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新发展格局”该如何加快形成

2020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再学习 再改革 再开放——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我想就“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论断谈两点心得：第一点是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新论断，第二点是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

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惯常说法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少国内、国际学者进而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在美国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时，甚至认为是中国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才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扩大。

假如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像中央现在第一次提出的，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那么，考虑到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发展模式的改变，将不只影响到中国自身，也将影响到全球。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新论断的提出，有短期原因，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暴发，全球经济遭受到很大的冲击。不少学者认为，这次冲击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个局面下，国际贸易会萎缩，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的国际贸易可能收缩13%到32%。

因为中国是贸易大国，也是出口大国，中国的产品出口少了，当然更多要靠国内消化，这就是国内循环。另外，大家也知道，由于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不断打压，比如对华为实施断供，会影响到相关企业的出口。这些企业要继续发展，它的产品就要更多靠国内市场来消化，在国内循环。

这是当前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论断的短期原因。但是在我这样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看来，中央之所以提出这一论断，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反映。

中国虽然被说成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但出口占我国经济总量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比值是35.4%，略高于三分之一。但到2019年，出口占我们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17.4%，也就是减少了50%。2019年，我们经济总量的82.6%已经是在国内消化，在国内循环的，这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已经是以内循环为主体。

为什么我们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2006年的35.4%下降为2019年的17.4%？我想这主要反映两个基本经济规律：第一，国家的经济体量越大，国内循环的比重就越高；第二，服务业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可贸易的，随着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提高，出口在经济总量比重一定会越低。

为什么出口比重与经济体量有很大关系？因为现代制造业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小经济体发展现代制造业，因为它的国内市场有限，国内可以消化的比重偏小，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要出口。反之，经济体量大的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业，因为国内市场大，国内能消化的就多，所以出口的比重就低。

这方面，我们看一下新加坡。2019年，新加坡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104.9%，大家一定很奇怪，它的出口怎么会超过经济总量呢？因为出口中有很多零部件是先从国外进口的，待成品出口之后又计算了一次。我们的出口占经济总量比重最高的一次是2006年，不过就是35.4%。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大经济体，它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就一定低，因为新加坡是小经济体，只要它发展现代制造业，它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就一定高。

其次，出口比重与服务业有关。

同样是大经济体，美国在2019年的出口占它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7.6%，连10%都不到。原因是什么？因为美国服务业占它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0%，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可贸易的。所以，一个国家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高，它的出口比重一定越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有关。

从上述两个角度分析，我国的出口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9年的17.4%，是因为，2006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2099美元，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是5.3%。当年，我国的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41.8%。到2019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达到10098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从2006年的5.3%，上升到2019年的16.4%，2019年是2006年的三倍，同时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从41.8%，上升到53.6%。

往前展望，我国的经济还会继续发展，收入水平还会继续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6.4%增加到18%、20%，慢慢地向25%逼进。我国的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53.6%，逐渐向60%、70%、80%逼近。在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之下，我国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7.4%，逐渐降到15%、12%、10%。

也就是说，国内循环的比重会从现在的82.6%，逐渐向90%逼近。所以，现在是，将来更会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中央现在提出上述论断，是澄清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随着我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澄清这个事实很重要。过去人们总说，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国际上这么讲，国内也这么讲。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外很多人说是因为全球贸易不均衡造成的，而全球贸易不均衡，是因为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国内也有人这么说。这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现在这个澄清，有利于驳斥相关说法。

同时如果将中国看成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如果出口受到比如新冠疫情或中美摩擦的影响，给外界的印象会是，现在我们的出口表现不好，经济就不行了。现在中央出面澄清这个事实，我们的经济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有利于增强我们自己发展的信心。

现在讲中国经济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那么原先我们说的，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就不重要了吗？我认为，国际循环跟过去一样重要。

我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院长，倡导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有比较优秀的产业，要发展得好，不仅要在国内市场流通，也应该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201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不过就占世界的16.4%，这是什么含义？国际市场还有83.6%啊！所以，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当然要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国内循环，但也要充分利用那83.6%的国际市场。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意味着，有很多产业我们是没有比较优势的。对中国来讲，许多自然资源是短缺的；在一些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与发达国家比，中国也还不具有比较优势。另外，对我国过去很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上升，这些产业的比较优势会不断消失。对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能进口当然要多进口。要利用好国际资源，这包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只有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高科技产品，我们可能会被某些国家卡脖子的，才作为例外。

