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个20岁女孩的信，你会明白她为什么决定去死

疫情爆发后，精神科病房被临时关闭。到2月下旬时，我已经在家里待得失去时间概念，禁足的同时被一股强大的紧张气氛笼罩。

“姐姐，我走了，谢谢你陪我说话。”

小麦子的这条信息发自2020年2月20日凌晨5点，但直到早上7点多，我迷迷糊糊醒了，躺在床上准备刷疫情新闻时才惊讶地发现。

那些字像散落的拼图一样，我反复读了好几遍，脑子才慢慢把它们拼接起来。

我立刻坐起来，开始拨语音电话，一边等待接通一边快速穿好衣服。

语音当然没有接通，距离小麦子发消息已经过去足足两个多小时了。我紧张起来，在家里来回转了好几圈，又坐回到沙发上——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家人看我着急的样子，问我小麦子是谁？干什么的？她在哪？

这些问题有点难回答。

我和小麦子是1月15日，差不多她消失前一个月，在社交平台上认识的。

有时候我会在那个平台上写点专业相关的东西，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私信：气势汹汹地说精神科医生是杀人凶手的，还有直接说你良心坏了的。这好像是一种很盛行的观点：世界上本没有“精神病”，得了精神病的人都是被精神科医生陷害的。

还有一些来信声称自己发明了什么专利、找到了彻底治愈精神病方法、或者被人陷害（大多数都是被害妄想）想让我帮他伸冤的……

大多数我都是不回的。我给自己的定位类似“树洞”，而树洞的好处就在于——它不会说话。

小麦子的信就夹杂在这里面。

“我只是一个在学校附近漂着的，随时打算自杀的抑郁症患者。”——小麦子这样形容自己。

她私信我时说自己已经抑郁好多年，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想在离开之前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一个人听。她觉得，我是那个合适的人。

老实说我很害怕收到这样的信，因为不认真对待对不起这份信任，投入太多感情，又会觉得沉甸甸的，背不动。曾有个接过很多年自杀干预热线的老师说，干我们这行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不要情感卷入太深。

小麦子的信就那样在我邮箱里躺着，我时不时打开看看，又关掉，像一块烫手的地瓜。我左手换右手，既没办法吃，又舍不得扔掉。

后来也许是因为快过年了患者少，我还是给小麦子回了信。

刚加小麦子微信后，我曾试图跟她语音通话，但那边只传来沙哑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很轻，轻到我几乎没有办法判断具体的内容，还有轻轻吸鼻子和点鼠标敲键盘的声音——我知道，听筒那边有个女孩在哭。

小麦子说她没有拿到毕业证，住在学校附近的出租屋里，跟家人说在考公务员。

那是个隔断间，大家回家过年了，但有一些人还在，她不想引人注意所以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上厕所会仔细听外面没有声音了才去，冲马桶的时候也会小心翼翼，总觉得那个声音太大会吵到别人，也把自己吓一跳。

“快过年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不知道是不是出租屋有其他人回来了，小麦子突然挂断了语音，给我发来了一封信。

“我没有办法讲出来，所以把想说的都写下来了。”她说这封信她写了一个月，这是她第一次做这样的事。

后来我们持续聊了一个月，小麦子几乎把她整个人生都告诉我了，但直到2月20日凌晨收到她的告别消息后，我才意识到——小麦子也许早就计划好了一切，她提前写好了自己的故事，只是选中了我来听。

故事讲完了，小麦子也消失了。

后来我和天才捕手计划商量，想刊发这封小麦子的来信。但因为联系不上小麦子，我们一直在犹豫，也一直揪着心。

这是她最真诚的记录，也是一份迫切发出的“寻人启事”——用小麦子自己的记录讲完属于小麦子的故事。

如果小麦子能够看见，愿她能从自己的文字里找回自己。

（以下是小麦子的来信——黑色部分是陈百忧的记录，灰色部分是小麦子的来信）

1995年1月，我出生在县人民医院，我家住在县郊的一个村子。我满月后，爸爸在村里办了满月酒，花了不少钱，现在我家还有那时买来的碗碟。我断奶那一年，妈妈借口回娘家（妈妈娘家很远）一去不回，逃离了这个贫穷的家庭。

这些都是我读小学时爸爸告诉我的，以前我从来没有问过妈妈去哪里了，因为我没有“我应该有妈妈”的概念。爸爸给我看她的照片，我很平静，因为我对她没有记忆也没有感情。长大后我甚至非常理解和佩服她的决断，也并不怨恨她抛弃了我。

我家穷到什么地步呢？我长大后去亲戚家吃饭，亲戚指着米缸里的大铁勺说，那时你爸爸背着你来讨米，我舀了一勺米给他。

如果只是穷还好，妈妈离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已经50岁了，而我妈妈还很年轻。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结婚，听起来像是“老光棍买媳妇，生下孩子媳妇跑了”这样的故事。但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

老屋的衣柜里还有我妈妈给我织的毛线帽子。我爸爸现在70多岁，还穿着当年我妈妈给织的毛衣。

妈妈走掉以后，爸爸也没有去找她，在外面砍柴、扎扫帚卖、找工作。我被放在亲戚家寄养了一阵子。

我3岁的时候，爸爸经人介绍在县里小学有了一份看大门的工作。除了看大门，他还扫地、送报纸、养猪、冲厕所。这小学离我们村子很近，我就在这里长大。

六年级以前，我和我爸一直住在门卫的值班室里。那是一间瓦房，可以摆下两张床，一张吃饭的圆桌，几条凳子，一台电视机。瓦房背后是一个过道，过道装上了门，充作厨房和浴室。

值班室终日敞着门，人来人往，吃饭的时候偶尔会有人探头进来闲聊，晚上学校里的一个工友还要把摩托车放进来保管。

在这种半公共半私人的空间里，我的生活就这样敞开在学校所有人的眼中。

有一年过年，我用红纸剪了一只兔子贴在值班室门口，没两天我爸就看不顺眼，让我撕掉它，理由是“这里是值班室，你以为是你家？”

我在值班室长大的，我把值班室认做家的。但每次我提出来要改善一下环境，装饰一下这个空间，我得到的永远只有我爸爸这句轻蔑的话。

我所在的地方从来都不属于我。

值班室的“家”从来没明亮整洁温馨过，我没有衣柜，衣服都堆在床头，我甚至没擦过房间的窗户，也不懂蚊帐、被褥要洗要晒。反正都不属于我。

在值班室卫生间里养鸡被禁止之后，我爸爸不打招呼就把鸡放到我的床边养。后来我上大学离家不到两个月就把我的书全部卖掉换了20块钱。没关系，都没关系，反正我的财产和空间也不属于我。

但真的没关系吗？那为什么和邻居在鸡屎味里聊完天后又把鸡送走了？

“让别人看到不好看。”我爸说。

不好看，哈哈，不好看。

我无法反驳甚至无法愤怒，我要怎么愤怒？怒斥或者痛哭我爸没法给我一个家？一定会有人说，他养育你如此辛苦，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

