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杰：拥有世界一流大学固然重要，但创新根本在于企业活力

“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的全面形成，拥有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固然重要，但根本上还在于企业界的眼界、实力和科技创新活力。”

10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长李国杰在2020中国计算机大会CTO高峰论坛上带来在线演讲。李国杰以“担起振兴‘产业技术’的重任”为题，详细阐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归属、产业技术与实验室技术的区别、做科研的最终目标以及中国产业技术的真实水平。

“去年刚成立的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他们的口号是商业成功是检验技术创新的唯一标准。我个人很同意这个看法。”

他表示，绝大多数科技人员的工作只有最终体现为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才有真正的意义。因此，一定要形成以产业技术为目标导向的科技文化。“产业技术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成果转化后的应用开发，而是引导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原始动力。”

“申请到多大的科研项目，掌握多少科研经费，不是目标，而是一种承诺与责任。发表了多少文章，获得多少奖励，戴什么人才帽子都是中间结果，最终要看对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有没有实实在在的贡献和影响。”

李国杰在演讲中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产业技术。他呼吁IT企业的CTO们要担起振兴“产业技术”的重任，集体发出国家要高度重视“产业技术”的呼吁，推动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李国杰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科技智库特聘研究员。他于1943年5月29日生于湖南省邵阳县，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

他主要从事计算机体系结构、并行算法、人工智能、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主持研制成功曙光一号并行计算机、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机和曙光2000/3000超级服务器，为发展中国高性能计算机产业做出贡献。

以下为李国杰在2020中国计算机大会CTO高峰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国家强盛的基础是企业

国家强盛的基础是企业,民富国强的基础是有强大的企业。军事力量的强大也要靠先进的企业。美国国防部发现国防部门自己做的器件设备比国际上先进企业落后两代，所以今年他们决定采用“零容忍”策略，采购全球最先进的器件和设备。 

经济学家统计过，从17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改变了人类生活160种主要创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今天，全世界70%的专利和2/3的研究开发经费都出自企业。

近代以来，任何忽视市场力量，不能发挥公司组织优势的国家都逐渐凋落，只有由公司推动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国家才能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

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的全面形成，拥有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固然重要，但根本上还在于企业界的眼界、实力和科技创新活力。

科学技术发展的归属 

早期的科学研究只是有钱闲人的消遣娱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已经是数以千万计的白领人的职业，究竟研究和开发的目的是什么?

我归纳起来，研究开发无非是三种目的：

1、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往公共的知识海洋中灌水。

2、以实验室的形式做工程任务，满足国防等部门的需要，像我国的国防科研。

3、通过企业的形式将知识变成产品和服务，提高人类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

那么，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是研究开发的主要归属。说白了，除了少数人做第一和第二类工作外，绝大多数科技人员的工作只有最终体现为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才有真正的意义。因此，一定要形成以产业技术为目标导向的科技文化。

为什么要强烈呼吁重视产业技术 

研究与开发不是从所谓的上游流到下流的线性关系。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反过来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很强拉动力。

企业与大学及科研机构之间有多个层次的互动。企业和大学之间、和科研机构之间不是一锤子买卖、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个多层次的互动。

本质上讲，基础研究是不管有什么用的。所谓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到底研究什么，主要不是看基础研究有什么新成果，而是看产业技术研究有什么需求。产业技术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成果转化后的应用开发，而是引导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原始动力。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没有研究机构，就是一个“生产车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产业技术。IT企业的CTO们要担起振兴“产业技术”的重任，集体发出国家要高度重视“产业技术”的呼吁，推动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产业技术与实验室技术的区别 

我们需要了解产业技术与实验室技术到底有什么区别。一般而言，实验室技术是突破单项技术，我们讲“一俊遮百丑”。但是产业技术不能有明显的短板。实验室技术也许能解决90%的要求，但剩下的10%可能要在花10倍的精力，甚至推倒重来。机群文件系统在中科院计算所经过三代博士生的努力仍不能商品化，开发人员进入公司后按产业技术的要求又攻关了几年，才形成今天曙光公司的拳头产品Parastor。

