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外藏对鹿纹挂锦见吐蕃时期丝路多元文化的交融

敦煌莫高窟去年举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中有两件罕见、织造工艺极高的大幅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这两件挂锦主要为装饰吐蕃赞普以及吐蕃贵族的行帐所用。笔者认为，两件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产地在中亚，而非敦煌等地，并推测其产地极有可能就是中亚粟特布哈拉(安国)附近的赞丹尼村落。

吐蕃时期青藏高原的许多文物，既有中原汉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来自于中亚、西亚的文化遗痕，这都充分展示出吐蕃时期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互动与交融频繁这一时代特征。

2019年7月3日至10月22日，一场名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在敦煌莫高窟举办。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的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土的佛像、王冠、银币、生活器物等文物，以及国内21家考古文博机构的馆藏文物精品、国之瑰宝，还有美、日、俄等国艺术馆奉献共计120余件精美文物集体亮相。如此大规模、高级别展出吐蕃时期的文化遗存，这在国内是首次，引起了各界关注。其中展有两件罕见、织造工艺极高的大幅联珠团窠对鹿纹挂锦。这两件挂锦主要为装饰吐蕃赞普以及吐蕃贵族的行帐所用。本文拟通过对该挂锦的探究以还原吐蕃时期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互鉴。

两件联珠团窠对鹿纹挂锦

第一件为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的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挂锦长192厘米，宽160厘米。其超大的团窠由里外两部分组成，外环由八对瑞兽和宝相花构成，里环又分为五层，三层联珠纹中间夹着两层由朵花组成的团窠。团窠中央图案是站立的两只大角鹿，双鹿以生命树为轴，面面相对。双鹿颈部飘逸的绶带和联珠纹项圈，与向背施展而恰似两道平行线的枝形角，以及生命树顶端绽放的枝蔓和花朵，如同五层宫殿错落有致，使得挂锦中心布局显得大气大度。

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藏

双鹿身上布满点纹与朵花，每只单鹿足下卷草纹饰中宝相花和团花各开一朵。组成外环团窠的八对瑞兽均由半圆联珠纹装饰，双鹿足下三对瑞兽向背依次奔腾状，而双鹿全身以上五对瑞兽又是相向相对奔腾，形态栩栩如生。挂锦四角由卷草纹装饰，而挂锦底部为流苏点缀。这是需要横跨织机方能织成的图案，足见当时织造技艺之精湛。笔者发现这件挂锦团窠外环图案式样与林梅村先生专著《西域艺术与考古》中所采样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所藏的红地大窠对立狮纹锦十分相似。

第二件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为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所藏。挂锦长201厘米，宽173厘米。展览方对其描述是：“作品采用了双鹿面向生命树的主题。画面中，双鹿均以后腿支撑身体，正在吃树枝；其铲形角表明它们是波斯特有的黄占鹿(即扁角鹿)。”就其挂锦纺织技术，藏品所有者研究认为，双鹿是由将纬线用染料浸透然后起画与经线交织，是一种非常高超的织造技法。在双鹿的外围，是由联珠纹组成数十个的圆环，圆环中的动物包括大象、鸭子等。主办方在说明中给出了团窠内瑞兽的种类，对此笔者有不同认识，在后文中再做解释。

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 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藏

就其风格特征，小联珠纹团窠内的九对瑞兽与一组宝相花，构成了整个挂锦双鹿主题纹饰的外环团窠，两圈小联珠纹夹着朵花形成了团窠的内环。双鹿后蹄直立，前蹄搭在生命树上，口含宝花，身上以圆点、联珠纹饰为主，三角纹饰相对显眼。外环团窠联珠纹纹饰内的瑞兽个别不太容易辨认。挂锦瑞兽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外环联珠纹含绶鸟纹饰。团窠山羊纹饰两两左右向背居于四角，挂锦底部是流苏。

敦煌文书中对此类织锦的记载

在这两件挂锦展览介绍中，其文物信息标记均有“中亚”字样，笔者理解为这是其产地的标注。那么，两件挂锦当属中亚系统织锦。从中亚织锦的基本技术特点入手，赵丰等在敦煌藏经洞中找到大概有9种属于中亚系统的织锦，其中5件亦为对兽对鸟纹锦。有着“中亚”标签的挂锦在敦煌文书记载中该是何种身份呢?我们先来看敦煌文书的有关记载。