那为什么要用轻蔑而嘲讽的语气对我说这句话？难道我有错吗？为什么这个父亲养育女儿后从不为自己的贫穷有一丝丝愧疚？哦，因为女儿太懂事，从没抱怨过什么，所以不必愧疚。

学校里住着两栋楼的老师，我和他们的小孩一起玩耍。因为我是这些小朋友中生日最大的，所以他们都叫我麦姐。也因为我住在值班室，来找我玩很方便，我成了小朋友中的小头头。

幸好当时小朋友们还没有贫富观念，我们一起玩得很好。

学校里有花有树有草坪，有沙堆双杠和滑梯，学校外是池塘菜地小山坡，我们在其中游荡、玩过家家、一起学习骑自行车、打各种球、下各种棋。那是我的大观园。

我成绩很好，在年级里总是前三名，小朋友的家长们都很欢迎我去家里玩。老师们也都认识我，大家对我都很关照。我在一户户老师的书架上借了很多书来看。

我爸爸小学文化，平日只管我吃饭穿衣，学习方面从来没有操过心。我看各种闲书，放学在家除了玩就是看书看电视写作业，除了洗衣服也没怎么做过家务。总而言之，我是傻乐长大的。

我傻到什么程度呢？四年级的时候，来我家吃饭的一个表妹突然问我，你爸爸要是死了你怎么办？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我的生活建立在如此脆弱的流沙之上，我要怎么做才能维持这个家庭的持续运转？我爸爸脑袋里也没有这些事情，他永远都是过一天算一天。

当时我回答我表妹，要是我爸爸死了，那我也一起去死。

后来有一段时间爸爸出门的时候，我总在家门口张望、徘徊，直到他回来。我担心他会突然死掉。

我在我所在的环境里总是很特殊，这种特殊一直伴随着我。

六年级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搬到校外，他帮我向学校争取了在他房间居住的权利。从此，我有了自己的房间。

我不喜欢做什么都能被别人看到，也不喜欢一打开门就被幼儿园里的小孩围观，从此我总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看书看电视。除了吃饭、洗澡等必要之事，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我就一个人呆着。

我在那里一直住到高二，我爸爸仍然在值班室住着。我成了没有家庭生活的小孩。其他小孩那种与多位家庭成员间互动、观察、博弈、辩论的经验我一无所知。这种无知在以后的生活里给我带来了挫折。

我看似在小县城里平平安安长大了，但我所面临的环境一直复杂多变，我掌控不了也预见不到，在家里更无从交流这些愁绪。我害怕变化，能做的只有不断适应。

我考上了县里唯一一所私立中学，因为没有钱交学费，最后去了公立第一中学。升入初中后，我的生活半径从小学周边那一小块地方扩大到了县城中心，即“街上”。我的同学们大部分都来自“街上”的第一、第二小学，小部分来自乡镇，只有我来自县郊小学。

新环境、新同学、新的学习内容，以及朝六晚九的作息都让我不太习惯。我从来没有和我爸爸讨论过这些，我爸爸也不会问。

我爸爸管我有个毛病，之前住值班室，我做错事的时候他就很大声地说我，或者从扫帚里抽一两根打我。这倒不要紧，就是做这些事的时候值班室的门往往开着，外头人来人去，我爸一边管教我一边眼神往外瞟——他希望有个老师进来帮着他一起说我（通常都会有）。

那个往外瞟的眼神让我很难过。

其实我不是那么乖的孩子，但是在那种人人注目的环境里待久了，我被周围所有人的夸奖和老师的威严塑造成了一个好孩子。

在他看来，我有吃有穿，按部就班上学，考前几名，就可以了。

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年级40多名。我爸爸怎么说的呢？一脸忧愁，“那你以后怎么办啊？”没了。

好在慢慢熟悉了新生活，我又是前几名了。下个月我考了第四名，之后就再也没说过。从此我爸和我都习惯了我是“前几名”。

我初中入学那一年开始实行“两免一补”政策，我需要填写困难家庭申请表，可以免学杂费。但与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我的课本上会印有一行字，表明我的贫困生身份。

这一点特殊的标记让我感到不舒服，可我没法倾诉我的感受。我不能和我爸说，因为我知道那是任性，我爸拿不出钱来给我交学费。

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供应早餐，馒头和白粥。因为我爸爸没交学杂费，老师告诉我，白粥我可以喝，馒头要等全年级所有班的小朋友都发完了，有多的，才能给我一个。

有一天我饿得早，想着以前馒头每天都有多的，于是工友刚送过来我就过去拿了一个。工友看见了大声喊，你不能拿！我攥着馒头不撒手，两个工友一个老师围着我从我手里抠馒头，我放声大哭。

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包括我爸爸。我以为我忘记了，但是在我长大之后，在无数个深夜，我一边流泪一边回想那个放声大哭的小孩。

我不愿意和我爸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关于心灵、情感的探讨与交流。

小时候大家都有儿童自行车的时候，我只有我爸爸的“二八大杠”；大家都穿漂亮的正式校服，我穿我爸从市场上买来的山寨校服。这些事情我都默默接受，因为我是人人夸赞、懂事的“好孩子”，也因为我的自尊建立在“我是学习优秀的‘麦姐’”之上。

可初中，我不再是同学们的“麦姐”了。

走读同学的家在县城，以前都上同一所小学，经济条件好，自然而然地成为小团体；乡镇来的同学都住宿舍，她们之间也是小团体。只有我的家在郊区，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小团体，我也没有维持小团体社交的物质条件。

县城里有网吧、超市、蛋糕店、山寨的KFC，还有森马、以纯、安踏等品牌店，但是我没钱逛街，偶尔逛街是陪我爸买菜，以及在菜市场的廉价摊位上买衣服鞋子。

家里没有电脑，不能聊QQ打游戏，也没有时髦的自行车可以骑着东游西荡，唯一一辆女式自行车因为要用来买米、卖废品，后面装了一个特别稳当的脚撑，很老土，和别人的都不一样。后来我就选择步行上学。

而且我所在的中学一年分一次班，我每年都要适应新同学，无法在班里维持一个熟悉的社交圈子。

就这样，我从小学时的“焦点人物”变成了半焦点半边缘处境的中学生。

我的自尊只能维系在成绩上了。

我试图去想象，如果我是小麦子，我会怎么办？我能比她做得更好吗？

表面上，经济的贫穷让小麦子和大家划清了界限，其实更大的距离在心里。

小麦子和父亲之间没有什么交流，小麦子也不知道怎么和人沟通。同学们并没有歧视小麦子，而是小麦子不知道如何跟大家亲近，越来越孤单。

我曾在微信里问小麦子，如果带着现在的一些想法重新回到初中，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提问——如果一个人的“现在”出了问题，我们总想穿越时空，回到导致问题发生的“过去”，试图去修正。

小麦子说她会试着和一些同学交朋友，那个时候因为成绩好，有一些人找她说话、讲题，是她不太想和人走得太近。

但现实有时就是和科幻片很相似——过去不能被修改，有些事情注定要发生。

我的初中生涯，有四次，差点成了别人的女儿。

因为我的学习非常好，我爸爸穷且老，不能挣钱，先后有四户人家向我表达意愿问我是否愿意被收养。

第一次是学校里一位老师的丈夫，他邀请我去他家看看，说可以借他的书。领养我的前提条件是要我“学习一直那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直接问我而不是先问我爸，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拒绝。