不同于实验室技术，产业技术必须考虑推出时间、成本、鲁棒性、兼容性等约束，在限制条件下创新有时比“原始创新”还困难。产业技术开发的失败往往是忽略了约束条件，所以我们培养工程创新人才要从重视约束条件做起。

产业技术必须采用标准化模块和规模化生产工艺。不能做不下蛋的“公鸡”。产业技术不但要说得清，而且要做得到。产业技术人才不能只做“治学之材”，应当是“治事之材”必须以做成一件难事为目的。

以发展产业技术为归属目标，不要追求论文等统计指标 

做科研要关注最终目标，具体一点是“为国分忧，与民造福”，更长远、宏观的目标是“对人类文明做贡献”。申请到多大的科研项目，掌握多少科研经费，不是目标，而是一种承诺与责任。发表了多少文章，获得多少奖励，戴什么人才帽子都是中间结果，最终要看对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有没有实实在在的贡献和影响。

去年刚成立的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他们的口号是商业成功是检验技术创新的唯一标准。我个人很同意这个看法。

有人采访，图灵奖得主Jom Hopcro教授，他很长时间在中国活动，问他你对中国的科研有什么建议？

他回答：我的建议就是远离指标，中国的研究人员非常感兴趣于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得到的研究资金数量。应远离这些指标，关注其它的一些更有价值的层面。

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不一定要做出可商品化的产品，但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考虑产业界的需求，很多研究基于不合理的假设，做出来的论文将被历史淘汰。

我们经常讲“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我的理解，它的意思就是指以发展产业技术为主要目标。  

美国为发展产业技术树立了榜样 

在产业界做的比较好的就是美国。美国在20世纪初就开始建立了工业实验室，1900年通用电气建立了中心实验室，1904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创建了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有11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它曾拥有14位美国科学院院士，29位美国工程院院士。

大家知道，晶体管带动的半导体产业，创造了数万亿美元的产值，现在已经是现代工业的核心，而这一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科技成就是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研发部门贝尔实验室发明的。

产业技术的主要体现是专利。美国知识产权拥有者协会2017年统计：当年授予的近32万项专利中，数量排名前120者仅两所大学，IBM居首，近9000项；大学中获得专利最多的是加州大学，只有524项，排在第77位。  

中国的产业技术究竟处于什么水平? 

那么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到底怎么样？网上既有自吹自擂的“好的很”派，也有妄自菲薄的“糟的很”派。很多意见以偏概全，对我国的科技真实水平缺乏理性的判断。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高铁、无线通信、电商服务等方面确实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在基础材料、元器件、精密仪器设备、基础软件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如果现在要建一条非美国化技术的IC生产线，可能要退到55纳米工艺。

当前美国科技类上市公司总市值约为7.72万亿美元，而中国仅为2.08万亿美元，两者相差近4倍。美国科技类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将近40%，而中国该比例为16.42%。美国科技股GDP占比是中国的2.43倍。

所谓卡脖子技术对基础研究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对产业技术是必须越过去的坎，应对技术脱钩的重任压在企业的肩上。现在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企业是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  

发展产业技术需要健康的生态环境 

最后我讲发展产业技术的生态环境。发展产业技术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环境。多年以来中国的企业只讲你死我活的竞争，不讲互赢共生的“企业命运共同体”。信息领域更是盛行“狼文化”和“赢家通吃”，几乎没有同行企业的“竞争前的合作”。

像国外也有竞争，但是他们必要的时候还能合作。日本人当时发展芯片的时候，几个大企业都联合起来，先做共性的技术，做完以后再做事情。

从关注自我的输赢升华到关注整个产业生态的发展，理念上要做重大调整。三年前，华为就认识到“管理你情我愿的合作比对付你输我赢的竞争要难得多”，提出要培育“哥斯达黎加式”生态系统，强调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管理好自己不拥有的资源。但是知易行难，将这一认识真正落实到行动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我希望在CCF（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倡导下，计算机界的企业一起来构建企业命运共同体。希望计算机界的CTO大咖们高瞻远瞩，为中国的IT产业冲出重围做出历史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