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方星海、邹加怡密集表态，释放了哪些重磅信号？

原创 CF40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收录于话题#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16#汇率3#资本市场2#金融3

10月24日-25日，在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召开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相继发表主题演讲。

三位监管层密集表态，从不同层面，阐释了我国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实施金融开放、财政金融政策如何助力经济复苏、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的路径，以及数字金融的发展方向。

易纲：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主导

监管当局主要是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

在24日的视频致辞中，易纲表示，新发展格局下，要持续推动金融业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金融展业环境。主要应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开放理念和模式的转变。尽管我国金融业开放步伐很快，但我们在同外资金融机构、境外央行的沟通中也注意到，外资在机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仍需申请诸多许可，面临不少操作性问题，对金融业开放的诉求依然较多，这表明金融业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负面清单与金融业持牌经营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模式下，金融机构的准入和展业也必须满足资质要求、持牌经营。负面清单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也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模式下，监管部门可将更多的资源从准入管理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实现监管效能的提升。

第二，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主导，监管当局主要是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顺其自然。新形势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可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第三，在加快开放的同时防范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防火墙”，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

邹加怡：防范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系统风险，

需处理好五大关系

疫情发生后，我国实施了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为尽快促进经济回归正常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尤为重要。

在24日下午召开的全体大会二环节，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表示，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迅速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对疫情冲击，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对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形成有力支撑。财政政策对金融稳定的支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强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定经济基本面。二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支持市场主体。出台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预计全年为市场主体新增减轻税负超过2.5万亿元。三是发挥普惠金融作用，服务实体经济。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增信作用，大幅拓宽了担保覆盖面，显著降低费率。四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管控杠杆风险。“开前门、堵后门”，在加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力度的同时，从“借、用、管、还”各个环节，全方位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不因疫情形势放松风险管控。五是扩大政府债券发行，为市场提供优质资产。

邹加怡同时指出，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全球金融的系统性风险也在增加。她认为，不确定性是一种常态，应对风险就是要在不确定性当中寻求确定，要通过政策来为市场主体创造稳定的环境。防范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系统风险，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首先是把握好逆周期调节和金融稳定的关系。采取逆周期宏观政策应对疫情冲击十分必要，但也容易加大中长期风险。全球货币政策环境持续宽松，已经超过10年。疫情暴发后，主要经济体不得不实施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

仅上半年，美欧日三大央行合计扩张资产规模超过5万亿美元。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起到了短期内稳定市场的作用，但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货币增长过快、实体与金融背离、宏观杠杆高企、资产价格膨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等问题值得关注。

二是协调好金融监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纵览历史，金融监管始终与经济发展、金融创新互动平衡，经历从强化、到放松、在新的基础上再强化的螺旋式发展。面对疫情冲击，《巴赛尔协议III》实施期限适度放宽，各国金融监管容忍度适当提高，对维护金融稳定和推动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要看到，放松监管必须审慎有度。随着疫苗研发取得突破，明年全球经济可能加快复苏，金融领域容易出现自我循环、放大杠杆、积累泡沫的情况，需要适时调整金融监管政策。

三是平衡好金融科技与金融安全的关系。疫情倒逼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传统金融业态正被重塑。任何事物都利弊相生，具有两面性。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依靠信用、使用杠杆的金融本质，在提升服务效率、增强金融可及性的同时，也加大了对金融安全的挑战。我们要支持金融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科技向善”，坚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造福社会的价值追求；也要建立、遵循相应的市场规则，防止金融科技诱导过度金融消费，防止金融科技成为规避监管、非法套利的手段，防止金融科技助长“赢者通吃”的垄断。

四是研判好气候变化与风险防范的关系。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的威胁，被称为“绿天鹅风险”。目前看，气候变化影响逐渐显现，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发生概率增加，经济活动可能陷入停滞，导致企业、居民、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各国经济低碳化转型加快，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政策趋严，高碳资产价值可能大幅重估。气候变化影响在金融体系内部、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会形成负反馈效应，放大金融风险。气候变化影响与重大疫情暴发等全球性挑战一样，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共同应对。

五是处理好主权债务与发展融资的关系。全球应对疫情的财政刺激政策接近12万亿美元，各国平均赤字率将比去年上升9个百分点。一些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疫情仍在蔓延，经济衰退，货币贬值，财政收支失衡，债务规模攀升，主权信用评级面临下调，债务可持续压力凸显。债务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既要解决疫情冲击带来的短期流动性问题，更需要解决长期资本供给不足的矛盾。目前，中国正在全面落实G20缓债倡议，帮助最贫困国家缓解债务负担，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

方星海：建立健全境外企业境内发行CDR、

第二上市等制度

在24日下午召开的全体大会二环节，方星海发表主题演讲时指出，证监会将从四方面重点推动中国资本市场从局部管道式开放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变。

他指出，扩大资本市场开放，对于打通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堵点，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促进国内国际循环的顺畅对接。资本市场交易活跃，价格信号灵敏，能够有效引导要素跨区域、跨行业流动，促进供给与需求加速实现平衡。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扩大开放，有利于资本市场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实践证明，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尽管短期会对境内金融机构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但从长远来看，通过主动学习借鉴国际同行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制度、产品服务和风险控制手段，能够推动行业深化内部改革，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促进行业机构在良性竞合中做优做强。

方星海表示，证监会将站在新的起点上，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在稳步放开跨境投融资限制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规则的深层次对接，不断增强政策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推动中国资本市场从局部管道式开放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变。

重点一：继续推进市场和产品开放。

在现有沪深港通、QFII\RQFII、ETF互联互通等方式基础上，研究推出更多外资参与境内市场的渠道和方式。着力解决国际投资者有关顾虑，提高A股在明晟等国际指数中的纳入比例。研究完善沪伦通制度，使其覆盖欧洲主要资本市场。拓展交易所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直接入市渠道。进一步扩大期货品种对外开放范围，更好满足境外实体企业和投资机构风险管理需求。制约我国资本市场更快更稳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机构投资者占比还不够高，而更多地引入境外成熟机构投资者是一条见效快的途径。要建立健全境外企业在境内市场发行CDR、在境内第二上市等制度，为我国资本市场引入更多优质上市公司。

重点二：不断提高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开放水平。

目前，已有8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获批，首家外资全资基金公司、首家期货公司成功落地。外资私募基金公司进入我国已形成趋势，在上海聚集尤其集中。我们欢迎更多外资机构前来展业，拧紧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利益纽带。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内外资证券基金机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支持优质机构与客户一起走出去，提升跨境服务专业能力，更好满足企业跨境投融资需求。

重点三，进一步深化国际监管合作。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必然要求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我们将始终秉持开放的态度和合作的诚意，主动加强与境外监管机构、国际金融组织的广泛合作，共同推进解决中概股公司审计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切实维护各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严厉打击跨境上市和证券发行中的财务造假行为，维护我国企业国际形象。反对一切人为阻断资本国际循环的行为。

重点四，加强开放条件下监管能力建设。

在当前国际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我们在推进资本市场开放中必须特别重视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开放的幅度和水平，开放中能否实现市场稳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能力，特别是跨境监管能力的提升。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建立健全数据通报、投资者保护等方面的跨境监管合作和执法机制，为实现更高水平开放提供坚强保障。

原标题：《易纲、方星海、邹加怡密集表态，释放了哪些重磅信号？》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