我去了他家，借了两本书，说要考虑一下，而且我竟然没有告诉我爸爸。我不记得我当时的想法了，也许是因为我借了他的书，也许是因为他后来给我买零食，还给了我一百块钱。后来我看完书还给他，没有正式拒绝也没有答应，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忘记那一百块钱是不是被我花掉了，反正没有还给他。

第二、第三次是我的表姐和表姐夫。我姑姑生了不少儿女，我出生时这些表哥表姐俱已结婚，他们的小孩和我才是同一代人。有一天我爸爸忽然问我，六表姐说想把我要过去养，问我是否愿意。我拒绝了。

又有一天，四表姐和表姐夫上门拜访，领我去他们家看，还教我煮饭。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我又拒绝了一次。

第四次是我的初二班主任。这位班主任有亲戚在镇上工作，家里生活比较宽裕。她对我很好，或者说对成绩好的学生都很好。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开学前我和爸爸去报名的时候。当时我披着头发，穿着无袖的衣服，她当着我爸爸和其他家长的面，告诫我她的班上容不下不三不四的人。

我从来没有被老师说过重话，当天我就去剪了头发。第二天她知道了我的成绩，对我大变脸，笑着过来揽住我的肩膀解释了一通，从此就对我很好了。

因此，在她说她有亲戚想收养一个女儿，问我是否愿意过去看看的时候，我无法开口拒绝。她总是很会找理由说服别人。

那户人家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那天恰逢清明，他们带我去祭祖，我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后来这户人家通过班主任转达希望我可以改姓，而且要脱离我的家庭以后不能再见我爸爸。我拒绝了。

我忘记此事有没有告诉我爸爸了。对当时的我而言，这些令人困惑的事只是我生活中的插曲，只要选择“否”就会消失，然而今日的我想来却是锥心之痛：妈妈抛弃了我和我爸爸，而我被拎出来面对这些选择，难道不是相当于爸爸也抛弃了我吗？

我相信这些人和事都不是我爸爸主动找来的。只是，他从来没有表态过，我们也从来没有讨论过。或许他是默认的。

他当时在想什么呢?那些想要把女儿从他身边带走的人是如何劝说他的呢？反正，我班主任劝我的说辞是，“你爸爸养你很辛苦，负担很重，你可以（通过卖掉自己）为他减轻负担。”

我无法接受，我隐约明白这些要收养我的人都只是把我当作一份投资，而除了我自己，竟然没有人坚定地和我站在一起，而我还要忠诚地选择我爸爸。

我爸爸文化低、头脑简单，生活得过且过，然而对我却有求必应：好吃的总是我吃得多；我可以在廉价商店随便挑好看的衣服鞋子；我除了洗衣服别的什么也不用干；我那些在村里生活的同辈们要帮忙干很多农活家务，还会挨骂挨打。比起他们我是很娇气的。虽然我本来就所求无多，但我以为爸爸是溺爱我的。

我进入了迷雾之中，经常趁着下晚自习洗衣服的时候哭。那段时间我经常思索死亡，还把水果刀放在手腕上比划。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似乎是哭我自己身世可怜，又似乎只是因为青春期的敏感多思。

中考完，我以9个A+的成绩考上了市重点，然而我没有钱去读高中。荒唐的是，最关心此事的竟然不是我，也不是我爸。

我和我爸的互动模式还停留在4岁小孩和爷爷奶奶那种，他什么都不教我，每当我问起家里的财务状况就含糊搪塞。他本身对社会也很无知，基本等同文盲，以至于我对现实生活也保有一种惊人的无知。

我以为我只是穷一点而已，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失学边缘了。小学时学校减免了我的杂费，初中时有政策，而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要交钱才能上，我却不知道学费要多少、我爸爸一个月收入多少钱、家里有多少存款。

最清楚我们家处境的是亲戚和邻居。姑姑那边的亲戚们说可以集资给我交学费，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的妈妈是学校里一位老师，给我买过裙子，我小的时候还单独叫我过去给我看报纸上教师猥亵女童的报道，教育我要小心防范。

她丈夫在县政府工作，认识一个同在政府工作，很豪爽仗义的人，徐大姐。她丈夫将我的情况向徐大姐说明，徐大姐又联系了她妹妹。

我的命运就在这几人的手中兜转。

徐大姐的妹妹是我们县的副县长，家有一儿一女，丈夫是市局领导，家庭条件在我们当地算是优渥。她同意见我一面。

老师和我爸商量此事时，我正在值班室的双层床上铺假装睡午觉。老师在劝我爸，我爸表示听老师的安排。没有人对我详细说说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询问我的意愿。当时我脑子里居然想的是，大丈夫不能顶天立地养家糊口，要我何用。（当时我14岁，我真的很蠢）

在老师的安排下，我在县政府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了我后来的养母。她问了我一些事情，又和我聊了一会，然后给了我联系方式和一千块钱（我第一次见那么多钱，那可能是我爸一个半月的工资）。

从此，我有了两个家。

我没有去上市重点，而是上了县中学。这是我养母的意思。

我叫她阿姨，叫她丈夫叔叔。此外还有哥哥、妹妹、奶奶、婆婆、舅舅、舅妈、表哥、表妹大姨、姨公、两位姑姑、姑爷，还有两位小表弟。这些就是我的新家人。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好人。

开学之前有一个小插曲。考试成绩出来后我正在外面玩（当时我不知道差一点点我就要辍学了），回家的时候意外看到家里来客人了，是县二中的副校长和老师。

那所中学生源一般、师资一般、风气一般、成绩也一般，不够好也没烂到底，离我的生活很遥远。

副校长此行正是为我而来。因为我成绩够好又够穷，十分适合被收买去当活广告。副校长开的条件是，让我爸爸去中学工作，涨薪水，学校养的猪年底分我们家一头，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和学校里最好的老师。和他同来的老师就是预备要当我班主任的。

我说过，因为我对现实生活无知得可怕，我无法衡量这些“筹码”的价值。

当时是2009年，门卫的工作涨薪有限，猪不值钱，房也不值钱，我爸也不懂（我爸手里的余钱可能从来没有超过一千块，我从来没见过两百块以上的钱）。

现在回头看来，这个选择未必不好，如果我答应了他们，我就可以靠自己撑起我的家，还有了我10年后根本无望买得起的住房，还可以谈条件让他们给我爸交养老保险（当时我完全不知道社保的存在，我爸更不懂）。

然而当时我只能一个人做选择，在缺少关键信息和成熟心智的情况下，我拒绝了他们。我说我准备去县城最好的中学（因为我当时听说考上市重点的，选择县中学可以减免学费，后来证实不能)。

