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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英国对摄像头的热情；剑桥学生有多富有

【英】玛丽·比尔德

2020-10-27 17:02

【编者按】

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是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她在2006年至2011年，坚持写了六年的博客“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颇受欢迎。玛丽·比尔德对这些博客和评论进行了筛选以及简单的编辑，出版了两本博客文章选集《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在这些博客里，她畅谈对于教育、历史、时事热点的看法，有趣又有教育意义。近日，《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中文版推出，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录其中几篇。

玛丽·比尔德

大学的老大哥

2006年6月6日

住在学生城的学生区，会让你可悲地觉得自己已至中年。这并不是因为学生们华丽的—或性感暴露的—服饰让你无法释怀。事实上，我反而喜欢看每年夏天国王街上露出的肚脐。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流行词。因为我自己也开始跟他们一样用“大”（uni）来指代“大学”了（university）。

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令我们更为失望的是意识层面的。那些我们过去抗争以及失去的一切，学生们已然视为应当。他们无法想象国有化铁路或是免费的视力测试对生活意味着什么，他们也无法想象二次送邮目的何在。

更让人担忧的是，他们许多人都受监控文化影响。给他们一个昏暗的自行车棚，遍地落叶的小径，或是风景如画的河湾，剑桥的大学生大多只会安装一台闭路电视进行监控。

他们说这样有安全感。我想，不能完全怪他们不能对抗潮流。自从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拍下两名孩子带走一位幼儿后，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帮助警察找到了谋杀詹姆士·巴杰尔（Jamie Bulger）的凶手。从此，在英国人心中，监控作为一种刑侦或防卫设备的地位不可撼动。

至于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究竟是否真正有效，这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几个月前，我们系被人破门而入，丢失了笔记本电脑和数据投影仪。有个摄像头正好对准前门，但警察并不想知道摄像头可能记录到了什么。“拍到的画面肯定不清楚，亲爱的。”

英国是世界上人均摄像头拥有数量最多的国家，我猜大多数英国人都对此感到无比自傲——尽管瞟一眼国外的报纸，就会发现外界认为，对于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而言，英国这种对摄像头的热情十分古怪。

正是基于公民自由的原因，我总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学生会接受闭路电视监控。我不介意他们说“听着，我们虽然知道自由至上主义者为何争论，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认为这事值得冒险”。可事实是，在我们这些胡子灰白、上了年纪的人忠言逆耳地警告他们监控如何危险时，这些高智商青年（他们半数都是国际特赦组织的成员）只是感到茫然。要不然，他们就会嘟囔那句愚蠢的格言：如果你没做错，就没什么可怕的。为什么会这样？

我刚要责怪“嫌疑犯”教育时——他们肯定在学校接受过类似教育——这些嫌疑就因一次偶然的事件得到了证实。某次大考前夕，我儿子回到家中，遗失了书包，而包里装着他全部的笔记。他看起来十分冷静（我就不是）。但他第二天回到家时，书包就已经找到了。

其间，他攥着自己的上课时间表，去了学校的闭路电视监控室，找那里的管理员并查看了自己一天的行程。监控显示，去上法语课时，他还背着书包，可出来时背上却空了。于是很快，他在法语教室就找到了书包。

我认为，这肯定是一个英国校园中反复上演的怪异经历，马虎的少年多亏监控摄像头相助，方能找回遗失的物品。如果监控这位老大哥次次都能帮你找回失物，也难怪对你而言，他比我更讨喜。

玛丽·比尔德在BBC新版纪录片《文明》（2018）中的剧照

卫生用品非洲行

2006年6月13日

我喜欢看《女性时空》（Woman’s Hour，英国广播公司四台的节目），喜欢该节目将极具颠覆性的女权主义报道，紧挨在金枪鱼披萨烘焙这种无聊的健康食谱介绍之后。我尤其中意现在的《女性时空》，因为目前的节目制作人中有维多利亚·布里格内尔（Victoria Brignell）。维多利亚几年前在剑桥大学修过古典学，聪慧活泼，之后就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另外，她还四肢瘫痪。

但是这个星期一，他们却一反常态，未能在呼吁给肯尼亚捐赠卫生巾的运动中，嗅出个中猫腻。

活动确实煽情催泪。在采访中，年轻的女孩因卫生巾短缺不能听课甚至彻底辍学。她们解释道，上学时不想让衣服上有血渍。因此，在非政府组织和肯尼亚女议员的支持下就出现了这样一场运动，呼吁校园免费发放卫生用品（商界的口号），并呼吁全世界女性捐赠富余的经期用品。

起初，该运动十分引人关注。不久后，我们就清楚地意识到，在这场运动中仍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解答。比如，在西方的卫生巾捐赠还未对她们的经期措施产生影响时，肯尼亚女性如何处理经期卫生？有些阴暗的说法称她们使用粪便等不卫生的方式。我不禁天马行空，想到经期专权，这是一个不错的景象：经期女性全部聚集到月经小屋，一同学习，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直到某位好心的人类学者到来，告诉她们，不应该相信这些造成污染的经期处理方式。谁说得清呢？

