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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比尔德的剑桥生活：多少学者一起才能买台咖啡机？

玛丽·比尔德

2020-11-01 10:33

私家历史 >

多少学者一起才能买台咖啡机？

学者难道真的那么无能，连家薯条店都会经营不善吗？

我通常很反感这种无稽之谈。事实上，在我办公室窗户上，有张美国保险杠贴纸，上面写着（文字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问题是，本应治理国家之人，却忙于教学。”不提别的，这张贴纸逗乐了过路的游客。

但是偶尔，我们（或者，老实说，是我）似乎并不辜负这个谣传。

举个例子，有人提议，为纽纳姆学院辛勤工作的同事置办一台咖啡机，如此在高级交谊室（这是我们对“休息室”的昵称），一天24小时都能有可口的咖啡供应——替代目前每天需要换三次的保温壶，因为里面的咖啡很快就不新鲜，味道变淡，没有温度了。

这个改变的想法是在三年前第一次提出来的。详细说来就是，某个最强大脑想出个主意，认为我们应该置备一台纷雅（Flavia）咖啡机，机器会从一个小铝箔袋中，煮出一杯可口美味的咖啡。

但是存在激烈的反对之声，原因有两方面。

首先是生态游说。有些同事对这些铝箔袋垃圾造成的环境影响非常不满。还有品味警察，她们认为这台庞大的现代机器，对我们美丽的维多利亚式交谊厅而言，是种入侵，十分突兀。

我对这两方面均深有同感。我无法想象谁发明出这样一套咖啡系统，居然产生这么多铝箔纸和塑料。我也不认为这台机器与我们的交谊厅很搭。这间休息室目前是剑桥大学最美的。（我有偏见，但其他休息室大多均为男性俱乐部格调，我们的则是“淑女”风，配备了许多精致的“淑女椅子”——不为大块头伙计量身定做，这些大块头坐上去可能会看起来略显笨重。）

不过在我看来，这两种反对意见，似乎都未胜过24小时随时饮用咖啡的需求。

这些争论持续了两年（原文如此）。三月份，我成为高级公共休息室的主席（这是一个备受尊敬的职位，尽心改善同事生活，在她们生病时探望送花，为她们的新书润色推广），在餐饮主管和财务主管的大力帮助下，我决定采取一些行动。好消息是，大多数人都同意，我们可以把机器放在高级公共休息室旁边的连通室，那间房并不像休息室那样美观。更棒的是我们找到了一台略微不同的机器，可以制作“公平贸易”咖啡。

完美的折中。这台新咖啡机已经妥善地安装在连通室的橱柜上了，我们也无须受到内心谴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帮助第三世界的生产者。

此问题得以解决，可是在我们品尝了咖啡后，新问题又产生了。

这的确是“公平贸易”，但也是速溶咖啡。这时，另一批品味警察突然冒了出来，她们的观点听起来完全合理。她们说想要“好喝”的咖啡，并不是说要速溶咖啡。

那么，你怎么处理这台新装好却没人想使用的（昂贵）咖啡机呢？呃，首个解决办法是，在学院里找出另一拨人，她们，支持最初的想法，即使用对环境有害的纷雅咖啡机（生态战士承认自己被打败）。

唯一的麻烦就是，纷雅咖啡机超出大约一英寸的位置，放不进去。这意味着要么我们让维修部调整橱柜，要么我们用新咖啡机去换财务主管更旧并且稍微窄点的那台。当然，财务主管——一位坐在小椅子上看上去有点傻的大块头家伙——多年来在他的办公室里，一直装了一台不环保的纷雅咖啡机。

这就是学术人士的日常故事。

（在所有人写信抱怨我们浪费公款等之前……我向你们保证，这只是我们在“业余时间”所做之事。）

2007年9月21日

一位大学教授的生活缩影

我收到了几封邮件，询问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到底有什么工作任务。每每我告诉别人，我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每年要上40节课时，通常都会得到这样的回复，比如“你说的肯定是一周吧？”……而当我解释说“不，一年”时，他们就会发出难以置信的嚎叫。

实际上，无论每年是否上40堂课，在学期中，我们的工作时间，肯定不止每周7天，每天12小时。我所能做的，就是给你们逐个小时介绍一下，上个星期我度过的一天，一天典型的大学老师生活。这不含抱怨的情绪，因为我确实喜欢这个职业。但是，对于有些误认为我们生活悠闲的看法，还是需要加以纠正的。