关于敦煌文书中有关织锦资料能见“胡锦”和“番锦”的记载，经姜伯勤先生、赵丰先生先后统计，敦煌文书中共有关于6处“胡锦”“番锦”的记载。其中P.4975V《辛未年(971年?)三月八日沈家纳赠历》：“主人碧绢一匹，绿绢一匹，车影锦一匹，胡锦一匹，非(绯)绫一匹，甲颉(缬)一段，黄画被子两条”；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番锦腰杂汉锦夹缬者舌。大红番锦伞壹，新，长丈五尺，阔一丈，心内花两窠。又，壹张内每窠各师子贰，四缘红番锦，五色鸟玖拾陆。”P.3432《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等数点检历》：“阿难裙，杂锦绣并杂绢补方，并贴金花庄严，番锦缘，及锦绢沥水，阔两箭，贰。”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敦煌文书中对绢、锦、绫等织物的规格记载为匹、段、条、张等，对其尺寸记载有丈、尺、箭等，可见敦煌唐人对织物的规格和尺寸有很明确的用法。所以，胡锦与番锦的类别可以依据织物的规格做出判断。

敦煌文书中对胡锦明确用匹作规格单位，P.4975V载“胡锦一匹”，又《宋会要辑稿·蕃夷》载：“李煜遣其臣客省使谢赐生辰国信，贡金器二千两、银器一万两、胡锦绮罗绫计一万疋。”可见唐宋时期胡锦是用匹作规格单位的。除匹以外，段也是胡锦的规格单位。《宋史·外国传》载：“建隆二年十二月，圣天遣使贡圭一，以玉为柙；玉枕一。本国摩尼师贡琉璃瓶二、胡锦一段。”番锦则是用“张”作规格单位，P.2613载“壹张内每窠各师子贰”，而且在西域或中亚系统的番锦中，其规格单位同样是“张”。吐鲁番哈喇和88号墓中所出土文献里记为丘慈中锦一张；另一件出自哈喇和卓99号墓的文书所提及的西向白地锦半张，计算下来长240厘米，宽约120厘米。总结起来看，这种以“张”为单位的织锦幅宽在100厘米以上，长则为200厘米以上。

上文提及的两件挂锦中，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所藏长192厘米，宽160厘米；瑞士阿贝格基金会所藏长201厘米，宽173厘米。依据以上对织锦规格的分析，这两件挂锦规格是

“张”，应属于敦煌文书中的“番锦”范畴。番锦用途何在，敦煌文书中有明确记载，用来制作伞盖。当然，番锦的用途肯定不只这一处，有待以后进一步考证。

赵丰团队通过对大量团窠内对狮纹的织锦实例分析研究，并经过复原推测，认为阿贝格基金会收藏的瓣窠对狮纹锦Nr.4864与敦煌文书所载为极为相似的织物。林梅村先生也认为，敦煌文书P.2631中所谓“每窠各师(狮)子贰”锦，当指瑞士阿贝格基金会收藏的“团窠对狮纹锦”。既然阿贝格所收藏的瓣窠对狮纹锦Nr.4864实物与文献高度吻合，那么与其团窠图案等风格一致的普利兹克藏对鹿纹锦，也可更进一步证明其中亚系统的“番锦”属性。实际上，阿贝格藏对鹿纹锦上也有对狮纹锦上的“伍色鸟”，也就是主办方所介绍的挂锦团窠中的“鸭子”。

综上，两件挂锦不管是从其规格大小“张”，还是联珠纹团窠风格特征，以及“伍色鸟”图案都与敦煌文书记载和实物所见无二，毋庸置疑当属“番锦”之列。

关于“番锦”的不同认识

关于“番锦”，姜伯勤先生有侠义和广义的两种判断，认为侠义的番锦可能指吐番锦。林海村认为，姜伯勤先生将史书和敦煌文书所谓“番锦”指为吐蕃丝绸的说法不完全正确。他认为，番锦之“番”或称“西番”，仅指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至青海一带，而非整个吐蕃地区。西番之名一直沿用到元代，大德年间刻本《圣朝混一方舆一统图》就将河西至青海一带称作“西番”。20世纪80年代青海都兰古墓发现了大批古代丝绸。林梅村先生认为，都兰发现的所谓“粟特织锦”多为8—9世纪中亚的织锦，其真实产地实际上在吐蕃，这类织锦在史书和敦煌文书中称作“番锦”。敦煌文书所谓的“四缘红番锦伍色鸟”，则指都兰吐蕃墓出土的一种联珠对鸟纹五色锦。而对都兰出土丝织物有深入研究的许新国先生将对纹狮锦之“伍色鸟”和挂锦之“鸭子”纹饰称之为“含绶鸟锦”。他认为，都兰所出花瓣团窠含绶鸟锦与其他地方出土相同纹饰的织锦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具有自身特点。许新国总结“伍色鸟”亦即都兰“含绶鸟”的特征表现在：单只鸟或对鸟构成主题花纹。在装饰纹样方面，都兰锦团窠分圆形和椭圆形，均以花瓣构成团窠。含绶鸟均站姿，鸟足下均有平板装饰连珠纹座。实物所见都兰含绶鸟锦风格上，无论主题花纹的立鸟，还是组成团窠的华瓣与宾花，都刻意描绘细部，且色泽鲜丽不褪色。

