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写阿桑奇引渡听证会｜你们的旁听人（五）

编者按：近日，阿桑奇的新听证会正在位于伦敦老贝利街的英国中央刑事法庭进行。阿桑奇除了是一名黑客外，也是一名澳大利亚籍的记者，他因维基解密公布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美国政府的机密材料而经受的折磨，似乎正杀鸡儆猴式的在对全球记者发出一个信号——加强自我审查。我们曾在2019年11月初，刊出英国作家、人权活动家克雷格·莫瑞（Craig Murray）在10月21日出席威斯敏斯特地方法庭的阿桑奇庭审后，写在他本人博客上的速写《法庭上的阿桑奇》。我们在今年3月以《速写阿桑奇引渡听证会｜你们的旁听人（一）、（二）、（三）、（四）》为题，分别报道了克雷格·莫瑞记录的两次听证会。由于疫情的影响，原定于5月18日举行听证会被推迟至9月7日，克雷格·莫瑞出席了最新的听证会并每日如约在自己的博客上记录，为读者带来当日触目惊心的庭审现场。克雷格·莫瑞于2002年至2004年期间担任英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然后发现西方对他国侵犯人权活动的隐秘支持，导致他与外交部上级发生冲突，自此他开始了人权活动家的生涯。莫瑞也是阿桑奇的朋友，他因为阿桑奇所遭遇的一切和法律程序公然的不正义而感到震惊和悲愤。他在每篇日记的最后都写道：“非常希望大家积极地参与这篇文章的传播和发布，包括翻译。真相将使我们自由。”《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将陆续翻译并刊发莫瑞的现场记录，以飨中文读者。 

2020年9月7日，英国伦敦，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引渡美国的听证会继续在伦敦进行。

听证会第十天（9月16日）

Your Man in the Public Gallery – Assange Hearing Day 10

周二，美国政府明确表示，根据1917年的《反间谍法》，所有发布机密信息的记者都应受到起诉并引用了罗森的案例。美国政府律师还辩称，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案——最高法院对《纽约时报》的判决仅涉及出版前的禁止令，并未明确排除根据《反间谍法》提起公诉的可能性。美国政府甚至在法庭上猜测，根据间谍法发起对《纽约时报》起诉是可能成功的。

我很难向英国读者传达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人政治文化和自我形象所造成的伤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跨越了政治分歧，而对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判决被视为自由的支柱。以至于好莱坞的主要超级明星仍然在以此为主题制作大片，片中的英雄是记者，而不是真正的告密者丹·埃尔斯伯格（我很自豪能够认识他）。

美国政府现在在法庭上明确地表示：那些记者可以，而且应该被关进监狱，这就是我们将来要采取的行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以及美国所有的“伟大的自由媒体”都没有在法庭上听到此事，也没有报道此事，因为他们正在积极参与将朱利安·阿桑奇“他者化”为可以忽略其命运的非人类这一行动中。他们真的愚蠢到不知道自己是下一个目标吗？

呃，是的。

检方的立场与他们之前声称朱利安·阿桑奇不是记者，并试图将他的行为与报纸的行为区分开来的做法大相径庭。在最初三天的证据陈述中，法律专家说，这种对被曲解的起诉经不起针对起诉书中实际指控的调查。新闻专家也证实，阿桑奇与曼宁的关系，和培养和鼓励其他官方消息来源的记者泄密没有实质区别。

人们普遍认为，对检方来说，最初提供证据的日子非常艰难。检方小组因疑似新冠病例（嗯哼）而暂停。现在做法已经改变了；周二，检方采取了一种激进的做法，主张根据1917年的《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政府有权起诉所有发布机密信息的记者和媒体。

早期做法的目的很明显，希望通过将阿桑奇与其他记者区分开来，以减少媒体对他的支持。很明显，这样的做法确实有失败的风险，如果能证明阿桑奇是一名记者，这对辩方来说是有利的。所以现在我们有了——“任何记者都可以因发布机密信息而被起诉”，这一美国政府的说法。我强烈怀疑，他们已经决定不需要缓和媒体的反应，因为无论如何媒体都不会注意到这次听证会。

现在我将继续阐述针对埃里克·刘易斯的盘问。我将不象昨天那样在对话中详细地阐述双方观点，而是在摘要中对阐述要点。

詹姆斯·刘易斯：回到欧洲人权法庭对Babar Ahmad一案的判决，你说他们发现单独监禁被是允许的；但他们没有考虑到更近期的研究，比如Wildeman和Andersen的2020年关于丹麦的研究。你是说这项研究会推翻欧洲人权法庭的决定吗？

埃里克·刘易斯：这是不可能的。（我希望）如果在欧洲人权委员会面前有大量今天陈列的关于单独监禁的证据，判决可能会有所不同。

詹姆斯·刘易斯：Wildemann and Andersen提到的，他们研究的五个局限是什么？

埃里克·刘易斯：这份报告现在不在我的面前。

詹姆斯·刘易斯：为什么在你的报告中没有提到五个限制？他们说自己的方法是严格的观察，不能用来证明因果关系。

（实际上，根据该报告，大量的前囚犯样本显示，那些曾被单独监禁的人在被监禁后的自杀率要高得多。）

埃里克·刘易斯：我本可以写几百页关于单独监禁的社会科学最新发展。这只是一份关于这个题目的报告。

詹姆斯·刘易斯：你只是在寻找一些论点，而忽略了与你的观点相反的细节。

埃里克·刘易斯：有大量的，包括来自美国监狱管理局的数据。你只是挑出了一份报告的一个警告。

詹姆斯·刘易斯：请简洁回答。由于坎宁安的缓解措施，情况发生了变化。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埃里克·刘易斯：是的。

