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昌永领衔“群星版”《长征组歌》，现场来了一位特殊观众

10月17日晚，由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主办、上海音乐学院复排的新时代版《长征组歌》 “首演系列”，迎来了最后一场——由上音院长、歌唱家廖昌永领衔的“群星版”，在上音歌剧院上演。

下午四点，全体人员来到剧场，进行了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廖昌永演唱的是组歌中的第六曲《过雪山草地》。

廖昌永

彩排前，他表示，新时代版《长征组歌》是上海开展“四史”学习期间，上音学习“四史”的方式：“组歌中有一句‘官兵一致同甘苦’，我们是‘上音师生同学习’，师生同台，共排练、共演出，教学相长。此次表演的主力军是上音的‘00后’学生们，他们用现场演出向当年的‘00后’们致敬，体现了对祖国、对党的热爱。”

观众席上，还有一位非常特殊的来客，她就是《长征组歌》词作者肖华上将的女儿肖霞，在获悉上音复排这一红色经典的消息后，欣然同意担任艺术顾问。

前一晚，她还看了上音青年师生领衔的“青春版”。

肖霞

“孩子们能把《长征组歌》唱下来，而且能在理解中唱出来，非常不容易，因为八十多年前的长征对他们来说太遥远。”演出结束后，她发现学生们都聚在后台的院子里，互相交流着感受，非常振奋，“这就是他们的精气神儿！他们唱了这组歌，从歌中吸取了力量，所以都激动不已。”

《长征组歌》是怎么诞生的？肖霞回忆，父亲的创作时间是1964年9月至11月之间，当时正值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纪念，很多报社和杂志来向他约稿。

肖华萌生了一个想法，与其写一首诗，不如写一组诗，用诗的形式体现红军长征的整个过程。同时，他没用五言五律、七言七律这样的唐诗宋词格式，而是用了创新模式：三七开，也就是三个字四句、七个字八句，用一组的方式来呈现。

《长征组歌》群星版现场

《长征组诗》一共12段，《长征组歌》选了前十段，一共680个字，每一段68个字——从长征开始，一直写到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第四方面军等三支红军主力，在会宁大会师。

“父亲是从来不掉眼泪的一个人，他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太多的死亡，但是在创作《长征组诗》的过程中，他的泪水经常打湿稿件。想起那些战友，他实在太难过了。”

1965年，《长征组歌》被同时交给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进行创作。

肖霞第一次听《长征组歌》，是战友文工团的四位作曲家来家里唱给父亲听，“四个作曲家都是男的，有人装女高音，有人装女中音，有的是男高音，有的是男低音，唱得热火朝天。”从此便留下了印象。

1965年夏，周恩来总理要求两个文工团分别演绎，演完问哪一部更好，肖华说各有千秋。肖家5个孩子都在场，周总理又问了年龄最小、不到14岁的肖霞，她脱口而出，喜欢战友文工团的，“总理说，为什么呀？我说容易唱啊，容易记呀。”后来，公演版本果真选了战友文工团的。

“《长征组歌》一共680个字，每一个字都有背后的意义，每一个字都是反复推敲了很多遍。”比如乌江天险重飞渡，为什么用了一个“重”字？

肖霞解释，红军第一次渡乌江是从南渡到北，悬崖峭壁，河水湍急，好不容易渡过去了，“红军当时被夹击，右边是胡宗南的部队，左边是当地的藏匪，如果摆脱不了这些敌人，红军可能就全军覆没了。所以毛主席决定再次渡乌江，从北又回到南，把敌人甩开了。父亲就用一个‘重’字，把主席的战略战术描写来出来。”

距离第一次公演过去55年，每一次听《长征组歌》，肖霞都会热泪盈眶，因为太熟悉，感情太深了。

肖霞的父母都经历过长征。父亲十二三岁就站在江西兴国县的街头，对着老百姓侃侃而谈，号召大家当红军。从小在红军部队里长大，他对红军的理解、对红军的感情，要超出很多人。也因为亲历过红军长征的所有残酷战斗，他能写得活灵活现。

母亲也是11岁就长征了，作为第四方面军的一员，经历了两次雪山、三次草地，“母亲说，别人的长征是用两条腿走过来，我的长征是用两条腿跑过来的。因为她太小了，所以她一直跟着部队跑，每天都在跑。”

《长征组歌》群星版现场

此番复排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上音遵照肖霞父亲的遗愿，没改一个字、没改一支曲，但在舞美、服装方面加入现代元素，并在头和尾分别加了《启》和《望》二个篇章——《启》是致敬前辈同龄人，《望》是走好当下祖国建设长征路。

“这也是一种创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什么？在于我们如何一代一代地传承长征精神，如何让‘90后’‘00后’更好地理解，红军和长征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需要去传承什么。无论党员教育还是学生教育，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机会，意义非凡。”肖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