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真︱郑振铎中了潘博山的圈套？——王伯祥日记中的无意史料

《王伯祥日记》，张廷银、刘应梅整理，中华书局2020年6月版

近代中国戏曲史的一大文献发现，首推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稀世珍品《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又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孤本元明杂剧”，下文简称《古今杂剧》）。这一批戏曲珍本源于明代藏书家赵琦美（脉望馆）的蒐集，历经钱谦益（绛云楼）、钱曾（也是园）、黄丕烈等明清藏书家递藏，1920年代起秘存于丁祖荫的湘素楼。1937年秋天，日军入侵江南，世乱之中，箧衍狼籍，《古今杂剧》被丁家僮仆盗取变卖，下半部于同年秋冬落入苏州藏书家潘博山（1903-1943，原名承厚）之手，上半部则于1938年5月由苏州大华书店老板唐耕馀携至上海待售。5月上旬，郑振铎分别从朋友陈乃乾、来青阁书店老板杨寿祺那里获知《古今杂剧》上半部待售的消息，杨寿祺的估价是一千元。郑振铎立即联系重庆的北平图书馆和教育部请求出资购买，还没等到重庆拨款，《古今杂剧》的上、下部被古董商孙伯渊抢先合璧，奇货可居，开出了一万元的天价。经过郑振铎的多方奔走与谈判，最终以九千元成交。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书影

洽购《古今杂剧》的经过叙事，一般根据“发现者”郑振铎写于1939年的《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文（下简称《郑跋》）和抗战胜利之后发表的《求书日录》（1945年12月）。这两篇文章均未提及《古今杂剧》下半部从潘博山转让孙伯渊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是导致该书坐地起价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以往研究者推测，郑振铎应该不知道潘博山的存在。1944年，潘博山的弟弟潘景郑（承弼）撰写《丁芝孙古今杂剧校语》（后收入《著砚楼书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披露了不同于郑振铎二文的购书细节，还说到潘博山仅以二百元购入半部《古今杂剧》。1964年，周连宽（字宽予）《海上书林忆余》根据潘景郑之文，提出“来青阁主杨寿祺与孙伯渊合伙设局诓骗郑振铎”。尽管杨寿祺在其未刊自传稿中进行辩白，但这一“杨孙潘合谋论”被陈福康《郑振铎传》所采用，传播甚广。在“合谋论”叙事中，杨孙潘三人给“书痴”郑振铎设计了“一个周到圈套”，潘博山“在售书过程中始终在幕后”，而郑振铎对于三人私下的密谋与公开的表演“毫无所知”。三人看准了郑振铎“爱国爱书之痴情足可利用，决心大捞一把”，郑振铎秉着“为国家抢救文献”的公心，设法说服教育部重金购入。

郑振铎洽购《古今杂剧》，是在1938年上海“孤岛”的孤立状态之中完成的，这次行动可视为他后来与日寇、汉奸抢夺古籍的序曲。笔者近年写有三篇专文，钩沉1939-1943年之间郑振铎在孤岛秘密抢购文献的档案史料（收入《勘破狐狸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与书事》，三联书店2019年版）。孤岛后期郑振铎表现出勇于虎口夺食的机智与果敢，与所谓“杨孙潘合谋论”中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傻买家，完全不像同一个人，因此笔者认为《古今杂剧》洽购过程可能存在着叙事的黑洞，应该寻找在买方郑振铎与卖方潘博山之外的第三方的声音。

吴真：《勘破狐狸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与书事》，三联书店2019年11月版

2018年，陈乃乾日记在中华书局出版，其中若干条记录可补此次洽购之细节，笔者又根据1938年5月陈乃乾化名“新陈”在日本《书志学》杂志发表的论文，找到现存日本关西大学“长泽规矩也文库”的陈乃乾手稿。（详见吴真：《〈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发现史之再发现》，《文献》2019年第5期）