我总是做错误的选择，而且要在多年以后才能发现我的错误。

总之，我顺利却懵懂地进入了县中学。高一高二时住校，我会在周六去阿姨家吃饭、过夜，周日吃完午饭后回我爸那儿。高二高三时一周只放半天，这半天我在我爸爸那里。每月两天的月假我就阿姨家、我爸那儿两边跑。

我依然贫穷而拮据。阿姨每个月给我200块伙食费，我每天吃6块钱，从伙食费里省下一点钱买东西。有一次我借同学的MP4玩不小心摔坏了屏幕。换屏幕要花200块，于是接下来我每顿只吃一个面包，一天3块钱，花了一个月才攒下一百块还给同学。

阿姨会给我买衣服和鞋子，从此我有了安踏、鸿星尔克、美特斯邦威、七匹狼，只是不能选择款式。阿姨很忙，没时间陪我和妹妹去挑，我只要接受并且道谢就好。

每次周末我从阿姨家离开，阿姨都会给我收拾满满一袋食物：水果、饼干、牛奶、扣肉什么的让我拿回家吃，还给我零钱让我搭三轮。

有一天在阿姨家吃完午饭后，我看法制频道一个节目入了迷。那个节目是什么呢？白眼狼的故事：一位农妇过继养子，养子最后却因为家庭矛盾杀了自己的养母。

我看着那期节目，心底有一个隐隐的声音在说——

你会成为白眼狼，以后别人都会叫你白眼狼。

我问小麦子，为什么说自己是白眼狼啊？

小麦子说，我生病了，不光不能报答阿姨，还给她添了那么多痛苦，不是白眼狼是什么？

小麦子觉得自己特别像小说人物包法利夫人，“肤浅、虚荣、愚蠢轻佻。”

主人公爱玛是个农家姑娘，接受的却是贵族教育，她的生活轨迹和精神世界是错位的。成为包法利夫人后，她还沉浸在人人夸奖的“少女爱玛”的身份里不愿意成长。到后来，她的病成了她防御现实的一种手段。“就好像我的病一样。”

小麦子说，那是一个百年孤独式的下午，而那个法制节目的预言居然真的一点点成为了现实。

如果说初中时我只是偶尔被茫然、彷徨所困扰，那高中时代我的感觉就是累。

因为要适应并融入一个大家族，要在贫富差距极大的新家与我家之间切换，关于自我的认知彻底混乱，自我封闭也愈发严重。

高中时代我的成绩一如既往地好，年级前几名。如今看来，这种“好”是建立在“课堂输入”与“试卷输出”的熟练，我掌握的只是“知识点”而非“知识体系”。但是在那种小地方，这个成绩已经足够我自视甚高，也对阿姨有个交代了。

每个周末我都要去阿姨家参加家庭聚餐，有一段时间我很抗拒这件事。也许是初中时的收养事件在我心中还有阴影。

叔叔阿姨是为了让我改善伙食兼联络感情，我却将此事当成任务。我会在放学的路上尽量拖延，有一次在朋友家呆了很久才走，更过分的一次我在书店里看书看到下午。后来妹妹告诉我叔叔阿姨等了我很久，我才不再那么做了。

在阿姨家，“懂事”就是求生存。在自己家能做主的事情尚且不多，在阿姨家更是习惯了听所有大人的吩咐。我学着和他们相处，很快，我有了我的固定位置——

在这场家庭聚餐中，我和妹妹负责餐前准备碗筷、舀汤舀饭、上菜，餐后收拾是我的专门工作。阿姨和姑姑们备菜炒菜，两位姑爷斩鸡斩鸭，叔叔、哥哥、奶奶、两位小表弟等吃饭。

摆碗的时候，奶奶上座，接着是阿姨、叔叔、哥哥，另外一侧是小姑姑、大姑姑两家，我和妹妹在末座，两位小表弟在客厅吃。

叔叔阿姨每次都会给我和妹妹夹菜，鸡鸭鱼肉。有一次看阿姨给我夹了肉，我也夹了一块给阿姨，在座的人都愣了，接着轻轻笑了我。从那时起，我才真正体会到这个大家庭的“传统之礼”。我不懂，因为在我家，吃肉的时候一般是我给我爸爸夹。

阿姨家人丁兴旺又团结友爱，但是它的内部是不平等的，温情脉脉之下是重男轻女与权力格差：三家，六个大人都是公务员。叔叔身为长子是毫无疑问的大家长，地位最高（“大家长”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还是我妹妹告诉我的）。同时叔叔阿姨的职务也是家里最高的，其次是小姑姑家，大姑姑家。三家的经济条件也是依次向下。

在我有限的观察之中，大姑姑大姑爷干的杂活最多，平日里奶奶的衣食起居也是大姑姑在照顾。小姑姑很勤快，看见有活就干，脾气也爆，和阿姨吵过架。大姑姑对阿姨有意见只会小声嘀咕。叔叔和哥哥基本不干家务，偶尔招呼招呼客人。

奶奶最喜欢叔叔和哥哥，叔叔只要吃饭的时候讲讲笑话奶奶就高兴得不得了。哥哥买了一双棉鞋给奶奶，奶奶也骄傲得不得了。大姑姑照顾了奶奶那么久，哥哥毕业买房的时候奶奶把自己20多万的积蓄全部给了哥哥。

妹妹20多岁的时候还要给哥哥铺床。有一次新年聚餐，妹妹肚子不舒服，我发烧刚刚出院，阿姨喊哥哥来洗碗的时候，哥哥很自然地问：“妹妹呢？”哥哥穿围裙洗碗的样子还被小姑姑拍下来放到家族群里夸奖（那时哥哥已经27岁了）。

这种不平等之下我感到压抑，同样压抑着的还有妹妹。

在家里，只有妹妹的房间永远上锁，妹妹可以辨别每一个人的脚步声甚至汽车声。哥哥可以随便出去玩，妹妹就要报备行程。妹妹告诉我，她有两种风格的衣服，在家时只会穿端庄淑女的那一种。哥哥是自由的，妹妹永远被规训着。

有一次妹妹问我，为什么家里人要这么重男轻女呢？我回答，因为家庭之中也存在政治。

我是贫穷版本、更卑微的我妹妹。

那三年在阿姨家的周末，我学会了拍马屁：阿姨和小姑姑爱漂亮，我就夸她们衣服好看；舅妈大姑姑重视教育，我就夸她们孩子。我很真诚地夸，在那些谀词之中讨好她们，因为没有其他事情我可以发表意见，我只能赞美和表达感谢。

我在阿姨家吃了很多好吃的，有了很多新衣服，还有钱。但是很抱歉，我没有如同所有人期待的那样成为美好励志故事的主角，我长歪了。

高三一整年我都无法用心，开始一轮又一轮的复习，卷子翻来覆去地做，每一天都写不完但保持了熟练度，所以即使不用心我的成绩也很稳定。

为了逃离高三压抑的氛围，这一年我回家住。原来住的房间整栋楼被拆了，我住进了小学里一间废弃已久的教师宿舍。那是一间瓦房，房间里有淋浴和灶台，可以摆下一张床和一张小饭桌，两只小凳子。

