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比尔德的剑桥生活：“马上回家”的女教授

《一个剑桥大学教授的生活1、2》（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是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玛丽·比尔德常年发表于博客的诸篇文章（文末有相关评论）的集合。本文选摘两个短篇，关于剑桥大学的女教授和校长竞选故事。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剑桥毕业的女性文学巨匠——谁正在照料孩子？（2009年4月27日）

成为纽纳姆学院（Newnham）的一员有很多好处，即使（或尤其）在2009年，我仍然可以详细地讲述女子学院的优势。这个我在后文中会讨论。这个周末我一直在思考的是纽纳姆学院的文学传承。我们的校友（我现在几乎习惯了这样称呼她们）中有一些是20世纪最优秀、最知名的作家：A. S. 拜厄特（A.S.Byatt）、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克莱尔·托马林（Claire Tomalin）、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琼·贝克韦尔（Joan Bakewell）、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凯瑟琳·怀特霍恩（Katharine Whitehorn）以及萨拉·杜南特（Sarah Dunant）等。

所以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庆祝这显赫的成果，剑桥文学节（Wordfest，当地的文学盛会）今年在纽纳姆学院举行了一些适当的活动，学院设晚宴款待演讲者和各路人等，包括我。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和纽纳姆学院有着某种联系，在这里学习或是工作过。

我们桌有14个“女生”，在我这边坐着的有弗朗西丝·斯波尔丁（Frances Spalding）和伊莎贝尔·格雷（Isabelle Grey，在纽纳姆学院读本科时和我是同年级），还有琼·威尔逊（Jean Wilson）。我“承认”饭后我和伊莎贝尔、丽贝卡·艾布拉姆斯（Rebecca Abrams）以及学院的副院长凯瑟琳·塞维尔（Catherine Seville）畅饮了很多红酒。

聊得怎么样呢？嗯，晚宴上我和弗朗西丝谈工作。她打算和苏珊·塞勒斯（Susan Sellers）在文学节组织一场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研讨会。研讨会的亮点是展出伍尔夫在国王学院进餐时用的那张有名的桌子。正如伍尔夫在《一个人的房间》（Room of One's Own）里所阐释的，这张桌子是一件女性主义的标志性家具，而它最近被借给了纽纳姆学院。此外，弗朗西丝的一本关于约翰·派珀（John Piper）和迈范维·派珀（Myfanwy Piper）的书也即将问世。

但是饭后，很快我们如同其他女人一样，更多地谈论起女人的命运。当女人享有与男人一样的权利时，男人和女人的生活和事业仍然存在着差异，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认为这很大程度上与家庭责任的“概念经济”有关。我在午餐时和一些在纽纳姆学院工作的母亲交谈过，了解到无论她们在做什么（从分裂原子到讲授盎格鲁-撒克逊），她们从来没有能完全将家庭生活抛开。她们的脑子里一定会为找不到的芭蕾舞鞋、幼儿园的圣诞聚会和将要接种的疫苗留有空间。大多数男人，我相信，无论在家里分担多少家务，只要他们走出家门就会把这些都抛在脑后。我曾观察过傍晚时参加剑桥研讨会的学者们。假设讨论进展得很顺利，你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在盘算是否能再多待一会以及晚回家一小时该怎样道歉。用鲜花？还是红酒？还是出去吃饭？女人们别无选择，她们会马上回家。

我们用了一个悲剧性的反例结束了那晚谈论的主题。伊莎贝尔想起一个美国人的故事。这个美国人去上班，忘了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而是遗留在了汽车里。下班时，他发现锁在车里的孩子因为车内温度过高而死亡。

这是一个都市传说？不，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天啊，我把孩子落在公共汽车上了。”这个古老的笑话又有了新的版本。

评论

1998年至2008年间，美国平均每年有38名儿童死于车内中暑。这似乎与强制性安全气囊有关，将孩子放在前排座位违法。孩子被放在后排座位。这可真是“眼不见，心不念”。

——托尼·弗朗西斯

对下面这个句子的回复：“大多数男人，我相信，无论在家里分担多少家务，只要他们走出家门就会把这些都抛在脑后。”玛丽，句中的“大多数”救了你，因为我也无法给出具体的统计数字。但是恐怕我和你的想法不同。事实上，我更倾向于没有这样的假设：男人纯粹/通常/就是这样。这对于我们这些无论多么喜欢学术讨论，但晚上一定“愿意”陪伴家人的男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JIW

玛丽，今天写的内容很具有挑衅性！我们博学的朋友JIW已经先我一步，但是我完全认同他的感受。纽纳姆学院的女士们 可能会邀请我和詹姆斯这样的人参加讨论。但是我想让会议/研讨会快点结束，带着孩子去参加小精灵俱乐部的演出。这样的事情（今天周一，所以今晚轮到我，明天轮到比弗斯，周三舞蹈，周四准备晚餐）对于现在30岁左右的父亲们来说太正常了。