1938年陈乃乾《元剧之新发见》手稿，现存日本关西大学长泽规矩也文库。收入黄仕忠主编：《日本关西大学长泽规矩也文库藏稀见中国戏曲俗曲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2020年6月，郑振铎和陈乃乾的好朋友王伯祥（1890-1975）长达五十多年的日记经张廷银、刘应梅整理出版。苏州人王伯祥与陈乃乾相识于“朴社”时期，据王伯祥之子王湜华回忆，陈王二人“不但交情‘年逾花甲’，而且相知之深也是非同寻常的”。王伯祥与郑振铎曾在商务印书馆同事十年，共同创立“朴社”，又在朴社同人设立的开明书店长期任职，被尊称为“伯翁”，郑振铎称他为“圆脸而老成的军师，永远是我们的顾问”。新中国成立后，王伯祥被郑振铎延请至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任职。郑、王、陈三人交往频繁，《陈乃乾日记》1938年全年有十一条记事，《王伯祥日记》更有数十条记事，记录三人经常在开明书店聊天和午餐。有了这两种第三方的记录，我们可以结合上海旧书业买卖的行业生态，覆案郑振铎洽购《古今杂剧》的经过，重新讨论这批珍籍所牵涉民国旧书业的人事与利益。

一、上海旧书业的“中间人”

陈乃乾出生于浙江海宁“一门三阁老”的陈氏家族，早年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国文系， 1924-1925年一度主持上海的中国书店，离职后便以个人中介的身份从事旧书买卖。他常往江南各地访书，多有稀见版本的发现，但个人经济不佳，所以也常出让古籍。《陈乃乾日记》记载1930年，他将海内孤本嘉靖《上海县志》让与周越然，售价二百元；1933年1月，以一百五十元为周越然从日本代购东京文求堂的海外孤本《牛郎织女传》。1933年9月，陈乃乾将《新唐书》三十四册售与张元济，得价一千元。

《陈乃乾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8月版

按照民国时期旧书业的行业说法，陈乃乾这种没有店面却也做旧书生意的买卖人在上海叫做“掮客”，也就是郑振铎《求书日录》说的“没有铺子的掮包的书客”，北京称为“局子”或“包袱斋”。他们先与旧书所有者商定价钱，然后凭借自己消息灵通找出买家，从中取利。今人整理的《陈乃乾日记》《陈乃乾先生年谱简编》（收入虞坤林整理《陈乃乾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2015年某拍卖行拍出近三百封陈乃乾友朋来信，可以看到，从1930年直至1949年，陈乃乾频繁地将从江浙藏家手中搜集得来的古籍售于富晋书社、来青阁、中国书店等旧书店，同时也会从这些旧书店买下一些他看好版本的古书，再转手卖给藏书家。

1932年之后，陈乃乾无固定工作与工资收入，生活开支全靠旧书的中间买卖，这在上海颇引人侧目。1935年上海《社会日报》刊登署名“流火”的文章《虽云藏书实乃贩子：现代藏书家之一陈乃乾的卖书的故事》说：“凡是留心现代藏书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陈乃乾其人……他的对于旧书是非常爱好的，常常因为一本书和朋友争夺甚至翻脸，但是奇怪，他虽则买书，却并不收藏，他常常把买到的好书转卖掉了。”文章具体描述陈乃乾如何做旧书生意：每年冬天举行高级宴会，酒醉饭饱之余，陈乃乾乘机向富商子弟推销古书，富商为了附庸风雅，往往一掷千金地购入古籍装点门面，“如此循环不息，我们的陈乃乾先生买了一世书而没得到多少书，只留了一批钱！”这篇文章第二年又换了标题《陈乃乾卖书的故事》（署名“悟兰”），刊登于国民党的华北党报《华北日报》，1937年，还是同样的文章，作者署名“情虚”，出现于上海《春色》杂志上。搜检民国报纸期刊，类似这样直接点出陈乃乾作为旧书中介人的文章还有数篇，可见陈乃乾作为上海旧书业“中间人”的名声之著。