这一年我很烦闷也很敏感，独处时情绪总是晦暗，会在回家路上为琐事暗暗哭泣，快到家时又要擦干眼泪假装若无其事。偶尔我会借口痛经、过敏，不去上晚自习。我变得越来越懒散与困倦，经常在早读、课间、甚至课堂时间睡觉。

我经常幻想或者做飞翔的梦，从八九岁一直到二十岁左右，那种梦很快乐。一开始我可以飞，长大点后就变成滑翔，成年后变成离地两三米挪动，飞得越来越矮，越来越吃力。

自从一个人住后，我没那么容易入睡了。睡前我会躺在床上幻想，幻想我睡醒成为童话里的公主，幻想和暗恋的人谈恋爱，学立体几何时甚至通过幻想来解题。睡醒了但不想起床时我也会进入幻想。幻想的世界很美好，我想要的都能得到。

高考前最后一个星期，学校停课自由复习，我请假五天在家看小说、睡觉（我躲在房间里，我爸不知道）。

高考那天阿姨特地来看我，还送我去考场。考完试我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去阿姨家走动，非常不懂礼数。我爸也随便我，他更不懂。

成绩出来了，630多分。这个分数不差，但我查到成绩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我要复读，我觉得我考得不够好。这想法不太坚定，旁人略劝一劝也就收了。

我打电话告诉阿姨，阿姨很高兴，叔叔却说考完试也不知道过来联络一下，这小孩不懂事（是妹妹偷偷告诉我的）。其实我是预感自己考得不太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我对于感觉没做好的事情的本能反应就是逃避。

很快到填志愿的时候了，我对大学专业一无所知，叔叔阿姨帮我拟定了要填的学校和专业：建筑、金融、经济、临床……我报了建筑，和一个朋友一起上基础的素描课。画室里大部分都是小学生和中学生，很热闹。那时我很开心。

通知书来了，我被一所名牌大学录取，大家都很高兴。

阿姨给我买行李箱，陪我去银行打学费，给我准备行李、手机和电脑。我爸在家傻乐。

暑假里我独处时开始沉迷手机，因为家里没有网线，手机是我唯一对外联络的窗口。我天天捧着手机和朋友聊QQ，在家吃饭都不停下来(在阿姨家不会)，同时出现严重的拖延行为。录取通知书里要求的一篇作文，我是在去学校的火车上写完的。

去学校的那天晚上我自己在房间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时我爸居然在呼呼大睡。阿姨来送我去的火车站。

就这样，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大学很好，但是我似乎出现了适应障碍。

大学可以选择两个档次的宿舍，带空调的宿舍一个学期贵100块钱。我选择了不带空调的宿舍，所以我的室友们家境都很贫寒，而我在这个宿舍中似乎成了比较宽裕的那个。这个对照让我对自己的认知进一步失衡了。

我们班就我一个人在这个宿舍里，我，一次又一次，成为边缘人物（这里的边缘指的是对信息的掌握）在小学里我爸就是学校的边缘人物；在初高中因为我没有QQ，没法和同学们交换信息；在我阿姨家我更是编外成员；在大学，因为没有和同班同学住在一起，而且我的室友们条件比我更差，我无法从她们身上观察并学会怎么去适应大学生活。

对，我总是做错误的选择，而且要在多年以后才能发现我的错。

和高中比起来，大学的课程很多，课业很重，老师一节课讲很多内容，我不太适应这样的授课风格。我很容易走神，而且我似乎很难坚持去上课，上着上着我就开始逃课了。我特别爱呆在宿舍里上网、睡觉（周末我可以睡很久），如非必要不会去主动接触同班同学。

逃课给我带来很大压力，同时我确定，我对所学的专业不感兴趣，我开始在网上搜索退学、复读、重考等等关键词。

两个月后，我在煎熬之中和阿姨还有爸爸说我想退学复读。阿姨问为什么，我只能简单地说我不喜欢这个专业（其他那些逃课、上网、睡懒觉的事情，我觉得是我自己做得不好，所以当然不会告诉我阿姨）。

阿姨没有答应，她劝我好好读下去。叔叔的同事来广州开会，叔叔让他们来看我，还给了我一千块钱。妹妹在QQ上指责我任性自私，不为家人着想。爸爸将此事说给学校里的老师们听，一个老师让她的儿子发短信劝我珍惜这么好的学校。

大家劝了我好几天，我都没有听进去，那几天我一直在哭。

我联系了高中校长，问我是否还可以回去复读，校长说可以。我打电话问我爸，我高中的书还在吗？我爸爸说已经卖掉了（我离家不到两个月，他真的卖掉了，并且没有告诉我）。

得知我的书都被卖掉之后我绝望了，我放弃了这个念头，答应阿姨会继续读下去。可能在众人眼里，他们成功平息了一场风波吧。

对，又一次错误的选择，我总是做错误的选择而且好歹不分。

有一次我爸问我，七表姐和表姐夫退休了，想在我们家宅基地盖房子颐养天年，一楼给我们住，大家一起互相有个照应，要不要答应他们？

问我？我当时几岁？我当时十五岁，而且我还那么蠢！我爸不是和我商量，他是照听我的意见，而且事情是表姐和他说的，他给我转述的时候就简单说表姐想在我们家造房子，我断然拒绝，我爸就回绝他们了。

表哥也说过想帮我们家造房子，我爸又问我，我不识好歹又拒绝一次。我七表姐讽刺我和我爸有钱了（指我在叔叔阿姨家）就不理人了，我表哥则直接说我和亲人疏远不应该。后来我住院表哥帮忙不少，我才知道表哥是很好的。

但是怎么和亲戚来往？我爸长年累月要看门，我们和亲戚们又住得远，隔一个镇子，家里只有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何况我和我爸皆不懂人情世故为何物。

我们家能用于联络感情的只有我的时间和精力了，但高中以后长期在阿姨家、自己家、学校三地跑，我没有时间精力和物质可以和亲戚们联络。而且我忘不了四表姐和六表姐想收养我的事情，我总觉得亲戚们对我、对我家有所图谋（我太傻了）。

总而言之，我总是要独自一人在信息极度匮乏、且不通人情世故的情况下，做出对我们家影响巨大的选择，而我总是选错——我就只好缩起来，不敢再选了。

我放弃了退学复读的念头。

此事为什么会这样收场？一是因为我的大学是名牌大学，以我的家庭条件能去那个学校不容易，大家觉得应该珍惜，劝我不要任性；

二是因为我在人前表现确实正常，大家都觉得我是勤奋刻苦的聪明孩子，读书不应该存在困难，困难只在我不喜欢这个专业这点上；

三是因为我长期呆在自己的房间，叔叔阿姨我爸爸都没有机会观察到我的异常表现，由于我的一贯形象，我会在所有人面前掩饰我的懒散。我爸爸只知道我爱睡觉，以为我是呆在家里无聊，或者女孩子大了害羞；