——克里斯

尽管女性不断取得比男性更好的学术成果，但是对于女性的看法仍然是贬低和破坏性的。男人的魅力被认为体现在地位和财富，拥有多少房子、汽车、美女/情人等。女人的魅力则体现在对这样的男人有多大的吸引力。可怜的女人。所以我们要像布狄卡（Boudica，坚强而富有韧性的不列颠部落女王，看不惯她的臣民在罗马人手下受苦而揭竿起义）一样，消灭数量众多的寄生于我们国家皮肤上的狡猾自负的雄性寄生虫和疖肿。

——XJY

1847年的剑桥校长选举（2011年8月11日）

我已经有一年没去大学图书馆的手稿室了（有机会去一趟真是太好了）。所以我本周去那里时才发现有了新的监管制度：现在要在专门的登记簿上签名，甚至图书馆里其他地方允许携带的小包在这儿也不让携带，必须把包存在外面的储物柜，所以每次你想从包里取25便士去买一支新铅笔什么的，你都得去取钥匙然后再还回去。（因为，钥匙由你保管他们不放心，这也许是聪明的做法。）

我相信这是非常明智的，也是保护收藏的好方法。但这种方式确实很恶劣，感觉自己被当成了罪犯，让人油然而生一种不快的感觉，就好像自己和其他在场的读者都有可能会在别人转过头去的一刹那将某份珍贵的文件偷走。（我在想，这种做法让偷文件变得更加困难，但同时又会把多少人推向犯罪呢？）

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被耽搁的，因为我到那里是为了寻找更多关于菲茨威廉博物馆历史的资料。我想要彻底了解一下1842年欢迎新校长诺森伯兰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的庆祝活动。一部分活动是在博物馆还没有完全竣工的情况下举行的。我很好奇，到底还差多少完工。

一份看起来很像文件的东西被编入目录，它描述了19世纪大约五名新校长的选举和就任。这是一份由19世纪热心、执着和相当聪明的官僚们撰写的手稿，渴望将这个程序传给他们的继任者。

结果它对了解1842年菲茨威廉博物馆的状况没有任何帮助，但它有很多关于1847年选举的有趣东西，与我们10月份将要进行的选举有很多共同之处。

我隐约记得（但如此认真的记载让这个历史事件又一次生动地呈现出来），在1847年校方确定的候选人是艾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但是，一帮来自圣约翰学院的菜鸟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推选波伊斯伯爵作为其竞争对手（一个真正可怕的保守党，勒德洛的国会议员，1832年改革法案顽固不化的反对者）。

虽然经历了一点动摇，但王子并没有真正退出，而是进行了一场充满活力的选举。这为当今候选人的支持者们提供了大量的建议，包括组织委员会以及从伦敦专门租来的运送选民的火车。（王子的反对者担心的一件事是，他会试图让这所大学德国化。另一个担心是，大学和皇室之间的后门关系有点不体面。）

这似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如人们所期望的，艾伯特获胜了，但并不是以绝对优势。我找到的这份文件是由一位官僚 匿名撰写的，他接着花了很多笔墨描述在宫殿举行的庆功宴（他坚持认为，第一道菜配的是银制刀叉，甜点配的是金制餐具）。显然，波伊斯伯爵被邀请了，但不可能来。

这一切让你想知道，我们现在的四位候选人塞恩斯伯里勋爵（Lord Sainsbury）、米尔路杂货店老板（the Mill Road grocer）、布赖恩·布莱斯特（Brian Blessed）、迈克尔·曼斯菲尔德（Michael Mansfield）将会如何庆祝10月份的胜利。我想，不会那么奢侈，但我会让你们知道的。

评论

他们对王夫艾伯特王子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确实干涉了，据我所知至少有一次。1860年，他推动任命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为历史学钦定讲座教授—主要是基于他的历史小说，而这违背了历史学家们的意愿。

——马里恩·戴蒙德

不要觉得被当成了罪犯。这些预防措施听起来像是对稀有材料明智并且常见的保护。几年前，当我在剑桥读研究生时，我想借用一个非常稀有的乔叟手稿。我就不说我去哪所大学借的了。我被留下和书单独相处，完全有机会垫着它吃一顿有三道菜的饭或者撕掉自己需要的那几页。当我用完以后，我开始找人去归还它。我在大学里漫无目的地寻找，最后，门卫给一个重要人物打了电话，我才得以把书移交出去。当我想到这种粗心大意时，仍然不寒而栗。

——埃里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