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蓉︱对联的世界：《中麓山人拙对》与《翰墨缘》

《上海博物馆典藏丛刊·上海博物馆藏楹联》（上下），上海博物馆编，2020年4月出版，640页，698.00元

有段时间，观看了大量清人对联，发觉许多对联，其内容既非摘句，也非集联，而是近乎散对的形式。倘若列出数据：散对约略一百六十六副，诗联七十九副（包含摘句五十六副、集联二十三副，以上收入新刊《上海博物馆藏楹联》集）。如此数量众多的散对，引起了“它们的文本从何而来”的疑问。随即遇到了两部联稿，一部明刊本、一部清稿本，消释了部分疑惑，也由此一瞥了对联书写兴起的时代，及其普遍流行后的变化。

一

以上所称“诗联”“散对”“摘句”“集联”，均是借用自诗学的概念。诗联，指上、下联摘取自古诗；散对，指不明显袭用、化用成句。摘句，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集联，是“夕阳无限好，高处不胜寒”。

这些概念的产生，与对联形成独立的文学样式共时，本身也是对联文学成熟的标志。然而，对联也具备不同形态：口占对联，是其语言的形态；定格在各类书籍中，便成文字的形态；题于亭柱、门楣、纸绢，则是书法的形态。联语作为本体，流动在三者之间。

三者之中，书于纸、绢一类软材料上的对联流行最晚。具体何时，实物的留存指向清初，然而明季的文献中，已经散见个人书写对联的明证。因此经过修正，人们普遍认为，大约清代以前，对联书法便已逐渐为人熟知，进而书写了。

始刊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李开先（1502-1568）《中麓山人拙对·续对》（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4459），是一部成书较早的对类书籍。收录对语千联，附刻题跋众多，前有作者小序：

……近世士夫家，或新岁，或创起亭台楼馆，门楹之间颇尚对语。......余自罢太常，归旧里，稍稍广田园，葺庐舍，傍水依山，足以乐而忘老。遍设对扁以见志，林泉花鸟耕稼之外无他辞。游客往往见取，录之而去，但得此遗彼，因总成小集以应客，而并述其由如此。……

李开先《中麓山人拙对》书影

由此可知，明代以来有三种对联的应用已颇成风尚。“新岁”，对应春联；门、楹间的“对语”，对应门联、楹联。这三种类型，在前代并非完全没有，如隋之“桃符”宋之“春帖”，然而“桃符”书于整块桃木板上，“春帖子”一般作绝句，与上下两句彼此对仗的对联，毕竟不大相侔。

观察《拙对》中的联语，上卷前半所录多属门帖、楹帖的范围：它们为堂、斋、楼、阁、台、亭、轩、别业而作，转移到建筑物上，即所谓“门联”“楹联”。还有若干因为亲故离世，为治葬而作，如《为岳父发丧作》《为王秀才乃尊发丧作》，本质与“挽联”无异，尽管当时尚未形成固定的叫法。

此外，仍有三分之二为“散对”（沿用书中的名目）。内容丰富，有些可以直接入诗，如“木落山应瘦，舟行岸自移”；有些只宜视作文学的游戏，如“国虚黠虏来侵，清宵传箭，攘外少良谋，梦中还说梦；路涩穷民作梗，白昼操戈，赈饥无奇策，愁上更添愁”。

（传）仇英《清明上河图》卷（辽宁博物馆藏）所绘楹联，观察所属建筑的规格，应为较高的门第

这些对联，不论最终转录于何种材料——或刻于木板，或书于纸、绢、绫、布，起初恐怕都要经历写上纸绢的环节。如附刻逯希闵跋云，李氏为某人作书，“至堂室亭楼对扁悉备，无可书者，……乃破戒更作春对十五联。”这里所书“对扁”“春对”，显然是以纸笔的传统书写方式写就。即令挽联，料想也应如是，只是散对，尚不能立下判断。

不过相比书中收录哪些对联，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的性质，《拙对》附刻李思禄跋云：

……或资之以作表判，或揭之以辉门庭，不独教童子以能知声律，亦可使儒生触类于诗文。他刻书者，或不切于日用，此则非其比也，观者料必于予言而是之。

由此可知，这些对联的写作，并非仅仅出于个人的趣味，而是要面向更广泛的读者。其曰“日用”，申明了此书的实用价值，包含四个方面：用作“表判”装饰门庭、启发声律、触类诗文。这里面，发蒙的对象是儿童；诗文、表、判（用于断案的法律文书），适用于有志科考的儒生；装饰的范围则更广，可以是任何想要自我表达的人家，甚至商铺。