四是缺乏心理卫生知识，不懂自己可能已经在病态之中，也就无法诉说我的苦闷；

五是因为叔叔阿姨资助我读书，我要感恩，要尊重他们的意见，不能乱来。

我一贯是听话体贴的好孩子，妹妹指责我说阿姨为了此事闹到偏头痛，我不能不考虑她的感受，我绝对不想伤害她，所以我不能坚持我的主张。至于我爸爸说已经把我以前的书卖掉了，那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一个悲剧拉开帷幕，我开始了我一路滑坡的大学生涯。

我留在学校里，在听不懂的课上发呆，在能听懂的课上神游，逃掉不重要的课，甚至在数学课上玩手机。我开始熬夜，上网看视频看小说，白天就精神萎靡，起不来床去上课。如果迟到，我没办法坦然走进教室，我会在外面等到课间再进去，或者干脆逃课。这样的事情此后愈演愈烈。

当时还发生过两件让我很后怕的小事——有一次我不小心弄脏了同学的帽子，我没察觉到。同学跟我说，我听到了，但没有做任何反应。直到同学看我无动于衷又说了一遍，我才向她道歉并询问要不要帮她清洗帽子。

还有一次和朋友一起搭出租车去长辈的饭局，下车关门的时候我不小心把朋友的手指夹伤了，朋友告诉我，我也是当作没有听到。之后我任由朋友的手指痛到饭局结束后她又提了一遍，我才询问要不要敷点药。

我无法面对犯错与承担责任这件事，哪怕这事很小我都会回避。可能我长期幻想自己是全能完美的，所以无法面对哪怕任何一点点指责吧。

这种挫败其实小时候就开始了。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小卖部是邻居奶奶承包的，有一次奶奶让我们几个孩子帮忙卖东西，结果第一次我就给客人多找了两毛钱，然后立马被发现并纠正了。我羞得不好意思，就不卖了（后来我口算心算常常出错，一旦要算第一反应就是不算），觉得给别人造成两毛钱的损失我承担不起。

因为有家里很穷的概念，又没怎么摸过钱，又要当个不闯祸的好孩子，所以两毛钱也能给一个小孩的心灵上一道锁。

初中的时候我收班费，交给老师之前不小心在路上弄丢了，一共50块钱。我不知道该怎么承担这个损失，犹豫很久之后，我的反应竟然是向老师借50块填上，老师拒绝了，我才回家和我爸说。

挫败说白了还是穷，抗风险能力低，导致我害怕担责，摔个屏幕都要饿上一个月从牙缝里抠出钱来还，于是就习惯性逃避担责。而且家庭亲密关系不好，不会沟通这些事，也就不会处理。

我问小麦子，你谈过恋爱吗？

谈恋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只有心理健康到一定的程度才可能和一个陌生人建立起那么紧密的联系。

小麦子说，我幻想过谈恋爱。

小麦子曾经短暂的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是小麦子主动约的，她说自己那个时候非常想和别人发生关系，以为那就是恋爱。但后来想，那只是短暂的性伴侣。

对方当时信用卡欠债，她借给人家几千块钱帮着还，但男人到现在也没有还给她。

“我总是幻想我喜欢的人处于困境，然后我有能力去救他们。”

这是一种很正常的“补偿心理”。小麦子在成长过程中接受过很多人的帮助，接受帮助在她心里其实意味着自己是弱者，所以她总是想通过给别人提供帮助来改变自己弱者的形象。

“后来呢？”我问。

“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我是不是无可救药了？”小麦子自嘲。

就这样混了两年，情况越来越严重：每个学期都挂一两门课，专业课是临时抱佛脚低分飘过，连作业我都懒得抄，平时分很低。大三的时候很多时间我就干脆躺在宿舍不出门了，室友会帮我带饭。但是家长们都不知道。

我和叔叔阿姨打电话发短信，祝叔叔阿姨节日快乐，或者说天凉了叔叔阿姨记得加衣服。他们工作很忙，同时还要和哥哥妹妹联系，没有多少时间精力分给我。而我爸爸和我的通话内容只有一个主题：我问他身体好不好，嘱咐他多吃饭注意身体，我爸爸告诉我他哪里哪里又不舒服（他三天两头闹小毛病），我安慰他。

我高中之后我爸爸身体就不太好了，除了常见的小病小痛之外，他的脚老是麻痹，偶尔会水肿，除了买点药酒擦擦也没啥好办法。他总是担心自己以后走不了路，就经常和我念叨，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听着。

想来他可能也处于长期的轻微焦虑和抑郁情绪之中，只有我才能让他感到希望和安慰。以及，他过一天算一天，靠着“等女儿出息了就好”这样的心态才能活下去。

我爸爸眼睛也不太好，他自己只买眼药水来滴，不去医院看，总和我说以后要是瞎了怎么办。直到大一放寒假我带着他，才去医院看了。

医生说要做手术，我在医院陪了几天。这是我第一次陪他住院，以前我没有太多去医院的经验，从做决定到签字到陪护，除了钱是我爸爸自己掏的，其他都要靠我一个人。

是的，我和我爸之间，心理上是我爸依赖我。

我告诉家长们我过了四级，又过了六级，他们以为我有在好好学习。

在这种境况中久了不开心是正常的，我没有意识到我抑郁了。大二下到大三时，我经常深夜或者洗澡的时候哭；所有人都睡了我就出门，上顶楼徘徊，久久地盯着楼梯间；上网搜索想死怎么办；无法接听电话，阿姨爸爸给我打电话我都挂掉。最严重的一次甚至把手机从六楼扔下去。

我终于鼓起勇气去医院了。

我得到一纸抑郁状态的诊断，从此留级、吃药、住院、再次留级。

在漫长的病程中我不断回溯过去，试图找出患病的原因。现在看来，我可能在初中时就有了双相的苗头。

初高中时，我常常处于一种轻微的抑郁情绪之中，当时我以为只是多愁善感甚至过度矫情，当我终于走进医院，才知道自己已经病了那么久。

我曾经在一次生物课上盯着美丽的生物老师看，想法突兀又荒唐，很快就打消了念头。高二的时候这种躁动又来了，并且持续了一个月。那个月我基本就在课上神游天外，晚自习时装模作样做练习册，其实在不停画小人。

那个月过去之后，我的月考成绩掉了一百名。班主任找我谈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以为我只是懒惰懈怠了。班主任一边说，我一边不停掉眼泪。

幸好我无需向叔叔阿姨和我爸汇报成绩，因此没有受责备。那之后我勤勉不少，开始积极锻炼，把落的功课很快补上了。

这两次轻躁狂发作因为太过出格所以我记忆深刻，整个中学时期应该还有很多其他未被觉察的轻躁狂时刻。

后来病情严重到住院的时候诊断从抑郁改为双相（作者注：双相抑郁，指的是病人既有躁狂表现，又有抑郁症症状。躁狂时自我感觉良好、精力充沛、积极乐观又或脾气暴躁、行事冲动；抑郁时则情绪低落、极度自卑）。那时我22岁，进行抑郁治疗已经一年多了。