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阿贝格基金会所藏挂锦之“鸭子”与都兰“含绶鸟”体貌特征完全相同。许新国认为该含绶鸟锦是对波斯锦的继承和发扬，通过研究将这类含绶鸟织锦可归入波斯锦之列。他同时指出，该含绶鸟锦出现在波斯萨珊王朝覆灭之后，排除了该织锦产自波斯的可能，而可能产自中亚。

斯坦因在对其所掠敦煌藏经洞织物的研究中也谈到，萨珊波斯风格织物中最受欢迎、最持久的图案就是成对的兽或鸟(无论这些织物是产自波斯还是波斯以外地区)，并将对兽或对鸟置于圆形或椭圆形的团花中，系波斯纺织图案最常见、最典型的特征。他说：“我们发现，千佛洞藏品中有一组花绸，一律重复着对鸟或对兽的图案和更典型的团花布局，而且没有任何中国风格和中国工艺的迹象，这使我无法不想到它们可能产自西亚。”

大英博物馆藏联珠对羊对鸟纹锦(MAS.862)，在联珠团窠纹内站立一对相对而立的野山羊，宾花位置有一对鸟图样。同样的图案在伯希和收集品中也有一件(EO.1203/E)。笔者比对许多对兽织锦纹饰后认为，斯坦因和伯希和所掠目前被称之为“红地联珠对羊对鸟纹锦(MAS.862，EO.1203/E)”的对羊实际为对鹿。这一点在斯坦因的《发现藏经洞》中得到了旁证。因而，可将此锦重新定名为“红地联珠对鹿对鸟纹锦(MAS.862，EO.1203/E)”为妥。作为图案主题的对鹿纹样造型与收藏于比利时辉伊(Huy)大教堂中带有粟特文题记“赞丹尼奇”的织锦完全一致。

这与斯坦因的推论相同：“千佛洞中这几件西亚织物并非来自波斯本土或再往西的近东地区，而是产自从法哈那到奥克苏斯河之间的广大粟特地区，古代工艺美术中心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就位于这一地区。中国开始向外出口丝绸后，这些城市肯定成了丝绸贸易的中心，所以也有可能较早地发展起自己的丝绸制造业。”对斯坦因的这一观点，林梅村有不同看法。他指出都兰吐蕃番锦的出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明斯坦因发现了粟特织锦和粟特风格的吐蕃番锦。因此他认为，在敦煌吐蕃建立丝绸生产基地，其生产的织锦称为“番锦”。

对于林梅村先生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生产的织锦则被称为“番锦”的结论，笔者有不同的认识。吐蕃统治敦煌乃至西域时期的所有文献中除了有丝绵部落的记载，以及文书中有“番锦”记载外，再无扎实可信的文献与文物能互证敦煌是“番锦”的产地。而粟特文题记“赞丹尼奇”(Zandaniji)的织锦能证明藏经洞所出“红地联珠对鹿对鸟纹锦(MAS.862，EO.1203/E)”的出生地———中亚，因为此锦与有题记的“赞丹尼奇”特征完全一致。伊朗学者亨宁等在比利时辉伊圣母大教堂收藏的一块织锦背面发现了一行7世纪粟特文题记，释读为：“长六十一拃，Zandaniji”。姜伯勤先生最早把“Zandaniji”译成“赞丹尼奇”，尚刚先生考证《元史·百官志》后称作此锦为“撒答剌欺”。但许多学者还是习惯用“赞丹尼奇”。“赞丹尼奇”作为中亚织锦，本为安国“赞丹尼”村所织锦，因质量好而成为“赞丹尼奇”。因此番锦产自中亚更符合历史实际。

对于“赞丹尼奇”的基本技术特点，赵丰分析研究发现，它们一是采用三枚斜纹纬重组织，属于标准的唐式纬锦之类；二是其经线总是加有强烈的Z捻，通常由2-3根并列而成，纬线非常平直；三是其图案只有纬向循环而无经向循环，而且图案的勾边通常以二纬二经为单位。

康马泰认为，这些赞丹尼奇的最重要图像特征是，首先有面面相对的动物、在生命树中轴两边，站在形如萨珊王朝翅膀的宝座上。动物不是活脱脱可以叫唤的牛羊，而是僵硬、程式化的。在动物身上出现几何纹，脚踝上出现小联珠圈，康马泰指出，这明显是从萨珊艺术中借来的元素，也是为了迎合拜占庭人们的口味。他说，当时受粟特文化渗透的拜占庭织工，在赞丹尼锦创作中添加了拜占庭元素。

