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时代丨新冠危机下，一名留美中国博士生的跨文化抗争经验

风雨不测的2020年，巨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压在每个人的心口。在新冠疫情和中美关系恶化的双重夹击下，身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个人面对外部环境时的无力感在此刻被无限放大。计划已久的未来似乎完全脱离了掌控，而活在当下也未必能带来持久的安宁。当大家一起经历这层出不穷的打击、却依然坚持之前选择的道路时，我们要如何获得行动的力量？

最初得知可能因为签证和相关政策问题不能顺利入学时，Cathy的遭遇只是当前留学生面临的困境的一个缩影。但Cathy和她的同学们采取了与很多人不同的策略。他们付出了不懈的坚持，并取得了最终的成功。他们的故事，或许能给更多留学生提供契机，重新思考身处美国社会的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Cathy和同学们的故事

与很多留学生一样，在收到美国研究生院的博士生录取通知书时，Cathy既有梦想实现的欣喜，也有对即将到来的留学生活的憧憬。Cathy曾有过留学欧洲的经历，那段日子里，她既感受到欧洲社会对于少数族裔的包容，也从这种包容中感受到一丝漠然和被边缘化——好像作为外国人的你做什么都可以，但做什么也不会有人看见。在Cathy眼中，美国与欧洲最大的不同，是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更能接纳移民融入主流社会。

就在Cathy为赴美做着准备工作时，新冠疫情已经开始蔓延，并迅速升级为全球大流行。二月初，美国政府开始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入境人员加以限制，并暂停了驻中国领事馆的签证办理业务。当时，疫情的全球性影响还未充分显现，Cathy还在心里反复计算办理种种手续的时间、衔接每一步的流程，计划在秋季开学前抵达美国。

然而，三月初，疫情在美国爆发。三月底，美国已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新冠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疫情的恶化，Cathy慢慢意识到，秋季学期赴美的计划或许将无法实现。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不能赴美的Cathy是否能够顺利入学、拿到奖学金？

彼时的华人论坛上，已有人开始讨论不同学校针对无法赴美的博士生的政策。在美国及很多国家，博士生在求学期间通常会承担一定的科研和教学助手的工作，以此获得奖学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分博士生也可以被看作是学校的雇员。少数学校较早做出保证、将给这些学生雇员提供相关支持和保障。但是，大部分学校的反馈是含糊的，甚至有部分学校早早发布了政策，表示因税务和法律原因而不能雇佣身在海外的国际学生。这一政策一旦实行，将直接导致无法赴美的海外博士生失去奖学金。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Cathy从四月起就主动联系学校负责国际学生工作的相关部门，要求对方澄清政策。但在外部政策环境复杂、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Cathy遭遇了学校部门间的相互推诿。几番邮件往来，两个相关部门没能告诉Cathy，她是否被允许在海外完成研究和教学助理的工作、拿到工资。

在对这些部门失望后，Cathy转而向系里寻求信息。她首先联系了自己的导师，又在导师的建议下联系了系主任。一周后，系主任给了Cathy回复。虽然多方打听，但系主任也没能得到一个明确答复，只表示需要等待学校出台具体政策。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当时，或许整个学校都没有一个人能说自己了解相关政策，因为所有机构、个体面对的不确定性都是全新且空前的。纸面上的政策即便能规范平日的机构运转，却很难在非常时期灵活地应对突发状况。

系主任的回复让Cathy更察觉到事态的紧急和获取更多信息的必要。她与同系的另两位中国新生一起，加入了本校的中国博士生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大家把从各自院系获取的信息汇集在一起。在拼凑信息的过程中，Cathy发现，不同院系领导的风格迥然不同，有的说辞官方且保守，有的则直接且大胆。最后，根据群里的信息分享，大家发现对于无法赴美入学的学生，学校并没有明文政策、只有口头规定不能予以雇佣。

于是，Cathy在微信群里提议大家一起给学校高层写信，要求学校为国际生提供支持。当晚，Cathy就起草了第一封信，以非常正式的口吻，要求研究生院保证国际生的奖学金（即履行合同、雇佣其作为研究和教学助理），并为情况较为复杂的国际生提供政策支持。为了争取更多的签名，Cathy的同学与群里的博士生一个个私聊，询问对方的意愿。同时，Cathy也联系了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学生，争取他们的支持和署名。