我告诉辅导员和阿姨，我抑郁了，我想休学。

阿姨问我为什么会抑郁，婆婆也问，老师同学也在问，当时我无法总结，我的思维是空的，同时我对自我境况的认知又太幼稚，甚至在轻躁狂的影响下有很大偏差。

休学的话没人在家照顾我（叔叔阿姨平时在市里上班，住宿舍，阿姨家里平时只有奶奶，奶奶本身就需要大姑姑过来照看一日三餐），系里领导和阿姨商量之后，我继续住宿舍，暂时不用去上课，静养半年，大三结束后留级，再念一遍大三。

这半年我基本什么都没干，就躺着，看小说，同时去医院拿药。有一次我试图预约学校的心理咨询，但是到约好的前一天我找借口取消了咨询，那时我拖延很严重，作业论文都要拖到最后一刻甚至考完试才能补上。同时频频失约，放朋友们鸽子。

此后两年愈来愈不堪，留级、旷考、试图自杀（只吃了一点点有毒的植物种子）、住院、延毕。旷考那年我挂的科目累计达11门。

就这样我还是在学校里混着（笑）。

小麦子生病的经过描写得很详细，悄无声息地就来了，一点一点吞噬了小麦子的意志力，直到再也没有反抗的能力。这是一个标准的抑郁症的过程。

我没有办法问小麦子，你为什么不可以随便找一个工作哪怕做收银员、帮别人卖水果，一个月赚3000块钱也是可以生活下去的啊？

在小麦子心里，她有太多太多的债需要还，如果只是普通的工作，好像不足以让她活下去。她说自己看到王力宏和哇哈哈解约的新闻时，写了个营销方案邮寄给哇哈哈公司。她说那大概就是自己躁狂的症状。

但这些看起来不切实际的想法，其实恰恰是小麦子内心最真实也最想依凭的。这当中，她对一个人的感情最为复杂。

我爱我爸爸吗？爱的。那是子女对生命早期照护者天然的爱。

我爸爸爱我吗？不好说。我曾经以为我爸爸是爱我的，我甚至以为我被宠得有点娇。但是，我在我爸爸潜意识里是什么？

是伴侣，这里涉及一桩惊天丑闻——

我两岁时妈妈离家出走，3岁到10岁时我爸爸和我共同生活在一个房间里，早年还同睡一张床。8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醒来（我向来睡得很沉，极少会醒），我爸爸伏在我身上，他自言自语一句，出血了。

我的裤子被褪到臀部以下，当时我不懂发生了什么，我甚至下意识不敢让我爸发现我醒了。但他还是看到我醒了。

我假装什么也没听到，假装我不知道此事，我说我想去尿尿。此事就此揭过，以后没再发生过。

我从来没在我的生长环境中对任何人提过。他以为我不知道，以为我早就已经忘记了，是的，我也以为我早就忘记了，不然我如何误会他是真的爱我？

抑郁治疗开始后，此事我小心翼翼地分别告诉了我阿姨、辅导员、医生，还有一位好朋友。

能怎样？能怎样？能追责？能将我从火坑中救出来？我早就在火坑里面烧得灰都不剩了。

我告诉他们的时候甚至还要怀疑我自己是不是为了推卸养老的责任编造的离奇谎言，借以诋毁我的父亲。

直到有一天我回忆起来，我五六岁时他偶尔会去录像厅，带着我一起。通常我在里面睡觉，有一次睡醒一瞥银幕，银幕上是外国男女赤身裸体在交媾。

所以8岁那天晚上，我其实可能隐隐约约明白发生了什么，所以我才能假装不懂、不知道，同时向所有人甚至包括我自己隐瞒了这一段记忆。

是父母。没错，我渐渐长大，成了我爸爸的依赖对象。不述。

是面子。名牌大学，走哪炫哪！有一年除夕的时候我高烧不退，他不知所措。我自己打了急诊电话（我爸连120都不会打），他跟着一起上了救护车。到医院后要办诊疗卡，护士问基本信息，问到学历，我说本科，他在一旁补充大学的名字（当时我留级又延毕，非常讨厌别人提我是“名牌大学生”）。

那一瞬间我无法抑制我的愤怒，大声骂他，“你讲的什么屁话，要你说！”

整个急诊大厅里的人都转头看我——一个青年女子一言不合大声斥责瘦弱年迈的老头，不孝女吧？哈哈，不孝女（是不是如果这老头是正常父亲40多岁的年纪，我就不会立马在观者眼中被判不孝？）。

养老工具，不述。

可交易的对象，可以送给别人养，可以在女儿病重得不到照顾，或者诉说自己无力承担房价时说一句，你为什么不找个男朋友？有男朋友不就有人照顾也有房子了？（潜台词是他也打包上门老有所养了）

我能怎么办？爱与恨在我体内不断搅拌。

恨，却不能离家出走（我还有阿姨，我离不开，走不掉那个县城的，我也没办法真的把他一个老朽孤零零扔在村里不闻不问，我没有兄弟姐妹可以承担或者分担这一切）。

爱，却无法说服自己把青春岁月都耗在这里。我害怕他身染沉疴，我却没钱没精力给他医治奉养，甚至没有一个带厨房卫生间的地方可以安置我和他，我还害怕他去世了我来不及养，更害怕他死后我一个人孤零零给他送葬。更不知道我该在哪里工作，在老家赚不出医药费，在城市又看顾不了他。

或许我根本不想养他，潜意识里我拒绝承受这种剥削，我不想为了别人活着了，无论这个别人是谁。但我也无法找到自我，自我已死。我不知道我爸死后我该干嘛，我从来没有机会真的尝试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许像童年那句谶语一样，我抱有一种“我爸死了，我也一起死”的信念，并早早就开始等待我的死亡。

而这个人还在那里一边骂女儿读书读废了，嘲讽女儿没本事，一边抱怨女儿不给他打电话。

为什么我的病越来越严重？

因为我爸是我名义上的监护人，实际并不承担也无力承担监护责任（我是我爸监护人还差不多）。因为叔叔阿姨只是养父母，他们给我钱，但不可能为我投入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比如对病的认知不够、获益性等，暂搁置。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我发展自我的能力早就在日复一日的听话，和对死亡的焦虑中死掉了。

既然无法发展自我，而且多年发作轻躁狂而不自知，那就谈不上面对惨淡的现实。如果要面对现实，需要时光倒流，先让我爸面对现实，而不是一厢情愿以为我考好了就什么都好了。

在我的生命中，我能掌控的事那么少，我所追求的（认同与夸奖）又那么错，同时我肩负的使命还那么沉重（我20岁我爸就差不多70了），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

我对不起我阿姨，对不起叔叔，对不起婆婆奶奶，我对不起这一家人。

我不是荣耀，我是负担，是寄生虫，是吸血鬼。我带来的不是团圆故事，而是无尽的悲剧。这种愧疚无法催我向上，只让我觉得自己应该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我曾问小麦子，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小麦子说想赚很多钱给爸爸，他70多岁了，有风湿病，还有很多其他毛病，只能买很便宜的药吃。

对于爸爸，小麦子还是感激更多。爸爸给了她力所能及的爱，只是那些爱撑不起小麦子的未来。

“老师，你知道吗？我想过把我爸带走，我觉得我死了以后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我那么久还没死，就是在等他死吧。”