我们想一想，现在真会卡我们脖子的是哪个国家？欧洲？它没有积极性卡我们脖子，如果说高科技产业它有比较优势，它也会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市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它会有积极性，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卖给我们。会卡我们脖子的是美国，我们发展这么快，体量马上要超过美国了，影响力要超过美国了，它为了打压我国的发展，才会对我们实施技术封锁，这样做，美国要牺牲利用我国的市场来发展美国经济的机会。

在这种状况下，对那些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我们要了解到，绝大多数这些产品，不仅美国有，欧洲有，日本也有——就要像任正非先生所讲的，只要买得到，而且买比自己生产更便宜，那就要买。只有那些美国独有，欧洲没有，日本也没有，买不到的产品，对那些产业，我们当然要发挥举国优势，自力更生。但我相信，这个比重会非常低。

所以，在当前，经济要发展好，确实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还是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我觉得，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重要的是，必须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让国民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量在世界的占比以及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出口比重下降，国内循环的比重越来越高。

怎样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不断实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中国具有两大优势。

首先，在传统产业方面，中国有后来者优势。

2019年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0098美元，美国是6万多美元，德国差不多5万美元，日本是4万美元，都比我们高。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我们高，代表平均劳动生产水平比我们高，产业技术比我们先进，产品附加值比我们高。

不过，传统产业都是成熟产业，这意味着那些产业的大部分技术，通过买设备就能拥有，那些有技术的国家会乐意把设备卖给中国，否则没办法实现那些技术的价值。所以我国还是有引进技术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来者优势。

后来者优势有多大，如何衡量呢？2010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19.2%，这相当于日本在1953年、新加坡在1970年、我国台湾在1971年、韩国在1980年的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与美国的收入差距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和产业技术上的差距，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日本实现了二十年每年9.3%的增长，新加坡实现了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台湾实现了二十年每年8.9%的增长，韩国实现了二十年的每年8.4%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了传统产业的后来者优势，实现了二十年8%到9%的增长，代表我国利用同样的后来者优势，有实现二十年平均每年8%增长的潜力。

实际上，我们从2010年到2019年的平均增长率是7.42%，这与我的分析是很接近的。这意味着，展望未来十年，到2030年，我们还有8%的增长潜力。

第二个优势，我国有而前面提到的东亚经济体在追赶阶段没有的，是新经济革命的换道超车优势。

新经济有一个特点，它的研发周期特别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有的是涉及软件的新经济，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有的是涉及硬件的新经济，比如大疆的无人机、华为的手机。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多，而产业和供应链齐全，在新经济革命上具有优势。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榜，2019年全球有494家独角兽企业，其中中国有206家，美国有203家。2020年，截至3月31日，全球独角兽企业有586家，其中中国有227家，美国有233家。也就是说，在新经济的弯道超车方面，我们有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优势。

从上面提到的两大优势来看，虽然总是被人批评说太乐观，但我个人仍然相信，中国经济有8%的增长潜力。

那么这个潜力怎么挖掘？一要深化改革，二要扩大开放。

怎么深化改革？中国改革是渐进、双轨的，各方面改革的速度不一样，现在产品市场基本都放开了，但在要素市场，还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障碍。

比如在金融市场方面，实体经济中有50%是民营的中小型、微型企业，还有农户，它们在以大银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中，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金融要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改革中需要补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短板。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以利于人才流动；要解决高房价问题，让房价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在土地市场，要解决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问题，政策已经有了，就看怎么推行。在产权方面，要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要让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不受因为产权安排的不同而形成的准入或运行方面障碍的影响。

在深化改革方面，经济特区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双轨的，在渐进过程中，深圳等经济特区要先行先试，效果好的改革要向全国推广。

在扩大开放方面，过去我们的开放也是双轨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开放，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开放。现在需要扩大开放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一方面要降低关税，另一方面，对外资要实施负面清单，而且清单范围应越来越小。在这方面，先要扩大自贸区的范围，在自贸区试点成功的政策要在全国推行。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包括技术资源、金融资源。

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加上其他国家也要发展，也得利用它们国内国际的市场，而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它们就不会加入美国封锁中国的行动中，如果美国想孤立我国，被孤立的反而会是美国自己。这有利于化解我国目前遭遇的不利局面。

总的来讲，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我们要保持定力，认清形势，做好自己的事。最重要的是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利用我们的优势发展经济，提高我们的收入水平，这样国内循环的比重会继续提高。

而且，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样，中国的发展将不仅有利于自身，而且有利于世界其他国家。

（本文是作者2020年10月16日在由澎湃新闻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再学习 再改革 再开放——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由作者审定。演讲原题“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由澎湃新闻记者柴宗盛、编辑李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