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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四子

2020-10-26 06:2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秦朔秦朔朋友圈

· 这是第3591篇原创首发文章字数 5k+ ·

· 秦朔 | 文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可改变的家乡，即出生地。此外，在哪儿长大，求学，立业成家，又会多几个家乡。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人还需要精神的家乡。

精神的家乡可能是一个地方，一段历史，一曲旋律，或是它们的聚合体。就像黑格尔所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就像维也纳，因为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海顿，成为乐迷心中的“音乐之乡”；就像梭罗的瓦尔登湖，海德堡的哲学家小道，徐志摩的剑桥，很多人未曾去过，却在精神上魂牵梦绕。

我在浦东已经生活了16年，浦东肯定是我的家乡之一。但过去从未想过，浦东和我的精神家乡会有什么关联。

直到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研究中意外发现，有四个一直刻在心里的名字竟都是浦东人。突然觉得，浦东就是你我的精神家乡。

让我为你一一数来。

穆藕初（1876-1943）

如同研究美国的商业文明，绕不过弗雷德里克·泰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泰罗制”是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里程碑；研究中国近现代商业文明，绕不过穆藕初。

1876年6月20日，穆藕初出生于浦东杨思（今属三林）的一个棉商家庭。

他13岁入棉花行当学徒。热心西学，业余上夜校读英语，1900年考进上海海关当办事员。1909年，三十多岁的穆藕初终于有机会赴美留学，因为是自费，太太典当了首饰，还借了一笔钱。

他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和得克萨斯农工大学读农科、植棉、纺织、企业管理，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13年暑假他到得克萨斯南部的塔夫脱农场考察，用三个星期写出了一部详细的农场管理记。

在美期间，他结识了“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和“动作研究之父”吉尔布雷斯，探讨现代大生产的管理问题。1914年回国后，他一边在上海办工厂，一边将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译为中文，名为《工厂适用学理管理法》，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他先后办过德大纱厂、厚生纱厂、豫丰纱厂（郑州）等五六家棉纺织工厂，和张謇、聂云台、荣宗敬并称为“棉纱业四大天王”。虽然他的纱厂比张謇晚了20年，但在科学管理和体制机制方面却走在了前面。

张骞的纱厂实行工头制，产品的数量、质量由工头决定，穆藕初则废除工头制，让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治厂，建立严格的一日一报的报表统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引进复式记账法。自此，中国的工厂知道了什么是报表管理。

1916年6月，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产品质量比赛，最细的纱一般是42支，穆藕初的纱厂能纺出48支。他说：“出纱之优劣，三分在机器，七分在人为。这不能不说是实行科学管理的结果。”

作为中国科学管理的先驱，穆藕初的管理法可以归纳为“三省五化四无”，即省时间、省精神、省物质；纪律化、标准化、专门化、简单化、艺术化；无废才、无废材、无废时、无废力。他还是一位创新者，1938年8月他发明的“七七棉纺机”试验成功，迅速推广，为抗战时期的棉纺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穆藕初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在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新年梦想——“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他平生廉洁，写私人信笺从不用所在机构的邮票信笺。生活极简，常着旧衣，对公益却十分慷慨。他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学校的重要参与者和长期捐助者，还资助创办过位育小学、位育中学。他曾向北京大学捐出5万两银子，请北大校长蔡元培主持资助出国留学生。他自己也资助过20多人出国留学，其中有厚生纱厂的学徒工方显廷，在他资助下从南洋模范中学一直读到威斯康辛大学，1928年初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回国时的旅费也是他解决的。

1925年，穆藕初多方集资，兴建上南铁路，全长12公里，和上川铁路一起成为浦东的两大动脉。

1937年，方显廷、罗家伦等10位受过穆藕初资助的有识之士决定集资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金”。1940年，奖学金的首次得奖者中有一名理科代表，名叫杨振宁。

1943年穆藕初病故，《新华日报》在头版发表悼文，说“穆先生一生奋斗的历史，正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活的历史”。