我被这样真实到震撼的表达惊得说不出话，很久才继续追问，“怎样你才能继续活下去呢？”

小麦子说她曾绝望地幻想，有一个人完全地接纳她，每天都会抱着她，抱很久，“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不愿意走出来。”

我觉得最接近“那个人”的不是爱人，而是妈妈。

人生中的无数次，小麦子一个人哭：当她被三个大人抢馒头的时候；当很多人要收养她的时候；当她大学不适应的时候，她都只能在夜里独自哭泣，甚至更小、她还没有记忆的那些年。

如果当中的任何一个时刻，妈妈在身边，抱着她，抱了很久，小麦子是不是有可能撑下去？

小麦子失联后，我尝试了很多方法寻找她。

我在结识小麦子的网站主页上放出了和小麦子的微信留言，和小麦子网站主页的头像，寄希望于万能的网友给我提供小麦子的信息。

之前有个和我联系的网友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我把消息挂在网上几分钟就收到了知情人的消息。这次我也很快就收到了很多私信，但大家都是来问进展或者给我出主意的，没有人提供任何小麦子的消息。

经网友提醒，我试着联系了网站的小管家。网站注册需要手机号，我想通过小管家要到小麦子的联系方式。

小管家很快回复了，他们建议我撤销主页关于寻找小麦子的内容，说网上发生过有人要直播自杀，后来后悔了，却被等着看热闹的网友“逼”自杀的新闻。另外还告诉我，他们不能直接把小麦子的手机号给我，但他们会持续拨打，有消息立刻通知我。

我赶紧删掉了帖子，还试着联系微信的小助手，但客服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直到9月份我写下这个故事时，小麦子依然杳无音讯。中间历时8个月，我从未放弃过寻找。

这个过程中，我还遇到了一个女孩，小A。

当时我听小管家的删掉了找小麦子的帖子，还一直有新的私信发来，大部分都是同一个女孩小A发的。小A动员了很多人帮她出主意，还把和每个人的聊天记录都发给了我。

聊天中，我得知小A是个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患者，曾经无数次自杀，其中有一次就是网友接力把她救回来的。所以她不希望我放弃，一直催着我进行下一步行动。

我发出帖子的当天下午，小A实在受不了了，催着我报警。

一方面为了安抚小A，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好像背上了责任，不做点什么没办法交代，于是我打了110。

接线的警察告诉我，需要给我所在地的警方打电话，然后给了我电话号码。我打过去，那边的警察又说，我应该给小麦子所在的城市打电话，因为一旦确定了小麦子的位置，只能当地警方出警。

我理解警方的为难，像这样仅凭一条微信消息确实也没有办法立案。最后接线警察让我去派出所商量一下怎么办。

疫情当头，我已经好多天没有出门了，在社区登记出门的时候，为我办理的人听我讲解完情况，始终一脸狐疑地看着我，又不知道说什么。

小A提供了一个方法：警察可以根据登陆信息查到小麦子的地址，然后再破门而入把小麦子救出来。

到了派出所，我又说了一遍事情的经过，并把小麦子的微信、她写的文档，以及我们一个月以来的聊天记录都给接待的警察看了。

但可能是小A代入感太强了——当初小A先是割腕，然后吃药，整个过程的视频和图片都发到网上了，正好有朋友看到知道她的电话和地址，所以才及时把她救下来了。

警察的答复和之前差不多，凭现在这些东西还是没办法立案，而且他出过很多警，对于一心想死的人，活着也是一种痛苦，“你救得了一趟，救不了一辈子。”

我的无功而返惹毛了小A，最后她非常生气地跟我说，如果小麦子有什么意外，都是你给耽误的！

小A的指责是我常常听到又不知道如何反驳的话。

有个去年在我师姐手下住过院的高中女生，半夜在家里跳楼自杀了，她妈妈每天发微信指责我师姐。我们都很难受，只能把手机放到一边，不去看，不去回，连她妈妈的微信都没敢拉黑。就是怕如果拉黑了，她妈妈可能连个发泄悲痛的渠道也没了，日子会更难过吧。

可能有人会说，人家女儿都没了，你挨几句骂算什么呢？

但我们做错了什么呢？

从派出所出来，天黑了，回到家我也顾不上吃饭，心里两种想法始终在拉扯：一方面安慰自己，你已经做了该做的事情，剩下的听天由命吧；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是不是该更努力一点。

报警过后三四天，网站的小管家给我发信息说小麦子的账号有登陆的痕迹，小麦子应该没出事。

我把小麦子登陆网站的事告诉了小A，小A仍然非常失望，她说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这么容易放弃。

我给小麦子发信息，她没有回。没多久，小麦子的平台账号变成了“已注销”。

小麦子就这样消失了。

自始至终我都不知道小麦子长什么样子，她的文字里面从来没有关于外貌的描述，但我脑子里总有一个画面。

当年寒假，和小麦子失去联系后我坐火车回家，看到麦田里有人放羊。

车上有人问，羊把麦苗都吃了，麦子还长吗？

懂的人回答，冬天的麦苗吃了没事，春天还会再长出来的。

想起小麦子，我脑子里就出现火车经过的那一片麦田，一个在风里奔跑的小姑娘——不是成年的小麦子，是小学校园里跑来跑去的那个。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是能感受到那种顽强的生命力。

冬天的麦苗被吃掉了没关系，春天还会再长出来的。对吗?

这篇故事的署名里有两个人的名字：陈百忧和小麦子。9月12日，当陈百忧写完这个故事时，她仍在不断尝试联系小麦子。

就在刊发前，我们等来了一个最好的消息——

小麦子的微信回复了。我第一次感激现实的安排。

只是在小麦子跟陈百忧说到的近况里，她在自己灰蒙蒙的小房间里，独自躺了很久很久，也在暴怒之下划破了自己的手。她还在艰难地和情绪相处。

这几天她们一直在联系，当小麦子得知我们特别希望刊发这封信的时候，没有犹豫就同意了。不是每一个“小麦子”的心声都有机会被听到，选择讲出来，是想给更多“小麦子”力量。

但我们，在小麦子们身边的普通人看这个故事，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或许是，我们不再轻易用“脆弱”对她们下判断。她们许多人并非一时过得不顺，而是像小麦子一样，在过往的人生中遭受太多挫折，终于在某一天突然被压垮。

陈百忧也在对症下药，给小麦子布置了一个任务，让她每天分享一件有意思的事——

小麦子会给冰粉摊上可爱的小妹妹拍照；扫地的时候碰到一只“大蜘蛛”半天不动，才知道原来蜘蛛会脱壳；出去散步拍田野里偶遇的各种各样的花给陈百忧科普……

或许她当下生活中的这些亮光，能够掩盖曾经晦暗的生活。

陈医生说，这次，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想收到故事的稿酬——她要把稿酬都给小麦子。“不是谁的施舍，是靠自己写的东西赚到的钱，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鼓励到她。”

希望这个故事的刊发能让小麦子知道，她已经很棒了，大家都很喜欢她。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渣渣盔 扫地僧

插图：小茬子