詹姆斯·刘易斯：你为什么在你的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一点？

埃里克·刘易斯：因为这无关紧要。是有一些建议被提出，但这些建议在实践中没有得到执行。

詹姆斯·刘易斯：戈登·克罗姆伯格为我们制作了坎宁安缓解方案。2016年11月，在解决第8修正案索赔时，人们承认佛罗伦萨科罗拉多州亚历山德拉拘留中心的精神健康治疗条件不令人满意，并商定了大量措施。你是否同意克罗姆伯格先生关于坎宁安的缓解措施改善了情况的说法？

埃里克·刘易斯：在某些方面，它改善了情况；但在其他方面，情况变得更糟了。

詹姆斯·刘易斯随后回应了埃里克·刘易斯关于科维德的书面声明，称戈登·克罗姆伯格确认，截至9月2日，亚历山德拉拘留中心不存在新冠威胁，阿桑奇将在那里接受审前羁押。埃里克·刘易斯反驳说，美国联邦监狱中新冠感染率为18%。

詹姆斯·刘易斯问：你在媒体上说最高刑期是340年，而你现在说的只有175年。你算错了，是不是？你用了20年作为基数来计数，而实际上应该是10年。

埃里克·刘易斯：这是一次采访中的一个错误。

詹姆斯·刘易斯：你不会真的相信175年的最高刑期吧？这只是一段录音摘要（soundbite）。

埃里克·刘易斯开始回答，詹姆斯·刘易斯打断了他。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站起来反对，表示必须允许证人回答。巴雷策表示赞同。

埃里克·刘易斯：美国政府称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案件之一。间谍罪常常会招致长期监禁。蓬佩奥将维基解密列为敌对情报机构。政府要求判处切尔西·曼宁60年的刑期。我根据官方判决准则考虑了这些指控。

詹姆斯·刘易斯：戈登·克罗姆伯格作证说，在所有联邦被告中，只有一小部分被告获得了最高刑罚。相似的罪行的量刑有着不合理的差异。杰弗里·斯特林（Jeffrey Sterling）是一名中央情报局（CIA）特工，因向俄罗斯出售伊朗机密而被定罪。他可能面临130年的最高刑期，但只获刑42个月。

埃里克·刘易斯：控方要求更长的刑期。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不可比较。

詹姆斯·刘易斯：为什么不给出一个现实的估计，而只是提供一段摘要？

（事实上，詹姆斯·刘易斯对杰弗里·斯特林一案的分类完全是带有倾向性的，并不是一个明智的比较。）斯特林是一名罕见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黑人官员，他与雇主就种族歧视问题发生了长期而激烈的争执，因向一名美国记者提供有关信息，向俄罗斯泄露有关伊朗的虚假计划而被判有罪，这纯粹是间接证据。斯特林没有被指控向俄罗斯泄露机密。整个案件非常可疑。

埃里克·刘易斯：我遵循了判决准则。我给出了我计算出的法定最高刑期，175年；而根据我的经验，他可能会被判最轻的刑期，我估计是20年。斯特林的刑期远低于判决准则，法官也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詹姆斯·刘易斯现在又提了几个案子，他指出向媒体非法披露的最长刑期是63个月（大概不包括切尔西·曼宁案）。埃里克·刘易斯回答说，阿桑奇起诉书中的具体指控涉及向外国势力，而不是向媒体披露信息，以及提供对敌人有利的信息。阿桑奇被指控的罪名的刑期要高得多。

詹姆斯·刘易斯说，判决是由一名独立的终身任期联邦法官作出的，目的是使他们免受政治影响。人们关于联邦法官在何种情况下可能被弹劾的问题，来来回回地讨论了一番。法官指定处理阿桑奇案件的是克劳德·希尔顿（Claude Hilton），他自1985年以来一直担任法官。詹姆斯·刘易斯质疑埃里克·刘易斯是否认为克劳德·希尔顿的公平性有待商榷，埃里克·刘易斯回答说，希尔顿是有名的重判者。

詹姆斯·刘易斯问埃里克·刘易斯，他是否接受美国司法部有专门防止不必要的长时间监禁的量刑原则。埃里克·刘易斯回答说，美国是世界上入狱人数比例最高的国家。

美国政府法律顾问詹姆斯·刘易斯随后表示，他将转向第一修正案问题。

詹姆斯·刘易斯：你建议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起诉。

埃里克·刘易斯：是的，根据《反间谍法》，从未有出版商因发布机密信息而受到起诉。

詹姆斯·刘易斯：你熟悉2006年罗森的案子吗？这和阿桑奇现在面临的指控完全一样，间谍法793（g）：秘谋将机密信息传递给那些没有权利得到它的人。你看过这个案子了吗？

埃里克·刘易斯：我很久没读那个案子了，因为最终没有继续进行判决。

（詹姆斯·刘易斯通读了罗森判决书的冗长摘要，我面前没有这份材料，无法逐字念出来。因此，下面是要点，而不是文字记录。）

詹姆斯·刘易斯：在罗森案中很清楚的是，根据《反间谍法》，收信人，而不仅仅是揭发者，要受到起诉。法官指出，虽然1917年的《间谍法》因含混不清而受到批评，但国会从未感到有必要对此加以澄清。它还注意到，许多所谓的模糊已在各种司法解释中得到解决。它指出，美国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ourth Circuit）驳回了第一修正案对莫里森案件的辩护。

埃里克·刘易斯：莫里森不同。他是个泄密者，而不是出版商。

詹姆斯·刘易斯：罗森的判决中还指出，在有明确的意图证据的情况下，法律的模糊性不起作用。

埃里克·刘易斯：当你考虑到有100年历史的间谍法，而且从来没有起诉过一个出版商，那么意图……

詹姆斯·刘易斯（打断）：我想从意图转向讲第一修正案。最高法院的判决明确规定，有时政府对国家安全的利益必须凌驾于第一修正案之上。

埃里克·刘易斯：“在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了立即和直接的损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