好的，让我们以上周三为例。

我的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要读3篇长篇幅的学生论文并给出评论。老实说，如果换个日子，我可能已经在前一天晚上完成这3篇的批改。但周二晚上，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给一位年轻同事进行模拟面试，回到家时，我读了我的一位博士生的作品，而这一直忙到大约凌晨1点，我实在是没办法批改这3篇论文了。

上午9点我骑车去系里。路程花费了20分钟，因为我比其他人速度慢一点，但是在路上，我一直在想待会儿的课程。到达时，我应该再稍稍备下课，但是我和一位学院同事开了个会，讨论教学计划。剩余时间则几乎只够我在10点上课前，复印一页额外的分发材料。

10点，我和120名大一生谈论了波斯战争和东方主义。有多少人读过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没人读过（但是，这群学生在地图测试中，做得比上一届学生好太多，所以我也就没那么生气）。

11点，我和那位博士生待了一个小时，前一天晚上读的便是他的作品。12点，我的一位哲学硕士过来，和我探讨关于罗马自由民的研讨会，他将在两个星期后于其上进行演讲。

因此，在我们19世纪历史项目的周例会上（12：30—2：00），我迟到了，部分是因为我去餐厅买了个三明治，打算边走边吃。我们讨论了两篇前达尔文主义文章，关于女性之美，内容十分精彩。但我必须在会议结束前溜出去，这样才能在2点回到学院，开始两个小时的面向3名大二本科生的辅导课，内容是关于罗马宗教，今早第一件事就是读了他们的论文。

下午4点，我刚好有时间查看邮件，自从我上次查看邮箱到现在，大约收到50封邮件。之后，我得骑车去车站，赶上5：15的火车，去伦敦参加一次女校友活动。在去和回的路上，我仔细阅读了一篇投到期刊的文章，因为我在这家期刊帮助审校文章，我还读了一些第二天招聘面试和教师教学委员会的资料。晚上9：52回家，11：30前到家，在处理了积压的邮件后，我开始阅读另一位博士生寄来的大部头作品，但到了凌晨1点，我很快就精疲力竭，于是上床休息了—打算早上7点再工作。

（我差一点就完成了工作。）是的，我承认，那时我喝的酒已经超过一个饮酒单位的量，即超过现在推荐我们中产阶级职业女性饮用的酒量。

2007年10月22日

考试公平吗？

现在是学术休假期间，当我飞往芝加哥大学讲课的同时，我们的学生正在为了打磨自己的语言技能，而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材料译成拉丁语与希腊语。我没有骗你们。我们那个时代则是翻译麦考莱（Macaulay）或者，运气好些的话就是丘吉尔（他的更容易）。但是我想，拉丁语的作用，只是让奥巴马听起来更像麦考莱。

在这里度过夏季学期，脑海中总会有个挥之不去的疑问，我们让学生考试的目的究竟在哪儿。在考试业已与准确性客观性绑定的而今，再没什么比学校的考试事宜更让人觉得糟糕的了。考试导致的双重束缚显而易见。考察的孩子越多，需要的考官就越多。在不发达的过去，只有少数几个孩子会考高级水平课程考试，于是我们有睿智且经验丰富的考官来批改学生答卷，批改他们对格莱斯顿（Gladstone）与迪斯雷利（Disraeli）优点对比的看法——我们信任批改结果。

考生越多，就越难找到足够的考官（酬劳甚微），考官整体的经验和资历就越浅（我指的是整体上），于是，我们就更需要密切注意他们是否达到要求。一个完全保险的解决办法是出选择题。那样即便电脑也能准确批改。但如果不是选择题，那么每个问题就必须要有一套可接受的答案，交到每个考官手里。这样你甚至可以找实习老师来批改试卷，而他们要做的仅是把考生的答案与标准答案对比匹配。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压制想象力、独立思考、新奇创新，压制任何敢于写出不属于标准答案的可怜孩子。“不是标准答案”等于“没分”。在不发达的过去，我们依靠智慧、富有经验的考官，区分古怪愚蠢的学生与创新聪明的学生。这是项无法保证精准度的工作，有时考官会出错或者不那么睿智富有经验，但是我们信任他们。

我们还没有找出，如何不用机械的办法进行大规模考试，而机械的办法最终就等同于降低标准。

相比之下，剑桥学生是幸运的。

我们都承认，考试并不能测试所有能力，而且我怀疑，考试成功需要某种男权因素（无论男女）。因此，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他评估方法”：学术论文或是别的什么论文。但是考试确实测试了一些我们看重的能力。仅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是批判获取知识、高效记忆、调动所学、回答问题和论辩得当的能力。而且我们的考试在测试这些方面并不差——尽可能如你所愿的公平。

