了一套可用于指导公共政策的指标体系（全面健康的仪表盘）：平均预期寿命自不必说、还有环境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等可衡量的指标。因此，社会生态学的方法有助于建立一系列的新型公共政策，我们可以将其纳入一个概念——社会生态型国家。

建设社会生态型国家

1958年，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首次对社会政策的概念作出了定义和阐释，他写道：“我们没有应对气候的社会政策，至少迄今为止，我们还是对气候问题束手无策。”但是，时代已经改变。由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导致了许多自然灾害——暴风雨、干旱和洪水在全球肆虐，甚至摧毁人类的家园。如今，面对这些灾害，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应对之策。

从地质学和气象学的意义上来说，“人类世”是由人类开创的新纪元。我们对19世纪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的社会后果并非无计可施，当时，伦敦郊区出现了最早的人为大规模排放温室气体。自那以后，这些严重的后果愈演愈烈，在未来几十年注定还会进一步加剧。

紧随工业革命之后，另一场革命也悄然兴起——社会保障的革命。二者的同步绝非偶然。用最简单的表述来说，既然公民面临风险，福利国家就应当赋予公民抵御风险的权利。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和“第一次全球化”使经济更为脆弱，同时也加强了人们对集体保障的需求。

有一个事实值得关注却往往被人忽略：生态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时间，比社会保障作为公共政策诞生的时间还要早几年。1883年，德国颁布了《工伤事故保险法》，标志着福利国家的诞生；然而早在1868年，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就已经提出了生态学的定义——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有机和无机）关系的科学（他使用希腊语词根oikos，将自然界比喻为一栋房屋或者一个住所）。社会保障和生态学的同步诞生也绝非偶然：工业革命带来的动荡激发了人们对于社会保障和生态保护的双重需求。

正如前文所述，生态危机也是社会风险，因此改革社保制度势在必行。我们之所以在21世纪初提出建设社会生态型国家，就是要保护人类福祉，分担生态风险，正如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福利国家成功地抵御了各种社会风险：失业、衰老、疾病、残疾，等等。近些年来，中国也大幅增加了社会保障的支出。

社会保障在21世纪的使命是什么？我们首先要追溯它的初衷，而后才能展望未来。社会保障的本质在于将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并通过分担来降低风险，从而减轻社会的不平等。这一使命蕴含了保险和团结双重逻辑，带有明显的伦理性和政治性，这一点与私人保险有所不同。社会保障区别于个人保险，更确切地说，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集体保障。社会保障的本质是通过集体分担来降低社会风险，让社会风险造成的损失在全体公民中更加公平地分摊。

然而，在21世纪初，抛开了生态危机，社会风险就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分担风险，因为生态危机对人类福祉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

那么，社会生态型国家能够实现哪些基本职能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在60年前提出的公共支出三大职能，正如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 

公共支出的第一项职能是“配置”，旨在提供公共产品（或者说，国家应该划清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界限）；第二项是“分配”职能（不只是再分配），旨在让公共财政为纳税人服务，因为他们缴纳的税款是公共财政的主要来源；第三项是“稳定”职能，公共财政可以作为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工具，尤其在经济衰退期，比如2020年开春以来全球正在经历的经济衰退。

我们认为，社会生态型国家的第一项职能也是“配置”，国家应该出台环境政策，减少各类污染，更好地保障人类福祉。关键在于，这些环境法规还有助于节省社会保障支出，特别是医疗支出，因为环境恶化造成的经济成本相当高昂。近些年来，空气污染日益加重，法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治理空气污染可以改善儿童的健康，进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只要对最贫困的人群给予补贴，那么即便开征新税种（例如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征收碳税），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惠及大多数人，既能改善生活质量，又能通过补贴提高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若想衡量环境政策为人类福利带来的收益，完全不需要用货币化的方法来计算人类寿命，或者环境政策所创造/损失的经济增长点，这种方法不仅经不起推敲，在伦理层面也容易引起质疑。其实，我们有很多可靠的健康—环境指标，例如芝加哥大学最近发布的空气质量寿命指数（Air Quality Life Index）。

社会生态型国家的第二项职能是“分配”，这项职能的指导原则是社会保险，是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延伸。更确切地说，社会保险旨在将环境危机去自然化（或者称之为“社会化”），即考量环境危机在社会层面的后果。去自然化就是将生态不确定性转化为社会风险，借助公共保障和公共保险制度，最大程度地降低21世纪环境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后果的不公平性，从而减轻自然危机的剧烈冲击。正是基于社会化原则，在中国发生地震灾害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奔赴各个灾区积极救助受害者。

面对由人类一手造成的生态危机，我们应该充分调动福利国家促进社会平等的力量，以推进环境的可持续性建设，将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让意外得到保障，最大程度地降低生态危机的不公平性。换言之，就是从人类的福祉出发，通过分担来降低社会风险，就从人类的健康着手吧！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我们可以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新设一个“社会—生态”分支，也可以在现有分支的基础上（从医疗保险开始），将环境风险纳入考量之中。

马斯格雷夫认为，公共支出的第三项职能是“稳定”，旨在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尤其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然而，在21世纪，这一目标早已时过境迁。当今最重要的是保障人类的“基本福利”，使其免受生态危机的冲击（全球性大流行病、高温灾害等）。那么，“基本福利”包括哪些呢？2020年春天，全球经济体系同时遭受巨大冲击，整个人类社会都进入了紧急状态。面对这一挑战，世界各国政府必须立即付诸行动，保护本国人民，尤其是最脆弱的人群。此时，“基本福利”的概念正好可以作为政府工作的指南针，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政府应在不加剧生态危机的前提下，将民生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基本福利”的概念，不是为了“刺激”经济，而是要对经济进行改革，重新思考，重新定义。这项创新的黄金法则在于：提升今日的人类福利，但不能损害明日的福利。

[1] 本文改编自笔者即将出版的专著《健康引领世界有何不可？——预期寿命重于经济增长》。（Eloi Laurent, Et si la santé guidait le monde ? – L’espérance de vie vaut mieux que la croissance,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novembre 2020.）

[2] 参见：Eloi Laurent, Sortir de la croissance – Mode d’emploi,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19.

[3] 由于篇幅有限，“社会—生态”环的其他维度，尤其是社会公平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此处不再展开。读者可参见：Laurent, Éloi. 2020. The new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sustainability and justice. Cambridge, UK ; Medford, MA: Polity Press.（《新环境经济学：可持续性与公平》）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法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