詹姆斯·刘易斯：罗森的判决中还指出，《纽约时报》五角大楼文件案是关于禁令而不是起诉。“言论自由的权利不是绝对的”。

埃里克·刘易斯：当然。这些论点都是精心策划的。例如，战时运兵船的移动；有严重和紧急危险的情况等等。在五角大楼的文件中，埃尔斯伯格和阿桑奇一样，被指控将美国特工置于危险境地。推翻第一修正案的门槛很高。

詹姆斯·刘易斯：（宣读了一项判决，我认为它仍然是罗森判决，但它只在附页里被提及）他还指出，连续不断地披露损害国家利益的机密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因此，记者可以被起诉。他是这么说的吗，刘易斯先生？

埃里克·刘易斯：是的，但是他错了。

詹姆斯·刘易斯：你认为五角大楼文件的判决是最相关的吗？

埃里克·刘易斯：是的，但还有其他案子和判决。

詹姆斯·刘易斯：仔细阅读五角大楼文件的判决表明，《纽约时报》可能会被成功起诉。最高法院的三名法官明确指出，可以依据《间谍法》对出版商进行起诉。

埃里克·刘易斯：他们认识到有起诉的可能性。他们没有说它会成功。

詹姆斯·刘易斯：所以你的分析，“不能根据第一修正案起诉出版商”是不正确的。

埃里克·刘易斯作出了一个冗长的回答，但视频上的声音已经模糊了，对于听证席的诸位来说，回答变成了一系列的电音。律师们继续陈述，也许他们能听到回答，但我知道阿桑奇听不到，因为我看到他试图通过面前的防弹玻璃向他的律师们传达这一点。阿桑奇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在律师们背后；他们都背对着他，眼睛盯着屏幕。

詹姆斯·刘易斯：请你举出一项判决来说明一个出版商可能永远不会因为披露机密信息而被起诉？

埃里克·刘易斯又给出了一个冗长的回答，似乎一口气说出了一长串案例，并解释了它们的重要性，但我还是只能听到几个不连贯的词。声音的问题最终改善了一点。

埃里克·刘易斯：不起诉出版国防信息的出版商的做法一直没有间断过。每天都有关于国防、外交和国家安全信息被泄露给媒体。媒体从来不会因为出版它们而受到起诉。

詹姆斯·刘易斯：美国最高法院从未裁定记者不得因发布国防信息而受到起诉。

埃里克·刘易斯：最高法院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因为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诉讼。但有一些密切相关的案例可以说明答案。

詹姆斯·刘易斯：你同意政府内部人士泄露机密信息会被起诉吗？

埃里克·刘易斯：是的。

詹姆斯·刘易斯：你是否同意记者不可以帮助这样的人违反法律？

埃里克·刘易斯：培养官方消息来源，并鼓励他们泄密是正常的新闻惯例。照你这么说，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美国顶尖的调查报道记者。在1969年发表的一系列报道中，率先披露了美军在越南制造的“美莱大屠杀”真相。）将会被起诉。

詹姆斯·刘易斯：你是否同意记者可以未经授权进入白宫？

埃里克·刘易斯：是的。

詹姆斯·刘易斯随后开始引用对白宫访问权限的评价，然后似乎放弃了。他接着说，他将转向这是否属于政治引渡问题的讨论。

詹姆斯·刘易斯：你有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资格证书吗？

埃里克·刘易斯：我有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的公共国际事务学位。

詹姆斯·刘易斯：你有没有发表过经过同行评审的著作？

埃里克·刘易斯：没有。

詹姆斯·刘易斯：在另一件引渡案件中，也就是登普西案中，你认为这是基于政治观点。英国高等法院将你的证据描述为“纯粹的猜测”。

埃里克·刘易斯：是的，这是他们的观点。登普西当时正在前往叙利亚的途中，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机场接近了登普西。他向他们解释说，他将前往叙利亚为一个反阿萨德组织工作。双方相安无事。但到2016年，对阿萨德的政策发生了变化，登普西被指控。我的证据是关于政策的改变，而不是政治观点的改变。

詹姆斯·刘易斯转向伤者费尔德斯坦教授的专家证据：你是否同意他的说法，即虽然奥巴马政府没有决定起诉，但也没有决定放弃起诉。你同意吗？

埃里克·刘易斯：我认为这是基于对司法部工作方式的根本误解。

詹姆斯·刘易斯：你有第一手的知识或来源来表达你的意见吗？

埃里克·刘易斯：没有。

詹姆斯·刘易斯：所以你的信息只是来自报纸。

埃里克·刘易斯：还有电视采访和声明。

詹姆斯·刘易斯：就像马修·米勒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两年前离开司法部的声明一样？

埃里克·刘易斯：是的，但他和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关系密切。

詹姆斯·刘易斯：你是否同意戈登·克罗姆伯格关于起诉的决定是按照联邦的指导方针进行的，而并非是政治起诉？

埃里克·刘易斯：不是在威廉·巴尔的领导下。现在的制度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起诉。

詹姆斯·刘易斯：你是说他们没有遵守规定？

埃里克·刘易斯：是的。要求巴尔辞职的2600名前联邦检察官和抗议罗杰·斯通减刑的1000名前联邦检察官也如此认为。法官格里森在他的政治起诉决定的报告中也这样指出。