黄炎培（1878-1965）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著名对话发生于1945年7月4日，延安一个窑洞里，对话者是黄炎培和毛泽东。

1878年10月1日，黄炎培出生于浦东川沙镇的内史第，父亲开私塾为生。内史第又名沈家大院，是一处建筑精美、有很多文物藏品的江南古宅，由清代藏书家沈树镛祖上所建。黃炎培曾说，“浦东文化在川沙，川沙文化在内史第”。

1899年黄炎培以松江府试中第一名考中秀才，之后辞去塾师到上海南洋公学读书，那里的中文总教习是蔡元培。1902年他又中了举人，1903年被聘为川沙小学堂的校长，1904年在南汇新场镇演说反清被捕，由美国牧师营救逃亡日本，一年后归国，继续兴学。

1905年，黄炎培和杨斯盛在浦东六里桥创办了浦东第一所中学——浦东中学，任校长，1907年正式开学，因质量高、要求严，享有“北南开，南浦东”之誉，培养了“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会计学家潘序伦，经济学家钱昌照，文学家闻一多，电影导演谢晋等人。

1914年2月至1917年春，黄炎培以《申报》主笔身份在多省考察，并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的52座学校，对其职业教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写文章说，美国每年发明的新器物有4万种，光爱迪生一个人就多达900种，“而我国一种新发明都没有”，教育“学用脱节”，“毕业即失业”。

1917年5月，黄炎培联络蔡元培、张謇、严修、沈恩孚、穆藕初等48人，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又创建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以“双手万能，手脑并用”图案为校徽，倡导“劳工神圣”，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设附属工厂。后又增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

中华职业学校从建校至1951年底轻工业部接管，共培养毕业生7014人，加上肄业生一共近万人，张闻天、华罗庚、秦怡、革命烈士江竹筠等都是其校友。

黄炎培还把职业教育推向乡村，也和荣毅仁的父辈合作在荣氏工厂办职业培训。职业教育从此在中国形成风气，1921年全国职业学校（含补习学校）有700多所，1926年达1695所。

1917年10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教育与职业》杂志，1925年创办《生活》周刊。1926年，邹韬奋（1922年加入职教社）被黄炎培从《教育与职业》调到《生活》周刊任主编。在他的亲力亲为下，《生活》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时事和青年修养刊物，风靡一时。

对家乡浦东，黄炎培怀有“吾浦左人不为自谋，谁为吾谋哉”（浦东时称浦左）的情怀。1905年，他和一批浦东贤达发起组建了浦东同人会，参与浦东早期开发，最重要的成果是筹资建设上川铁路，从1921年开工到1936年3月全部完成，全长35.35公里，“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浦东的纺织业、抽纱业迅猛发展，仅川沙一地的抽纱公司就达130多家。上川铁路一直使用到1975年。

1924年，担任浦东同人会董事长的黄炎培和同事们提出“改浦东为特区”的建议，以改变浦东各地分别归属江苏和上海多个县管理、不利于长远建设的局面。这一“浦东特区”的设想，可谓浦东开发史上的一大创见。

张闻天（1900-1976）

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出生于南汇祝桥镇邓三村。他6岁进私塾，新学开启后私塾改为“养正小学”，他既读《诗经》也读新学，后到南汇县城的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后来的惠南镇小学）就读。1915年8月，他考入位于吴淞口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两年后又考上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在河海学校，张闻天和桐乡乌镇人、沈雁冰（茅盾）的弟弟沈泽民结为至交，并在与茅盾的交往中开始文学创作。他是“五四运动”爆发后南京学生运动的代表人物，1920年至1923年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

在旧金山勤工俭学期间，张闻天常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读书、阅读期刊、翻译，还为华侨中文报纸《大同晨报》做编辑。1924年1月返回上海，1925年经沈泽民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21年到1924年，张闻天在《小说月报》《少年中国》等报刊发表的外国文学译著有50多万字，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旅途》。

