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查某人的梦——诚品·李明辉·海洋儒学

诚品敦南店不久前闭店了，消息来得遥远而突然。按说我拢共只有两次台岛行，但诚品及相关的人事却给了我难以磨灭的记忆，而港台新儒家最重要的学者李明辉教授乃是其中最有意味的一页。

二〇〇七年三月，时任佛光学务长的张培伦兄专程从宜兰驱车载我逛台北，印象中他带我去了三个地方：一是邓丽君早年常在那里开演唱会的国父纪念馆，二是台大校园内的傅钟，三就是诚品书店。那次台岛行之前我从未离过陆境，自然也就没见过那么多新鲜活生生的洋书，可想而知给我的冲击了。不过，我这人行事一向“沉稳”，第一次也就买了一本书，Rainer Forst的博士论文The Context of Justice。

此后，我也算成了诚品的“常客”，至少是每去台北必到的。除了后来自己去过的若干次，还有一次是李明辉教授带我去的。记得他给我写信，说是即将赴武夷山朱子会议，并开启大陆行，希望在此前能见一面。

我们在台大门口见面，他带我去了诚品，在西洋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书架前驻留。明辉教授显然经常来店，从他对Guyer、Wood、Hill等书的评点看，他对书架上的风吹草动洞若观火明察秋毫。明辉教授在书架前的神态真是非常生动，是入神和精明的一种极妙的组合。有一本书，他拿起来掂量了一番，显然是此前曾数次掂量过的，但这次拿起来后也还是又放下了。

从书店出来，明辉教授又带我去一家口碑不错的德啤，他还约了自己的同事林维杰，还有时在东吴的彭国翔君。我必须说，那个德啤是真心不错，我也真心没有喝够，但我也真心不好意思再要了。前年明辉教授来闵荒短课，一起在大荒德啤聚会时，我讲了这个笑话，明辉教授豪爽地故作惊讶状。但有了他的肯定，下次带人去大荒土德时就有了底气：这可是八十年代留德博士鉴定过的土德啊！

从酒馆出来，一干人去了明辉教授府上。明辉教授藏书甚富，记得他书桌右前方一个书架上还有册英文书A Third Concept of Liberty，让我甚为惊讶。让我更为惊讶的是，明辉教授甚为关注大陆同行的工作，包括我自己一些微末的编译工作。有一年他在台湾大学开一门自由理论的研讨课，就把刘训练君和我编译的《第三种自由》作为主要读物，更让人称奇的，有一堂的阅读材料就是我斗胆附在那部书后面的拙文《论第三种自由概念》，而与拙文“并列”的是以赛亚•伯林和昆廷•斯金纳等国际“大牛”！

当晚明辉教授留我住在他的书库，是书房的里半间，其实是四分之一间，外面是分门别类极为精细的各类资料，很多是关于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的，是那年他在UCB访问时搜集到的。客房里还有一排书架，上面摆放的是牟宗三先生全集，不过我并未感到如何惊悚，还自我调侃和宽慰：此行没有见到牟先生，却有缘和牟先生全集共度一晚。

第二天一早明辉教授陪我在他家附近的一家早市早餐，正当我们在台北的清晨用着美味的台式早点时，一位老者从明辉教授身旁过去，还和他寒暄了一两句，待老者走远，明辉教授问我：你认识这位先生吗？我答，怎么瞅着面熟？明辉教授答：是陈鼓应啊！闻听此话，望着以记录整理殷海光先生病榻上最后的话语《春蚕吐丝》而真正让我记住的鼓应先生的背影，我想起当年在大学图书馆多次借阅《庄子今注今译》而未得的一幕幕，不禁要感叹在台北早市巧遇这位当代最重要的道家学者乃是此行最意外的“惊喜”了。

其实那次台岛行，我和明辉教授还有一次擦肩而过和一次偶然邂逅。那年四月中的一天，我在台湾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演讲，当我表示自己此前从未到过北京的清华时，主持讲座的张旺山教授严肃地“打断”我：你来了新竹的清华就用不着去北京的清华了，因为我们比他们“老”！他还告诉我，石元康和李明辉两位先生前两天在那里对他们做学科评估，待我后来到嘉义，时任中正文学院长的石元康教授向我证实了这个消息。记得那次石先生还在评点了台岛女性主义哲学和哲学家的现状后有感而发：一种高度对抗性的做哲学的方式不会是一种好的方式！

五月上旬，我在政治大学演讲结束后，詹康教授陪我去中餐，路上又遇到了刚上完课的明辉教授，巧合的是，我们还在餐馆碰见了时在政大客座的王中江教授。明辉教授委实很豪气，似乎那天中餐又是他抢做的东——当然，明辉教授的“豪气”主要是表现在送书上，他出了新译会送给我，旧著重版了也会送我一册；我在中研院人社中心演讲那次，顺便去文哲所他的研究室，他送了我一堆他自己编的和与他人合编的各种论集，所以那次我到南港是满载而归的。

在南港中研院收到这些赠书，又让我想起了与明辉教授的初见——那是二〇〇六年岁末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因为此前从会议论文集上看到明辉教授讨论台岛英年早逝的哲学家蒋年丰关于海洋儒学和法政主体的哲学构想，我于是给明辉教授写信，想要趁便了解原作者的论著，当然我也提到自己曾听过罗义俊先生的《心体与性体》导读课。记得当明辉教授到达时，我正在和一群倪（梁康）门弟子“嘻嘻哈哈”，明辉教授从一众人群中找到我，并当场从行李箱中取出他为我影印的蒋年丰遗文集，让人好生感动——用台语来说，就是好感动、好感动哦。

其实在那次的台湾访书行中，我也特别留意了蒋年丰教授去世后同道和朋友为他编的几种文集。这位会让人想起同样早逝的Joseph R. Levenson和Gareth Evans的台岛哲学家毕业于普渡大学，以才气纵横思想敏锐著称。他在新儒学和所谓后新儒学的理智场域中的一个独具只眼的贡献就在于一方面推进牟宗三与海德格尔的“对勘”，另一方面又用罗尔斯来“补正”牟宗三。如果说前一方面的趋向其要旨在于把牟宗三重新导入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持续对话而避免抽象的高蹈扬厉，那么后一方面的工作其意义则在于进一步具体地落实新儒家的“开出论”而接上地气。一言以敝之，儒学和新儒学的前途正在于在哲学上同时对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保持开放性。

这无疑是极有意义的洞见。时至今日，如果说大陆学界在前一方面可谓念兹在兹，甚至赫然有所成，那么在后一方面则仍然可谓漫不经心，甚或悄然有所失。我也尝想，明辉教授之所以多年以后重提亡友的海洋儒学和法政主体论，其寄寓盖正在此也乎？！

似乎冥冥之意，那次台北行的最后一夜我也是在诚品敦南店度过的，在访书记里我不太能确定是敦南店还是信义店，但相关的情节却是逼真无肖，无一丝杜撰的。只有一点“补充”：如果我那天清晨离开敦南店时想起的是蔡琴的《最后一夜》，那么当我离开台岛，或如今再来回瞻那次台岛之行时，我想起的却是那首又名《纯情青春梦》的《查某人的梦》，的确，也只有这最切合我一人从礁溪坐自强号沿东北海岸到台北逛诚品的心境了吧。

很多年前，曾听闻有人转述倪梁康教授对台湾的印象，说是其地多日据时代印痕，所以并非典型的中国。我闻听当场脱口而出：难道不是应该反过来说，唯其如此，它才是“典型的中国”吗？——谓予不信，请重温故蒋年丰教授关于海洋儒学和法政主体的论述，请重听“查某人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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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