詹姆斯·刘易斯：你是在指控戈登·克罗姆伯格不诚实吗？

埃里克刘易斯：我不认识他。但我确实知道，在这件事上有沉重的政治压力。

随后就特朗普与维基解密多年来关系的不断变化，以及《机密信息保护法》（secret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以及该法案是否妨碍辩方披露信息和接受被告指示进行了一些讨论。这将与下一个证人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随后，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带领证人进行了再次审问。他请埃里克·刘易斯说说他在指出奥巴马到川普的政治变化时提到的电视采访。埃里克·刘易斯引用萨拉·桑德斯（Sarah Sanders）的话“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并将其与奥巴马的不作为进行了对比。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表示，他们已经决定不根据间谍法起诉阿桑奇，因为他不是为外国势力行事。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接着问到弗吉尼亚东区检察官因提起这个诉讼而面临的压力。埃里克·刘易斯提到了亚当·高曼（Adam Goldma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发表10天后，司法部表示起诉阿桑奇是当务之急。

刘易斯解释说，威廉·巴尔已经明确表示起诉取决于政治方向。他支持单一行政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并认为所有的起诉决定都是由总统做出或代表总统做出。巴尔在一份备忘录中明确指出，检察官“只是总统之手”。这不是理论，这就是司法部现在的运作方式。许多联邦检察官已经辞职，许多人拒绝触及对阿桑奇的起诉。“克罗姆伯格先生没有，这是他的权利。”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随后特别提出，詹姆斯·刘易斯在要求埃里克·刘易斯评论监狱条件时曾质疑他的资格。然而，在起诉方面，美国助理律师戈登·克罗姆伯格提交了大量有关监狱条件的评论。克罗姆伯格先生是否有詹姆斯·刘易斯要求的刑法学学术资格？埃里克·刘易斯回答说，他觉得没有，他坚信自己对监狱环境的实际经验要比克罗姆伯格多得多。克罗姆伯格对官方政策的阐述无疑是正确的，但它与监狱的实际情况毫无关系。

关于单独监禁，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概述了联合国的曼德拉规则（Mandela rule），根据该规则，每天在牢房中关押22小时或以上，且与人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接触，就将构成单独监禁。路易斯回答说，《特别行政措施》制度肯定会违反曼德拉的规则。

下一个证人是托马斯·杜尔金（Thomas Durkin）先生。他是一名执业了47年的律师，被允许在最高法院出庭。1973年至1983年，他是一个美国助理律师，此后一直从事私人执业。他在洛约拉大学教授法律，并获得了伊利诺伊州刑事律师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他同样通过视频出席。​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向杜尔金先生询问有关处理机密材料案件的特殊问题。杜尔金说，最大的问题是你不能和你的委托人讨论机密泄露材料。你只能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SCIF（Sensitive Compartmented Information Facility，敏感隔离信息设施）——的特殊电脑上查看材料，并且必须在那里准备你的材料。阿桑奇将不知道他的律师知道了什么，他们也不能问他这些材料与什么有关或有什么意义。在接受指示和准备辩护时，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困难。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问杜尔金，朱利安·阿桑奇是否有可能被判真正的终身监禁。杜尔金回答说，这是很有可能的。在浏览了诉因和可能适用的后增诉因后，他将这些罪行的量刑分为38、40或43分。这将使刑期从235个月到终身监禁不等，而且有多项诉因可能会被连续判处。杜尔金说，根据他在国家安全审判方面的丰富经验，他可能会被判30到40年徒刑。政府的立场是阿桑奇比曼宁更应该受到指责，而他们要求判切尔西·曼宁60年的监禁。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随后询问了认罪协议（plea bargaining）系统的影响。托马斯·杜尔金回答说，早期认罪会减少3分的量刑分数。这可能会给判刑带来几年的不同。但更重要的是，控方有减少指控诉因以换取认罪的自由。这可能对刑期产生巨大的不同——比如，可能是100年以上，也可能是10年。这一制度大大减少了选择的自由，极大地阻碍了上庭受审。人们就是不敢冒这个险，德金的大部分委托方现在都接受了认罪协议。

德金先生同意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暗示，即朱利安·阿桑奇认罪协议的条件可能是他要交出维基解密的线人的姓名。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问德金，特朗普政府起诉阿桑奇是否有政治决定。杜尔金说，没有新的刑事司法方面的考虑导致了具体路径的改变，这很可能是一个政治决定。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向杜尔金询问了戈登·克罗姆伯格关于大陪审团是反对政治起诉的有力堡垒的断言。杜尔金回答说，这根本不是真的。大陪审团实际上从未拒绝授权起诉。在整个美国，大约每四五年才会有一次拒绝授权起诉。

詹姆斯·刘易斯随后开始盘问。他问杜尔金是说阿桑奇在美国不会得到公正的审判，还是说这很困难？杜尔金回答说，阿桑奇在美国不会得到公正的审判。

刘易斯认为，在SCIF中查看机密材料的要求仅仅是一种不便。杜尔金说远不止这些，你不能和你的客户讨论材料，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你对它的理解。詹姆斯·刘易斯反驳说，美国助理律师克罗姆伯格在证词中说，阿桑奇本人将能够看到一些机密材料。一处保密设备将供他会见律师使用。杜尔金表示，他不接受这种说法，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

刘易斯接着说，杜尔金的声明是，将有空前数量的机密材料在这次起诉披露，但他不可能知道是什么。他不知道会披露什么，也不知道辩护，如果有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杜尔金回答说，从大量的起诉和切尔西·曼宁一案中发生的事情可以懂得很多东西。刘易斯重复道，杜尔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阿桑奇可能会认罪。

刘易斯认为，英国的认罪协议制度大致上相同，被告在认罪后可以获得三分之一的减刑。杜尔金表示，美国的认罪协议远远不止于此。政府可以在减少指控和诉因方面，明面上提出很高的报价。

随后，刘易斯谈到了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之间政策变化的问题。他强调杜尔金在这方面的观点是依靠媒体报道得出的。杜尔金指出，2013年11月25日《华盛顿邮报》关于奥巴马不起诉的报道引用了多位前任和现任司法部雇员的话，关键是没有任何否认或反驳的消息出现，从来没有人反驳过。