陈乃乾与郑振铎的交往，在戏曲文献出版之外，还有一层藏书家与中间人的买卖关系。1936年，陈乃乾以所收《新编南宫词》让于郑振铎，郑诧为不世之遇，次年，又出让《博笑记》于郑。1937年上海沦陷之后，四十三岁的陈乃乾因无固定收入，且多数友人已离开上海，告贷无门，生活益见窘困，不得已开始出售历年的藏书，同时更加倚重中间买卖的经济收入。1938年1月1日，陈乃乾在日记中说：“晚至来青阁借洋拾元。自有生以来度岁之窘，未有如今年者也。”就在《古今杂剧》散出之前的两个月，1938年3月，陈乃乾在来青阁购入三种珍笈，携至郑振铎处出售。由于郑振铎出价过低，陈乃乾后将《盛明杂剧》转售周越然。郑振铎的日记、书跋等文献中记录了二人在上海沦陷期间的旧书买卖往来，由《劫中得书记》“余力有未逮，竟听其他售，至今憾惜未已”数语，可见陈乃乾较为坚持自己的利益，并未因为与郑振铎的私交而做出价格让步。

作为一位资深中间人，陈乃乾主要是在卖家（书商、书主）与买家之间居中撮合交易，赚的是经纪中介的佣金，一般按书价的一至二成抽取佣金。1938年3、4月的两个月之间，他从郑振铎、周越然那里已经取得至少五笔佣金。据《陈乃乾日记》，1938年5月2日，苏州大华书店老板唐耕馀约陈乃乾观看他从苏州收来的《古今杂剧》上半部，陈乃乾观后，立即致电郑振铎，这便是《郑跋》所言：“陈乃乾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苏州书贾某君曾发现三十余册的元剧……我极力地托他代觅代购。他说，也许还有一部分也可以接着出现。”也就是说，在电话里，郑振铎与陈乃乾之间已经达成了“委托中介”的意向，陈乃乾如能做成这笔买卖，按照以往惯例，可分得不菲的佣金。

求书心切的郑振铎在第二天下午又到当时上海最大的旧书店——来青阁书庄，这是他来往最频繁的旧书店，店主杨寿祺凡是收到戏曲版画的珍本，必为郑振铎留下，“余于来青阁收得明刊戏曲最多，战后半载间，寿祺凡有所得必归之余”（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杨寿祺先生也告诉我这个消息。说有三十多册，在唐某处，大约千金可以购得；还有三十余册则在古董商人孙某处，大约也不过千四五百金至二千金可以购得。他已见到此书。这消息是被证实了。我一口托他为我购下。”

二、陈乃乾夺回中介权

用民国旧书业的行话来说，陈乃乾的“局”，被杨寿祺给“搅”了。1938年以来陈、杨、郑三人买卖关系的常态是，陈乃乾从杨寿祺的来青阁揽货、再转手卖给郑振铎。但这一次的货源不在来青阁，杨寿祺与陈乃乾一样都是中间人。对于求购宝物的郑振铎来说，杨寿祺提供的卖方信息比陈乃乾说的更为确切，甚至交待了下半部的所有者及其估价，而且杨寿祺在业内名声很响，抢购的把握更大，所以他在陈乃乾之后，另外委托杨寿祺洽购，第二天便将书款交给杨寿祺。二人商定，给唐九百元，售给郑一千一百元，杨从中得利二百元。

书只有一套，郑振铎却在两天之内委托了两家代理去洽购，这是买卖的大忌，果然，第三天前去洽购的杨寿祺带回来坏消息：原本分藏二家的《古今杂剧》被古董商孙伯渊抢先一步合为一家，平空加价。杨寿祺十分气愤，这笔生意就谈崩了，他把原金还给郑振铎。想望了十年的珍本，一旦失之交臂，郑振铎不甘心，又找回陈乃乾，才知道，“乃乾和孙君是熟友，我再三的托他去问价，并再三的说，必定有办法筹款。隔了两天，乃乾告诉我说，再四与孙君商议的结果，他非万金不售”。《郑跋》的这段记述，如果结合陈乃乾过往的旧书中介经历，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陈乃乾将被杨寿祺“截胡”的生意又抢了回来，而且此时书价已经腾升至九千元。虽然郑振铎的文章未有透露付给陈乃乾的佣金，按照旧书业定例，中介佣金至少也是一千元。