大家的努力换来了20多位中国留学生的联名，同时还有20多位其他国家学生的署名支持。这封联名邮件被发给了研究生院院长。

整整一周后，Cathy他们等到研究生院院长的回复——又是一封官文邮件，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信息。彼时已是七月末、八月初，离秋季学期开学只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彼时，Cathy和同学们还将这封邮件发给了学校的研究生雇员工会的国际生支持小组。美国不少州的州法规定，公立大学的学生雇员有权建立自己的工会。在私立大学，工会的历程则更为曲折、反复。比较著名的例子是2018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曾因为学校拒绝与经投票成立的工会进行谈判而罢工。Cathy所在大学的研究生雇员工会隶属著名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UAW在纽约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等知名学府设有学生雇员工会。虽然名为“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代表的职业群体还包括学生雇员、记者、自由职业者、非盈利机构雇员等。

邮件发出的第二天，工会代表就联系了Cathy及其同学，安排了第一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工会代表了解了国际生的处境和诉求。工会汇总了大家收到的录取通知书（offer）文本，并向大家普及了学校和工会的集体谈判协议（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工会还联系了自己的律师，为国际生提供法律咨询。工会律师认为，美国法律——无论是联邦法还是州法——允许雇佣没有签证的外国人。有国际生询问工会律师，自己是否可能因为参与此类行动而遭到行政部门的报复。律师表示，这种情况自她从业以来并没有遇到过，也基本不会出现，因此鼓励大家提出自己的诉求。但是国际生依然存在疑虑：工会对政策的理解不能代表学校，更不能代表导师，如果现实中遇到学校或者导师拒绝雇佣国际生的情况，该怎么处理？对此，律师建议大家保持和工会沟通，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

第一次会议后，工会替国际生出面向学校领导层了解相关政策，然后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上，工会通报了了解到的情况：学校并没有安置国际生的计划；如此下去，最后结果很可能是所有无法赴美的国际生推迟入学、直到疫情平息。

Cathy说，这是整个过程中最灰暗的时刻：在几个月的询问求助、反复碰壁、得到各种相互矛盾的信号后，他们的努力换来的却是一个坏消息。在微信群里商量后，大家决定一起拒绝推迟入学、坚持要求学校履行合同雇佣国际生。整个八月，Cathy都在和同学朋友商量对策、起草给研究生院院长的第二封邮件。

关于第二封邮件该怎么写，大家有过讨论与分歧。一部分同学认为应该措辞更为强硬，以此表达国际生的坚定立场。Cathy按照这个思路起草了邮件，并发给工会代表征求意见。在反馈中，对方建议他们改变策略，使用更为和缓的语气，争取研究生院的帮助。最终的邮件听取了工会代表的意见，用更为个人化的语气请求研究生院站在国际生一边，为其游说学校领导层。彼时已是八月末，时间已迫近不少院系要求国际生确认是否推迟入学的最后期限。两天后，研究生院院长回复了第二封邮件。院长以更个人化的语气告诉Cathy，研究生院已经在做努力，虽然也面临时间的压力，但希望国际生能继续等待消息。

就在第二封邮件往来的同时，工会联系了当地的一家媒体，希望采访了Cathy，讲述她身为国际生遭遇的困境。英文媒体的采访给尚未踏足美国的Cathy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但她不愿放弃这个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她邀请另一位更熟悉北美社会的同学一起接受了采访。国际生的故事很快见报。

九月中旬，Cathy终于等到了学校的新政策：除特殊情况外，无法赴美的国际生被允许担任研究或教学助理、领取工资。就Cathy和同学们收集到的信息来看，一些私立大学已实行了这一政策，也有少数公立大学率先给出了类似许可。在很多其他学校处于观望待定的状态下，Cathy和同学们的坚持帮助他们避免了国际生可能面对的最糟情况， 即无限期延迟入学或秋季入学但自付学费。

一份跨文化语境下的留学生行动指南

Cathy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针对国际生的不友好政策还在持续的酝酿和出台中。Cathy和同学们也在思考：面对更为冷峻的大环境，我们能做什么？

这是所有在美或即将赴美的中国留学生都可能面临的问题：我们能做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学校的机构组织环境不尽相同，不同背景的留学生个体面临的困境也会有差异。我们无法为此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

但是，本文从Cathy和同学们的故事出发，邀请读者一起思考，并为这种思考提供一些思路。 

留学生活：跨文化学习的挑战

留学生活是困难的。这种困难不仅来自语言的隔阂，还来自思维和行为方式、文化和法律环境的差异。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同一种策略在不同社会语境下意味着不同的风险系数、也可能得到不同的反馈。面对未知时，我们总是倾向于高估其风险。比如在行动中，Cathy和中国同学总会不断询问：我们会遭到美国行政机构的报复吗？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同学则会问他们：你们会遭到中国方面的惩罚吗？所以，选择应对策略的第一步，是消除未知带来的过度恐惧。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留学生从自己的课业活动中分出一部分时间，做一个积极主动的学习者，了解所在国家当地的文化风俗、法律法规。随着我们慢慢了解什么事是可以做、甚至被鼓励的，什么事是不恰当、很可能适得其反的，又有什么事是绝对不能做的，我们就能评估不同策略的实际风险和效用，进而做出选择。