这件事不难得出个结论：当地或许曾经采取过某种切实有效的经期措施。不过现在，这些姑娘却坐在那里，担心自己的裙子上会有血渍，等待他人捐赠永远满足不了当地需求的卫生巾产品。

再进一步挖掘，到底是谁为肯尼亚生产了这种月经用品？这场活动是想在当地建立地方所有的卫生巾厂？还是旨在推广卫生、循环、实惠的经期处理方式？非也，在那些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在第一世界的月经期女性身上大赚特赚的情况下，这场活动似乎却在呼吁，我们应该把这些公司的产品空运到肯尼亚。

快速地浏览下网页，就可以发现，商业世界早已瞄准非洲大陆，将它作为销售高价经期产品的新兴市场。商界意识到，“扩大消费群体”肯定有困难，而且“低收入人群对经期用品购买欲望不强”（成功的市场调研，毫无疑问）。但是，如果能让我们购买后再捐赠，那么公司便无论如何都能从中获利了。

津巴布韦的案例给我们上了沉重的一课，那里也存在经期用品短缺。为什么？当然是因为1999年经济萧条，强生公司撤出了津巴布韦，于是当地人不得不从南非进口经期用品。

我认为我们已经有“配方奶粉非洲行”这个前车之鉴了。即使活动规模再小，（这次捐赠卫生用品的活动）也不过是老调重弹罢了。

玛丽，你的“月经小屋”梦放在100年前，可能还不赖，不过，我们现在谈论的是，现代女性上中学接受正规教育的事。你认为肯尼亚女孩的愿望是人类学家强加上去的，这种想法很侮辱人。我们的姑娘不是围坐在村里，磨着玉米面，等着男性猎狮归家的人。这些女孩必须和其他人一样，挤上公共小巴去学堂，穿上校服，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就像你看到的剑桥女孩一样……哦，我不会说自己是位彻底的女权主义者。我是非洲男性。

——博曼贡贝

剑桥大学的学生到底多么富有？

2009年1月29日

一份本地的学生报纸《剑桥学生报》（Varsity）又刊登了一则独家新闻。上个学期，该报在网上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50%的剑桥学生曾经在大学期间“剽窃”过（无论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坦率地讲，我不知道这些匿名的自白到底具有多重的分量。但是现在《剑桥学生报》又组织了新一轮的问卷调查，对剑桥学生的平均富有程度及他们父母的平均收入进行调查。此外，为了满足幕后操作者的利益，他们还根据学院和专业对学生进行了分类。这份调查是本周的头号新闻，其热度甚至超过之前那篇备受争议的圣约翰学院正式晚宴向学生提供红酒的文章。（在你下笔之前，让我顺便说一句，这真是一种讽刺。）

这则独家新闻从某种程度上正好迎合了我们平时的偏见。艺术史专业的学生位居榜首，据称每位学生平均每周的预算是182英镑，而父母的平均收入是118000英镑。虽然不够给小鲁伯特买一幅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作品来学习，但是相对于穷人来说也算大手笔了。

还有其他的令人震惊的结果。

剑桥校园

有的学生宣称他们为了填饱肚子，每天不得不从超市垃圾箱找来食物；还有的同学正好与之相反，吹嘘自己几乎喝干了所有酒吧的香槟。我不确定是否应该相信这些同学的话。他们的话都带有夸张的成分，属于两个极端，实在让我半信半疑。当然，如果他们讲的情况都是真的，我会更同情前者，而非后者，但是我（严肃认真地）建议两种同学都去找自己学院财政部门的老师谈一下。对于经济困难的同学，大多数学院都有助学金。老师们也知道学生高利贷的危害——目前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当然毫无疑问，他们也会为后者提供足够多的建议，让这些学生避免极度挥霍浪费的行为。

有趣的是，国王学院（具有激进形象）学生父母的平均收入远远高于圣约翰学院（后者存在正式晚宴提供红酒的问题）学生的父母。默里·爱德华兹女子学院的情况怎么样呢？该学院还是被大多数人称为“纽霍学院”（编者注：2009 年更名），部分原因是它现在的名字听起来更像一位橄榄球运动员，而不是一所学院。该女子学院学生父母的平均收入是108000英镑，在全剑桥位居第一。老派的彼得学院（带有稍许的傲慢形象）学生家长的平均收入是54800英镑，排名最为靠后（那些想要驱散剑桥大学势利形象的人乍一看这个数字一定感到很欣慰），比英国40到49岁人士工资中位数的两倍低多了。

说到这儿，我看出这些网上“调查”的问题所在了。我说的问题并不是指只有783位受访者参与该调查问卷（少于学院人数的40%）。事实上，对于剑桥学生做问卷调查，这个比例已经不错了。我也不是指受访者都在撒谎。

问题难道不是在于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完全不知道他们父母最后真正拿到手的收入是多少吗？难道不是这些富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家庭收入有多少，来自哪里？毕竟，学生们平时可不需要填写含有这类信息的利益和诉求表格。