因此可见，《拙对》设定的读者，并无特定的人群偏好。在最好的情况下，凡是书籍所能到达之处，识字的人群皆可取用。在移用的过程中，书中上下成对的联语，也将移动位置，转成现实中的“并驾齐驱”的对联。

医馆也有使用楹联者，（传）仇英《清明上河图》卷局部

二

李开先的《拙对》一经刊行，便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显然符合了广大读者的期待。嘉靖三十八年（1559），续集《中麓山人续对》又再梓行，其序略云：

（《拙对》）误为世所珍尚，刻行久矣。乃后求者不已，散作亦时或有之。

这段序言说明了续集写作的缘由：因为索求不断，自己也时有创作，才有了续集的诞生。今日看来，这里面肯定有托辞的成分，因为作者的心中不会没有“观众”的概念。即使写作本身是个人的行为，但是结集成书、再行刊刻，不能直说没有市场的驱动。作为戏曲书出版行家的李开先，更是应当了解个中的道理。

《续对》当中，应用对联的数量大幅增加了，不仅如此，还有了更加细致的分类。以叶为单位，为人新建园亭所作者，占据若干叶，如《近山亭为高鹤泉作》，这仍属楹联的范围；赠人对联若干叶，如《赠雪蓑》：“静养为宜，终日直须穷妙；浪游何益，老年不必弄轻狂”，这是新出的类型；此外还有“春帖”三叶，也是初集当中不曾独立类目的。

这些变动，反映着读者需求的变化。赠人的对联及春联，成为市场新兴的需求。不仅数量有所增加，内容有所拓宽，更有了便于检索的独立类目。可见这些对联，已经很好地为人接受，并且进入了日常交往的领域。

倘若将《拙对》与《续对》投入更广阔的出版环境考虑，会发现两书的刊行，实具有普遍的意义。明代中期以来，对类书籍的出版已不稀见。并且呈现出彼此竞争的局面，如附刻陈德安跋云：

近世坊间，所刻对句不下数十种，往往皆以巧名，彼岂不自知其弗巧耶？然而必以巧名者，欲其易售也。

这一风气持续颇久。查考明中后期的对类书籍，诗联选粹如《芸桂堂摘名公诗联谱》，联语汇编如《奇联摭萃》（赤心子）、《金声巧联》（冯梦龙）、《玉堂巧对》（钱德苍），皆为此风的延续——此中颇有几种炫目的书名，如刘启化辑《精刻芸窗天霞绚锦百家巧联》，藉由铺陈精善、优美、众多之义，招揽读者，引发广告的效应。

与此并行，个人联稿的刊行亦未停止。天启六年（1626），乔应甲刻《半九亭集》，收录偶句五千余；崇祯四年（1631），林兆恩刻《林子全集》收入《林子联语》，其内容出入联语、清言、警句之间；至于李渔刊行《笠翁文集》，设“对联”门，其中收录的联语，基本已尽是应用对联的内容了。

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各色杂联”

还有一类值得注意的书籍，即日用类书。同一时期，这些类书当中也出现了单独分类的联语。以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为例，“四礼门”下设“各色杂联”，分“书斋联”“登科䌽联”。此时，登科的贺联、一般的书斋对也已产生。

与其说是产生，不若称为流行。因为日用类书的读者，原本就是社会中最为广泛的识字阶层。为了适应市场的竞争，其内容、体例、版式、插图、书名，往往需要紧随市场的需求。当中的变动，自是市民趣味最直接的体现。

平心面对这些书籍，正是嘉靖以来不同类型的对联书相继流行的证明。在其出版的潮流中，应用对联的比重逐渐增多，适用的范围愈益广泛，分类也更加细致。这些变化，无不反映着对联应用的日趋成熟。而其中书法的形态，不论作为中间环节，还是最终形式，也在经历着逐渐普及，进而流行的必经阶段。

三

洎乎清代，对联的书写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支配其中的观念改变了，对联书写逐渐扩散成为整个知识阶层，包含上层文化精英甚至帝王、贵族，日常书写的内容。

清代诸帝都曾书写对联，此为康熙行书七言联，句摘唐李适《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收入《上海博物馆藏楹联》集