在居中洽购《古今杂剧》一事的记录上，《陈乃乾日记》不及郑跋详细，只记录5月2日那天至唐耕馀处观书，然后就是6月3日，“购元人杂剧之事遂定”，6月4日，“与振铎、率平同午餐于一家春，继至伯渊处签约，订购《古今杂剧》六十四册，价九千元，先付定洋壹千元，约十五天内付款取书”。对照陈、郑二人的记载，可以更加明确陈乃乾在此次买卖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民国时期的旧书买卖过程中，中间人负责在买卖双方之间传话，价格亦由中间人居中协调商定，在订约和交货之前，买卖双方并不见面——从郑振铎、陈乃乾二人的文字记述来看，买方的郑振铎、中介的陈乃乾、卖方的孙伯渊，遵守着行业习惯，到了6月4日签约才见面，而且签约和取书的全程均有中间人在场见证。

三、郑振铎知道对手是潘博山

截至目前关于《古今杂剧》发现史的研究，多未能体察陈乃乾在这场交易的核心地位，错将焦点放在5月上旬即已退出交易的杨寿祺身上，从而引申出“杨孙潘合谋论”。仅有俞子林《郑振铎与上海古旧书业》（收入《书林岁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引录郑振铎1950年代对杨寿祺的评价和杨寿祺自述，力证杨寿祺未参预其事。其实《王伯祥日记》1938年6月18日条记得很清楚：“由乃乾之介，几经唇舌，始于今日入于振铎之手。”

现存郑振铎写下的所有关于此次购藏的文章，以及《陈乃乾日记》或陈氏方面的文字记录，丝毫没有提到潘博山其人，似乎可以推导出“郑振铎和陈乃乾均不知道潘博山的存在”。由于郑陈不知道潘氏持有一半的《古今杂剧》，于是等到杨寿祺、孙伯渊联合潘氏凑成了全书，这时候郑陈已无还价的可能——这是“杨孙潘合谋论”叙事的原点。然而，如果搜检与郑陈关系密切的“开明书店文人群”在1938年5-6月的文字记录，还是可以找到被郑陈有意“遗漏”的信息。

郑振铎（后排中）与开明书店朋友，前排左起：胡愈之、王伯祥、周予同

1938年5月9日，《王伯祥日记》记事，“五时前，振铎、予同、乃乾至，往饮于同宝泰”；5月10日，王伯祥补记：

昨日乃乾言，此次苏州散出抄校本元曲二百余种，系“也是园”旧物，有董玄宰跋及黄荛圃校语，超出臧晋叔《元曲选》一倍有余，为学术史上一大发见。书藏丁芝孙家，今为王君九、潘博山所购获，价止二千金。振铎亦尝逐鹿，未得手，甚懊恼也。

这里透露出，5月9日，《古今杂剧》尚未完璧，陈乃乾已经夺回《古今杂剧》中介权，陈、郑二人正在谋购潘博山手中的下半部。这一动向很快在开明文人朋友圈传播开，郑振铎与开明书店的叶圣陶、徐调孚都是交往多年的老友，5月9日当天，徐调孚写给远在四川的叶圣陶的信函中就透露了《古今杂剧》的大发现，叶圣陶5月18日回信中说：

潘博山得明抄元曲三百余种，真是了不得的大事。此人与湖帆极密，伯翁可以去找湖帆，则公等可先睹为快矣。（叶圣陶：《渝沪通信》，收入《我与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叶圣陶在1938年初避难四川，他与上海朋友们的通信大多寄给王伯祥，再由王分与各朋友传观，因此叶圣陶的信件可被视为开明书店文人群的公共信件。信中提到的吴湖帆是潘博山的姑丈，吴湖帆与王伯祥（伯翁）交好，潘、吴、王、叶都是苏州老乡，在叶圣陶看来，郑振铎不必懊恼，通过王伯祥的苏州老乡关系应该可以轻松地“先睹为快”。