周二的听证会到此结束。总之，我需要更正我昨天发表的一篇文章，那就是在视频库里只有三名记者来报道审判。詹姆斯·杜尔曼（James Doleman）带我来到另一个隐藏的角落，记者总共大约有10个。不可原谅的是，几家大报依旧缺席，但通讯社来了，即使他们少有订阅。

听证会第十一天（9月17日）

Your Man in the Public Gallery – Assange Hearing Day 11

周三又出现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滥用法院程序的例子。检察官詹姆斯·刘易斯被允许无礼地要求之前的两名证人继续作证（他们与他所发表的言论没有任何联系），刘易斯宣读了摘自卢克·哈丁（Luke Harding）和戴维·利（David Leigh）的书中的一则摘录，其中哈丁声称阿桑奇在El Moro饭店的晚宴上，曾说过他不在乎美国线人是否被杀，因为他们是叛徒，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

今天早上作证的是约翰·戈茨，他现在是NDR（德国公共电视台）的首席调查编辑，当时是明镜周刊的主编。戈茨是参加那次晚宴的四个人之一。他已经准备好并愿意作证朱利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卢克·哈丁（Luke Harding）是在说谎（很正常）。巴雷策（Baraitser）法官不允许戈茨就这一点作证，尽管以前她曾允许两名不在场的证人就这一点作证。

巴雷策的法律依据是这样。戈茨揭露哈丁谎言的“申请”不在他的书面证据声明中（在刘易斯向其他证人提出问题之前就已提交）。因此，只有在刘易斯盘问戈茨的情况下，戈茨才被允许反驳刘易斯故意编造的谎言。刘易斯拒绝向在场的目击者询问发生了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散布的谎言会被揭穿。

刘易斯称他已经将所谓的谈话告知克莱夫·斯塔福德·史密斯，而他对此一无所知，以下是我的报告，：

随后，刘易斯在《维基解密》一书中引用了斯塔福德·史密斯的一段话。在这篇文章中，卢克·哈丁表示，他和戴维·利最关心的是保护线人的姓名，但朱利安·阿桑奇却表示，阿富汗线人是应受到惩罚的叛徒。“他们是线人，所以如果他们被杀了，那是他们自找的。”刘易斯几次试图把斯塔福德·史密斯牵扯进来，但斯塔福德·史密斯一再表示，他明白这些所谓的事实存在争议，而他本人对此并不知情。

詹姆斯·刘易斯对马克·费尔德斯坦教授说了同样的话，马克·费尔德斯坦教授和这件事完全没有关系，以下是我的报告：

然后，刘易斯又念了一遍他交给斯塔福德·史密斯的，来自利和哈丁的书里的同样的话，说朱利安·阿桑奇曾说过，那些阿富汗线人活该遭报应。

詹姆斯·刘易斯知道这些证人与这次谈话完全没有关系，他向他们阐述该事件纯粹是为了让谎言进入法庭记录和引起公共讨论。詹姆斯·刘易斯也知道戈茨当时在场。哈丁的书详细说明了晚宴的确切日期和地点，参与者包括两名德国记者，戈茨是其中之一。

有倾向性地去邀请没有关系的人参与诉讼程序，而不允许参与者说出真相，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公正。无论证据规则怎么说，巴雷策和刘易斯在这里都是在公然滥用程序。这是进程中又一个极其不公正的例子。

如果你对此还不生气，试试这个。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将于今天下午作证。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申请在下午3点15分进行视频听证（在丹居住的加州是早上7点15分）。巴雷策坚持不能把证据推迟到下午2点30分以后，这就迫使一位89岁的老人在早上6点30分起来提供证据，简直令人惊叹。

事情是这样的，当丹108岁时，在他临终的床上，他仍然能够一边阅读《白鲸记》和弹奏尤克里里琴，一边来智胜詹姆斯·刘易斯，但是持续的、愤世嫉俗的，对辩方的漠不关心只会使您无所适从。

约翰·戈茨是今天早上的第一个证人。2011年以来，他一直担任NDR的高级调查编辑。2007年至2011年，他曾在《明镜周刊》任职。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德国卷入阿富汗战争的文章，其中包括一篇关于昆都士轰炸袭击屠杀平民的文章，他因此获得了德国最高新闻奖。2010年6月，他前往伦敦与维基解密和《卫报》会面，研究阿富汗战争日志。

在《卫报》与《纽约时报》和其他主要媒体合作伙伴在“地堡”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中，双方共同努力研究阿富汗战争日志，但双方都选择发表自己的报道。这五家主要新闻机构（通常是竞争对手）的合作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在戈茨看来，朱利安·阿桑奇似乎对这些材料的安全性十分痴迷，这让戈茨感到震惊。他坚称一切都是加密的，处理这些材料有严格的规程。这对记者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纽约时报》负责与白宫、国防部和国务院就处理这些材料的问题进行联络。

马克·萨默斯要求戈茨描述阿富汗战争日志的特点，戈茨说这些是令人着迷的第一手材料，提供了关于实际行动的低水平报告。目击者的材料有时缺乏更大的视野；但也有有大量的战争罪行的第一手证据。他曾与《卫报》的尼克·戴维斯（Nick Davies）在373特遣队的报道中合作。

朱利安·阿桑奇最关心的是在报纸上找到这些人的名字。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从成千上万份文件中辨认名字的技术方法。马克·萨默斯问戈茨，他一直在寻找这些名字是否是为了编校，戈茨证实了这是为了编校。他就此次行动的危害最小化计划采访了阿桑奇。

此前，《纽约时报》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tt）代表这个团体向白宫发表了讲话，他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确认了1.5万份白宫不希望公布的文件，以免对个人或美国利益造成损害。双方同意不公布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最终没有被公布。萨默斯问戈茨，他是否知道有漏掉的名字，戈茨回答没有。