根据白谦慎先生的研究，晚清官员中最受欢迎的书写群体，每日写对常常接近百副。譬如吴大澂、曾国藩、翁同龢、曾纪泽、何绍基，这些较受欢迎的书家——一般是上层文人或职业书家，大量书写对联，几乎成为生活的常态。

这是相对晚近的状况，并且适用于最受欢迎的那批书家。至若普通的文人，是否面临相似的局面，因为材料的倾斜，一直很难获得感性的认识。幸运的是，一部不具撰人的对联小稿保留了下来，因为它，一位不曾留下姓名的普通文人因为书写对联，日积月累的小小努力终于具体而微地展示在了我们面前。

清佚名《翰墨缘》，藏于绍兴图书馆

此稿题名《翰墨缘》，今藏绍兴图书馆，绿栏格，小字行书。尽管不具作者姓名，但根据字体，大体可以判断是清中期以后人书。全书分类辑录联语，诸如“男寿”“冥寿句”“女寿”“挽联”。首载“男寿”，四叶，是写给男性的寿联，如：

黍谷春回，筵开七秩；蓬壶日永，诗咏九如。（七十岁）

富贵花舒，图开花甲；芝兰林立，欲进林壬。（六十岁）

绛箓云披，春开五秩；紫霞觞泛，黍结三华。（五十岁）

璞玉浑金，是寿者相；和风甘雨，惟世之祥。

除了成对的句子，还有四言的散句，彼此并不对仗，因此很容易看出是独立的单句，留待拼合成完整的对联，譬如：

惟德延龄 香泛琼觞

礼重宾介 南极星辉

梁孟齐眉 苍松翠柏

然后是为亡人的生日纪念而作的“冥寿句”，如：

群仙赴瑶台，五色祥云辞白鹤；

开筵设玉殿，一点红日照青鸾。

其后是“女寿”句，如：

诰锡五花，莱衣舞映；

筵开八秩，萱荫辉敷。

“女寿”类目下，也有前文所说的对联“组件”，如：

金母齐年 春暖瑶池

此外还有“挽联”若干，如：

正气荫儿孙，芳馨尤在；讳名垂梓里，懋德常昭。

“散对”若干，如：

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自有诗。（集联）

有古尊彝常保用，得名书画谨收藏。

才名东观西昆外，心地瑶山玉水间。

就文学的角度而言，这些句子的水平不高，祝寿、冥诞，往往采用流俗的套语，即如散对，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以应用的场合而言，范围倒是颇广，不过距离李开先的时代，却也变化不大。然而此书的分类单位更小，眉目更细，并有一些十分好用的独立组件，这些设计，显然都是为了快速调用而准备的。

除去各类联语，书末还附有半叶官名及妇人的封号。首行“光禄诰授、荣禄、夫人”，意即：官员正一品，授“荣禄大夫”；从一品，授“荣禄大夫”；其女性尊长或妻子，封号“夫人”。依次而下，直至九品。经查，这些内容符合清制，因为更加确定了作者的时代。而抄录行为本身，也显示出作者的官场身份，因此才需要准确无误记录各级官员及女眷的正式称谓，确保不在使用中出错。

整体而言，此书的内容、编排的体例，均以实用为先，只求取用便利，不大拘于文采。可见对作者而言，写对联实在只是平常之事，不必大费心力，只需聚沙成塔。这样的创作态度，对比李开先不可同日而语，但也恰恰说明了，至少在作者这里，写作这一类的对联不大需要炫耀技巧。

我们猜测，应当存在更多这样的小书，那么一种平常的写作对联的心态便会突显出来，与那种苦心孤诣摘句、集联、展现知识的心态并列而行。这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对于对联世界的认识，也将很好地说明那些不明出处的“散对”创作的过程。

在文献的世界里，存在许多这样“渺小”的书籍，它们似乎始终处在边陲的地带，未曾进入阅读的中心。然而书籍的产生，有其自在的情境，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小书都可能成为史料。何况它们曾经存在，也曾焕发生命的光彩，就此遗忘未免太残酷了。

附记：

近来拍场新见另一部对联小稿，名《西鹣东鲽集》，是集联的意思。作者邓尔雅（1883-1954），东莞人。书尾附有题识数通，一云“旧集联语稿多散失，值寒璚社兄索观，随意抄录数联为一卷，取临池时备用，不尽工致也”。可见是赠人之物。一云“别有集句自用之联，切姓氏或切郡邑者，另为一卷于所通用联及寿、挽等联而已”，更加言明了实用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