但是，《剑桥学生报》，这仍然是你一次不错的尝试。

学校应该教推特吗？

2009年4月3日

几天前有一个说法让人很纠结。该说法认为小学不应该再讲授19世纪的东西，而是应该教孩子们使用博客、推特和维基。

最令我感到不安的不是推特的地位高于了（例如）诗歌，而是按这个观点，中央政府应该要求英国所有学校开设推特（或是其他什么）课程。这对于那些长期煎熬、差异极大的学生和老师而言，是又一项一刀切式的不合理要求。

在我看来，教给孩子语言、样式和风格的各种不同使用方法没有错。事实上，我清晰地记得12岁时曾在一堂英语课上练习写过电报。（20世纪60年代时的电报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推特，不是吗？）

我还记得，布置的任务是写一封电报给获得剑桥奖学金的人，请他们确认领取（这种练习大概是为提升我们的学习热情而进行点滴渗透的方法之一）。我的电报（甚至现在我还引以为豪）是这样写的：WON SCHOLARSHIP CAMBRIDGE WIRE IF ACCEPTING（获剑桥奖学金若接受回电）。（我认为在“剑桥”和“回电”之间不用“句号代码”，意思也是足够清楚的。）

这是一个不错的简洁方面的练习。我认为推特却不是这样。

当“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碰巧成为国民教育的内容时，你会觉得好笑、惊讶或是完全的恐惧。我的一个朋友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世界和时间：在背景中讲授》（World and Time: Teaching Literature in Context），其中一个目的是帮助老师讲授各种文体中文学分析的方法。书里面可能有的都有了：华兹华斯（Wordsworth）、艾略特（Eliot）、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等。嗯，不可能有的也有：例如我。准确地讲，我有一篇标题为《自我提升？》的博客，是很久以前在我的书《罗马凯旋式》（The Roman Triumph）出版时写的，主要介绍了该书的宣传活动（“我的一周从《开始新的一周》这个节目开始。有两百万的听众，所以这很可能是听说过我这本书的人数最多的一次了”）和发布会（“地点是在希腊大街上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举行凯旋式派对的绝佳场所……明白吗？”）。坦率地讲，之后我对会出现的书评既恐惧又盼望。“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做得非常好。《星期日泰晤士》（Sunday Times）上有很大的篇幅对我的书进行了报道……别担心，这并没有冲昏我的头脑！因为弗雷迪·拉斐尔（Freddy Raphael）在《观察家报》（Spectator）中及时给我泼了一小盆冷水。”

《世界和时间》中其他的作家（是指还健在的人）很可能已经习惯于人们剖析他们的诗歌和文章，但是我以前从没见过任何人如此对待我的作品。我假定他们完全弄错了，或是他们所说的是我那些非刻意为之的文体特征上的小聪明。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他们上来就谈起我博客中那些精心设计的亲密语气（我用了geddit而不是get it来表达“明白吗”的意思，用Freddy Raphael而没用Frederic Raphael来称呼弗雷德里克·拉菲尔），说我总是直接向读者喊话（“别担心”）并且使用一些（刻意为之的）轻快的重复（“我的一周从《开始新的一周》这个节目开始”）。书中还“恰当地”指出，我把那并不是很漂亮的词“漂亮”，不够漂亮地重复了数次。

在这一部分的结尾还留给学生一些讨论的题目和需要回答的问题：“博客真的能被严肃认真地视作一种文学作品吗？”或者：“我们在屏幕上看博客不同于在纸上读文章吗？”我想我真是非常高兴有一些孩子研究我的博客，并思考电子时代的写作与文学。（好吧，我也许会非常高兴，不是吗？）但是所有的学生群体被迫用“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来打磨文学技能，我认为这是教育的噩梦。

商业圈过去常常使用电报挂号，是为了节省发电报人的钱。布莱克威尔（Blackwell）牛津旗舰店（牛津一家历史悠久的家族学术书店）是BOOKS OXFORD（对它的邻居BODOX来说复杂了点儿）。牛津的辩论社团的电报挂号是ACME OXFORD，一度有人怀疑M是N的误印。护照上的说明文字（有时是在土耳其坐巴士时唯一的读物）标明所有英国领事馆的电报挂号都是BRITAIN加上城市名，而所有英国高级专员公署的电报挂号都是UKREP加上城市名，这是有道理的。更具有神秘色彩的是所有英国大使馆的电报挂号都是PRODROME加上城市名——英国女王陛下与浸礼会的圣约翰有什么关系？

——奥利弗·尼科尔森

外交礼仪在线字典给出PRODROME的定义以及它在英国电报中的用法：“PRODROME，外交及联邦办公厅的电报挂号，最初注册于1884年。源自希腊语prodromos，意思是‘前兆’，选这个词很可能是认为大多数的电报是更长更详尽急件的前兆。在1911年，意大利入侵奥斯曼的省份的黎波里不久，据说意大利军事审查员误将PRODROME当成了新闻通讯社的名字，认为英国总领事不太友好，并拦截了其电报。”

——托尼·弗朗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