当该财团对伊拉克战争日志进行同样的处理时，由于家庭原因，戈茨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知道，在美国根据《信息自由法》（FOIA）的要求发布大量信息时，维基解密对这些信息的编辑力度比国防部更大。戈茨回忆起了一封来自《卫报》的大卫·利的电子邮件，信中说，由于维基解密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删除“坏消息”的编校过程上，一些报道的发布被推迟了。

萨默斯随后转向对哈立德·马斯里（Khaled el-Masri）的调查。戈茨表示，早在2005-06年，在他德国公共电视台的第一任期时，他曾调查当时德国公民马斯里的非同寻常的声明。后者声称他在斯科普里被绑架，被铐住并被带往世界各地，受到不断的殴打和折磨。最终，他被送达了（他认为是）美国在阿富汗的拘留所。在当时，他的说法似乎是难以置信的。

（请允许我在这里插句个人发言，这大约是我本人作为英国大使揭发酷刑计划的时候。实际上，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向议会称我是个骗子，他把这种非同寻常的引渡计划称为“阴谋论”。我知道那时候要让人相信自己有多困难。）

戈茨的调查证明这个故事是真的。利用引渡飞行记录和酒店记录，他甚至成功地一路追踪真正的罪犯到北卡罗来纳州，并与那里的一些人通话。在慕尼黑，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来对13名美国特工或士兵发布逮捕令。萨默斯问戈茨他们是否被捕。戈茨回答说没有，令他们吃惊的是，至今没有任何向美国递交逮捕令的措施被实施。

然后，当维基解密的外交电报被公布时，他们已经能够看到对德国政府施加的不发出逮捕令的压力。美国已经告诉德国，这样做将对美德关系产生严重影响。

美国与德国的外交电报。

1. 在2月6日与德国副国家安全顾问Rolf Nikel的讨论中，DCM重申了我们对可能在马斯里案中发出国际逮捕令的强烈关注。DCM指出，德国媒体关于美国国务卿与施泰因迈尔外长在华盛顿就此事进行讨论的报道并不准确，因为媒体报道暗示美国政府并没有被马斯里一案的进展所困扰。DCM强调，事实并非如此，签发国际逮捕令将对我们的双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他提醒Nikel，去年意大利当局采取了类似行动，这对美意双边关系造成了影响。

2. （S/NF） DCM指出，我们的目的不是威胁到德国，而是敦促德国政府仔细权衡可能会对美关系的产生影响的每一步行为，我们当然认识到了德国司法的独立性，但指出决定发出国际逮捕令或引渡请求需要德国联邦政府的合作，特别是外交部和司法部的同意。DCM表示，我们最初的迹象是，德国联邦当局不会允许签发逮捕令，但随后的接触让我们相信情况并非如此。

3.（S/NF） Nikel还强调了德国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但确认外交部和司法部将发挥程序性作用。他说，这起案件受到了政治和司法的密切关注。从司法的角度来看，事实是清楚的，慕尼黑检察官的行为是正确的。Nikel说，从政治上说，德国不得不研究对美国关系的影响。与此同时，他指出了我们在应对全球反恐战争方面的政治分歧，例如关塔那摩设施的居住适宜性和据称使用引渡。

4. （S/NF） Nikel还提到了来自联邦议院和德国媒体的巨大压力。Nikel说，德国联邦政府必须考虑“整个政治背景”。他向DCM保证，总理府非常清楚此案对双边政治的影响，但他补充说，此案“不会很容易”。尽管如此，总理府还是会尽可能地发挥建设性作用。

萨默斯问戈茨是否参与了《明镜周刊》的解密工作。戈茨回答说他是。除了主要的媒体合作伙伴，维基解密还引入了第二阶段的第三方国家的当地媒体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编辑对当地观众来说重要的新闻。这造成了一些延误，使戈茨感到沮丧。

萨默斯问编辑过程有多彻底。戈茨说，最初的严格协议仍然有效，他不知道有谁受到了任何伤害。美国国务院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P.J.克劳利和其他人会打电话要求编辑和省略一些内容。这些都实施了。最终，美国政府决定退出合作。

巴雷策发出了时间警告。

随后，萨默斯询问了导致未编辑电文公布的事件。戈茨说，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2011年2月，卢克·哈丁（Luke Harding）和戴维·利（David Leigh）出版了一本书，书中包含了加密电缆在线缓存的密码。这在不同的镜像网站上讨论过，并且在Der Freitag参与后，Cryptome最终公布了完整的缓存。Cryptome在当时非常有名，也是记者的重要消息来源。

然后，萨默斯询问了维基解密和《卫报》关系破裂的原因。就在这时，巴雷策裁定，萨默斯不允许询问他在El Moro餐厅参加晚宴时发生了什么事。萨默斯提出了一个正式的请求，因为刘易斯向其他证人介绍了这个问题，而这些证人不像戈茨，当时并没有在场。路易斯反对，巴雷策否决了请求。

詹姆斯·刘易斯随后为美国政府对证人进行了盘问，并直接提及了在2011年8月和9月维基解密（Wikileaks）公布的未编辑电报。戈茨提到了他之前关于密码泄露的证据，并说Cryptome是第一个发表的。刘易斯反驳说，2011年8月29日，维基解密公布了133877份电报，并声明这是“根据维基解密最大化影响和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信息的承诺”。这是在Cryptome出版前两天。

一段相当混乱的时期随之而来。阿桑奇在被告席上大叫，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引用。他被警告说他将被排除在法庭之外。结果证明这的确一个错误的引用，我在上文给出的是更正后的版本。随后，刘易斯对戈茨进行了一些相当混乱的提问，其结果是，这些都是非机密的和/或经过编辑的电报（占隐藏名单的四分之一）。戈茨表示，他不能对刘易斯的建议发表评论（即刘易斯表示有些人的名字标有“严格保护”）。