对海外藏两件挂锦的几点认识

一、该两件联珠团窠对鹿纹挂锦弥补了敦煌文献的欠缺。敦煌文书中记载“番锦”的最大用途是做成伞盖，实物证明以“张”为规格单位的“番锦”还有装饰点缀、美化生活环境做挂锦之用，以及其他用途，当然肯定是主要用于大件制作。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的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线描图，杨旦春绘

二、林梅村先生认为的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生产的织锦称为“番锦”的观点值得商榷。根据《旧唐书》所记载，尽管松赞干布时期吐蕃有从唐朝求得蚕种，但是吐蕃自己是否养蚕织丝史料不详，敦煌“丝绵部落”何以见得从事织锦行业，文物与文献皆缺互证。三、可进一步说明具有萨珊波斯风格的联珠团窠对鹿纹挂锦与其他“番锦”一样产地在中亚，而非敦煌等地。

四、斯坦因和伯希和所掠目前被称之为“红地联珠对羊对鸟纹锦(MAS.862，EO.1203/E)”，应该重新定名为“红地联珠对鹿对鸟纹锦(MAS.862，EO.1203/E)”。

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所藏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线描图，杨旦春绘

五、两件联珠团窠对鹿纹挂锦既符合敦煌文书“番锦”的特点，又与“赞丹尼奇”的风格特征完全吻合，表明这两件挂锦具有双重身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敦煌文书中的“番锦”符合粟特“赞丹尼奇”锦所应具备的所有条件，据此敦煌文书中之“番锦”就是粟特之“赞丹尼奇”。

结语

通过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以及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所藏两件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产地在中亚，而非敦煌等地，其产地极有可能就是中亚粟特布哈拉(安国)附近的赞丹尼村落。“赞丹尼奇”是从6世纪兴起的，是粟特织造流派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纹样，直到萨曼王朝(819—1005)覆灭的11世纪初才渐渐消亡。这两件挂锦不管是从其规格大小“张”，还是联珠纹团窠风格特征，以及“伍色鸟”图案都与敦煌文书记载和实物所见无二，毋庸置疑当属“番锦”之列。笔者认为，这两件挂锦既保持了联珠纹团窠、对鹿颈项上有飘扬绶带这一萨珊波斯风格，又吸纳了多见于敦煌唐代壁画中的卷草纹、宝相花等样式，这说明当时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和密切，相互借鉴交融。

根敦群佩在《白史》中说，吐蕃与域外关系最密切的是波斯：“尔时波斯国中，非但盛行佛教，即博学大德，余国亦无能比，西藏之王臣，似波斯之风尚，传说‘松赞王’以红绢缠头等，又披彩缎之斗篷，著钩尖之革履，此等皆同波斯之风俗。”10丹珠昂奔先生研究认为，古波斯文化对藏族的影响大概在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时间大致在公元前五六世纪至前三四世纪。第二时期时间大约在公元7世纪至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进入兴盛阶段的吐蕃王朝对外采取的是一条扩张主义的路线，向东取得吐谷浑诸地之后，又向西夺得安西四镇，继而将触角伸向中亚、西亚诸国。也许第二时期正是吐蕃与中亚、唐朝等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文化不断地碰撞、交流、融合的高峰期。

无独有偶，在同一展览中有一件非科学出土于青海都兰的名称为“玛瑙十二曲杯”的一级文物，这件文物是2018年由青海都兰警方追缴所获。笔者认为这件文物亦来自中亚，这是信奉拜火教的粟特人祈雨时用以贡献雨神的载体。从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所获的5封粟特人古信札我们就可看到，早在4世纪初就有粟特商人活跃于洛阳、长安、凉州、兰州。康马泰认为，4-6世纪在丝绸之路上进行贸易的人主要就是粟特人，粟特人和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有很紧密的联系；除了中国之外，他们与波斯人、印度人、突厥人都有很紧密的关系，学界认为这一时期丝路上的通用语言很可能就是粟特语。

丝绸之路的通畅，各种文明的交流，贸易往来的频繁，使得文化因交流而显得多元和灿烂。因此无论是海外藏吐蕃所用大幅对鹿纹挂锦，还是出土青海都兰“玛瑙十二曲杯”，以及出土于青藏高原的许多文物，既有中原汉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来自于中亚、西亚的文化遗痕，这些都充分展示出吐蕃时期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互动与交融频繁这一时代特征。

（本文作者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本文原标题为《海外藏对鹿纹挂锦所见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全文原刊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时，注释未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