郑振铎与潘博山也是朋友，1943年5月潘博山去世，正在秘密蛰居中的郑振铎还冒着风险赴殡仪馆吊丧，并哀叹“谈版本者又弱一个矣”。上海沦陷时期，潘氏兄弟与郑振铎多有往还，潘景郑晚年自述：“沪上奇书，时有一二散在飞凫人手，余每遇及，必为先生居间购求，以是过从较密。”（潘景郑《郑振铎先生遗札跋》）潘博山出身苏州名门，“嗜古成癖，余事搜罗典籍，访求书画”“鉴别精审，尤为名流所推许”，他的“表丈”王季烈（1873-1952），即上引《王伯祥日记》提到的“王君九”，著有《螾庐曲谈》《度曲要旨》，乃曲学研究之宿老。1938年王季烈远在大连的伪满洲国任职，稀世珍本《古今杂剧》落在潘博山手里，也就意味着代表着“伪方”的王季烈有可能捷足先登。这大概是最令郑振铎头疼之处。

同行是冤家，如若郑振铎直接到潘府登门洽购，对方一口回绝，那就没有商量余地了。民国的旧书业习惯，就算买卖双方相互认识，一般还是需要委托一个中间人从中斡旋。《古今杂剧》的上半部在5月4日已落入孙伯渊手中，杨寿祺退出之后，“乃乾和孙君是熟友”，所以郑振铎通过陈乃乾代理与孙氏的接洽，按道理，下半部的持有者潘博山也应由陈乃乾去洽购。但是王伯祥和叶圣陶的记事透露出，郑振铎和陈乃乾颇为踌躇。这就要追溯到近代藏书史上一桩著名的版权纠纷。

四、陈乃乾与潘博山的过节

苏州潘氏作为晚清至民国著名的收藏世家，以潘祖荫的苏州“滂喜斋”所藏善本古籍至富，文献大家叶昌炽曾得尽窥珍秘，写成《滂喜斋藏书记》。潘家为了免遭外界觊觎，一直未将《滂喜斋藏书记》刊行。1924年，陈乃乾未经潘家许可，以“慎初堂”的名义刊行此书铅印本，并在跋语中批评潘祖荫胞弟潘祖年“后嗣不肖，不能绍述其业”，文末还有极具挑衅意味的一句：“潘氏子其大怒所无惮。”此书一发行，吴中士大夫阅之多不平，纷纷来书诘责。1928年，潘祖年的堂孙潘博山、潘景郑兄弟为了捍卫家族荣誉，将《滂喜斋藏书记》原板重新检校增补，刷印行世。潘氏兄弟还邀请表丈王季烈作序回击陈乃乾，批评陈氏“于滂喜后人诬蔑殊甚”。

潘博山遗像，吴湖帆题

陈乃乾作为《滂喜斋藏书记》的盗版者，与潘氏兄弟以及王季烈等苏州文人结下很深的梁子。郑振铎虽然明知《古今杂剧》的下半部在潘博山手里，他也不敢贸然让潘家的“仇人”陈乃乾前去洽购。至于叶圣陶提议让王伯祥去找吴湖帆，世人皆知郑、陈、王三人交情甚笃，如果由王伯祥出面，潘博山不会不觉察背后的买主一定和郑、陈有关。

由于握着上半部的卖家孙伯渊是陈乃乾介绍的，郑振铎不好绕开陈乃乾，另找中间人，僵持之下，孙伯渊变成了主导局面的关键人物。孙原是苏州专营字画碑帖的古董商，抗战爆发后移居上海租界，和上海的大收藏家吴湖帆、张葱玉等人交好。孙伯渊和吴湖帆“寓居近邻，过从甚密”，孙、吴以及潘博山又都是苏州人，因此孙伯渊在5月中旬向潘博山许以重金，上下部遂得以完璧。孙伯渊看准了郑振铎求书心切，狠抬价格，5月9日还是三千元的价格，至5月16日，已飙升至万元。

郑振铎致信北平图书馆的上海代表，称“我和此辈估人，不善交涉。最好请先生电知赵斐云（注：即赵万里）兄南下，和他们面谈一切，如何？”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认为万元书价过高，放弃购买，赵万里亦无法南下助阵。既然无法另觅说项的中间人，郑振铎与“估人”的交涉，全凭陈乃乾从中斡旋。5月25日，《王伯祥日记》云：