刘易斯表示，在合作之后，这些材料就被丢弃了。戈茨说不，维基解密在这个项目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人力资源，通过详细的讨论，他知道他们打算至少再花一年时间跟进、推出报道。然后Cryptome出版了。

刘易斯引用了《卫报》9月1日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包括《明镜》周刊在内的最初的媒体合作伙伴谴责了公开未经编辑的文件。他问戈茨，那15000份被扣留的电报是否也被“抛弃”了？戈茨回答说，那不是电报，是阿富汗战争的日志；同时，据他所知电报被没有抛弃。

刘易斯接着说，有证据表明阿桑奇思维缜密、幽默风趣、精力充沛；戈茨是否同意？戈茨说，是的。刘易斯随后引用了克里斯汀·阿桑奇的话，称她的儿子是一个多么好的父亲，并邀请戈茨发表评论。戈茨回答说，这一点他无法得知。

（很难解释这种有点阴险的结尾性提问。可能是为了反驳精神病学的证据？）

在马克·萨默斯的重新审查中，戈茨表示，当电报的编校过程进行时，没有任何有风险的名字被公布。据他所知，没有人因为出版而受到伤害。在与阿桑奇的密切接触中，他知道阿桑奇曾非常努力地阻止未编辑电报的公布：他向弗雷塔格恳求过（不要发布）。

当天下午，证人是丹·埃尔斯伯格（Dan Ellsberg），一位资深的告密者。他1931年出生于芝加哥，在哈佛和剑桥接受教育。从1954年到1974年，他在海军服役；从1964年到1965年，他是美国国防部长的特别助理。随后，他参与撰写了一份47卷的官方分类报告，名为《越南决策史》（History of Decision making in Vietnam）。

埃尔斯伯格简短地解释说，这份报告表明，在明知无法打赢的情况下越南战争仍在继续。这表明公众和国会都一再被欺骗。他把这份报告泄露给了立法者，然后又以五角大楼文件的形式泄露给了公众。这就导致了著名的“预先限制出版”案。根据《间谍法》，还有一桩针对他个人的不太为人所知的刑事案件。法院带着偏见驳回了公开这一案件的请求。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要求埃尔斯伯格对维基解密和曼宁的关于阿富汗的出版物发表评论。埃尔斯伯格回答说，他看到了与自己极其相似的情况。这些文件有能力向公众通报战争的进展情况，以及战争圆满结束的“有限可能性”。阿富汗战争日志显示的是行动级别的信息，而不是更广泛的视野，但其效果是相似的。他强烈认同出版的来源和过程。

菲茨杰拉德接着问埃尔斯伯格阿桑奇是否持有与这篇文章相关的政治观点。埃尔斯伯格说，控方提出异议是荒谬的。埃尔斯伯格被自己出版物的政治观点所激励，而阿桑奇也有非常相似的观点。他与阿桑奇进行了非常有趣的讨论，并感到与他有很大的亲和力。他们都认为政府的决策对公众来说非常缺乏透明度。公众得到了许多虚假的信息。

当公众得到的真实信息如此之少，而得到的虚假信息如此之多时，真正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例子，显然是一场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非法侵略战争，是通过向公众兜售谎言而开展的战争。

阿富汗战争日志类似于埃尔斯伯格在越南写的低级别的报告。这是一回事；不顾外国大多数人的意愿而入侵和占领外国。这只会带来失败或无休止的冲突：这样的情况已经长达19年了。战争日志揭露了战争罪行的模式：酷刑、暗杀和行刑队。自越南战争以来，有一件事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这些事情现在变得非常正常，甚至被列为最高机密。

五角大楼的所有文件都是最高机密。维基解密的文件都不是。它们不仅仅“不是最高机密”，它们甚至没有严格的发布分类。这意味着，按照定义，这类文件中不应该有任何真正敏感的内容，当然也不会危及生命。

菲茨杰拉德问他关于附带谋杀（Collateral Murder，2010年由维基解密发布的这段39分钟视频展示了2007年发生在巴格达的空袭，视频里美军驾驶的两架直升机在巴格达上空进行一系列空对地攻击，造成平民和孩童伤亡，其中包括两名伊拉克记者。视频录音显示出机组人员甚至在嘲笑伤亡人员，引发巨大争议）的视频。埃尔斯伯格说，这显然是谋杀，包括蓄意用机枪扫射一名受伤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谋杀，这是毫无疑问的。 “间接”这个词是可疑的，意思是偶然的。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五角大楼的反应，认为这些战争罪行是在交战规则范围内的，这意味着谋杀是被允许的。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问埃尔斯伯格是否被允许在审判中提出关于意图的问题。埃尔斯伯格的回答是否定的。根据1917年的《间谍法》，将机密材料分发到指定接受者之外是一种严格责任的犯罪行为。这对告发者的审判是绝对不合适的。“我没有得到公平的审判，最近美国的告密者也没有。朱利安·阿桑奇得不到公正的审判。”

在代表美国政府进行的交叉询问中，詹姆斯·刘易斯要求埃尔斯伯格确认，在复制五角大楼文件的时候，他正在为兰德公司工作。埃尔斯伯格说，是的。刘易斯说，阿桑奇不会因为发布了附带谋杀视频而受到起诉。埃尔斯伯格说，附带谋杀的视频对理解交战规则至关重要。刘易斯反驳强调说，阿桑奇并没有因为公布交战规则而受到指控。他只是因为公布了那些可能受到伤害的人的未经编辑的姓名而被起诉。

埃尔斯伯格回答说，他已经阅读了替代起诉书，阿桑奇被指控获得、接收和拥有包括交战规则、附带谋杀视频和所有文件在内的材料。在出版方面，他只被指控提供姓名。刘易斯说，其他指控与与切尔西·曼宁的共谋有关。埃尔斯伯格回答说：“是的，但它们仍然是指控。”