1925年冬，张闻天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助教、翻译，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1931年初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年9月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常委。

张闻天参加过长征，他在遵义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之后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他在“西安事变”时力主和平解决，帮助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不过，张闻天永留人心的时刻，更多地与他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直言不讳批评“大跃进”、备受不公正对待有关。

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明知讲真话会遭难，但没有明哲保身，在小组发言不断被打断的情况下讲了三个多小时。他强调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认为“集体所有制还有积极性，应该确定下来，稳定下来，不要强行改变；小商品经济还不能废除，应该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社会主义不是要将富的拉平，而是要将穷的向富的提高”。他还谈到党内的民主作风问题，说不怕没有人讲成绩，“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

1959年之后，靠边站的张闻天潜心研究和著述。他提出“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

1969年10月，张闻天被化名“张普”流放到广东肇庆。在和病魔斗争，又要避开看管人员检查的困境中，他写下了约10万字理论文稿和读书笔记，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芒的著述被称为“肇庆文稿”。

1975年8月，经再三争取，张闻天一家离开肇庆到无锡定居。他不能回北京，也不许回上海，被安置到无锡。1976年7月1日他去世时也不能开追悼会，火化不许用真名，妻子刘英送的花圈上只好写着：送给老张同志。骨灰放在储物间里。

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追悼大会，陈云主持，邓小平在悼词中说：“要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傅雷（1908－1966）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南汇县下沙乡王楼村，4岁随母亲迁到周浦居住。他先后在周浦镇小学、上海南洋附小、上海徐汇公学、上海大同大学附中等学校就读，1927年冬赴法国留学，1931年秋回国，被聘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主讲美术史和法文，毕生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

傅雷是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的杰出翻译家，翻译外国文学名著33部，著译约500万字。他对翻译质量有极高追求，要求“字字都可以立住”。《高老头》前后翻了三次，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跨越了17年。《约翰·克里斯多夫》抗战时开译，四卷120万字直到1941年才译完，后来觉得不满意，又花了两年重译了一遍。从第一句译文“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开始，他准确而传神地诠释了罗曼·罗兰的创作格调。

比傅雷译作影响更广的是1981年出版的《傅雷家书》，这部家信集摘编了傅雷1954年至1966年5月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等的186封书信，最长的有7000多字，充满了对儿子的爱与期望，以及“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

傅雷一生在书斋笔耕中度过。他家的长期保姆周菊娣说：“傅先生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到12点半工作，下午2点又坐到书桌前，7点才吃晚饭。晚上看书、写信到深夜。”

傅雷生性耿直，不会撒谎。1961年被摘去“右派”帽子时，他的反应是“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文革”中傅雷被抄家，原因是他抽烟斗、喝咖啡、用西式餐具、弹钢琴，这都是资产阶级腐朽的那一套。抄家时连花园都被挖地三尺，最后在亲戚寄存的一个锁着的小箱子里，查到一面老掉牙的小镜子，背面嵌着蒋介石像，还有一本旧画报，印有宋美龄的照片。傅雷反复申述不是他的箱子，但为了不连累亲戚，他执意不说是谁的，自然过不了关。

1966年9月2日白天，傅雷夫妇被拉到家门口，戴着高帽，站在长凳上示众。深夜，含冤不白、无法洗刷又不堪凌辱的二人留下遗书，上吊自杀。

遗书中，傅雷夫妇将存款赠予保姆周秀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了53.50元，写明是二人的火葬费。

傅雷的妻子朱梅馥生于浦东惠南镇，初高中在上海的教会学校就读，和傅雷是远房表亲。她比傅雷小五岁，最后与傅雷一起永离人世。

2008年，周浦镇八一中学更名为傅雷中学，后来还开了分校。2017年，周浦镇在傅雷中学东侧新开了一所小学，命名为傅雷小学，此外还开办了傅雷幼儿园，办园理念是“承赤子之精神做本真之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