每张试卷都是匿名打分。在过去，不管如何“匿名”，都常常会认出自己所教学生的笔迹。但现在，你很可能从未见过学生的字迹，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消失了。

每张试卷也都有两位考官打分——首先独立打分，然后协商打分。我记得，自己还是个学生时，曾经非常担心两位考官在想法上有分歧。新潮的X教授会打低分而哲学教授Y则会打高分？但根据我的经验，无论X教授还是Y教授都不会根据答案的意识形态色彩来打分，他们需要的是答案在对应的逻辑下足够好。

考官出现分歧，往往不是因为一名考官以不同方式“阅读”或“理解”了学生的答案。有时候，老实说，和另一位考官商讨时，你会发现你刚刚错误地理解了学生的观点。或者另一位考官认为他或她没有根据地给了孩子高分。如果两位考官意见仍然有分歧，试卷完全可以交由外部审查员批改。是的，这是一个费时的过程。

好吧，我可以看到考官之间彼此意见趋同，这或许恰好反映出保守的学术机构对什么是“好答案”有着沉默的、轻率的共谋。但老实说，我真的不太认同这种看法。

如果有学生在读这篇文章的话，我想对你说：别担心可能出现差错这个未知事件了——分数丢失最多的，还是因为没答出问题。

2008年5月22日

大学教授的邮箱里有什么？

还记得过去用于求职面试的“收件箱”测试吗？面试者面对一堆工作首日邮箱里可能会收到的信件、便条、任务，对之进行重要性排序！这样做的目的是，看他们是否会把给老板妻子买周年纪念礼物，安排在与总经理会面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或者说不知道是否有一个正确答案。

我想你们可能好奇现实生活中的大学教授的收件箱究竟什么样：我指的是电子邮件。加利福尼亚州是一个处理自己电邮的好地方。早上起床时，欧洲来的大部分当天消息就已经在等着你了。

那么，昨天传来的一堆邮件是什么呢？事实上，邮件不多。临近圣诞节，学期快到尾声，学生们不会像平常那样道歉/找借口（“对不起——我的论文5点就会在您邮箱里了，苏茜xxxxxx”)，也没有工作周通常出现的行政事务。期中时的邮件量是现在的3倍。

邮箱中的第一封是个好消息……

1.一位朋友的邮件，他刚被任命为罗马美国学院的主任。我想，这是对过去岁月的肯定。我记得多年前的那次我们都很兴奋，因为几个朋友在那里获得了奖学金。而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了出色的主任了……

2.我丈夫发来的家庭便条。大部分内容是说要给我年迈的

老师寄去90岁大寿的生日贺卡。

3.迪图公司。

4.迪图公司—还有蔬菜订单回复。

5.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的采访信息，采访我对“谷歌地球·古罗马”的看法，并向我确认采访的时间和地点。

6.奥多文学节发来的信息，希望我能给他们栏目发张照片，展示迷人的大学教授风采。

7.我丈夫发给加拿大同事的邮件副本，我们俩春天都会去加拿大做几次讲座。

8.编辑和博友发来的信息。我给他们发了一篇很长的评论稿件，但是我自己对评论稿不是很满意。他们也认为文字需要再加润色。（该死—你总是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别人会觉得它很精彩，即使你自己都不这么想。）这件事情的问题在于我太熟悉这个主题了，所以我过于挑剔了。又看了一遍，我决定从我放在结尾的轶事开始写起（不总是这样吗？）……这就是今天下午在机场的工作。

9.博友附上的便条，回应我近来节食健康的减肥生活。实际上，重新写那篇评论稿件很可能会考验我的决心。

10.来自德国博客读者的消息，读者很好奇，想询问拉丁爱

情故事。我总是很高兴收到这类邮件—只要这些不是很容易在谷歌上搜索到答案的问题就行。所以我立即回复了邮件。

11.朋友的邮件，关于最近的博客。他说：“又惹麻烦了。”

12.另一所英国大学的学生问我，我是否认同罗马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伊特鲁里亚人。这个问题我在曾经的文字中已经提过，所以我拒绝回复。

13.确认加拿大行程安排。

14.发给剑桥大学莱弗尔梅项目成员的信息副本，我是该项目的成员。他们要外出去大英博物馆，不太确定从剑桥开出的7：45次火车，能否让他们及时赶到博物馆。（学者……！）

15.确认之前加拿大行程的确认信息。

16.还是关于火车的事情。

17.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有个PDF文档链接，关于我1月份会议的阅读材料。

18.我丈夫转发的信息——反常地抱怨他在皇家艺术研究院的拜占庭展。

19.欧洲研究理事会的圣诞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