埃尔斯伯格援引美国助理律师戈登·克罗姆贝格的话说，起诉是针对公开那些“冒着生命和自由危险帮助美国”的人员姓名的机密文件。刘易斯将此与埃尔斯伯格进行了对比：“当你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时，你给媒体的东西都非常小心。”埃尔斯伯格回答说，他保留了三到四卷书，以免给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造成困难。

刘易斯表示他是在保护个人。埃尔斯伯格说：不；如果他公布了这些文件，美国政府可能会以此为借口退出外交程序，继续战争。刘易斯问五角大楼文件中是否有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的名字。埃尔斯伯格回答是的。在一个案例中，一个秘密的CIA特工被点名，他参与了CIA暗杀一名重要的越南政治家。他是埃尔斯伯格的私人朋友，埃尔斯伯格在这方面考虑得很仔细，但还是让他的名字留在了五角大楼文件内。

刘易斯问艾斯伯格他是否读过Floyd Abrams写的文章“为什么维基解密不是五角大楼文件”，他是纽约时报五角大楼文件案的代表。埃尔斯伯格回答说，他读过艾布拉姆斯的几篇类似的文章。他不认识艾布拉姆斯，他只卷入了民事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他在很久以后的一个颁奖典礼上见过他一次。

刘易斯说，艾布拉姆斯曾写道，埃尔斯伯格保留了四卷书，而“谁会对阿桑奇会不会出版全部文件抱有怀疑”？埃尔斯伯格回答说他不同意，艾布拉姆斯从来没有和他或阿桑奇讨论过一分钟。“他在文章中根本不理解我的动机”。那些想要批评朱利安·阿桑奇、切尔西·曼宁和爱德华·斯诺登，同时又假装自己是自由派（liberal）的人，普遍持有他所概述的立场。

他写的完全是不真实的。朱利安·阿桑奇扣留了15000份文件。他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编辑过程。他请求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就编校问题提供帮助。我相信，如果我处在我的位置，阿桑奇也会像我一样把这些书扣留的。他无意指名道姓。

十年过去了，美国政府仍然无法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到底是谁受到了维基解密的伤害。我对克罗姆贝格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指控感到震惊。由于没有人受伤，显然风险并不像他们声称的那么高——确实，文件分类会告诉你。

他们对我的评价（和对阿桑奇的）一模一样。他们说，中情局特工和那些帮助美国的人将会受到伤害。“他们说我会双手沾满鲜血。”

现在詹姆斯·刘易斯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问题”，他被允许读出大约11段，这些内容来自克罗姆贝格散漫的宣誓书中不同位置。克罗姆贝格在其中说，维基解密公布的结果，导致一些美国消息源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园、躲藏起来，或改变他们的名字，前往包括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利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一些线人后来失踪了。塔利班曾公开表示，那些与美军合作的人将被杀死。一名埃塞俄比亚记者在被指认为美国线人后被迫逃离埃塞俄比亚。在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后，维基解密在他的财产中发现了一些材料。刘易斯愤怒地问道：“你怎么可能说没有人受到伤害？还是自己说了实话？”

埃尔斯伯格：对于所有这些觉得自己处于危险之中的人，我当然为他们的不便感到遗憾，这是令人遗憾的。但他们中有人真的受到了身体伤害吗？他们中的一个真的遭受了所声称的身体后果（危害）吗？

刘易斯：你很遗憾人们被置于危险之中。你认为公布这些人的姓名绝对没有任何危害吗？

埃尔斯伯格：阿桑奇的行为与他故意公布这些名字的说法截然相反。如果数百人受到伤害，那将与公布信息所带来的巨大好处相抵。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受到了任何实际伤害，但这必须在阿桑奇试图改变的政策背景下进行。入侵导致3700万难民和100万人死亡。当然，有些人无法再被安置在一场造成100万人死亡、3700万人流离失所的战争中。政府非常虚伪，假装关心他们，一面对他们在中东生活的普遍蔑视。他们甚至拒绝帮助编辑名字。这是假装关心。

刘易斯：那些失踪的人怎么办？有些人被迫以另一个名字消失或逃跑，这难道不是常识吗？

埃尔斯伯格：在我看来，那一小部分可能被谋杀或逃离的人，不能必然地归因于维基解密，因为他们是超过100万被谋杀和3700万逃离的人之一。

刘易斯随后问艾斯伯格，他是否真的为阿桑奇保存了曼宁资料的加密备份。埃尔斯伯格回答说，是的；实际上它后来被摧毁了。

在复审中，菲茨杰拉德就克罗姆贝格证词中的一段询问了埃尔斯伯格，陈述美国政府不能肯定地将任何死亡归因于维基解密的材料。埃尔斯伯格说，这是他的理解，在曼宁受审时也是这样说的。他很震惊，这就像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一开始倾向于相信政府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正如他一开始倾向于相信政府关于维基解密发布导致死亡的说法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证明了他们是在瞎编。

评论

最高法院听到的事实比它今天所能处理的要多得多，并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排除更多的事实（被报道）。美国政府成功地阻止了约翰·戈茨这一证人来反驳他们公布的卢克·哈丁关于阿桑奇在El Moro餐厅所说的“发言”。美国政府还成功地反对了哈立德·马斯里（Khaled el-Masri）的证词，理由是他声称自己在美国受到酷刑。鉴于欧洲人权法庭和德国法庭都认为马斯里的故事是真实的，只有在刘易斯和巴雷策的古怪世界里，他在法庭上说真话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

请尽你所能分享这篇文章，因为我们所有真实地报道这篇文章的人都在遭受社会媒体的极端禁止和其他压制。

（以下为第十一日原文链接，本文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