正如工会律师告诉Cathy他们的，美国政治的基础，就是不同群体和个人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诉求，形成压力和影响，从而迫使立法和行政机构改变已有政策、制定新的法规。她甚至建议Cathy和同学们联系当地议员，表达相关政策对自己的影响。事实上，这些行动在美国受到法律和社会规范的保护，留学生需要做的只是超越在原生社会里形成的思维惯性，主动利用已有的合法发声渠道和机制。

美国大学：学校组织与行动策略

当然，制定具体的行动策略永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留学生来说，首先面对的是院系和学校。这就要求留学生了解学校中不同部门、人员的分工和职责，进而判断谁是同盟、谁可以争取、谁需要避免接触、谁只能在形成合力后再施加压力。这些问题对于很多初来乍到留学生都是陌生的。在此，我们粗略介绍一下学校中最可能接触留学生的部门和人员。当然，这样一份浮光掠影的介绍不可能完美，公立与私立学校的分野、不同州和地域的区隔、具体行动目标的差别都会影响到策略的选择。什么才是最佳策略？大约只有每个个体才能做出选择。但我们仍然希望这份介绍能帮助更多留学生迈出思考行动与策略的第一步。

1）学校的人力资源部门（Human Resources）和国际生管理部（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Scholar Services, ISSS）是政策的传达和执行机构，直接向他们提出诉求（尤其是前者）往往只会获得非常官方的政策说明。此外，这些部门获得的信息往往直接被用于对留学生的管理。比如今年六、七月间，不少学校的ISSS都要求国际生提供当前所在地的信息，以便决定是否接受其在秋季学期正常入学。与这类部门沟通在留学生活中不可避免。但是，在向其提供个人信息时需要保持一定的谨慎，确保信息不会被用来损害自己的利益。当然，ISSS同时是一个服务部门，会为留学生提供融入当地社会、学习当地文化的宝贵机会，很多ISSS的员工也在日常交往中对留学生保有真切的关怀。只是该机构对绝大多数的重要政策没有决定权（甚至，在今年的一系列政策变化中，很多学校的ISSS也不清楚这对于留学生意味着什么），也很难代表留学生和学校管理层进行谈判。

2）研究生院和系处于学校领导层和学生中间，更可能了解两边的情况。同时，研究生院院长和系主任既是管理人员，也是教授，他们很可能同情学生，但他们的言行也受到行政职位的影响。因此，通过更了解情况的同学打听院长和系主任的性格和特点会帮助判断他们的回应。

3）系里的秘书是一线行政人员。他们和系里的学生、老师朝夕相处，但同时又牢牢嵌入在学校的行政系统中。这种位置带来的两面性有时会体现得比院长和系主任更为明显，因为后者往往拥有终身教职，具有更高的职业自主性。在Cathy的经历里，系里的秘书一方面劝他们耐心等待学校澄清政策，另一方面也在他们提出联系工会时表示支持和理解，完全体现了这种两面性。需要留意的是，在美国的行政系统中，一切留下书面记录的交流都会被谨慎对待。所以，和秘书更为有效的沟通方法不是邮件，而是面谈或是通过电话和网络会议，以非书面的方式获取信息。

4）导师、其他教授、在学校相关机构工作的学长姐是和留学生联系最密切的人。在允许工会化的学校中，导师和教授往往也是教师工会的成员，但与教授的沟通因人而异，来自其他学生的反馈通常能帮助看清一位教授的全貌。此外，是否拥有终身教职（tenure）、担任怎样的行政职位、是否有外部资金资助（funding）、自身的文化背景等因素都会影响一个教授的立场和话语权。虽然受个人因素决定，但与教授面对面、私人化的沟通更有可能获得对方的理解和同情。在Cathy与同学们的这次行动中，Cathy的导师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行动，但非常支持她以及其它国际学生，并为他们和系主任的沟通构建了桥梁。另外，Cathy的两位学姐活跃在在学校工会，过程中时常分享最新讯息，给与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些与导师和学姐等重要他人的接触为Cathy与同学们的行动提供了一个安全、信任的互动氛围，是他们勇往直前的坚实后盾。

5）学生雇员工会和学生权益倡导组织（advocacy group）（细节我们将在下文详谈）。简单来说，这是最直接代表学生利益的组织。虽然它们不在行政系统中、不具备政策决定权，但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代表学生雇员和普通学生的利益，聚沙成塔，发出群体的声音。