午刻振铎至，乃乾至，因同饭于一家春。谈次，知也是园元曲当在贾人手，须一万金乃肯脱手与人也。振铎求得甚切，恐缘是抬价愈高耳。

作为毫无相关利益的旁观者，王伯祥的观察较为客观：一方面是郑振铎“求得甚切”，另一方面，考虑到中间人的佣金直接与书价挂钩，陈乃乾促成这单交易的动机也较为强烈。

五、文献发现史的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

根据王伯祥、叶圣陶等郑振铎好友的书信与日记，我们可以拼接出这样的历史处境：当《古今杂剧》还分别握在孙、潘两个卖家手里之时，郑振铎由于顾虑潘博山与陈乃乾的过往恩怨，未能及时出手，给了孙伯渊垄断抬价的机会；面对孙伯渊的狡估，郑振铎“求得甚切”，被对方牵着鼻子走，所幸郑振铎的好朋友、同为戏曲研究者的卢前，成功说动教育部长陈立夫，最后以九千元的巨资力购国宝。

了解内情的叶圣陶，曾在1938年7月2日写给王伯祥和徐调孚的信中说：“铎兄代购之元曲，中间有无出色之作？教部居然有此闲钱，亦殊可异。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我们即没有一只夏鼎商彝，没有一本宋元精椠，只要大家争气，仍不失为大中华民族也。以教部而为此，亦不知大体之一证矣。”

对于教育部重金收购《古今杂剧》一事，与郑振铎相知甚深的叶圣陶尚且如此不以为然，郑振铎所面对的舆论压力则更可想见。正如他在《求书日录》自述，“经过若干的波折，若干的苦痛，受过若干的诬蔑者的无端造谣”。大概正是处于这样的世论压力之下，郑振铎在1939年、1945年的两篇文章以及所有的相关记述文字之中，对于此事牵涉的人事与利益，有所隐讳，尤其对于导致抬价的潘博山一节，更是略去不论。

原本在日记中点明潘博山作为卖家身份的王伯祥，在公开出版的《庋榢偶识》中，对于此节亦有所“处理”，保持与郑振铎一致的口径——

初托来青阁主杨寿祺问津，以挟者居奇，许贾二千而悔之，终匿其书，且秘物主之为谁。振铎懊甚，几废眠食。而乃乾语振铎，谓有线索可寻，振铎复又狂喜，力属探求。顾求者持之愈急，应者倚之愈甚。几经往复，垂成濒绝者屡矣。予亦牵率其间，饱看彼等推诿之状。（《庋榢偶识》卷三，中华书局2008年版）

如果不是《王伯祥日记》和叶圣陶信件的存在，曾经横亘在《古今杂剧》购藏路上的潘博山，将再次隐入历史迷雾中。

覆案1938年《古今杂剧》的发现和购藏经过，本意不在“翻案”，而是希望通过这一个案，揭示“文献发现史”的复杂性。由于发现者郑振铎、陈乃乾立场的不同，买卖过程中各自利益的不同，导致郑振铎、陈乃乾、潘博山三方，各有各的叙事，甚至连郑振铎自己也在不同的文章对于陈乃乾角色采取了不同的说法。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在《历史学家的技艺》提出“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的区分，蓄意存留某一部分往事、同时又遮蔽某一部分往事的叙事，可以被称为“有意史料”。以之观照《古今杂剧》购藏史，可以看到，不同主体的有意史料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缝，也影响了今人的理解与判断。另一方面，旁观者王伯祥的日记以及徐调孚、叶圣陶等人的信件，这些目击者无意识记下的证据，即“无意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完全不同于有意史料的目击者视角。

布洛赫认为，“过去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考辨史实的真伪，它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无知或失实这类绝症。若不是借助这类史料，当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之时，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古今杂剧》的发现与购藏，是在“孤岛”上海，是在侵华日军“虎口”之下，在这样的高压之中，郑振铎、陈乃乾等当事人的叙事必然存在一些“禁忌”。所幸，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类似《王伯祥日记》“无意史料”的出现，《古今杂剧》所牵扯的人事、利益与禁忌，逐渐得以一一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