学生雇员工会：自下而上带来的机会与困境

在事后的复盘中，Cathy总结道，在前期，她与同学的个人坚持和努力推着这次行动艰难向前。在工会介入后，整个行动仿佛开始自行运作。正如之前提到的，Cathy所在学校的工会隶属全美著名的工会机构UAW。UAW下辖的工会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区，代表多种行业。虽然Cathy学校的工会主要依靠会员的志愿服务，但包括会长在内的多人都是毕业于本校的全职工会员工。此外，工会还雇有自己的律师。工会运行的支出主要来自会员缴纳的会费。因此，会员既得到工会的代表，也是工会的赞助人。

在此次行动中，工会所做的不仅限于提供答疑与咨询服务，和学校的管理层对话、让他们更加了解普通同学的处境。更重要的是，他们坚定地站在学生雇员的立场，陪伴并帮助还未踏上美国国土的学子度过焦虑、混乱甚至无助的一段时光。这也是工会赖以生存的根源：工会需要通过与学生的密切接触吸纳更多会员，筹集运行资金。相对全美而言，工会在该校的发展情况比较良好，约有75%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是工会成员，国际生支持工会的热情也较高。即使如此，工会财务问题仍旧非常突出。每年的会员招募数量都会直接影响工会和学校谈判的策略选择：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工会方面，学校也会密切关注工会招募的进展，据此制定自己谈判的策略。因此，工会在吸纳会员时可谓不遗余力。与工会的关系对不少留学生而言意味着思想和习惯上的挑战，或多或少造成了困扰，也使许多人经历了心态的起伏变化：从刚开始不了解工会，到感激工会，再到交会费时的犹豫——可以说，每一次转变都是一场跨越文化的心理交锋。

其实，这些困惑反映出的依然是成长环境的差异。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大到联邦税收政策，小到一条道路的修缮与否，各种权益倡导和游说活动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大公司和商业集团自不用说，高校也经常通过政治捐款与候选人建立联系。比如在2012年总统竞选中，奥巴马的主要捐款来源就包括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而在本届白宫的核心资助者中，不见高等教育团体的声音，其制定的相关政策牺牲国际学生和高校的利益也就可想而知。

来源：The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以金钱换影响力并非理想的制度，但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今非昔比，工会在美国早已过了电影《爱尔兰人》中描述的纵横捭阖的全盛时期。但是，每届大选中，获得行业工会的背书（endorsement）依然被总统候选人（尤其是民主党候选人）视作重要的里程碑。各大工会也继续通过政治捐款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在2016年大选中，木匠和细木工工会（Carpenters & Joiners Union）、北美劳动者国际工会（Laborers’ Union）、水管工和管道工工会（Plumbers/Pipefitters Union）等工会都分别给希拉里·克林顿百万美元级别的政治捐款。

以上这些是工会参与的联邦政治活动。留学生加入的学生雇员工会往往是全国性工会的地区分会。此类分会聚焦于本地区、本机构中的政策制定，通过集体谈判、游说、甚至是组织罢工等手段保护本地会员的利益。它们的活动并没有上述提到的那么遥远，关注点也落在与会员利益息息相关之处，比如学分费用减免、雇员工资和福利水平的增长、学校是否雇佣海外雇员、是否在疫情期间要求教员线下教学等。不少工会还有指定的律师或事务所，为会员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然而，工会提供的资源与服务离不开来自会员的资金支持。与中国不同，美国的工会没有来自行政部门的拨款。工会成员每月缴纳的会费支撑着工会的日常运转。没有会员，就不存在工会。对于很多不熟悉美国工会语境的留学生来说，这种视角是完全陌生的，且美国的工会制度并不完美。即使如此，在存在学生雇员工会的学校，成为会员并积极地与工会建立联系、寻求帮助是留学生在关键时期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

策略以外的策略

除此之外，留学生还能做什么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完全开放的。在行动初期，Cathy和同学们就积极地动员、整合本校华人留学生圈子里的资源，进而通过在外校的关系网络，收集了不同学校的国际生政策，为之后向本校管理层提出的诉求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们主动联系了可能面临相同困境的他国留学生，获得了不少支持。这些在美国社会生活中都属于常见的行为。如果我们能整合团体内部的资源、同时争取到团体以外最大可能的联合与支持，我们就有可能让自己的利益难以被忽视。

必须承认的是，没有一个策略是完美的、也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通过策略性的行动加以解决。即使这一次获得了相对理想的结果，回想整个过程，Cathy还是会懊恼于其中的一些瑕疵。然而，所有行动对于行动者而言都是学习的机会。重要的是作为行动者的我们明确方向，明确脚下有一条道路，它或许坎坷、或许会带来挫折，但它能带我们克服面对外部洪流的无力感。

世上不存在完全孤立的境遇，也没有彻底孤独的人。希望所有人都能在彼此相通的境遇中感受到力量，哪怕逆境也充满行动的勇气与智慧。这就是我们与大家分享这次行动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